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特殊转型 "潜在写作"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都有不同面目的存在--文学史上生前甚少发表作品,或者在写作的当时不被承认,作品难以面世,但在身后或事过境迁,作品获得面世的机会并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家也比比皆是,著名的如卡夫卡的例子;又如美国女诗人爱米丽·狄金森,生前仅发表了寥寥无几的诗歌,去世以后,其大量的诗篇才被亲属与研究者整理出版,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又如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在斯大林时期,她写作的大量诗歌也没有发表的可能性,也只是在公开出版后才广为人知--但在当代中国的特定阶段(1949-1976)它们如此广泛地出现,与20世纪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时代转换中的特殊转型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公共空间的存在与发展其趋势从来不是令人乐观的。中国自晚清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纸与出版事业之后,公共空间开始萌芽。"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李欧梵先生曾以清末民初《申报·自由谈》上嬉笑怒骂批评政治与社会的"游戏文章"为例,指出:"且不论这些'游戏文章'当时会产生何种影响,我认为它已经造成了一种公论,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也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现代报纸所扮演的'公共空间'角色可能绝不较美国独立前的新英格兰报纸(当时也有不少才智之士用化名发表论政之文)为逊色。问题是,这一个逐渐独立的报纸言论,并没有完全生根结果,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后,在言论上采取检查制度,遂把这个言论空间又缩小了。"李先生甚至认为,在这种检查制度背景下出现的以鲁迅后期杂文(如《伪自由书》)为代表的反抗方式,也没有为公共空间的开拓作出贡献。他这样探讨其中的原因:"三十年代的政治毕竟较军阀时期不同,它似乎较军阀时期的'公共空间'更为缩小,知识分子开始两极化,对政府的态度是'对抗性'的。……这种两极化的心态--把光明与黑暗划为两界做强烈的对比,把好人与坏人、左翼与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和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中国革命特质和世界上其他过激的革命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容许'公共空间'的存在。因而这几十年的历史,这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至少我认为),也没有为中国人民建立足够的'公共空间'。"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收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引文引自该书102、110、117页。 李先生的个别论点值得争辩之处很多,但他指出的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公共空间"逐渐缩小这一趋势,基本上还是很准确的。但在这一时期,"公共空间"或多或少还是在中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而只要这种空间存在,就为人们的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公开的交流场域,使得各种不同的声音尚有公开面世的机会,具体到文化发展上,也就为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的感情模式与不同的艺术流派提供了在公开场合发表、出版、竞争的机会。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与新文学来说,无论是"五四"时期以学院、社团与同人刊物为中心,下以启蒙群众,上以干政论政,在文化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绽露出多元竞争的态势,还是30年代以上海等地的报刊为负载,催生出多姿多彩的文化文学流派,始终为自由表达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即使是颇为李欧梵先生诟病的30年代,左翼思想与文学能够在书籍报刊上出现在公众面前(即使有时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都说明了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 在1949年前后,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生产逐步被有效地纳入到新体制之中。钱理群先生通过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过程进行个案分析,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细心的读者(研究者)不难从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的曲折,看出一种新的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方式的产生。……这样,人们终于发现,尽管'文学作品'还保留着某种'商品'的外壳(仍要通过'卖'与'买'的商业行为发行),但'文学市场'的需求已不再成为文学生产(写作)、流通(销售)的驱动力,而代之以'政治(党的利益)'的需求,文学市场的悄然隐退意味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根本变化,从此纳入党所领导的国家计划轨道,也即纳入体制化的秩序之中,'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党的机器中的螺丝钉'才真正得到了体制上的保证。正是这种文艺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与文艺的'彻底政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最根本的特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196-19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来看,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新现象。对于20世纪50-70年代这一特定时期文艺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与文艺的"彻底政治化",洪子诚先生做过更为直接而精深的研究。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贯穿了这样一条思路:"'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只是到了80年代,这一文学格局,才发生了变化,而出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前景。"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见该书IV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就对这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开文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概括。 在新中国建立后,报刊、出版事业逐步纳入国家体制,报刊转变为党、政府机构及其主导下的各个专业协会的机关刊物,出版社逐步转变为各级国家出版社,各种文艺上的争论由于最高权威的介入转化为批判运动,逐步显示了20世纪中国萌芽不久的"公共空间"在这一阶段的消亡。事实上,延安时期对王实味、丁玲等人的批判,已经显示出政治权力介入文学发展、促使其一体化的迹象,在建国以后,这一趋势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为选择理想的文学形态、推进文学'一体化'的目标所作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而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阅读、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也都出现了重大变化。"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进入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即所谓的"十七年"期间,从主导的文艺思想来看,"文学'从属'政治并'影响'政治的观点,必然产生对于文学的'规范性'要求。不但为文学写作规定了'写什么'(题材),而且规定了'怎么写'(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同上书,12页。在这种前提下,不论是对中外文学遗产的接受,还是对1949年以前的作家的评价,都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政治性的评判标准,相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政治评判意义的文学批评,在其扩大之后的各种批判运动,对作家进行领导和控制的各种从属于国家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的文艺协会、团体及其刊物等等,是这种一体化的具体实现手段。洪子诚先生认为,这种一体化过程,与以下事实密切相关,即主导当代文学发展的权威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出现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政治制度","也必然要建立、出现新的文化,新的文学艺术",而"为着这种新文化(文学)的建立,他发动、支持了一系列的运动,激烈地批判'旧文化(文学)'的理论基础和代表人物,为新文学的建立清理基地"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如果说1949-1966年对公共空间的领导与管制尚为非主流的声音和创作还留下了一点露面的空隙,到"文革"期间,公共空间几乎完全被取消,文学的一体化与建立"新文学"的冲动导致了凭借政治权威对几乎所有的文化遗产(包括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全面否定,公开的文学写作也几乎被取消了其个体性的特征,而彻底纳入到国家体制之中。 与公共空间的萎缩相伴的是,在这一时期,近代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哈贝马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不过这里的"私人"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私人,而是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公共领域的形成,与私人领域的解放密切关联,"这种私人领域是私人性,用时髦术语来说即是丰富而自由的内心世界的历史源头。'私人'的古典意义--即切身所需--同社会劳动和依附关系似乎一起被赶出了私人领域的内在空间,即被从其家园中赶了出来。"而"公开批判的自我理解"主要依靠"一些源自家庭内在领域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主体性的私人经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32-33页,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而在近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确立的基本法规定了人的基本权利,"所有这些基本权利都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其核心是内在领域)加以全面保护,既保护公共领域的制度和工具(出版,政党),又保护私人自律的基础(家庭和财产),最后还保护私人作为公民的政治地位和作为商品所有者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作为'人'的个人交往地位,如通信自由)。"同上书,92-93页。而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历次运动中,不但公共空间被控制,私人领域也被进一步政治化和组织化。譬如这些运动号召人们公开和互相揭发隐私,把个人通信和私下的写作都作为定罪的材料,对公开写作中流露出的个人情绪和兴趣爱好的批判,都是对宪法赋予人的基本权利的践踏。王汎森先生发现在这些运动中"出现一种反隐私的理想,认为在合理的状况下,应该尽可能公开个人的隐私,供自己反省及他人批评,而且执行程度之彻底,着实令人讶然不已。"他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思想的传统来源,譬如传统中国乡约中的公开彰善纠过方式,书院、讲会、省过会中公开日记以便作为师长或会友进行批评指正的依据,这些传统型式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治病救人'相似,不认为人们应该全力捍卫隐私,相反的,认为为了道德转化,'私'的领域应该全部透明,应该将人全部的隐私置于公共之处,以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去除藏躲在暗处的渣滓。"传统型式的存在,说明传统中国思想中本来即有一股巨大的道德焦虑--既企图提高道德层次,但又对自己的力量感到怀疑。这种思想在近现代中国也一直从清末民初延续到五四时期,而在此后"左"的干扰下出现的历次"运动"中,"在'将隐私公开化以供他人批评'的系谱中,有两个明显的发展倾向,自愿的道德向上动机逐渐被政治上的控制所侵蚀,自发的组成逐渐变成政治组织中强迫性的活动",同时由一地最后扩展到全国,"而其共同特色即是私人道德领域的逐步政治化。"王汎森进一步指出:更为引人注目的,乃是这一趋势中出现的对人和社会的重新想象:"首先,人被重新定义。人变成可以重新填充之物,意识的最深层、最为隐微之处可以彻底公开,并全然解消。人也可以被彻底地压缩,彻底否定其旧有的主体,然后按照新时代的新理想重新塑造。另外一个值得玩味的特色是,传统中国'以圣望人'的思想,似乎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加以落实。统治者逼迫老百姓做圣人,但是圣人的标准是随在上位者的想法而定的。……此外,我们发现,政治力量假借道德名义侵入到每一个人最私密的领域中。用政治力量去逼人'吾日三省吾身'。那个主张将私人领域尽可能公开、尽可能透明的传统,在经过政治力量的操弄之后,竟使得每一个人都像傅柯(大陆通译福柯--引者注)一再提到的边沁(JeremyBentham)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中的犯人,不容许有隐藏的东西,不容许有自由意志,也不允许人保留他不愿公开的私人领域。而精神裸体的结果,是人人都失去了防卫自己最基本权利的最后一点根据。""姑不论其正确与否,传统士人那种道德转化的渴求,那种把雷霆斧钺般的互相批评当作'头目手足互相救援'的仁举",革命党人"早期那种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治病救人'的天真热情,都在政治力量的大举介入之下,彻底变质了。"参阅其论文《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台北,《当代》第125期,1998年1月1日出版。 本来,文学领域是最需要心灵自由和表达自由的领域。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双重萎缩,对20世纪50-70年代大陆文学中的公开写作造成致命的约束。譬如,时代文学规范给从事公开写作的作家的思维自由造成相当大的制约,阻碍了其对个体心灵的自由发掘和表现,正如洪子诚先生指出的:在促进当代文学规范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中,"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和行为的选择和规范,起到有力的制约、规范作用。从文学写作的方面而言,当代开展的这些运动所要达到的,是想摧毁把写作看作个体情感、心态的自由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观,摧毁'个体'写作者对自我认识、体验的信心,和自由选择认知、体验的表达方法的合法性。"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连绵不断的批判与批评中,文学规范也在作家和读者的主体结构中形成了自觉不自觉的内化:"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规范体制,其主要功能是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这种评断,又逐渐转化为作家和读者的自我评断、控制,而最终产生了敏感的、善于自我检查、自我审视,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这种'主体'的产生,是当代文学权力结构的基础。"同上书,27页。有关具体情况可参看陈徒手《果戈理到中国也要苦闷》,《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385-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在公共空间受到管制之后,作家写作时不再无所顾忌,发表更受到极大的限制--那些被各种极"左"运动排除的作家更失去了这两方面的自由,而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又导致正统观念与恐惧心理深深地内化到作家心理之中。与"十七年文学"相始终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也是当时作家和批评家的非常严重的焦虑,实际上却很大程度上内在于当时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进行双重组织和管制的时代规范之中。而公共空间愈为萎缩,各种潜在的文化现象也就愈容易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潜在写作看作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潜意识"的表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人的精神结构比喻为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意识只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可见的部分,潜意识则是隐藏在海面之下的更大的部分,由于受到意识审查机制的压抑,潜意识中有些部分几乎无法进入到意识之中(所谓"无意识"),但另一些部分在一定条件之下则可以转化到意识之中(所谓"前意识")。如果把这一理论模型转用到社会--文化层面,我们可以把特定社会被承认的主流文化看作这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层面,而把那些被压抑的潜流文化看作这个社会的文化"无意识",如果压抑足够强烈,文化"无意识"就几乎不可能通过社会--文化审查机制进入公开意识层面,但却会持续不断地存在,并且,在某些可能的时候,它会像个体心理中的梦、口误、下意识动作一样表现出来弗洛伊德把过强的压抑看作个体歇斯底里症的来源,一定意义上这一诊断也可适用于社会文化领域。,也像在个体心理之中一样,它们一旦表现出来,就会向我们呈现出特定社会--文化所压抑的内容,揭示出仅仅局限在文化显意识层面所难以发现的该社会文化复杂而立体的结构。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潜在写作,从现有材料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这一时间段写作已经完成,其可靠性断无疑义的作品,另一类是有过修改、甚至到"文革"后发表时才定稿的作品。后一类作品在"潜在写作"概念提出后曾引起不少讨论和置疑。本书采用的材料,大多数属于前一类作品,但也采用了后一类材料。之所以不废弃后一类材料,首先是因为"潜在写作"作品为数不多,任何的断片残简甚至不纯粹之作都弥足珍贵,所以不敢轻言放弃;其次,由于本书是较早的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探索的尝试,所以有必要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领域的基本面貌进行初步勾勒,相信随着以后更多研究者的参与,这一领域的讨论会更为深入,材料考证也会更加确凿;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与笔者对潜在写作的性质的考虑有关,如上所述,潜在写作应该看作是文学史和精神史交界层面的现象,从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来看,它们乃是被压抑的文化无意识。本来,精神领域总是一个变动不息的领域,这里面各种话语、思想、感情、情绪、感觉,不断流动、冲突、倾轧,形成文本的始终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其下其后,乃是深厚的冰山底座与喧腾不息的大海。那些冲破检查机制(外在的与内化的)的监视与抑制的感觉、情绪、情感、思想,有的化为了潜在写作,犹如大风大浪中显露出的冰山的底层的一角,让我们隐约可以窥见与想象到冰山的巨大以及下面涌动着的海洋的汹涌狂暴,但也正因为海洋始终狂暴汹涌,闪露的冰山的一角在风暴中始终若隐若现,冰山本身也随结随融,始终是一个反复不定的过程,修改与发展,本身在所难免;而有的感觉、情绪和思想由于内化的审查机制太过严重,在当时始终不能化为可见的书面语言形态,甚至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终于可以言说出来(这就是新时期文学中的黑暗意识),这是被压抑的意识的常见形态。而那些被压抑着的意识,即使形成了潜在写作,也像潜意识化为梦一样,经常是破碎与片断的,解释它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去追踪这些片段的踪迹,方才能发现感性、思想与精神潜流的线索。从这个角度看,潜在写作中那些经过修改的作品,如果基本保留了当年的思想、情绪与意象,它们依然可以向我们指示一种文学与精神的潜流的踪迹并向我们的精神与思想敞开另外一片空间,而那些经过反复修改在发表时才定型完善的作品,我们知道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漫长的精神历程,它们当然不可能是突然一下子像雅典娜那样披挂整齐地出世的,若没有最初的触动和内核,也断不会有这些作品。所以,即使是那些修改过的作品,当年也总会有一个精神内核或原初的契机,它们不可能是凭空而生的。如果我们可以追索其最初的动机、内核和写作中的精神发展过程,它们便也可以向我们传达一些特定时代文学与精神潜流的内部信息。 出于以上考虑,笔者不再仅仅以文本完整自足的有机构成这样的新批评式的观念去看待潜在写作,而宁愿将之看作潜隐着的冲突混杂的精神活动的汪洋大海上的冰山一角。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这些文本看作一种"符号"或"印记",重要的不仅是解读这些文本本身,更是从这些文本追索感情、思想、精神、话语方式的踪迹,借之追寻隐没在其后的文学、感性与精神潜流,通过那些文本上呈现的"印记"的标示,追寻隐没在黑暗中的感性的呻吟与精神的踪迹。陈家琪先生在《沉默的视野》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当时光流逝,"……往前走,往回看,都只留下一条似路非路痕迹。痕迹(trace)一词以后成了解构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因为语言留下的只是'似路非路的痕迹',它沉默着,期待我们重新经历,因为确曾有'过客'从那里踉跄走过。经历、倾听、重新体验,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得到某些具体结论,也不顺从于某种形态的知识结构,因为'痕迹'先已在那里,先已为我们所经历,现在是个'再现'或'重现'的问题。"陈家琪《沉默的视野》194-19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而我们整理、阅读、研究这些潜在写作作品,企图重现写作者写下这些文字时的心灵状态,追寻那些感性、思想与精神潜流的线索,所有这一切,也都不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那样简单,要做的工作,实际上是让那些在原有的权力/话语结构中被压抑、被抹杀、无法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 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人经历,一定有许多也许并不细微、但在原有"知识组构"下并看不到的东西(例如情绪的波动、内心的感受等等)沉淀在那里并湮没于主流话语之中;当主流话语沉默(至少你可以使之沉默)时,难道不正是赶紧打捞或挖掘这些思想资料的大好时机吗? 重新体验、再经历一次,所谓的"打捞"和"挖掘",其实也就是对话语现象的重新体验,在体验中使其意义再生,使过去的经历有如"客观"世界成为异"己"之"它",以便拉开距离,重新理解。 福柯:什么是系谱学?就是记录任何一成不变的本质之外的异常事件。 后来在读福柯的书时,见到了一句与精液的奇遇踪迹有关的话:"theseminaladventureofthetrace",由此联想到一位作家说出的一段更为有趣的话:二亿个精子争夺一个卵子,最后只能有一个成功,那么其余的呢?它们中的每一个当初不也同样有着成功的可能而且丝毫不比成功者逊色吗?可能性高于现实性。保卫并弘扬可能性,因为它有益于思的事情,"而这种思的事情的敞开状态依然是一种秘密。"(海德格尔)陈家琪《沉默的视野》215-2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潜在写作——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特殊转型
书名: 潜在写作
作者: 刘志荣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49-1976
出版年: 2007-4-1
页数: 449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现代中国文学史论丛书
ISBN: 9787309052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