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幸的人出现在巴黎街头时,似乎卢梭的“自然人”突然现形了,还带着“原始状态”下的“真实需要”;似乎大革命事实上只不过是“不得不采取的实验以发现”这种“自然人”①。人民现在出现了,他们并没有被“人为地”隐藏在面具后,因为他们既置身政治体之外,也置身社会之外。没有伪善来扭曲他们的脸,也没有法律人格来保护他们。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同样是“人为的”花招,以掩藏从不掩饰其自私自利或忍无可忍之苦难的“原始人”。从那以后,“真实需要”就决定了大革命的进程,结果不出阿克顿勋爵所料,“一切能决定法兰西未来的事务,(制宪)会议都没份儿了”,权力“从他们手中旁落于纪律严明的巴黎人民,再越过人民及其指挥官,落入群众的管理者手中”。① 而群众一旦发现宪法不是医治贫穷的万灵药,他们就会像反对路易十六的宫廷那样反对制宪会议;他们从委托人的协商中所领教的矫饰、伪善和欺诈的表演,丝毫不亚于君主的阴谋。革命者当中,只有那些幸免于难和上台执政的人,才成为了群众的代言人,他们使一个尚未建立的政治体“人为的”、人定的法律,屈从于群众遵奉的“自然的”法律,屈从于那驱使着他们的力量,这其实是自然本身的力量,是根本的必然性的 力量。 当这种力量被释放出来时,当每个人都相信只有赤裸裸的需要和利益不带伪善时,不幸的人就转化为enragés(激进派),愤怒其实就是化不幸为积极的唯一方式。于是,在伪善被戳穿、痛苦暴露无遗之后,呈现出来的就是愤怒而不是美德了:一方面是对揭露出来的腐败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对不幸的愤怒。是阴谋,法兰西宫廷的阴谋,促使欧洲君主结成反法同盟;与其说是政策,倒不如说是恐惧和愤怒,发动了反法战争。甚至连柏克也为之鼓噪:“若是哪位外国君主曾到过法国,那他无异于进入了一个暗杀者的国度。文明战争的模式无以施行,当前体制下的法国人亦不配拥有它。”有人会辩解道,正是革命战争固有的恐怖所带来的威胁“建议在革命中动用恐怖”。② 无论如何,对于这一点,那些自称激进派的人,那些公然宣称复仇是促其行动之原则的人,做了极其精辟的回答,“复仇是自由的唯一源泉,是我们唯一应该为之献身的女神”,埃贝尔派的一名成员,亚历山大•鲁斯兰如是说。这也许并不是人民的真实声音,但肯定是那些被当作是人民的人的真实声音,甚至连罗伯斯庇尔也将他们当作了人民。这里既混杂着被革命撕掉了伪善面具的大人物的声音,也掺杂着“原始人”(卢梭)“自然的声音”,体现在愤怒的巴黎群众之中。同时听到这两种声音的人,想必已经无法再让自己去相信,不加掩饰的人性是善良的,也不会相信人民永远都是对的。 赤裸裸的不幸引起的愤怒,与腐败被揭穿而引起的愤怒针锋相对,正是这些愤怒之间不平衡的对抗,产生了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进步的暴力”这一“持续反应”。它们不是合力“以数年之功成就百年大业”,① 而是将其一举肃清。愤怒不仅就其定义而言是无能的,而且是无能在最后的绝望时刻孤注一掷的方式。在巴黎公社各区内外,激进派就是那些拒绝再承担和忍耐痛苦的人,然而他们也无法消除痛苦,哪怕是稍微减轻一下痛苦也好。在这场充满破坏性的对抗中,他们被证明是强大的一方,因为他们的愤怒与他们的痛苦相联系,而且直接来源于他们的痛苦。痛苦的力量和美德在于忍耐,忍无可忍之时就爆发了愤怒。诚然,这种愤怒无力实现什么,但它包含着真正痛苦之要素。后者的破坏力无可匹敌,比起单单由挫折所引起的暴怒可以说更为持久。确实,受苦的人民大众走上街头,完全是自发的,与那些后来成为组织者和代言人的人无关。但是,只有当革命人士“同情的热情”——也许尤以罗伯斯庇尔为甚——开始赞美这种痛苦,将暴露无遗的苦难吹捧为美德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保证时,人民大众暴露出来的痛苦,才将不幸的人转化为激进派,以致革命者不自觉地开始将人民当作不幸的人而不是当作未来的公民来解放了。然而,如果这是一个解放受苦大众的问题而不是解放人民的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大革命的进程依赖于释放内在于痛苦的力量,依赖于狂怒所具有的力量。尽管无能的愤怒最终将大革命送上了绝路,但是痛苦一旦转化为愤怒,便能释放出势不可挡的力量,却是千真万确之事。当大革命从以自由立国这个目标转化为将人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它就打破了忍耐这道屏障,释放出来的,事实上是不幸和苦难的破坏性力量。 从蒙昧时代起人类的生活就为贫困所苦。在西半球之外的所有国家,人类都苦于贫困而劳作不息。从来就没有一场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问题”,将人们从匮乏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但是,一切革命都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在反对暴政或压迫的斗争中,动用和误用了苦难和赤贫巨大的力量,唯一的例外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① 尽管以往革命的全部记录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导致恐怖,而且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绝路。然而几乎无可否认的是,当一场革命在大众贫困的条件下爆发时,要避免这种致命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跟着法国大革命走上这条注定要失败的道路,之所以一直都充满如此可怕的诱惑力,不仅在于要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其迫切性总是优先于建立起自由,而且在于一个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事实,那就是穷人反抗富人的起义与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造反相比,具有一种截然不同而且势力更大的力量。愤怒带来的这种力量近乎不可抗拒,因为它是由生命本身的必然性所孕育和滋养的(“胃的造反是最糟糕的”,弗兰西斯•培根在讨论作为暴动根源的“不满”和“贫困”时如是说)。毋庸置疑,向凡尔赛进军的妇女“扮演着真正的母亲角色,她们的孩子在脏乱的家中嗷嗷待哺,就这样,她们为她们既不具备也无法理解的动机,提供了一把无坚不摧的金刚钻”。② 当圣鞠斯特根据这些经验高呼,“Les malheureux sont la puissance de la terre(不幸的人是强大的世俗力量)”时,这些气吞山河、未卜先知之语,字里行间,言犹在耳,恍如亲临其境。其实,它就像是世俗的力量在仁慈的阴谋中与这场起义结成了同盟。这场起义,它的结果是无能;它的原则是愤怒;它有意识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生命和幸福。在传统权威崩溃,令世间穷人啸聚街头之处;在穷人离开不幸所带来的默默无闻,纷纷涌入集市之处,他们的狂热似乎就像星辰运动一样不可抗拒,带着自然力的一股洪流向前奔涌,吞没了整个世界。 托克维尔(在一段著名的话中,写于马克思之前几十年,那时他可能也不知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率先质疑,为什么“必然性学说……对于那些在民主时代书写历史的人如此具有吸引力”?他相信,原因就在于平均主义社会的匿名性,在那里,“个人行动在国家中就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以致“人们因之而相信,……某种高高在上的力量统治(着)他们”。表面上这一理论颇有见地,仔细一想便会发现其中的缺陷。个人在平均主义社会里的无权,固然可以解释对决定其命运的高高在上的力量的体验,但是难以说明必然性学说固有的运动因素,而缺乏这种运动因素,必然性学说对历史学家就毫无用处。运动中的必然性,这条“将人类禁锢和束缚起来的牢固的巨型锁链”,可以向后追溯到“世界起源”,①而在美国革命或者美国平均主义社会的经验范围内,则根本就不存在。在这里,托克维尔是将他从法国大革命中了解到的某些东西,强加于美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已然以一股匿名且不可抗拒的暴力洪流取代了人的自由和协商的行动,尽管他依然相信——不妨对照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这股自由奔腾的洪流可以由人的美德的力量来引导。但是,罗伯斯庇尔相信暴力的不可抗拒性,而黑格尔相信必然性的不可抗拒性,无论是暴力还是必然性都在运动之中,将一切事物,一切人都卷入到滚滚洪流之中,两者背后的共同意象,就是大革命期间巴黎街头的熟悉景象:穷人源源不断涌上街头。 我们发现,与“革命”一词的原意如此密不可分的不可抗拒性要素,在穷人汇成的洪流中得到了体现。当不可抗拒性又与我们归因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联系起来时,隐喻义上的“革命”就变得愈发令人信服。将必然性归因于自然过程,不是因为自然科学常常根据必然的规律来描述这个过程,而是因为我们体验着必然性,作为有机体,我们发现自己被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过程所支配。一切统治都源于人们从生活必然性中解放的希望,并从中获得最正当的源泉。而人们是通过暴力手段;通过强迫他人为自己承担生活之重负来实现这种解放的。这是奴隶制的核心。仅仅是技术的兴起,而不是现代政治理念本身的兴起,反驳了那古老而可怕的真理,这种真理认为只有暴力和统治他人才可以使人自由。今天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通过政治手段将人类从贫困中解放出来更老掉牙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徒劳和更危险的了。摆脱了必然性的人之间的暴力,与人用来对抗必然性的原始暴力是不同的,尽管残酷性不相伯仲,但前者却不如后者那样可怕。在现代,这种原始暴力第一次公然出现在政治的、历史记载的事件中。结果就是,必然性侵入了政治领域,这一人们得以真正自由的唯一领域。 穷人大众,是具有压倒性的多数,法国大革命称之为不幸的人,并将其转化为激进派,这只不过是为了遗弃他们,让他们陷入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一如十九世纪对他们的称呼那样。他们背负着人类自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支配着自己的必然性,还背负着一直用来征服必然性的暴力。必然性和暴力,两者的结合使它们显得不可抗拒——la puissance de la terre(世俗力量)。 富足与无休无止的消费乃是穷人的理想:它们是苦难荒漠中的海市蜃楼。在此意义上,餍足和窘迫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必然性的桎梏不一定非要钢铁铸就,它们也可以用柔丝织成。自由和奢侈一向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现代的看法,倾向于将国父们对节俭和“简单的生活方式”(杰斐逊)的执著,归咎于清教徒对尘世快乐的蔑视,这种看法所证实的,与其说是一种无法摆脱偏见的不自由,毋宁说是对自由的不理解。因为,“追求一夜暴富的致命激情”绝不是感官邪恶,而是穷人的梦想;几乎是从美国殖民化之始,这个梦想就在美国占了主导,因为,甚至在十八世纪,这片土地就不仅是“自由的土地,美德的居所,被压迫者的庇护院”,而且也是应许给那些基于生活条件而难以领悟自由或美德的人之地。美国的繁荣和大众社会日益对整个政治领域构成威胁,造成这种恶果的依然是欧洲的贫困,这是它的报复行动。穷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各取所欲”。如果真的只有需求得到满足的人才可以达到自由,自由也同样真的会避开那些一心只为欲望而活的人。美国梦,如同在大规模移民影响之下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它的理解一样,既非美国革命的梦想即以自由立国,亦非法国大革命的梦想即人的解放;而是,并且不幸的是,它是对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的梦想。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久就能超乎一切想象地实现这个梦想,这一事实自然令那些梦想家们相信,他们真的活在一个最好的可能世界之中。 总而言之,无可否认,当克雷夫科尔预言“人将打败公民,他的政治准则也将丧失”时,他是对的;无可否认,那些由衷地称“我的家庭幸福是我的唯一愿望”的人,当其以民主的名义,将怒火发泄到“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身上时,他们的抱负超越了他们的私人幸福;当他们以“普通人”和某种模糊不清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名义,谴责公共美德(它肯定不是农民的美德)只不过是野心,谴责那些给他们带来了自由的人是“贵族”,并且相信这些人“极度虚荣自负”(例如可怜的约翰•亚当斯)① 之时,他们将得到几乎所有人的交口称赞。革命中的公民转变为十九世纪社会中的私人个体,经常被人津津乐道,而且通常是根据法国大革命的术语,称之为citoyens(公民)和bourgeois(资产阶级)。在一个更复杂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对政治自由之喜好”的消失,视为个人向“内心的良知领域”退缩,在那里,个人发现了唯一“适合人类自由的领地”。已经打败了公民的个人,在轮到“将个人打败”的社会的进逼之下,将会据守这一领地,仿佛据守着一个岌岌可危的堡垒,保护自己不受社会侵犯。这一过程,比革命更加决定了十九世纪的面貌,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
论革命——6
书名: 论革命
作者: [德] 汉娜·阿伦特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On Revolution
译者: 陈周旺
出版年: 2007-3
页数: 281
定价: 19.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2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