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之快感——新浪潮的开始

我们设想电影时，不太敢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 当我们开始想搞电影的时候，里维特是最积极的。当时，只有阿斯特吕克真正能自认为是一个导演。而我们，我们设想电影时都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里维特是最清楚地作出决定的，而且在拍一些16毫米影片时给我们做了榜样。罗梅尔(EricRohmer)也一样自认为是电影导演，但他是等了较长的时间才开始拍片的。(注：罗梅尔，1920一，法国电影导演、电影理论家和电影教育家，和安德烈?巴赞等一起创立了电影手册月刊并曾任该刊主编。在新浪潮一代导演中他是长者但却成名最晚。他的成名片《我在莫德家度过的一夜》完成于1969年；他的电影风格细腻，画面十分优美，人物对话文学性极强，是一种“精英电影”。他是法国电影导演中的常青树，80岁以后仍继续拍片。他最新近拍的影片《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2007年还被选送到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参赛；阿历山大?阿斯特吕克，AlexandreAstruc，1923年生于巴黎，法国作家、影评家和电影导演，早年曾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任记者。1948年他在《法国银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新的先锋：摄影机-自来水笔》的文章，提出电影应当摆脱讲故事传统的束缚，成为作者自我表现的手段。这一理论对新浪潮电影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因此被视为新浪潮电影的先驱。一一译者) 里维特第一个提出具体方案。他把我们集合起来，制定出各种方案，他提出将电影艺术家联合起来，把他们组成集团，以及其它类似的想法。 我还记得我们，包括里维特、比兹，可能还有夏布洛尔（我记不清了），还和雷乃尝试沟通过一次，问他对此是否有兴趣参加这个集团。从纸面上看，这是非常美非常简单的：阿斯特吕克拍一部影片，雷乃拍一部影片；雷乃拍片时，里维特是助理。随后，里维特拍片，我当他的助理。然后，我拍一部影片，比兹是我的助理，如此等等。在研究拍片预算时一一研究做得还不是那么不好的一一我们看到我们用2500万法郎（这里说的是旧法郎，约合后来的新法郎25万，后同。一一译者）拍一些影片将是绰绰有余的。这是对的。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向某人说：“用一亿法郎您拍一部不知能否赢利的影片；而我们，用这一亿法郎就可以拍四部，要是这四部中没有一部获得成功并赚钱，那就真见鬼了。” 雷乃对此感到兴趣。当时，他正想拍一部名叫《坏事》的影片。阿斯特吕克也一样想拍片，但是他呢，他已是电影业内人士了，他忙于会见一大堆客人并积累了长达200页的一些电影剧本。因此我们便一起带着一部为里维特并与他、还有夏布洛尔、贝里和我编写的剧本去见像道尔夫曼和贝拉尔这样的一些制片人。这个电影剧本名叫《四个礼拜四》。 这是根据一个社会新闻写成的并且受到美国电影的影响，比如受到尼古拉斯。雷伊电影的影响。我现在认为这部影片可能和现今的比如说《海岛上的战斗》一片有相同的质量和弊病。它可能在法国现实主义和美国的图解之间摇摆不定。此外，我想起伦哈特在这个题材上发表过相当严厉但正确的批评。总之，我们当时提出的这个电影剧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赏，也没有一位制片人对我们的建议给予答复。(《海岛上的战斗》是法国导演阿兰。卡瓦里埃在1962年摄制的处女作，公映时遭到惨败；罗歇?伦哈特，1903-1985，法国电影教育家、理论家和导演，代表作为1948年拍的《最后的假期》。他曾是安德烈?巴赞在圣一克鲁师范学院上学时的老师。一一译注) 总之，我们的错误在于认为制片人都会对拍低成本的影片感兴趣。我们对法国电影这个陈旧的法则无知，即制片人并不是有钱的人，而只是找到钱的人，他唯一要保证的是自己能获得收益，是按影片的预算金额百分比来计算的收益，它一方面包括 他的工资，另一方面包括总务费用和额外的支出。这个收益会因影片成本预算费用越高而变得越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愿拍2一3亿法郎的、其实可以只用一半的钱就可拍成的影片的原因。说到底，很多的制片人除非不得已是不会在乎影片的命运的。我说不得已是因为他们对影片获得成功还是在意的，但在通过他们左借右借筹款拍成的高成本影片的情况下，不管如何，最终他们都要能有一份丰厚的工资，它相当于数个雇员的所得。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计划行不通。因此影片的作者必须也是制片人，和影片挂勾的收益必须建立在同一人身上并且不发生矛盾。 以上由让?科勒、米?德拉佩耶、 J-A?费舍、A.S.拉巴特和B?塔维尼埃采访整理 见电影手册月刊第138期，1962年12月 就是在1959年戛纳电影节时，我和克洛德?夏布洛尔一起决定做《巴黎属于我们》一片的联合制片人的。因为电影的剪辑、配音等都完成好几个月了，且将在法国的所谓“艺术与实验”影院公映。影片还将很快出口到德国、比利时和加拿大。 雅克?里维特是我们之中最迷恋电影的，他这部影片证明他是最全面的电影导演。不算拍摄条件，《巴黎属于我们》在出自《电影手册》班子手中的所有影片里是最讲究“场面调度”的，在这部影片中技术困难是最不受掩盖的，但导演始终如一的坦诚和老手般的灵活巧妙逐个地迎击了这些困难。 雅克?里维特写作虽不多，但由于他判断的可靠性，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影评人；尽管拍片不多，他今天奉献的这部始拍于1958年的影片，是我们当年试图要做的评价标准。 按照法国作家佩基(1873一1914)的说法，巴黎不属于任何人。里维特在他这部电影开头时向我们提到了这句话。但电影却是属于所有人的。 选自《我钟爱的影片》一书 一九七五年巴黎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出版 青年电影导演将以第一人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向我们叙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新浪潮从来不是一个流派或是一个俱乐部，它是一个重要的、自发性的并迅速地超越我国国界的运动。我感到自己与之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又尤其特别是因为我写的文章强烈希望它的到来，以至于在1957年5月份撰写了这种天真的但却是令人信服的电影主张的声明：因此在我看来，明日的电影将会显得比一部个人小说还要更具个人特性和自传性，就像是一种忏悔或私人日记。年轻的导演们将以第一人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将向我们叙述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这可以是有关他们的初恋或新近发生的恋情，他们政治的觉悟，一次旅行报导，一次生病，他们的服兵役，他们的婚姻，他们最近度过的假期，这些将会差不多深受观众的喜爱，因为，这些是真实和崭新的 明天的电影将是一种爱情证书。 选自特吕弗著《我钟爱的影片》一书 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巴黎，1975 我认为，在生活中，在专心致志地、锲而不舍地只想干一件事的条件下，人们总是能达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目的的。总之，当一位导演在35岁上才执导自己的处女作时，这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因为他心里会想这是正常的，他等待搞电影已有15个年头了。至于我，我拍我的第一部影片时，是在27岁那年。同样，为了拍电影我也足足等了15个年头，因为我决定要当导演时，年方12。由于从12岁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因此，我迟早会有一天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挺正常的。只不过是，我并不是走当导演助理的途径，而是通过做新闻采访、做影评和观摩影片来学艺达到目的的。而且我现在认为，通过观摩影片来学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它和作为导演助手与导演合作一起拍片能获得同样的教益。四年前，我用16毫米的胶卷拍了我的第一部影片，虽然我没有将它剪接，但通过拍此片，我仍然学到了不少东西。我 的第二部影片是两年前拍的《顽童们》，这是一部短故事片。假如我没有机运剪辑完成我的长故事片《四百下》的话，我也肯定会将它缩短成中篇。我可能还会等待。不过我已下定决心不搞纪录片而只拍故事片。原因很简单，这只不过是长度和机运的问题。最后，关于影片《四百下》，从我有了完整的电影剧本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心要拍它。而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我也肯定会拍它，但这样的话我的资金就会大打折扣，我就可能不得不作出牺性，删掉剧本的一些内容和段落，但我仍然会拍它的。总之，这部电影今年仍然会完成好。 以上谈话由皮埃尔?威尔登斯坦采访整理， 见《电视-电影》周刊1959年7月第83期 处女作是如此接近你自己，如此有个性，以致非常 自然地由于反应，也由于需要，第二部影片便借用别人的题材了 在我正在拍《四百下》一片期间，有人问我，拍完此片后，您将打算干什么？我当时回答说：“不知道，我希望搞电影，但对此我不能肯定。”我意识到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是很不好的；正因为这样我放弃了我的计划 十分自然地处女作是如此的接近你自己，那样的有个性，以至于由于反应，也由于需要，第二部便借用别人的题材了。在展示某种你一直很牵挂在心的事情时，你会感到焦急不安：“其实，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弄错了，此事也只涉及到我自己而已。”而如若利用别人的题材：“我抄袭了文学，这个故事与我无关，电影难道不能给自己提供食粮吗？”两种态度引起了同样的怀疑。但我喜欢想起我最仰慕的电影艺术家让?雷诺阿，在他的成就中，不是十部影片中就有六部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吗？ 以上由纪贝尔?萨拉沙采访整理，见一九六一年第94期的《电视-电影》周刊 一一确实，在您这一代电影导演中，更不必说更年轻的，很少有人在相当长时期内能每年拍出一部电影来，而且把拍电影看作是一种职业。 一一是的，我现在认为开头这只是偶然。我的岳父当时领导着柯西诺尔电影制片公司，是生产了我的处女作《四百下》的制片商。他曾向我建议，是否愿意自己单独干，建立自己的制片公司。这样，我就参考了《金马车》(让?雷诺阿的一部影片的名字。一一译注)的名字创立了《马车制片公司》，而且我运气不错，这个区区小公司成立二十年后仍然生存着。因此一切均开始于我的这部处女作，它给我挣了许多钱，但我未能预见到的是，我在这个行当中的我的表现方式。那时我曾虚度青春年华一一逃学去看电影。一旦我有了《马车制片公司》和一间办公室，那么，二十多年来我从未错过一天去办公室。即使是伯格曼或费立尼的新片公映那天也必须去办公室，我等到晚上七点钟必去那里，很可能这是因为对和我一起在那里工作的人员我深感负有责任的原故。 以上由塞尔日?达内、让?纳尔波尼和塞尔日?图比阿纳采访整理，见1980年9月《电影手册》第315-31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