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会使精确度遭受损失。在古代,当人们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总是习惯采用书信的形式,这往往需要数天或几周的时间。书信往来的节奏非常缓慢,但却体贴人心。一些名人总会在出版的著作中收录那些很好的信件——其中最经典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信来往。王尔德最得意的著作《狱中书》(De Profundis)实际上也是一封书信。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成该书,开篇就说:“亲爱的波西,在漫长的等待徒劳无获之后,我决定给你写上一封信。”当今时代,要是名人将自己的电子邮件摘选出版,可以想象他一定是疯了,但我也可能是想错了。 虽然通信交往中会也有马虎草率,但是加速带来的后果更严重。一般来说,当要求一个人立刻行动时,他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在头脑中第一个出现的事。(可以说,任何人怒气冲冲地按下红色键或终止关系后,都知道接下来要做的第二件或第三件事情。)维利里奥区分了加速与不稳定的直接关系。思考决策、讨论并获得长远打算的时间越短,产生灾难性失误的风险就越大。范围变化得越快,缓慢选择的可行性就越小。对其他方面,我也存有一种预警性恐惧。媒体、新闻报道、社会与文化变迁方面的加速度产生的政治实践缺乏思想意识,媒体在其中掌握了主动权,因此社会没有长远的思考和清楚的模式。像海德尔(J.rg Haider)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以及布莱尔(Tony Blair)之类的政治家,都有这方面的趋势。缓慢的节奏已经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 据说1950 年夏天的某一天,瑞典的传奇首相尔兰德(Tage Erlander)正在摆弄一台磁带录音机时,从广播节目中得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并非未被预料到,但是很多人担心它最终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尔兰德做了什么呢?他继续摆弄他的收音机,并通过听磁带记录的战争新闻是否响亮来测试麦克风的性能。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尽管尔兰德对于世界引人瞩目的大事反应迟缓,却没有人会批评他优柔寡断或者未立刻行动。 20 世纪50 年代是相对加速发展的10 年,事实上尔兰德对战争的反应被一位记者打断了,他想知道尔兰德当时正在做什么事情。现今一切事物都在日益变快。人们不得不以光速行动,否则就会被下手更快的人挤掉。在全球金融、政治与销售领域,这个原则同样有效。2000 年冬季,奥地利的一个执政党不乐意与政府合作,在不到24 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欧盟国家就对其执行制裁。如果时间可以跑得更慢一些,有一半的欧盟国家可能会重新考虑制裁的决议,或者其他更合适的手段。假如时间的脚步可以再减缓一点,一开始海德可能就不会掌权。此外,全球金融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香港金融界引发的涟漪即刻扩展到了新加坡,在人们尚未来得及眨眼之前,就已经波及伦敦和洛杉矶。 以上只是专横的时间的几个例子。 我们正在处理的现象远不止“媒体社会”,也非几十年来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但是,大众媒体——尤其是电台与广播——是重要的潮流引导者,也是与速度有关的病毒携带者。今天纸张的概念,既是一种象征,也是现代性的标记之一。但是,假如纸张没有流通,那么就没有多大价值。18 世纪晚期,报纸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使用时钟来监控生产劳动。同一时期法国与美国的工业改革,把个人自由的理念引入产业革命,并开始改变劳动力。当前有一大批吹毛求疵的人,尤其是在大城市,他们迫切需要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现在的日报都是昙花一现,其寿命仅仅只有一天。 其他媒体也在加速变化。电台与报纸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新内容,其他媒体也可以在数年之内发生突变,比如用电子出版物代替报纸。(在这个领域内,科技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没人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 年年底,一种前景被人看好的“原型”[prototype],有点类似于昔日通俗的小报,却被使用“电子墨水”的用产挑战。) 谈论互联网上报纸的生命周期似乎意义不大:任何项目都只在它被更新替换之前存在。这些信息更新得越快,电子报纸的声誉就越好,点击率就越高,赞助商就会越多。在挪威,一流电子报刊的读者——顺便说一下,这个报纸压根就没有纸质版——浏览报纸的平均时间是45 秒钟。一些新上瘾者会一天数次浏览电子报纸,尤其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比如内战、人质危机和足球锦标赛等等)。这些媒体给人灌输一种新的节奏和不安定的情绪——尤其重要的是,新的新闻消费惯例。在挪威的工会与雇主组织进行年度谈判期间,最初作为威胁手段的罢工最终往往会成为现实,只是规模有大有小而已。在这些冗长的谈判期间,我曾在深夜还守候在计算机面前,因为次日一大早就要去另一座城市开会。如果谈判破裂,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就要罢工,那我的出行计划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因此,我要定期浏览网络报纸,以便了解最新的动态。到了就寝时间,所有的电子报纸都说双方仍未达成协议,谈判还得继续,那些饥渴交加的谈判者已经订了披萨。好啊!不过这严重干扰了我整晚的工作。如果没有电子报纸,我就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可以知道谈判的情况(当然那次压根就没有发生罢工事件),事情也就可能会好得多。 2000 年,网络公司的领导者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记者中制造了一个小小的风波,后者擅自质疑互联网报纸的资料来源及其对质量的控制。她的观点认为,网络记者工作节奏太快,几乎没有时间去检查新闻的来源。因此,这种负担就转给了读者,以便适合信息民主的美好新世界。当人们在信息之路上遭遇垃圾时,很难决定是该大哭还是该冷笑。为了揭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种族灭绝的阴谋,记者是否要前往科索沃并准备自掘坟墓呢?因为我对当地网站详细报道辣妹维多利亚最近的行踪还存有疑虑,所以我是否要给维多利亚本人打个私人电话询问呢?我是否需要看完挪威国家队沉闷的足球赛,才能证实每个人都注意到的事实——国家媒体无法提供一种超脱的描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现实可以终止任何最初的欢愉。我的一个朋友原来服务于国家一流的互联网报社,后来他离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然,可能也有薪酬较低和职业理想等原因):每个人都需要始终盯着对手,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新闻尽可能快地出版。因为,随时都可以修正错误之处,没有需要担心其他事情。 拉莫内(Ignacio Ramonet)是一位优秀的主编,他负责的月刊杂志《法国外交世界报》(Le Monde Diplomatique)总能按期出版。他在一本著作《专横的通信》(Latyranniedel acom munica tion)中,表达了自己对新闻业加速发展的后果的看法,其流露的忧虑态度超过了幽默风趣的成分。他在这本著作的篇首提出,以前的人很少能够获得丰富的资讯,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消息不灵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速度,尽管拉莫内也考虑到了所有权与自我审查权。速度,连同一定时间内提供的信息量的增长,导致了彼此竞争的加剧和编辑工作的弱化。他列举了著名记者卡普辛基(RyszardKapúscinski)的事例,卡普新基认为编辑人员不能再过分关心故事的真实性,而应该判断故事的是非曲直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这方面来说,故事是否具有更宽泛的社会关联度,已经不再是判断的一个标准了。很典型的例子是拉莫内在1999 年出版的著作写到的全球最大的新闻,包括戴安娜王妃的逝世以及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拉莫内认为,在这些热点新闻中,没有复杂性的生存空间。(当然必须提一下吉卜林,他在100 年前就谈到过美国人对速度的嗜好。)在新闻记者随意处理的内容中,填满了这种好与坏的简单对比,而其消费群体的数量正日益下降。因此,对卢旺达内战很难给出合适的报道,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里,对于平民政治的兴趣却与日俱增,这种政治活动不仅口号简单,而且容易操作。 对于新闻流通速度而言,接收端时间的稀缺可能是参数之一,但近十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职业(政治家除外)在赢得公众尊重方面会有类似的下滑,这是一种有趣的逻辑。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已经不信任新闻记者。数十年前,拉莫内认为,新闻记者需要个人正直、勇气和无私地追求真理,类似超人、蜘蛛侠和丁丁这样的卡通英雄人物。然而,这些东西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当新闻报道的标准变为立刻呼吁民众和快速出版时,过去的方程式“信息= 自由=民主”,就已经很难成立了。
时间,快与慢——4.5 要速度,只能糙
书名: 时间,快与慢
作者: [挪威] 托马斯·H·埃里克森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原作名: Tyranny of the moment : Fast and slow tim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译者: 周云水 | 何小荣
出版年: 2013-7
页数: 192
定价: 29.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5021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