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试读]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 查看全部[ 1 ]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 查看全部[ 2 ]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 查看全部[ 3 ]

要说革命现象在前现代是史无前例的，这绝非必然之事。诚然，许多人都会同意，对新事物的渴望与相信创新性本身可欲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乃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典型特征。将这种现代社会的情绪等同于所谓的革命精神，的确司空见惯。不过，如果我们通过革命精神来理解那种实际上是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精神，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现代的创新性渴求必须与革命精神仔细加以区分。从心理上说，立国的体验与相信一个新故事即将在历史中展开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将会使人们变得“保守”而不是“革命”，使人们热衷于维护既定事务和维持稳定，而不是为新事物、新发展和新观念开辟道路。而且，从历史上看，第一批革命者，即那些不仅缔造了一场革命而且将革命引上政... 查看全部[ 4 ]

创新性、开端和暴力这一切因素，与我们的革命概念都息息相关，但是在“革命”一词的原义中和它在政治语言中的第一个隐喻用法显然不存在这些因素。不过这个天文学术语还存在另一层意思，我略为提到过这层意思，我们自己对这个词的运用，自始至终都深受这层意思的影响。我所指的是不可抗拒性这一观念，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天体遵循预定轨道的旋转运动，不受任何人力的影响。大家知道或者说相信大家都知道，“革命”一词第一次使用的确切日期。那时它仅仅是用来强调一种不可抗拒性，而不具有任何循环往复运动之意。依我们自己对革命的理解来看，强调不可抗拒性重要之极，以致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采取这一新用法之日，就是旧天文学术语具有新政治... 查看全部[ 5 ]

当不幸的人出现在巴黎街头时，似乎卢梭的“自然人”突然现形了，还带着“原始状态”下的“真实需要”；似乎大革命事实上只不过是“不得不采取的实验以发现”这种“自然人”①。人民现在出现了，他们并没有被“人为地”隐藏在面具后，因为他们既置身政治体之外，也置身社会之外。没有伪善来扭曲他们的脸，也没有法律人格来保护他们。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同样是“人为的”花招，以掩藏从不掩饰其自私自利或忍无可忍之苦难的“原始人”。从那以后，“真实需要”就决定了大革命的进程，结果不出阿克顿勋爵所料，“一切能决定法兰西未来的事务，（制宪）会议都没份儿了”，权力“从他们手中旁落于纪律严明的巴黎人民，再越过人民及其... 查看全部[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