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申凤吉属于那种外表斯文、内心挺鬼的中国通。他身为在华的韩国外交官，虽非间谍，但也眼观八面耳听八方，我天朝但凡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就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他的。据这人说，他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个方法就是看韩寒的书！他认为韩寒这样有影响力的青年作家、博客写作者，是中国民意、网络民意的代表。[ 曹海：《韩外交官购买韩寒书籍 称欲通过韩寒作品了解中国》，环球网2012年6月29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6/2865816.html。] 尽管我们不能无视韩寒的过人才华，而且很多伟大人物都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事实，但无论如何，因故未能完成系统教育的韩寒，竟然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成为众多当代中国青年（其中还包括很多硕士、博士）的领军人物，而且成为外国人监测研究中国的风向标，这实在是一件极其耐人寻味的事情。 韩寒能够进入当代文化封神榜，成为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客观上离不开民意的支持、青年的支持、商业资本的支持，而韩寒在主观方面所以能够赢得这些民间力量的声援和追捧，则是因为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做到了一些普通文化人做不到的事情。 似愤世嫉俗实有勇有谋 2009年时有一次接受采访，韩寒曾不无戏谑地说，因为知识文化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掉到了谷底，所以才使我这样的竖子可以出名。”[ 罗小敷、杨禹璋、金风：《韩寒：世无英雄，让我这样的竖子成名》，《南都周刊》2010年第1期。]这番话当然是韩寒的自谦之语，真实的情况可能跟《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说的更像：“他看似愤世嫉俗，但其实有勇有谋；他看似狂飙青年，但其实内心温顺平和。”[ 邱立本：《青春与傲慢权力博弈》，邱立本凤凰博报博客2009年12月24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3839592.html。]相对于具有过人的批判胆识、生存智慧和自我推销能力的韩寒而言，现如今的中国主流知识文化界在整体上确实显得有点世无英雄，甚至阳痿不举的意思。 第一、传统知识文化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失语。 韩寒所以能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跟体制内知识文化界主流长期以来对公共事务的沉默有关。在学者王岳川看来：当代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要么“与现实脱节”，“丧失思考和批判的力度”，要么“不断改变自身的身份，甚至不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平台为自己的思想地基”，“其基本素质和人文关怀的构成出现了惊人的退化”。[ 王岳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1页。]对此，学者陶东风的解释是：“反观中国，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伪市场经济。这个畸形的‘市场’一方面把文学艺术推向了市场，另一方面却没有保障作家、艺术家相应的创作自由。”[ 陶东风：《文艺创作的真正敌人是权贵“市场经济”》，《科学中国人》2011年第22期。]实际上，近几年稍微活跃一些的敢说点猛话的知名公知多半都是脱离体制生存的，或虽然有某种体制身份但实际上靠天吃饭，比如陈丹青、艾未未、梁文道、李承鹏、李劲松、吴思等人。 就学院知识分子也就是大学教授来说，媒体人李铁认为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失语，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众已经不再需要学院知识分子的启蒙：“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能看懂，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来指导了，启蒙事业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需求逐渐降低。”[ 李铁：《韩寒什么时候会OUT》，《时代周报》2010年4月9日。]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不作为找借口。隔行如隔山，只要有工农兵学商各个行业社会分工的普遍存在，社会就永远需要专家出来做专业性的发言。一个老农就算是农学博士毕业出来种地的，在政法领域仍旧可能是盲人。何况群众也不都是博士，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谋士，还需要精神领袖呢。真实的情况是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制于其体制内身份，在很多情况下没法说话、不敢说话、不想说话，连民众的军师都当不好，更甭提精神领袖了。正是因为有“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准下降”，所以才有“韩寒的英雄形象上升”。[ L.A.W：《谁制造了韩寒？关于韩寒的对话·前言》，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学院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其他体制内的文化工作者也会不同程度地遇到。 第二、庸人哲学使得中国人竞相以明哲保身。 中国人喜欢看热闹的愚昧和冷漠，这个鲁迅就曾经埋汰过，但至今仍旧死性不改，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庸人哲学在国人中的流行。所谓“圣人韬光，贤人遁世”，“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类似的观念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中间很有市场。这种庸人哲学要求人接受现实，反思自己、逆来顺受、苟延性命，要求人们认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其在一般国人，以及知识文化界中的普遍流行，也是造成大胆敢言的韩寒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外部环境之一。 秉持这种庸人哲学的人，极善于明哲保身，面对不公正，不仅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反而将沉默当成一种智慧；面对不公正，不是去正面的反抗，而是努力设法使自己适应其黑暗，用类似的黑暗手段在适当的时候回敬对方；将这一套做法认作明智之举。 这种庸人哲学的流行，正是造成于丹所编著的一类修心养性类书籍，推崇清静无为、逆来顺受的佛学普及性书籍，以及推崇厚黑、人情世故、权谋学、阴谋论的书籍，杜拉拉、甄嬛类的职场升职记小说，易中天类的侧重从权谋角度讲史读物大行其道的原因。 这种阴柔的庸人哲学，背后的理论支撑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中周易、老庄、佛学思想的一些糟粕；技术性的误区则在于中国传统学术往往将政治学和伦理学混为一谈，以至于人们在实践中常常将政治上的激烈态度等同于道德品性的缺乏修炼。 这种庸人哲学并不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劳苦大众的文化，而是一种愚弄大众的精英哲学。主流文化界不仅不反对这种文化，反而积极地对其吹吹捧捧，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文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民众变成没有血性、卑鄙猥琐、看人眼色、自欺欺人的奴才。 在当今中国，每个人都夹着尾巴装孙子，扮猪吃老虎，并且以此为高明，洋洋自得。但不对社会进行改造，保持现状，到底谁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呢？ 第三、缺乏阐释力的意识形态造成世界最大的“谎话国”。 学者袁祖社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语境之中”，“原先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与现代的准宗教化的官方话语与官方体制”的消解和解构，使得中国人陷入“神圣解体后带来的价值真空、道德真空之中”。[ 袁祖社：《“文化公共性”价值信念的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性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范式：创新与转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今天中国人求神算命、烧香拜佛、礼拜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甚至有人加入极端宗教组织，以致许多1949年后曾一度淡出社会生活的传统宗教甚至迷信重新恢复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思想领域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传统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逐渐失去影响力，已不能解释当前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甚至在很多地方和社会现实有严重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出于某种原因，大家还要固守旧的理论教条，在各种公开场合继续念经做法。 这个问题反映在庙堂上、媒体上、讲坛上、教材中、著述上，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中国从根子上开始变得十分虚伪，成为一个谎言充斥的国家。原因是当人说话的最基本的前提是假的时，以后不管说什么，都成了不断地给那个谎言添砖加瓦。 这进一步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言不由衷、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才是生活的常态，而说真话、办实事、追求真相，则是犯傻、神经病、不识时务。结果人人心照不宣地说假话，把那些不明真相说真话、或者将假话当成真话的质朴者当傻逼。 方舟子等人打假韩寒事件，从事件的消极一面来看，正是从这种逻辑出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些惯于说假话的人眼里，韩寒的说真话反而成了说假话——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冠冕堂皇的话只不过是拿来糊弄傻逼的，你韩寒说你关心国家民族社会，你怎么可能例外。问题是他们无法证明韩寒是假装的，因此干脆赖人家代笔。 与方舟子等人做法相类似的，是有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出于各种目的、动机，与邪恶同谋，舍不得既得利益，不仅不能仗义执言，反而别有用心地胡言乱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寒的批判现实精神才凸显出来，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像很多人（如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已经指出的那样，韩寒并没有发明相对论、资本论一类的新东西，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常识性的真话。但是，“在今天中国，常识是多么稀缺可贵，在现实中要获得常识，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谢勇：《韩寒的全球影响力来自常识》，《台州晚报》2010年4月17日。]恰恰就是这些常识性真话，是我们很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愿说的。 鄢烈山在《这回我是韩寒的粉丝》中曾盛赞韩寒的勇气、智慧和理性：“不怕挨板砖，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果决”，“这种率真坦荡无畏的气质在当今十分难得”，对韩寒所具有的“他们这代人难得的理智和我们这代人难得的机智”表示赞赏。[ 鄢烈山：《这回我是韩寒的粉丝》，《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3期。]韩寒所以能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跟他拥有过人的批判胆识和生存智慧，讲究斗争策略是不无关系的。除了善于钻传统文化的空子打造自己的文化山寨，韩寒善于利用社会文化热点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善于自我宣传推销方面的优点，也是不能忽视的。当然，有些功劳我们确实不能全记在韩寒的头上，韩寒背后以出版人路金波为首的策划团队的努力，也是不能完全抹杀的。 韩寒曾说：“只有赛车才是男人应该做的”；韩寒也曾说：“参加赛车之后，我的经历变得丰富，这也是一个作家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赛车让我的生活变得健康。”[ 徐首丽：《韩寒的别样生活》，《就这样飘来飘去》，接力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9页。]从事赛车运动不仅强健了昔日少年韩寒的体魄，也野蛮茁壮了韩寒的个性。相信今天韩寒智勇兼备的人格魅力，一方面是他固有个性一贯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跟他这么多年来长期混迹在一帮非常粗豪同时又特别讲究技术细节的糙老爷们中间有很大的关系。 以社会批判为民意代言 央视《对话》访谈韩寒那期节目中，陈晓明教授曾提出一种说法：“韩寒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假定说她（萌芽编辑胡玮莳）没有发现他，假定出版业又没有这么大的宽松度，再假定现在媒体如果不是对青年文化这么感兴趣，特别是网络文化不是这么普及的话，韩寒的成功也要打折扣。再一个假定说经济不是这么发展，家庭给中学生的钱不是那么多，学生购买力不是那么强的话，这在五年前都是不可能。”[ 孟庆伟：《大话韩寒》，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7页。] 陈晓明所以说这番话，意在强调韩寒成名的社会偶然性，以贬低韩寒个人的价值。但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他所说的那些现象难道不都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吗？此外，他的话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将韩寒当成了一个牵线木偶，为时代所裹挟。但如果韩寒不是牵线木偶，是积极主动地发现并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创作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他的成功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从韩寒自身来说，一个聪明智慧有才华的年轻人，成名成家是早晚的事儿，不去写书，做买卖也会发财。从社会来说，民众有话要说，然后出现一个有良心有智慧的文艺工作者，以其创作代言大众也是早晚的事儿。 韩寒所以能成为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本质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替老百姓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或不能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社会分成三个世界，一个是以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中上层为代表的权力世界；一个是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资本世界；一个是由普通工人、农民、小职员、个体工商业者等普通老百姓为代表的屌丝世界。学者李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人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异不大，主要是一个政治身份分层社会；改革开放引入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使得人们之间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差异；[ 李强：《中国走向社会分层》，《江苏经济报》2003年6月24日。]但是，实际上属于政治分层机制的体制内外身份划分，并未完全退出现实生活，近年来反而有所强化。显然，正是政治分层、经济分层并存的二元格局，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三个世界的分化。 在这三个世界里，权力世界对社会具有最大的支配力，也是现有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这使得权力世界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众矢之的，尽管有些事儿其实权力世界也不应负责也没招儿。 资本世界要求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减弱权力世界对自身的束缚和不公平竞争，千方百计地开发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从中牟利，也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开拓生存空间；屌丝世界则希望权力世界能改变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现状，让大家伙吃饱点穿暖点住的地方敞亮点。在要求深化改革方面，资本世界和屌丝世界的要求是有重合的。 作为一个出身于底层的作家，韩寒的言论和创作天然地倾向于普通民众，他也愿意倾听、而且能够听懂大众的声音。韩寒依靠商业出版和赛车比赛谋生的体制外生存模式，也使得他对民间资本的现实诉求有更多认同。韩寒言论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政绩工程、要求扩大民生福祉等主张，不仅受到屌丝世界的欢迎，也受到资本世界的赞赏。今天的韩寒所以能站得高、看得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被民意和民间商业资本推举起来的。 韩寒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反映了民众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声，反映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求。不论他自觉还是不自觉、愿意还是不愿意，韩寒实际上已经成为屌丝群体和资本世界的代言人。 跟历史的趋向相同、跟老百姓同路，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极其幸运的命运。这种命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很多历史上伟大的作家，所以能终享大名，都与这个因素有关。比如，屈原飘零身世与楚国国运衰退之同步；杜甫历尽繁华晚景萧索的人生和唐朝盛极而衰的国运之同步；曹雪芹所经历之家运身世沉沦与封建社会末世衰退之同步；鲁迅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与民国时期民众对社会黑暗腐败现实不满之同步…… 同为“80后”作家的小饭曾这样评论韩寒：“韩寒现在这个角色就挺好虽然说不清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但有种感觉，那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根本就是为韩寒量身定做的。”[ 方力：《80后作家小饭现身说法写下<婚前教育>》，《今日早报》2011年2月13日。] ★韩寒小贴士： “志当存高远”意味着，要善于从宏观的视野把握生活的大势所趋，顺应时代历史的发展潮流，学会顺势而为，才比较容易取得人生、事业的成功；鼠目寸光的做法恰好相反，螳臂当车，逆势而动，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