加速变化的职业生活体现了灵活性和不安全性。《职场启示录》(TheCorrosion of Character)是一本重要且具影响力的小册子,谈论了新经济以及它对人们生活方式与个人身份的影响。作者斯内特(Richard Sennett)描述了20 世纪90 年代新兴经济中的成功人士——灵活、懂得随机应变并掌握技术的人——在生活的中心经历真空的感觉。他没有谈论那些“书呆子”类的人物,按照故事里的内容,这种人永不结婚,只有很低的社会技能;相反,他谈论的是体面而普通的专业人士,就像美国人所说的,这类人为了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奋斗。他们工作的领域包括金融、网络设计、电子商务、广告业、新闻业等等,甚至有很多人跻身多个行业。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工作的公司在10 年或20 年前压根就不存在,这些领域因为计算机革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伊芙琳(Evelyn Waugh)在写作《独家新闻》时(1938 年),驻外记者所做的工作与在数字视频与卫星电视的时代的同种工作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不妨考虑一下1990 年以前与现在的通信工程的差异:过去,通信主要依靠电线杆和电缆线。在类似挪威这样条件艰苦的国家(多山、锯齿形海岸线、人口分散),国有电信公司的工程师往往会吹嘘,他们的电信网络已经覆盖了99% 人群,这得益于在贵重的基础实施方面持续的高成本投入。而10 年之后,通信行业的人往往谈论互联网的门户网站、以卫星通信为基础的领域、短信、移动电话、互联网和视频会议。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全球移动电话的销售量已经超过固定电话的销量。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里,为了保证通信覆盖面达到99%,在国内建设星罗棋布的电线杆与电缆线,绝不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远程通信的实例非常恰当,因为它在两方面起作用:一方面,这项技术构成了新社会的支柱,在新的劳务市场、新的消费与通信模式等领域发挥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劳务市场突然间被迫适应新形势,因此,新技术本身就是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能给从业人员带来显著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过去拥有丰富的悠久经历的老前辈,自然无法获得很高的市场价值。 斯内特描述的工人,已经脱离了由传送带和计时器支配的单调苦工。他们可以灵活就业,能够游遍天涯海角,并可以收发电子邮件。移动电话一直开机也已经成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要数次跳槽(一般来说北美人比挪威人更不习惯固定在一个职业上)。在恒定的压力下,他们需要彻底改造、更新和改变对其现任工作的观点,并迅速调转方向和变化策略。他们的工作鲜有例行公事的味道。仔细研读《职场启示录》可以发现,斯内特说的只是一小撮人,大部分人并不渴望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代之前就可预测的工作情形。他们享受新经济的灵活性和机会(这些机会只局限于少数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迅速地发展)。然而,在将生活与工作结合在一起时,他们会感受到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一系列不连续的事件和工作调动等等。 实际上,有些人不到35 岁就已经油枯灯灭(顺便说一句,这个隐喻指的是热度除了具有速度之外,什么都没有)。在挪威,从1999年到2000年,因为亚健康请假的人数占了12%。按照首相的说法,为了证明2001年削减国家财政预算的合理性,如果政府把病休假和临时伤残抚恤金支出降到1998年的水平,国家就可以节约大约10亿挪威币的资金。别忘了,我们谈论的国家只有450万总人口。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40%的美国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压力极大。压力并非在于有很多事要做,而是在没有做好其他事之前,无法做自己的工作。在英国,有30%的劳动力认为他们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在德国,有7%的人因为压力和沮丧提前退休。提早筋疲力尽的人已经明确承认了新世纪面临的文明化疾病。 从工业到信息经济的重心转移与新技术的出现,表明许多工人实际上在逃避“朝九晚五”的惯例。他们的工作地点可以在家里、飞机上(或者更有可能是在等待延误的航班时)、公园里或汽车上。待在工作场所已经不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他们也许不再需要准时上下班,但是却被要求能够随时在线。 20 世纪90 年代,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人使用的抗压抑药物及相关物质增长显著,斯内特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他已经注意到了此事。1988年,美国有1.31亿人开过精神刺激类药物的处方;1998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33亿。这一年,光是“氟西汀”这种药物就有1000万患者使用。此外,还有数百万的北美人服用草药和其他非处方的刺激类药物(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命),以便提高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病学家伦道夫•内瑟(Randolph Nesse)推测,美国经济坚定乐观的特征以及金融冒险现象反常的传播,都与相对便捷的互联网工程有关。最直接的事实是这些物质使人们不再惧怕与焦虑。从1992 年到现在,氟西汀的效果能够一直延绵不断吗?几乎不太可能,但内瑟的观点并非毫无意义。 工作与休闲的区别正在消失,工作占了上风。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家里工作和远程工作的概念刚刚出现时,雇主们还担心会失去对工人活动的控制。或许,他们会怀疑员工们不工作,而是躺在沙发上喝啤酒并观看肥皂剧,并认为新的工作机会必然会弱化对员工的直接监管。20世纪90年代晚期,其他方面的焦虑更能切中要害。新的工作方式的确很有灵活性,但不可避免地消除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线。在平等的基础上,最普遍的速度原则表明快者胜过慢者;若在特定的位置,则需要适度的想象能力才能看到劳动胜过休闲。这样,人们事实上就会一直“在工作”——如果他们期望如此或工作性质要求如此。 希望员工任何时候都处在潜在的工作状态,是目前新工作的重要维度。完全的实用性具有感染力。当某些公司或员工开始这样做时,其他人就不得不紧跟,否则就会失去竞争优势。我的报道人告诉我说,他在公园里看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与他6岁的儿子踢球。这个男子在玩球的半个小时内,耳朵上戴着的移动电话耳塞一直没有摘下来。
时间,快与慢——7.1 “弹性”工作的假象
书名: 时间,快与慢
作者: [挪威] 托马斯·H·埃里克森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原作名: Tyranny of the moment : Fast and slow tim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译者: 周云水 | 何小荣
出版年: 2013-7
页数: 192
定价: 29.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5021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