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作为生发意义的可能 从"呓语狂言"上溯整个40年代沈从文的写作,我们可以发现逼迫沈从文发狂的内部线索。这一线索,简单地说,就是把文学看作疗救人心的庸俗与思想的狭隘简化的途径这一独特思路的觉醒,以及这一思路随着时代剧烈变迁所遭受的挫败。从今天的角度检视沈从文的这一思路,我觉得它其实并不像一般论者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幼稚,甚至,我们必须对这一思路在当时乃至现在的意义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一思路不但在当时切中了时弊,即使放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的背景来看,它也很大程度上切中了时代风习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端,也显示出另一种文学路向生发成长的可能性。 以文学疗救现代人心的庸俗与凶残,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他从最切己的实感出发获得的观念。譬如《从现实学习》讲到自己的文学觉醒,乃是因为看到"好的农村种种逐渐崩溃",大小军阀"争夺打杀"的"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注浸润人心,腐烂灵魂,因此,方走上以文学重造社会之路,企图"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担当以"爱""重新黏合人的关系"之任,"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也正因有此思想之自觉,所以他以后游离于"一律即名为革命过程中的争斗,庄严与猥亵的奇异混合"的政治之外,"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的观点上有所试验",所以当其后"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及"现实政治和抽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时,亦容易看穿"商业竞买和政治争夺"之虚妄,"保持单纯和严谨,从各方面学习试用这支笔"参阅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抉之沈从文的生命历程,他的文学思想,有其一以贯之的地方,并不是从《从现实学习》开始才对现代风习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内中所有的思想,在他此前的文章中都有脉络可寻。 在我看来,沈从文这一方面的思想,早在抗战南渡前后就已成熟。那一时期,他对文学的思索渐为深入,渐渐逼近问题的本根,也由此明确了与20世纪新文化主流思想不同的另一路向的生命意义探索。海德格尔把现代看作是"世界黑夜的时代",他寄希望于一种诗意追问的转向: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踪迹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然而这是困难的:"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的踪迹也几乎消失了。这些踪迹愈是消失殆尽,个别的终有一死的人就愈加不能达乎深渊,去摸索那里的暗示和指引。"所以海德格尔说:"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本文据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引文见该书276-278页。沈从文对文学的理解,也正是这样的对"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的诗意追问。他的"救心"不局限于启蒙,甚至也不是"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企图维护文学乃至一切文化超越狭隘的政治与实际利益的更为深远的意义生成的可能: 在人类文化史的进步意义上,一个真正的伟人巨匠,所有努力挣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的趣味及所悬望的目标,总不易完全一致。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160页。。 沈从文对艺术意义的理解,与他由"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而来的民间生命力息息相通,所以有其丰厚流动之处,而其意向则指向某种超越性的生命意义的追索: 我们似乎需要"人"来重新写作"神话"。这神话不仅是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实成分重新处理,还应当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130页。。 有的研究者把沈从文的这种思想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未免忽略了更为要紧的沈从文的特异之处--撇开表面上语句的雷同不谈,沈从文把文学、文化看作探询生命意义的活动,并由之把写作与生命意义的自觉与超越联系起来,其卓越之处,远远超越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启蒙话语的范围。在1935年10月所作的《时间》一文中,沈从文写到:"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出一点特殊意义和永久价值,心性绝顶聪明,为人却好象傻头傻脑,历史上的释迦,孔子,耶稣,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复古,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死过后却显得很伟大。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历史上这种人可并不多。可是每一时代间或产生一个两个,就很象样子了。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可是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沈从文《时间》,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58页。这正是企图使生命获得超越的一种自觉,而并不限于"美育"的范围。 事实上,沈从文即使谈"美",也有更为深远的命义。抗战爆发后沈从文流徙云南时写作的《云南看云》,将自然与人事相对照,企图以自然之美和广博来陶冶提升被现实庸俗化的头脑,使之感觉到生命的神圣和庄严:"……我们如果真能够象卢先生那么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物的美丽景象,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堕落,不甘心堕落,我以为这才象是一个艺术家最后的目的。……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沈从文《云南看云》,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81页。在战争环境中言说在自然之美中静观默会,是一种迂远之谈,还是立意深远的表现?应该看到,沈从文这里根本的命义在于,人在与自然的相契相合中,可以看到某种高尚的远景,从而获得一种对生命的自觉,而不再拘泥于庸俗现实的束缚。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所说的自然与人事的美,与对"抽象"、"理想"、"观念"乃至对"神"和"神性"的体会与寻索等等在深层贯通起来,如同他在《水云》中所说的:"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和'偶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记忆中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不仅这些与'偶然'同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依,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沈从文《水云》,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287-288页。这种寻索无法在任何现代的政治或经济规划活动中实现,现代的贫困也忘记了这种寻索,不过沈从文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同上书,引文见该书294页。。 整个40年代,沈从文被"抽象"所缠绕,并且一再陈说用"爱与美"黏合人生以及由生命见出"神性"等思想,这其实是企图从根底上疗救现代人心的自大、焦虑、伧俗、贪鄙与庸碌。对于沈从文理解的"现实"、自然、爱与美、"以美育代宗教",从这个思路考查,方能见其命义深远处所在。 在抗战爆发前后两年的沉默之中,沈从文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经过40年代的发展,到《从现实学习》时基本成型。因为是从实感而来的精神积淀,自然是相当稳定的工作目标,需要的是潜心而稳定的工作来将之实现。而当沈从文在沉默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志业。就其内涵来说,这种志业绝对不仅仅是个人的。正因为所抱者大,那种不被理解的痛苦也就更为沉重。也正因为稳定,自然不像他所批评与不屑的"文坛论争家"或者虚浮的文士那样可以轻易舍弃。也因此,不但个人在沉默之中的精神搏斗更为剧烈与深入,随之而来的舍弃的痛苦也就更为强大。这种痛苦,绝不仅仅是出自于个人安危的考虑,它所从来的最大来源在于,需要舍弃的并不仅仅是一己的文学事业,也不仅仅是这种事业对国家民族的现实承担和精神承担,更是舍弃了文学本来可能重新沟通的人与生命本根的联系。 排斥个体独立的思想感情以及由生命体验出发对于某种超越现实的精神的追寻,实际上是使得20世纪中叶中国的文学文化的发展缺乏动力与深度的原因。追溯其根源,这种弊病,与现代中国的焦虑鼓励各种对于现实、历史、世界甚至人本身的现代规划、设计与建造,而始终缺少一种从容的心态亲证自然与生命的本根有关,也因之高远深厚的文化建设常常被忽视,对自然人事的亲证交流也常被讽刺、排斥、变形,甚至被敌对化或妖魔化。概而言之,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二元对立"心态,实际上来自于现代中国的焦虑,这种焦虑鼓励在将世界图像化的基础上主体对于世界的征服,由此难免产生各种"意缔牢结"的肤浅、化约式的思维方式,即使是企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者,实际上也难免被其简单化约的命运。规范式的思维,排队式的立场,简单庸俗的头脑,是一切真正致力于追索、亲证生命本根的艺术的大敌,因为艺术要处理的是实存、丰富、复杂,而深厚的艺术常常由生命实感中生发,在其超越处光大。现代的敌对式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恶果不特在由之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相斫相砍,更在于简化的思维导致对真正的艺术的挤压、抹杀与根绝,亦因之割断个体与生命本源的联系,使生命归属于某种市场价值或者政治价值,成为实现这种价值的奴仆和原料,日致蛮荒、粗野、狭隘、庸俗、鄙吝乃至凶残,以至最终忘记对生命意义的本真追问,忘记生命本身的神圣庄严。沈从文与这种思维方式的冲突及其遭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而意味深长的是,直到60年代初,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仍然坚持自己对于文学艺术本根的理解和体悟:"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沈从文在这篇文章里,把文学看作"抽象的抒情",对要求文学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所造成的写作困难现象,有很中肯的批评。把文学看作"抽象的抒情",本质上也就是把文学看作生命自由流动、表达和交流的表现,至于对当时的诸种要求、限制乃至提防的批评,也正在于他发现后者会对文学中生命的自由流动、表达和交流造成致命的束缚。已经处身于文坛之外的沈从文,仍然没有忘记文学的超越意义,如他所说:"……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可以说,对文学连通生命本根、生发意义并使生命超越与流通的理解体悟,贯串了沈从文的一生《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527-537页,引文见该书527、53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潜在写作——文学作为生发意义的可能
书名: 潜在写作
作者: 刘志荣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49-1976
出版年: 2007-4-1
页数: 449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现代中国文学史论丛书
ISBN: 9787309052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