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娜在直接上是陆子野的爱人,但她又是“我想跟这个世界谈谈”中的“世界”,是这个世界的象征,而这个世界可想而知,并不是全宇宙这个世界、也不是地球这个世界,在中国,只能是指中国这个世界。具体到中国能够倾听韩寒倾诉的人格化存在,那就只有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左拉的《娜娜》中,十分巧合地,也有一个妓女叫娜娜,而那个妓女娜娜象征的是被侮辱和伤害的法兰西和法兰西人民。[ 张英伦:《左拉中短篇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娜娜其实是妈妈的谐音,也就是祖国母亲。全世界人喊妈妈时发音都是差不多的。韩寒曾在被删博文《YX的意义》中,以堪比《伊索寓言》的机智写道:“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女人,执政者就是占有她的男人,有幸福美满的,有相处和睦的,有家庭暴力的,有关系紧张的,有离婚再嫁的,有不能改嫁的,但无论如何,你爱一个女人总不能连她的男人也一起爱了去。”在韩寒的这句话里,“国家”是指中国的物质、文化存在,同时也是指中国人民。显然,《1988》中的“世界”所指代就是中国、中国民众,不仅娜娜是这个世界,刘茵茵、孟孟、丁丁哥哥、10号,以及“我”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 娜娜这个妓女,象征了苦难深重、被侮辱和损害的中国普通百姓,而她身上所拥有的美好以至缺憾,无疑也是中国人身上优点和缺点的反映。 娜娜的命很苦,小小年纪出来卖,糊里糊涂地任人蹂躏;她想给未来的丈夫留点什么,但却只剩下可以让他免费上自己;她小小的从良理想不断被捏破,每一次刚存够两万块想改行,就会被抓到罚光财产;卖淫之余还会被城管强奸,想带个录音笔留证据却被怀疑勒索。 她对金钱有特殊的爱好,会趁“我”不防备,拐带着给她开房的钱偷偷溜走;有很强的投机心理,听到电视里的有奖竞猜,明知道是骗局,还是要打电话试试;缺乏超越的理想,当“我”提起跟刘茵茵的十年之约时,她轻蔑地骂了一声“傻逼”,而她自己的理想则是能在条件更好一点的洗浴中心卖淫。 但在堕落外表下的内心深处,她又有着一种弱者的品格、坚韧和顽强。当“我”要她挡光时,她就老老实实地站在窗户边上拿自己当窗帘;她会对自己喜欢的人固执地收取十块钱;她会在冒牌制作人玩弄她的理想时,因改变命运的希望而兴奋得哭泣;在意外怀孕后,她宁可自己委屈也要生下孩子,将改变祖辈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愿为她不干这个而被干死。” 娜娜所承受的苦难令人动容,娜娜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令人肃然起敬,而她身上的所谓缺点,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异化社会中个人不能独善其身的悲剧性瑕疵,也许这些正是“我”对娜娜的身世充满了悲悯和同情,愿意陪伴在她身边照顾她,甚至爱上了她的关键原因。 如果娜娜是中国、中国人民的象征,刘茵茵、孟孟、丁丁哥哥、10号,以及“我”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我”和娜娜互相倾诉失败的情感经历,就不仅再只具有个人意义——在权势横行、拜金主义流行、人们择偶观被异化的社会中,人们在外界压力下不能自由地择偶是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确实,在缺乏安全感的刘茵茵身边、在不择手段出名赚钱的孟孟身边、在堕落风尘的娜娜身边,一直都隐约徘徊着某种邪恶的社会力量,这些女性的堕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是个人选择而更是社会压迫的结果;“我”、丁丁哥哥和10号人生轨迹的溢出常轨,也与她们类似,都具有一种社会悲剧性。 如果娜娜是中国、中国人民的象征,刘茵茵、孟孟、丁丁哥哥、10号,以及“我”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我”对娜娜的爱、对娜娜、刘茵茵、孟孟、丁丁哥哥、10号等人的悲悯同情,就不仅仅是一种私人化的情感,而是象征了“我”对于中国、中国人民的热爱、对中国、中国人民悲剧性命运的悲悯和同情。小说的难得之处甚至表现出了对那些为邪恶张目的普通人的悲悯:“无论是多么面目狰狞的人们,除了他们指着鼻子骂我以外,我其实始终都能记得他们不经意间的叹息,我不认为那是人类在压迫下容易满足的贱,而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本是同类的交流。但当我想去挖掘的时候,大地马上就把井盖给盖住了,说,朋友,你想都不要想。”[ 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4页。] 如果娜娜是中国、中国人民的象征,刘茵茵、孟孟、丁丁哥哥、10号,以及“我”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我”讲述、回忆自己跟丁丁哥哥的交往、这次旅行去接的朋友的情况,就不仅仅是在表达自我人格提升的愿望,而是在表达一种决心追随先行者、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小说中丁丁哥哥在大约1989年的那个春天出发去北方,曾经对“我”说要跟这个世界(“世界”一词的第二种用法)谈谈。丁丁哥哥也肯定有他的情感倾诉对象,有他挚爱着的人民,但是阳刚个性的丁丁哥哥从此再不曾回来。也许是因为他在跟世界谈话后,做了某些犯忌讳的事情遭受惩罚了吗?在小说中,“我”这样表述了自己的理想和坚持战斗下去的信念:“我也是被他们笼罩着的人,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但是你已经用掉了一次帮助的机会,再见了朋友。”[ 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15页。]而“我”也对自己的理想充满某种宿命的使命感:“因为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不死鸟,我觉得我的生命的存在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上天让我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上天的安排,我不知道这个安排是什么,但一定有一个使命,所以,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我是不能够死的。不死,是我唯一的信仰,但是我怕疼,所以我一直没有那些小伙伴们奔放,但是我坚信,我是不死的。”[ 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1页。] 但“我”在这些倾诉过程中,也不时流露出因面对强大黑暗势力无所适从之际所产生的感伤。这一点恰如韩寒在一篇博文中所写:“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最后狗过天晴,一切都无迹可寻。”[ 韩寒:《散文一篇》,韩寒新浪博客,2010年4月7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ht1x.html。]小说中,“我”也曾感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从高墙里走出来更好,虽然外面也只是没有高墙的院子。”[ 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4页。]“我”真的很想帮娜娜、帮其他人——帮中国人民,可是“我”也不时产生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在我的回忆里,空缺了少年的时光,我的儿童,我的青年,都在时代前行的片段里度过,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各种各样的标语和口号标记着我的成长,什么流行我追什么,谁漂亮我追随谁,可少年时候的我在做什么?……这个世界之大能让你完全把自己洗没了”。[ 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03页。]“你去说什么戏子呢,你不是么,你也是一个戏子,只不过你表演的时候没有摄像机对着你而已。”“我”在回忆自己最初当记者时的经历时,也充满了伤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记者。我总觉得在所有的故事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总是想做一个参与者,但我总是去晚一步。我想,作为一个记者,总能第一个到达现场。但是成了从业者以后,我却想明白了,我其实还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一个到得比较快的旁观者而已。但是我已经满足于记叙和记忆下来。这个感觉从丁丁哥哥要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就特别明显,因为我想和他一起去这个危险的花花世界里,但是被丁丁哥哥无情地拒绝了,他还对我说,你是个小孩子,你看着就行了。”[ 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28页。] 韩寒在《自序》中一再声称《1988》与奥威尔的《1984》、村上的《1Q84》无关,而且在小说一开头就为我们交代了“1988”的来源。其实我们也宁愿相信,“1988”跟炒作无关,只是作家们在灵感上的“英雄所见略同”,但即便如此,在分析《1988》时,我们还是不能无视那两部书的存在,不能完全放弃那两部书所已经建立起的文化语境,探索《1988》的意境和含义。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作者的话,他们可能无法直接的发言,有时候隐秘的含蓄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正如韩寒在跟梁文道对谈时所说:“离时代太近,你会觉得看不到东西。因为很简单,我们永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对手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蠢,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离得远一些。我也是在追求这样的小说。”[ 石头:《梁文道对谈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年第9期。] 奥威尔悲观地预言了未来的极权世界,村上春树则探索了可能的前途和出路,韩寒似乎介于两者中间——他的叙述沉痛地批判了现实,在小说的结尾又以带着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为未来留下一扇露出曙光的小门。恰如鲁迅在《药》的结尾为夏瑜的坟头上放一个花圈,这倒也符合我们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