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引言

    一     从1920年开始，德国电影开始冲破协约国针对昔日敌人设置的联合抵制，它们震惊了纽约、伦敦和巴黎的观众，这些成功的作品既让人困惑，又叫人着迷。  1  Lubitsch的历史古装片《激情》（此为英译片名，德文片名为《杜巴里夫人》，详见本书第四章——中译注）——美国出现的第一部德国影片——于1920年末在纽约上映。随后，1921年4月，《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在纽约公映。1作为未来所有战后影片的原型，《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Caligari）引发了激烈论争。有评论家称之为“通过电影术的媒介进行具有想像力的表达时的第一次意义深远的尝试”，  2  Rotha（1930），p1782另有人称：“影片散发着腐败食品的气味。在口中余下残渣的味道。”  3  Amiguet（1923），p373在揭示德国人灵魂这一方面，战后影片似乎更是令人费解。“恐怖的”、“凶恶的”、“病态的”，这些是人们描述它们时最爱使用的形容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电影的主题和叙述方式有所变化，尽管如此，它们仍保留着甫领轰动时便具有的某些典型特征——哪怕是1924年之后，是年被认为是一段漫长衰落期的开端——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们已经就有关这些特征的评价达成一致。他们最为激赏的是德国电影导演自《卡里加利》时期开始在整个视觉领域展现出来的控制能力，对制作令人印象深刻的布景的直觉，通过巧妙的照明推动情节发展的精湛技艺。专家们同样意识到了摄影机在德国影片中扮演的显著角色，德国人最早熟练灵活地使用摄影机创作了这些作品。此外，没有人会否认组织才能在这些影片中的作用——集体纪律成就叙事的统一以及灯光、布景和演员的完美合一。  1  Rotha（1930），pp177-178；Barry（Program Notes），Series Ⅰ，program 4，and Series Ⅲ，program 2；Potamkin（1929），p388；Vincent（1939），pp139-1401由于这些独特的价值，德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尤其在《最卑贱的人》（The Last Laugh，1924）和《杂耍场》（Variety，1925）之后，在这两部影片中，德国电影在摄影棚及摄影技法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对好莱坞影响最为深刻的正是德国的摄影技巧（camerawork，取该词最完整的意义）”  2  Barry，Series Ⅰ，program 42。作为特有的致敬方式，好莱坞雇用了所有它可以弄到手的德国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事实证明，法国同样受到莱茵河对岸银幕风格的影响。俄罗斯经典影片则从德国的照明技巧中受益匪浅。  3  Jahier（1937），p863     可是，羡慕和模仿终究不需要内在理解作为基础。已有许多关于德国电影的文字一直在尝试分析其非同一般的特质，如果可能，它们还试图解答与德国电影生态密切相关的一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可是，这些本质上强调美学的文献把影片当做自主的构造来处理。例如，从未有人发问何以摄影机首先在德国彻底实现了灵活性。人们也不了解德国电影的演进过程。一直与英国电影杂志《特写》（Close Up）合作的保罗·罗沙早就发现了德国影片的艺术价值，他也仅止于完成了一份编年式的摘要作品。“如果考察从战争结束到美国对白片（dialogue film）出现这段时期的德国电影，”他说，“可以大致将这段时期的作品分为三类：其一，戏剧古装片（theatrical costume picture）；其二，重要的中期，制作摄影棚艺术片；其三，德国电影的衰落，作品向美国的‘画面感’（picturesense）作品看齐。”  1  参见Rotha（1930），第177页。应该注意的是，罗沙所表达的观点正是当时法国和英国的电影专家对德国电影的看法，尽管他的著作比此前发表类似评论的作品更有说服力且观察更加敏锐。1至于为何形成这三类影片的继起，罗沙没有尝试给出解释。类似的外部性说明成了定规。它们直接引致危险的误解。由于将1924年之后的衰落归因于重要德国电影人的出走和美国介入德国电影业，大多数作者倾向于认为该时期的德国影片是“美国化”或“国际化”的产物。  2  Bardèche and Brasillach（1938），p258 ff；Vincent（1939），pp161-162；Rotha（1930），pp176-177；Jeanne（1931），42ff；etc2但是人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美国化”的影片实际上是对当时德国人生活的忠实表达。而且，一般说来，要充分理解某国电影的技巧、内容及其演进，最好能结合这一国家真实的心理模式。     二     有两个原因使电影比其他艺术媒介更直接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     首先，电影绝非个人作品。俄罗斯电影导演普多夫金（Pudovkin）认为电影制作与工业生产相同，以此强调它的集体特性：“没有工头和工人，技术管理者将一事无成，如果每一个参与者仅限于机械地完成自己的分内?责，他们的集体努力也不会有好的收效。团队协作使得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成为这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的一部分并将之与整个工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3  Pudovkin（1933），p1363杰出的德国电影导演们持相同观点并身体力行。在法国茹安维尔（Joinville）的摄影棚观看一部由GW派伯斯特（GWPabst）执导的影片的拍摄时，我注意到他很乐于接受技术人员对布景和布光等细节的建议。派伯斯特跟我说，他以为那样的贡献非常可贵。每部影片的摄制组都表现为一个集合了各色兴趣和爱好的混合体。片场里的团队合作排斥对银幕素材的独断处理，它压抑个人特性，支持多数人的共性。  1  Balázs（1930），pp187-1881     其次，电影面向无名大众并要投合后者的心意。因此，受欢迎的影片——更确切地说是受欢迎的银幕母题（screen motifs）——应该满足现有的大众欲望。偶尔有人会说，好莱坞极力出售的是没有满足大众真正所想的影片。这种观点认为，好莱坞影片时常愚弄或是误导部分公众，后者的被动境地和无可阻挡的宣传攻势劝使他们接受这些影片。然而，我们不该高估好莱坞大众娱乐业歪曲事实的影响力。操纵者依赖的是他所掌握的素材的内在特性，即便是纳粹官方纯粹用做宣传的战争片，也仍然反映了某些无法虚构的民族特性。  2  见本书增补部分对这些影片的分析。2对它们适用的规律对市场竞争的影片更是有效。好莱坞决不会无视公众方面的自发性。普遍的不满会表现为票房收入的减少，而赢利关乎其性命的电影工业必然会尽可能地自我调整，适应思潮的变化。  3  Farrell（1946），p263美国观众看到的固然是好莱坞希望他们喜欢的作品，但从长远来看，公众的意愿决定着好莱坞影片的特性。  4  在前希特勒时期，德国电影工业不如美国集中发达。乌发公司（Ufa）虽未形成垄断但具有明显优势，同时期的公司规模大小不一。这种情形导致电影作品的多样性，也强化了德国银幕反映各种心理状态的功能。4     三     因为摄影机变化多端的运动、剪接以及许多特殊技法，电影有能力同时也不得不审视整个可见的世界。欧文·帕诺夫斯基在一次重要演讲中将这一活动定义为“空间的动态化”（dynamization of space）：“在电影院里……观众有固定的座位，但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从美学角度说，当他的眼睛与在远近八方持续移动的摄影机镜头合为一体时，他便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中。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空间如观众本身一样是活动的。不但各种实体在空间中移动，空间本身也在移动，它变化、转向、消解又重新定形……”  1  Panofsky（1937），pp124-1251     在征服空间的过程中，虚构影片和纪实影片都记录了它们所反映的这个世界的无数构成元素：宏大的群众场面，人体不经意的造型和单调的物件，以及不断发生的不起眼的事件。实际上，银幕对这些通常被忽略的不起眼的小事件表现了特有的关注。特写在电影诞生之初便出现，早于其他任何电影技法，并且在整个电影发展史中持续证明着自己的重要性。“一旦进入拍摄，”埃里希·冯·斯特劳亨（Erich von Stroheim）对一个采访者说，“为了每个细节的完美，甚至为了捕捉面部表情如何变化，有时我会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吃不睡”  2  Lewis（1941）2。搜寻细枝末节，电影似乎是在完成一项天生的使命。     内在生活表现在各种自然环境和外部生活的集合中，尤其表现在那些几乎无法感知的表面信息之中，这些信息组成银幕处理对象的最基本部分。通过记录可见的世界——无论是当前现实或是虚构的世界——电影借此为探知隐秘的心理活动提供线索。纵观默片时代，霍瑞斯·M卡伦（Horace MKallen）指明了特写的揭示功能：“偶尔拨弄手指、摊开手心或是紧握拳头、扔手帕、摆弄完全不相干的物件、跌绊、摔落、找寻以及一无所获，等等，这类细微的动作成为可见的象形文字，展现了人类关系中不可见的动力学……”  1  Kallen（1942），p8091正因为电影中“可见的象形文字”对故事情节的补足，电影独具包容性。通过向剧情和视觉的渗透，“人类关系中不可见的动力学”或多或少刻画了影片出产国的内在生活。     与大众欲望殊为暗合的影片同时取得突出的票房佳绩看来是天经地义。不过，在同时存在的众多需求当中，一部热门影片只能迎合其中一项，甚至还不是顶明确的某一项。在一篇论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遴选收藏影片方法的论文中，芭芭拉·戴明对这一点有详尽叙述：“即便可以断言……哪些是最受欢迎的影片，结果恐怕也只是通过尽可能地保存这些影片，人们可以一再保留同一个梦……同时错过其他无缘在个别最受欢迎影片中出现的梦，可是，它们又的确曾在大量成本较低、较冷门的影片中一再出现。”  2  Deming（1944），p202可通过统计区分的影片流行程度其实不如其画面及叙事母题的流行程度来得重要。对这些母题的不断重复使它们成为内心冲动的外向投射。当它们在热门影片和冷门影片、B级影片以及大片中同时出现，它们显然最大程度地承载着表明症候的任务。这部德国银幕的历史就是遍布在各级别影片中的母题史。     四     谈到一个国家特殊的心理状况，决不是指某种一成不变的民族性格。本书关注的仅仅是在处于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国家中盛行的集体习性和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席卷德国的是怎样的恐惧和期待?这类问题在限定范围内是合理的，附带要说一句，它们是仅有的能够通过对当时的影片进行合理分析得到解答的问题。换言之，本书无意构建任何凌驾于历史之上的所谓民族性格模式，它只关注一个民族在某特定时期的心理范式。对各个伟大民族进行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历史研究并不少见。我期望在这些为人熟知的类型中补充一份有关心理史的研究。     某些银幕母题完全有可能只关涉这个民族的局部，不过，在此一方面的谨慎不应让人们对总体上影响着这个民族的诸种心理倾向抱持偏见，它们较为可靠是因为，共有的传统和不同社会阶层人群间的相互关系在集体生活的纵深处施放着一体化的影响。在前纳粹时期的德国，中产阶级的趣味渗入了所有阶层，它们与左派的政治热情抗衡，也填补了上流社会的精神空虚。这解释了德国电影一一植根于中产阶级心理的电影——在全国范围内的吸引力。从1930年到1933年，演员汉斯·阿尔贝尔斯（Hans Albers）在那些典型的资产阶级白日梦——实现的影片里出任男主角；他的成就也让工人观众们大感痛快，在影片《穿军服的少女们》（Mdchen in Uniform）中，我们看到贵族家庭的女孩们对他的照片顶礼膜拜。     五     我们对“一战”到希特勒最终获胜这段时期——正是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德国历史知识惊人的缺乏，说明大多数历史学家忽略了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不过，对于事件、背景和意识形态已有多维度的透彻研究。众所周知，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没能实现德国的彻底变革。此后，无所不能的社会民主党证明自己只有在打击革命力量的中坚时是无所不能的，可是它没有能力清理军队、官僚系统、大地产主和富人阶层。这些传统势力实际上继续把持着1919年之后徒有虚名的魏玛共和国。我们也了解年轻的共和国如何饱受挫败，德国最重要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对它实施打击策略，他们明目张胆地哄抬物价，令昔日的中产阶级陷入贫困。最后，人人都知道，在实行道斯计划  *该计划由美国财政家道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提议，计划核心为减少德国的“一战”赔款数额，道斯因该计划获得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中译注*——获得国外贷款的幸运年代，大企业从中获利颇丰——5年之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稳定时期的蜃景破灭，摧毁了中产阶级仅剩的教养和民主精神，不断增加的失业人数终于使人民彻底绝望。在从未真正建立的“体制”的废墟上，纳粹幽灵大行其道。  1  Rosenberg（1935）；Schwarzschild（1942）；etc1     不过，以上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尚不足以解释希特勒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反对派阵营可怕的惰性。值得深思的是，许多观察力敏锐的德国人，直到最后一刻都对希特勒不以为然，即使在他上台之后，他们仍然认为新政权不过是一次短暂无望的冒险。这类观点至少表明，在国内形势中还存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还有某种以通常视角无法由其外部环境推知的因素。     只有少数关于魏玛共和国的分析暗示了隐藏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先天不足、共产党人的能力不足，以及德国大众奇突反应背后的心理机制。  1  其中重要的分析成果有Horkheimer ed（1936）；尤其参见Horkheimer（1936），第3-76页。1弗兰茨·诺曼（Franz Neumann）不得不将共产党人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他们没能正确评估影响德国工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倾向……”，随后他又对国会有限的政治权力做出了发人深省的评论：“民主或许依旧存活着——但前提是民主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中根深蒂固……”  2  Neumann（1942），pp18-19，252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对此做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德国工人的心理倾向压制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并因此导致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会的突然溃败。  3  Fromm（1941），p2813     广大中产阶层的举止似乎也受到无可遏止的强迫症的规制。我曾在19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德国雇员身上的明显的“白领”式自负，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上与工人相差无几，甚至更低。  4  Kracauer（1930）4尽管这些底层中产者再也无望获得资产阶级的安全感，他们仍然蔑视一切更加符合其处境的原则及目标，维持着已无任何现实基础的姿态。结果是导致精神上的孤绝境地。他们固执地生活在虚空之中，这更加重了他们的心理痼疾。小资产阶级的行为更令人吃惊。小店主、商人和手艺人满腔怨愤，以至于他们害怕自我调整。他们没有意识到，支持民主才对他们真正有利，相反，他们宁愿跟雇员一样听信纳粹的许诺。他们之所以对纳粹听之任之不是因为正视现实，而是基于感情上的固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