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我正于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任职董事总经理。那年那月的某一个下午，我准备好辞职信，向老板请辞。我的投资银行生涯，转眼已经11个年头；自那天开始，算是画上句号。 以往的投行岁月，过的都是活在飞机上的日子，心里算的是时差，嘴上说的是英语。别人叫我Stephen，若我需要介绍自己的工作，概括说来，就是i-banker（投资银行家）。我试过为了一个重要会议，由伦敦飞抵新加坡，开完会后又急急飞回欧洲参加另外一个会议，前后在新加坡逗留不到5小时。 当年我于耶鲁硕士毕业后，误打误撞地考进许多学生都趋之若鹜的投资银行，误打误撞地加入了雄霸美国债券市场的雷曼债券部门，更误打误撞地专门负责发展其时仍方兴未艾、后来却引起轩然大波的信贷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包括研发打包债券（如债务抵押证券，CDO）和其他相关产品。 我不停地强调“误打误撞”，因为当时我对金融、债券以及衍生工具均一无所知，只是抱着边做边学的心态，想在金融世界开开眼界，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从来没有视投行为终生职业，最初只打算在那里工作一两年，便走出来到其他领域看看，怎知一去便十多年。 通过投行工作的经历，我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包括全球各地的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退休基金以及私募基金等等，亦需要和律师行、会计师和评级机构打交道，足迹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客户之外，和我共事的伙伴，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使我有机会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去掌握全球金融体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书中，我会尝试为读者解构个中关系，让大家明白金融风暴的骨牌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2009年9月15日，转眼雷曼兄弟倒闭已一年。虽然我早已非雷曼雇员，但蓦然回首，方知道我原来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近距离目睹了亚洲金融风暴、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LTCM对冲基金濒临倒闭、互联网泡沫爆破所引发的信贷危机以及整个金融体系杠杆化（leveraging）的过程。 坊间有很多不同评论，尝试解释金融海啸的成因，而金融体系杠杆化、衍生工具泛滥便成为主要的替罪羊。不过，我认为不少评论都流于片面，例如有人引述“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观点，说衍生工具是大规模杀伤力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却不提巴菲特自己由始至终，其实一直都有运用衍生工具，作为对冲和投资的工具。 撰写本书，我不是要为衍生工具作出任何辩解，亦不是说衍生工具市场并无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衍生工具本身只是工具而已。 事实上，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信贷泛滥。信贷泛滥，造成流动资金过剩，全球资产价格上升。美国次贷爆破只是个引子，先是戳破欧美的信贷泡沫，继而引发全球股市下挫。我担心的是，虽然亚洲没有次贷问题，衍生工具市场亦比欧美规模小（香港的散户炒卖认股证除外），但其实一样存在许多信贷泡沫。 我将自己在雷曼时代（1997年至2004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用类似故事的手法和读者分享。不同的读者对这些故事会有不同的分析，作出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我只想为读者打开一扇窗，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有关金融海啸的真实背景和来龙去脉。 我集中写金融海啸的酝酿期，除了是因为篇幅有限，更因为这部分很少人提及和留意。其实回溯这些前期的故事，对明了后期的事态发展，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很多人误以为投行可能自此消失，但事实上，很多大型的传统银行本身都经营投行业务，比如说Citigroup（花旗银行）、Bank of America（美国银行）、JP Morgan（摩根大通）等等。再者，两家独立的投行Goldman Sachs（高盛）和Morgan Stanley（摩根士丹利）虽变为商业银行，但长远来说，能够接纳存款（deposit），对投行的业务只会更加有利。 简单来说，投行的业务主要是帮助企业在股票和债券市场里进行集资，并满足市场上各种的对冲需要。企业要有增长，自然就有集资的需要，特别在中国市场，投行的业务只会有增无减；同样地，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永远都有各式各样的对冲需要，是故衍生工具“不死”。 正如股票市场在过往一百年里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成长之痛（growing pains），衍生工具市场自然亦不能幸免。但我相信，随着衍生工具市场不断完善，如提高透明度、增加流通量和改革监管制度，前景仍然非常乐观。 年轻时的我，总是活得小心翼翼，不自觉地把自己绷得紧紧的，就像是一根快要断掉的橡皮筋。在投行的日子，我更是工作至天昏地暗，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为社会做点事情（我始终认为，单纯的金钱捐献并不足够）。能够做的，就算再微小，我都尝试去做了，例如在伦敦的时候，每逢周六我都到露宿者之家当接待员。 不过，正式离开投行以后，我的时间表彻底地改变了，生活不再营营役役。我闯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和事业，增加人生经历。 2008年6月，当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一个多月，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贸贸然跑往成都，看看是否帮得上忙。我们没有特别的技能和经验，自知能做的不多，但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位当地的货车司机。他为了赈灾，暂时放下工作，每天驾着小货车运送物资往灾区，奉献自己的一份力。我的内心亦因而获得鼓励。 在这位热心同胞的引领下，我们每天从成都的超市大量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然后花上数小时车程，往有需要的农村派发物资。每次派发物资，我们都告诉村民我们是从香港来的，而他们总会恳切地拉着我们的手，细说灾难发生的情况。尽管他们说的是地道四川话，我不是每句都能听懂，却仍深切感受到他们心里的那份痛。我很想鼓励村民，也不管自己的普通话是否带着浓重的广东腔。我只希望他们知道，远在香港的我们，很多人都心系四川。 2009年4月，我再赴四川，发现灾民最急需的已不是基本物资，而是房屋和心灵的重建。这两项重建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甚多、时间甚长，合我们数人之力又岂能足够？ 记得我和长驻当地的义工四处家访时，在深山碰上一位婆婆形单影只地收拾柴禾，我们于是上前给她一篮子食物。这位婆婆耳朵不太灵光，我们说了老半天，她才明白我们的来意，竟大哭起来，让我们一时手足无措。原来婆婆自老伴过世后，儿子再没有回家看望她，她只有独自艰难地生活。看着她老泪纵横，一位在灾区见惯苦难的义工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让我们做得了多少，便做多少吧！”那一刻，我想起一句蛮有智慧的话：“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 又记得有一天，我们帮忙重建房子。我们十个自命为健壮的“彪形大汉”想合力抬起一块巨石，弄了半天，巨石依然纹丝不动。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拿起一根棍子，运用杠杆原理，二话不说便将巨石移走。 决定离港到四川时，很多香港朋友问我为何不捐些钱便算了，何必要自找苦吃，奔往灾区。捐钱当然重要，但身体力行，其实亦是想运用杠杆原理，推动他人关怀弱小。 在四川，其中一家接待过我们的非政府慈善组织，是中国爱心行动义工协会。那些义工来自中国各省市，他们都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到四川全心全意服务灾民。从城市来的义工，须适应乡间生活，本来已是一种挑战与牺牲，我只逗留一个多星期，他们很多人却打算逗留一两年。从城市来的，或许还有些积蓄，但有的义工是从其他省份过来的农民，他们不打工便没有收入，却仍愿意奉上自己的所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都在彰显高尚的情操。 他们是我的榜样。我亦希望略尽绵薄之力，谨将本书的版税收益，悉数捐给中国爱心行动义工协会，希望继续为四川送去温暖。 黄元山 2009年10月
金手铐的救赎——一个投资银行家的海啸后自白——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