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时候,听到的多是家属们的欢笑声,然后是连声的谢谢大夫、谢谢大夫,绝大多数时候,接了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推着孩子回病房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推着婴儿车在手术室门口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家属中有拍照的,有录像的,有用手机的,有用卡片机的,还有用专业相机的,更有甚者,肩膀上扛着写着某某TV标记的专业摄像机。 我们大夫特别害怕这种围观。宝宝太稚嫩了,一群人围着他说话,唾沫星子横飞,万一这些飞沫里含有细菌或者病毒,传染了孩子可了不得。还有个别人爱心泛滥,特别喜欢摸人家孩子的脸蛋。在情理上,家人用亲密接触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当大夫的都理解,可一旦发生新生儿感染,后果就严重了。孩子要是被送到儿科,立马从母婴同室变成天各一方,孩子打针输液受罪都是暂时的,要是母亲不能时时接触孩子,影响了母乳喂养,那可耽误大事了。而且这些家属多是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多时,还有的是风尘仆仆刚走进医院,来分享亲人添丁进口的喜悦,肯定都没洗手,说不上还有刚上完厕所或者擤了大鼻涕的。 我们一进产科工作,就被主任教育,要严格控制新生儿在手术室门口的逗留时间。因为除了亲人,还有太多人对刚出生的宝宝感兴趣。除了家属,楼道里路过的还有各个科室的住院病人,包括呼吸内科的肺结核病人,感染内科的霍乱伤寒病人,以及很多根本查不出什么感染整天发烧的病人,都可能在去做检查或者治疗的途中路过我们的小婴儿车。 人世间“亲情泛滥”之时,我们这些“天使”只能被迫做扫兴的人。诸如,您别摸孩子的脸;别把您的手套放孩子车上,包被是消过毒的;别录像了,拍两张照片就行了,这里冷,别把孩子冻坏了;回去以后再拍吧,洗完澡交给您拍个够,和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两样;您最好关掉闪光灯,对小孩眼睛不好;孩子吐羊水了,不能让他这么一直平躺着供您拍照,小心呛着;行了行了,要回去洗澡了,一会儿大家再看吧。 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接连放映产房抱错孩子的悲情电视连续剧。影视界扎堆赶时髦不要紧,打那以后,我们“接孩子”的大夫不再是一个人寂寞地推车了,身边多会有一个家属跟着。这些人中老太太居多,其中以婆婆为主,她们更关注新生的宝宝,而产妇的妈大都会选择留在手术室门口,等着肚子里取出孩子但还没完成缝合的亲闺女。 从手术室到电梯大概有两百米的距离,连上八层电梯后才能到达产房。 路上的老太太很少闲着,先问:“大夫,孩子多重啊?” 我说:“等回了产房,先给孩子洗澡再称体重,您就知道了。” “人家孩子生下来都是马上告诉几斤几两的呀!你们还协和呢,怎么这都不行?” 我说:“咱手术室里没有体重秤,要回产房才能称。” “哎呀,一个体重秤才多少钱,你们协和家大业大,怎么就不配一个呢?” 我最讨厌别人什么事都不就事论事,动不动拿协和的名头说事,我们协和招您害您了。我忍着,继续解释:“大妈,不是钱的问题,新生儿生下来保暖最重要,刚生下来湿漉漉的不能马上称体重。咱们产房暖和,洗干净了不光称重,还测量身长,打脚印,做档案资料,很多事要做的,别着急。” 老太太面对我的“耐心回应”暂时表示满意,但是片刻过后,她话锋一转,继续发问:“哎呀,大夫,这孩子怎么不哭呢?” 我说:“刚生出来的时候哭过了,很响亮,现在可能是睡着了。”为了避免她再发问,我推着孩子加快脚步往电梯间走。 北京冬天总是很冷,楼道里头风特别大。路过住院处门口时,一直在后面推车的我换到婴儿车的右侧。虽然我也只穿了一套单层棉布的刷手服,外面只罩了一件单层棉布的外出袍,我还是用身体挡住侧面大门吹过来的冷风,快速通过那个风口。实习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保暖,对于新生儿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上了电梯后,可能是报楼层的电子语音把孩子吵醒了,小家伙哭开了。老太太又焦虑了:“大夫,这孩子不是有什么毛病吧?他怎么一直哭啊?” 我说:“没事儿的,小孩子哭就是呼吸,相当于锻炼肺活量。” “这位小大夫真是伶牙俐齿,对答如流。孩子不哭,您说他在睡觉,孩子哭,您说他在喘气儿,真够逗的。” “您才逗呢,难道非让我说您家孩子有毛病吗?” 老太太撇了几下嘴,不再理我。 孩子哭了几声又睡着了。老太太的目光从孙子身上转移向我,问:“大夫,怎么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呢?” 说实话,这时候我心里已经非常不乐意了,我们大夫辛辛苦苦为您服务,又帮您往外剖孩子,又帮您推孩子,您一句谢谢没有,一点信任都不给,甚至连这个也质疑,真是太讨厌了。虽然心里不乐意,但我知道不应该喜形于色,就盯着电梯间不停闪烁的楼层数字说:“不会错的,医院有一套安全流程保证这些,您放心吧。” 老太太还是穷追不舍:“哎呀,大夫,这个问题可大意不得,最近正在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孩子都长到十七八岁了,才知道是当年在产房里头给抱错了,真是造孽啊。” 我说:“大妈,您电视剧看多了,那毕竟是文艺作品,而且是极其罕见的情况,您看全中国一年生出多少孩子,多少年才抱错那一个,是小概率事件。再说了,我们协和自打建院以来,没犯过这种低级错误。” 终于下了电梯,走到产房,老太太看着孩子推进了婴儿洗澡间,一脸的不放心,嘴里还在嘟囔:“哎呀,那么多孩子,不会搞混了吧?” 我继续解释:“不会的,放心吧,每个孩子手上脚上都有标记条的。而且洗澡之前会在病历上用印泥打脚印,每个孩子的脚印就和指纹一样,各有不同,终生不变。” 老太太说:“大夫,我能不能进去看着孩子洗澡,我就怕弄混了,万一养个别人家的孩子您说多冤啊!”然后,她不由分说就要跟着婴儿车进去。 小护士才不理她这一套,一把把她挡在门口,把婴儿车接过去,随手关上了门。 老太太还是不肯离去,她猫着腰,试图通过门缝一直盯着她的孙子。我这时已经完成任务,本来可以去吃中饭,可是看到老太太这副样子实在是气不过。我小步踱到老太太身边说:“放心吧,我们护士弄不错的。您这孙子又不是什么太子,我保证,没人愿意花心思去换,而且,这年头哪那么容易找到大狸猫啊?” 终于还是年轻气盛,嘴比脑袋来得快,本来我说话就快,语言能力又强,加上天天和北京的琳琳混在一起,老北京胡同串子味儿的奚落一股脑儿就出来了,气得老太太直翻白眼。 在逞了一番口舌之快后,我心满意足,迅速消失,没再多想这事。后来我才知道,我奚落了人家,人家岂可善罢甘休。出院之前,老太太不仅到医务处送了批评信,还到许教授那里狠劲给我上了一通“眼药”。 我妈在电话里说:“我的傻闺女,你能用自己单薄的身体为一个刚生下来不会投诉不会叫苦的孩子挡冷风,怎么就不会用你那小嘴忽悠和安抚一下会到领导那里给你上眼药的老太太呢?” “妈,您是不知道,我们成天哄着病人和家属,哄一句两句也就行了呗,哪儿有心情成天老哄着。您是不知道那些家属,有时候说的话多让人寒心,动不动就协和这个协和那个的,我们协和欠他们什么了?该他们瞎说的吗?” “协和的地位在那里摆着,老百姓的要求自然会高一些,找毛病挑错也不是不可以的。你倒是豁出去一身剐护着协和,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在给协和抹黑了。再者说,就算千夫所指,人家协和还是协和,千年之虫死而不僵,但是一年里若是接连有几个这样的投诉,你小丫头就自身难保了,踢你走的不是别人,正是协和。我的亲闺女,你可长点心眼儿吧。” 我妈说得对,我不回话,用手绞着电话线发呆。 “你从小爱较真儿,妈知道你做了很多,工作累,希望别人看重你的劳动,尊重你,信任你,但是你想过没有,这医院里除了实习大夫,就你们这些住院大夫最小了,你看有几个家属敢和你们那些教授专家针尖对麦芒的?医院和社会一样,人都爱挑软柿子捏,纵使有100个不信任,99个是要落到你们这些娃娃脸的小大夫头上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慢慢体会吧。” 一天中午我和庞龙在手术室食堂吃饭。他说:“大头儿让我找你谈谈,他说你是个好孩子,就是以后说话别那么冲了。” “你就直接批评我好了,本姑娘敢作敢当,不就是那个担心大狸猫换他们家太子的老太太告我黑状嘛。”我虽然嘴硬,但是鼻子不争气,还是一酸,噼里啪啦的,掉下了眼泪。 庞龙拍了拍我的脑袋说:“批评什么呀,说实话,你那话真挺解气的。有的人天生就是阴谋论者,谁都不相信,觉得别人都是坏人,都在迫害她。我倒是挺羡慕你的,谁没年轻过,谁没愤青过。你和病人家属较真儿,说明你还年轻,还有激情和无关紧要的人斗气。你看看哪儿有老教授和病人家属吵架斗嘴的,一是因为人家老练成熟,修行到家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漠视,人家根本就不把这种事儿放在心上。专家教授都想什么呢?出国开会外带旅游,国内开会博人眼球,走穴开刀富得流油,大伙做事他得头筹。还有就是申请各种科研经费、拿项目、申报各类医疗成果奖,名利双收的事儿还忙不过来,整天就愁着如何和高层领导卫生部跑上关系,搭上人脉呢。谁会在乎这些病人或者家属的小心思啊,谁有工夫和家属生气斗嘴呀!” “我就是气不过,太欺负人了。” “你不搭理他们不就完事儿了吗?病人家属的话茬能不接就不接,该回答的提问,按常规来解释,她提无理要求你就说‘好的’,她提意见你就说‘谢谢,我们改’。尽量少说话,漠视本身更冷酷,更有杀伤力,很快对方就不会自找没趣儿了。” “嗯,知道了。” “还有一点,哥今天必须告诉你,你要知道你工作的这个地方是协和,来这儿生孩子的人可不都是平民百姓。现在产科实行建档制度,还能挤进来生孩子的大都有点来头,你都不知道哪个大肚子是托了哪层关系进来的,这里头的水深着呢,好多关系咱根本得罪不起,都得好好伺候着。伺候好了不见得加官晋爵,但要是惹毛了谁,丢了工作、遭了冷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岁月流逝,回望那颗年轻时候的心,她不想有理智的冷酷,也不想有无形之中的杀伤力,她说话噎人,其实只是想得到尊重和重视,她那么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拼命想得到,也正是因为当时得不到,或者和她的付出根本无法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