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殊空间中写作的品格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潜在写作按其写作性质可以划分为日常性的写作与自觉的文学创作,例如陈思和先生就将之做了这样的划分:"第一种是属于非虚构性的文类,如书信、日记、读书眉批与札记、思想随笔等私人性的文字档案。……第二种是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或抒情言志,或虚构叙事……"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这样的分类方法自然有其充足的理由,不过为了达到我们研究的目标,我们在运用这种分类法时,必须与近些年来对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批评"理论保持距离。"新批评"明确区分虚构、想象类的作品与非虚构、想象类的作品,并将前者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而制造出的文类等级,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潜在写作这种特殊的写作现象来说,这样的文类等级观念有很大的局限。虽说这种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已经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并使得我们无形中把非虚构性的文类看作较不重要的文学写作类型,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应该注意到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这种现象,即当"等级较高"的文类的写作受到控制或者限制之时,文人学士常常将自己的文学才情转移到一些比较"卑贱"的文类的写作之中,有时甚至转移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例如元朝蒙古统治者限制了士人科举仕进的门路后,一些才情横溢的文人将自己的才华转移到以前颇受轻视的杂剧写作中去,促进了元代戏曲的繁荣,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戏曲的黄金时代。这种文学才情向边缘文类的转移,表现在当代中国的潜在写作中,虽然尚未产生元曲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但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像《从文家书》、《傅雷家书》、《无梦楼随笔》这样的日常化的非虚构写作,其文学性与重要性和一些"创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的潜在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形态,大多数作家不可能去从事需要有充足时间与从容计划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的写作,因而能够即时地表现思想感情的一些文类成为最普遍适用的形式(这也是中国潜在写作中篇幅较长的作品比较缺少、而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原因),而在表达的即时性方面,一些日常的写作形式如书信、札记、随笔等与新旧体诗可能并没有很多的不同,至少我们上面列举的几种日常写作,无论在对时代反应的心理深度还是在语言的表现力方面,与许多诗作相比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也因此,本书对潜在写作的考察,并不按体裁分类来进行,而是以作家为中心,把他们被排除之后的潜在写作看作整体来考察。之所以把被排除或边缘化的作家的潜在写作作为考察的中心,乃是因为:从写作者的处境来说,在潜在写作中虽然也有一些作品其作者本身没有受到排斥,只是因为带有更多的不合时宜的个人色彩,所以也处于一种潜在状态(例如林子的爱情组诗《给他》)这部诗集第一部分写作于"文革"前,但一直到"文革"后才发表。,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的日常写作是在写作权利还没有受到限制的时候写作的(只要其在当时没有发表,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而且也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就也属于潜在写作的研究范围,例如《傅雷家书》"反右"前的部分),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被排除的作家的潜在写作占大多数--这些作家的潜在写作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落,但在最初被从作家队伍之中清理出去以后,他们的处境以及写作的环境大致上始终处于一种被排除的地位,不但大都失去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其写作也只能处于一种隐蔽的状态,作家也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与公开文学保持了某种距离,由此来看,将他们这一时期的潜在写作看作一个整体,也是比较合理的。 出于考掘时代深层潜隐的文学和精神线索的考虑,本书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这一阶段的潜在写作:第一部分考察被压抑的文学和文化精神的延续,主要涉及1949年前后在中国当代文化新方向确立的过程中被迫或自动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与学者的潜在写作(主要有沈从文、无名氏、灰马、陈寅恪、钱锺书、郑超麟、穆旦等人),并以沈从文、无名氏和穆旦为例进行个案分析:讨论沈从文对文学自主立场的坚持、他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危机以及康复之后所写的家书中对时代的心灵反应,分析无名氏在隐居状态续写完成的《无名书稿》对中国现代焦虑的精神超越以及在诗歌、短篇小说、散文中对时代的冷静洞察,呈现穆旦晚年诗作中体现的复杂的智慧以及由这种智慧对时代和自我的审查和反思。第二部分讨论1955年因胡风冤案而被彻底排除的作家的潜在写作,并以胡风、绿原、彭燕郊、曾卓、牛汉、张中晓为例,讨论左翼现实战斗精神在潜在写作中的演变。对于这一批作家来说,与时代巨大的心理张力促使他们将精神资源里鲁迅传统本有的承受历史、现实与虚无的重压仍旧奋然前行的现代英雄意识与现代反抗意识调度出来,并熔铸在艺术创作之中,以对抗苦难造成的巨大的心灵上的黑暗。他们的潜在写作一般都有现实的或者精神的自传性,但因为在特定时代他们的苦难具有普遍性,这也使得他们的写作获得一种普遍的力量,甚至超越了其写作的特定时代,套用洪子诚先生对绿原诗作的评价,他们"无意间勾画了现代人普遍性的悲剧的历史处境"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部分主要以聂绀弩、唐湜、昌耀、蔡其矫等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的潜在写作和"文革"中朱东润的《李方舟传》和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续笔》为例,讨论其中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文人与民间结合的另一种向度。第四部分则以"文革"中灰娃的潜在写作和年轻人的地下文学活动,讨论在一个被主流意识严格控制的共名时代,个人性的文学表达是如何产生的。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本书讨论的顺序大体上依据1949年后历次运动对作家和文化人的排除为序,只在少数地方依据讨论主题集中的需要,对个别作家的讨论次序做了调整。1949-1976年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排除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起先对非左翼作家学者的排除,到对左翼内部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持不同看法,或与处于主流地位的文艺界领导者有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的左翼人士的排除,再到对思想倾向和审美趋向上具有个人特点的文化人的批判与排除(如蔡其矫),一直到"文革"开始后对几乎所有的作家学者的排除,都使范围越来越广泛的作家学者从公开写作中消失。他们或者彻底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或者写作的权利受到限制,或者根本失去了自由,其写作只能在潜在状态之中才有可能出现,而事实上许多作家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之中延续着自己的写作。年轻的自发成长起来表现自己的经验与人生感受的作者,由于其写作者的身份得不到认可,或者自觉地自外于主流,也加入到潜在写作的行列。这些作家被从公共空间排除之后,他们的写作一般只能局限于个人空间、甚至只能以默吟的方式在个体心灵之中进行,稍微扩大一点是在友朋之间流传,再扩大一点就是形成地下的民间文学社团互相交流思想与创作,使一些作品在民间通过传抄而流传。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文革"以前的潜在写作,多半是局限在个人空间或者仅在少数友朋之间流传,因而处于一种自发的、形不成潮流的破碎状态。一直到"文革"中才在年轻人中间形成较有规模的各种地下思想群落、文学沙龙与文学写作群落,也才出现了手抄本这种特殊的流传方式。到"文革"后期,年轻的写作者甚至开始与老一代作家发生联系与交流,如蔡其矫在"文革"中与福建青年作者的交流,又如"文革"后期北岛、芒克等人与艾青、蔡其矫、牛汉等人的交流。这些活动促使稍具规模的民间文学潮流形成。由于环境的恶劣,"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主要也只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由于"文革"中范围广泛的作家被排除,而且左的意识形态的极端发展也走向其反面,渐渐失去了新老几代人的信任(尤其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所以"文革"中的潜在写作活动出现了地下沙龙与广泛传抄作品乃至形成民间的文学潮流这些现象,与以前的潜在写作仅限于私人领域相比,这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变化。从"文革"结束可以公开发表作品后以前从事潜在写作的作家的命运来看,其活动表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进入公开刊物与出版物,并获得承认,促进了"文革"后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形成,另一种则延续以前民间文学潮流的自身逻辑,发展为《启蒙》、《今天》以至到八九十年代的各种民刊。大体上,进入公众领域的创作总是经过了各种筛选,反而是仍处于潜在状态的民间刊物,能够保留一些原来潜在写作的可贵质素并对之有所发展。但这已经超出本书讨论的范围了。 作家的写作从公开文学转入私人空间或者民间,对其写作的品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原"七月派"作家的潜在写作为例,来观察这种变化。胡风冤案的发生,不但直接导致了胡风等人的悲剧,也直接导致了其潜在写作的出现。在被打为另类后,胡风等人的写作不能不从当时的体制与公众视野之中消失,转入私人空间,以随笔、札记、诗词等方式存在,这是其写作成为"潜在写作"的直接原因。从体制之中的公开写作转入私人空间中的潜在写作,表面上看是一个写作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带来了许多质的变化。不但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的思想深度只有在潜在写作中才能达到,其他诗人与作家创作中的自传性与对个人精神历程的表现与发掘,也只有在潜在写作的方式中才能得到充分而真实的表现。将原"七月派"作家的潜在写作与当时的公开文学进行比较,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处身边缘的"潜在写作",虽然环境不自由,作家主体心灵反而因为被排除到公开文学体制之外,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公开文学中的各种规范的制约,从而对个体心灵、情感、命运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表现。以对个人意识的表现而言,在五六十年代的公开文学中,只能达到郭小川的《望星空》那样的程度,在这首诗中,诗人"触及到了个人、时代历史潮流与宇宙恒常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并没有将此进一步引向生存图景的形而上把握和个体生命的省思,相反在诗歌的后半部分把这种超越性的思绪当作'虚无主义',让它在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下曝光"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实际上,当时公开文学中对个体意识与感情的表现,只有在最终归结到对集体力量的认同,才有可能出现,《望星空》是这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也是这样。个体意识并没有在这样的文学中获得不可取代的地位,它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只能成为表现集体力量的手段,这不能不制约这些作品探讨个体命运时的深度。而本书所讨论的绿原、彭燕郊、牛汉等人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深入挖掘,对其心灵深处种种绝望与希望交织、在无路可走中冲撞、在希望渺茫之际仍不放弃希望、在绝望之中抗战的精神,只有在潜在写作中才可以出现。又以对爱情的表现为例,爱情本身在公开文学中同样没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公开文学中对爱情的表现,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即使在对之的表达达到一定深度的作品如《青春之歌》与《红豆》中,对爱情的叙述也不可避免地承担了意识形态作用《青春之歌》尤其典型,研究者曾经指出,小说对林道静在卢嘉川与余永泽之间的选择的小叙述,暗含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向何处去"的两条道路的选择这一大叙述。参阅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有关分析。。与之相比,曾卓、罗洛在潜在写作中的作品,则直接描写了两个独立的个体在苦难之中互相关注、互相支持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个体的爱情以其本身的独特性获得价值。从原"七月派"作家的潜在写作对时代文学规范的偏离这一方面来看,颇能显示出潜在写作独特的价值。而从创作本身的变迁来看,"七月派"作家在能够公开发表创作的年代,其写作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对时代共名的建构,进入潜在写作状态之后,他们不但无形之中表现出对时代共名的偏离,而且偏离了他们自己本身认同的一些观念,如历史理性论、历史的终极目的等那个时代特有的黑格尔主义观念,而回复到个人的主体性与现代反抗意识。这些作家是从主流之中偏离的典型个案,以之来说明潜在写作状态与公开写作状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同意义,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从中得出的规律,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事实上,在这一特定时代,不论是无名氏企图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生命大工程,还是陈寅恪对独立的精神品格的坚持、丰子恺在灾难年代佛教式的平和心态,或者穆旦对人生的现代悲剧感受、"文革"中年轻一代写作者对时代的现代主义把握,都只有在潜在写作里才能出现。如果换为一种公开写作的状态的话,这样的写作中最可贵的一些品格必然会被外来的约束与作家内化的规范所制约,达不到潜在写作中的这种自由度与经验、精神的深度,从这里最可以看出潜在写作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潜在写作——特殊空间中写作的品格
书名: 潜在写作
作者: 刘志荣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49-1976
出版年: 2007-4-1
页数: 449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现代中国文学史论丛书
ISBN: 9787309052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