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很久以前,今天上海亭林镇的地方住着十二户人家,因此被称为“十二家棣”。到了南北朝梁陈时代,有个大学问家顾野王漫游到这里,看见眼前的小村落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尤其是村东还有一片错落有致、清幽宜人的梧桐林,不禁心生在当地隐居著述的念头。顾野王定居当地后,很多文人墨客也追踪而至。很快,当地便因顾野王写作的茅亭和梧桐林而远近闻名,被称为“顾亭林”。再往后又慢慢地被简称为“亭林”。到明末清初时,积极反清复明、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儒顾炎武,出于对顾野王的仰慕,又自号“顾亭林”,进一步搞得亭林镇窗户外边吹喇叭——鸣(名)声在外。 作为一个出生于亭林镇、成长于江浙文化圈的作家,韩寒是勾践、伍子胥、嵇康、唐伯虎、顾炎武、李渔、秋瑾、徐锡麟、章太炎、鲁迅这些以思想性格激烈而著称历史的吴越文化名人的同乡。他能成为一个愤怒的批判主义者,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源自于对地域文化传统的直接间接继承。只不过相对于北地壮士“一言不合”、“流血五步”的习气,江南士子显然更欣赏勾践那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式的反抗。 学者王晓初认为,远在南宋,越地便开始形成了一种“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注重野史的学术传统,不无边缘文化色彩;到清朝因为江浙一带对于清军抵抗激烈(“嘉定三屠”就发生在今属上海的嘉定区),满洲贵族始对江浙文人进行有意识的压制,江浙文人多为官府师爷,进而逐渐发展出一种以“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见长的所谓师爷学风。[ 王晓初:《浙东学术、师爷气与鲁迅——从“越文化”观察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鲁迅的深刻犀利即被认为受此派学风影响。《三重门》中曾提及很多野史类杂书,这种书也是鲁迅生前非常喜欢读的一类书。很显然韩寒青少年时期是接触过类似书籍的,这种有选择性的阅读趣味,无疑并非偶然,而带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 清末以来,从梁启超、章太炎等早期维新派、革命党文人开始,知识文化界内部一直有一派以批判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具体政见虽然或有不同,但都以跟权力保持异议、批判社会为己任,留下过许多铁骨铮铮、布衣傲王侯的典故。例如章太炎、辜鸿铭骂袁世凯,马寅初、傅斯年、刘文典骂蒋介石,都曾传为一时佳话。其中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推鲁迅先生。这一种有骨气的文人气派,1949年后在大陆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可说是文脉断绝。间有个别不甘沉沦者如吴晗、余杰,尝试存亡继绝,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难有大的影响;台湾则经由林语堂、梁实秋等布道,再由柏杨、李敖发扬光大。 如果我们承认大陆是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主要舞台,那么韩寒所受台湾作家李敖的影响,多少有点古人所说“礼失求诸野”的意思。自然,在主流作家、学者因其体制性原因丧失其批判性、影响力的情况下,以边缘文化啸聚文坛山寨的韩寒,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礼”的守护者。 大陆作家中具有社会批判思想倾向的作家钱钟书、王朔,对于韩寒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钱钟书的冷嘲热讽、诛心之论,王朔的嬉皮笑脸、夹枪带棒,都不同程度地在韩寒的作品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