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M. Xiao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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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本书算是对唐朝前期禁军制度的梳理，前三章分三阶段介绍了唐前期北衙禁军由屯营（七营）到羽林军，又部分分化为龙武军的过程；第四第五章则侧重阐述了变化过程中所体现的内廷化趋向和对府兵制的继承与消解；舆论则在比较和回顾之后，从政治史的角度相对宏观地对禁军制度进行理解，大致可以分为奴化和宦官化两个部分，后者是对已官奴化（内廷化）禁军的利用。作者不无遗憾地指出，“玄宗为了不使皇帝受制于权臣所采取的措施最终却导致皇帝受制于家奴”（P194），可以说南北衙体系分化的过程，在唐中叶来看，是以宦官的后来居上为一段落的。这一过程，与中枢宰相制度颇为相像，更内的权力将中层次的权力逐渐排外。作者对陈寅恪北衙禁军的批驳也较为有力。本书中出现了一些概览性的表格，相当清晰，遗憾的是，说明居住空间的章节没有安排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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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巴门尼德著作残篇
篇幅短小，正好适合看大块头书的时候随意翻翻。如果粗浅看，巴门尼德思想并不冗杂，无非是在讲一个存在（存在者不生不变，存在者是不动的，存在者是不可分的，存在是现在，存在者是it，存在者有限，存在者有界似圆）和真理之路。课上老师有所阐发，读原文也就不觉难懂。It is and it cannot not be;it is not and it needs must 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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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远去的都市
Z大听报告时读完。作者突破原有革命史的框架，通过基层社区、普选、报业、知识分子和电影等个案，以50年代上海的社会与文化改造为切入口，具体而微地呈现上海在政权交替间新政权如何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承诺，将革命正当性转化为政权合法性，原有城市文化如何延续自身特质并逐渐转型。对于上海复杂的社会特性，新政府进行群体区分，采取不同方式加以控制，如将基层分为单位人和非单位人加以管理，普选采用联合提名和内部操纵的双重运作，报业改造中对上下层给予不同的政治压力，电影业中禁绝西方而一定包容港片。作者尝试呈现出交替时期上海的复合性，虽然有着强势的官方政治运动和政治宣传，但是大众文化和大众社群仍保留了相当自主性的吁求和多元的利益，而新政权亦对此加以容忍，对立的叙事不能涵盖当时社会与政治的所有面向。但篇章间联系似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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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同治中兴
清晰概括出同治内政洋务诸措施，构成可讨论时代命题，是本书最大魅力所在。作者将同治年间改革者形容为中国的保守主义，他们需要在新的形势目标要求下，于传统内完成变革调整。中兴的出现，在于列强不干涉有节制的对华合作政策，科举体制中精英官员的干练，厘金、新军队等创新措施对传统制度的补充，对国际知识的快速学习与应用。但中层新人才的缺乏、上层努力与基层要求和争端的落差，导致中兴难以维系。作者认为中兴目标并不指向未来，而在于儒家秩序体系的重建，这一体系与西方意义的新世界本质是矛盾的，因此传统调整终在阿礼国协定与天津教案后失败。作者将中兴与新生活的一些措施对比，强调儒家秩序的不适，带有作者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悲观评价。然而，如李宗仁言，这一道德规范是中国作为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唯一理由。传统的近代化调适其实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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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英国的课业
作者主要通过二次鸦战与义和团事件中的中外互动，探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文化过程：一方面是武器的暴力，一方面是语言的暴力，呈现出在西方压力下，中国被规训进新的白人世界的权力关系之中。作者将这样的过程用帝国教程的两面——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来解释。如果以“课业”来形容西方对东方的教化，其中所透露的是文化的、种族的隔膜与不理解，甚至于文化与种族的自私，正如军队在抢掠行动中对于宗教设施的焚毁一样，破除异族迷信同样也是以残酷的方式将同化的可能留给将来。抛开意义的建构，事件本质却不会轻易改变，但当事人的不同书写和印象为日后的解说和阐述创造了割裂的倾向，也提供了弥合的空间。正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样，寻找一种共同的历史方式，“那些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尊严的方式”，或许这是潜在的更柔性的理解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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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本书通过分析近代中国三次不吸纸烟运动，以相似运动反映新教传教士、社会精英与政府背后不同的目的动机和动员方式，体现政府与社会的疏离，而劝戒纸烟从属于更宏大社会政治运动，并为后者提供了切实落脚点，但其只能调用部分社会资源，难以成为社会持久焦点。此外，以烟草为例可看出传统观念通过援引不同资源实现近代重构的过程，（科学、数据）知识、直观经验和（个人与社会）伦理在不同发起人的宣传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浙江省力行戒烟的两个个案，从底层视角反顾戒烟运动中顶层设计在地方执行上的歧异，地方以“节约”为侧重的宣传突出了拯救地方经济一面，但禁烟执行的过激化又牵涉了外交纠纷和烟商反对，妨碍中央。虽切入点小，但由于烟业在国家财政与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性，联系社会中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各种利益团体，充分体现民国社会之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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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
初读胡成文还是在明清史课上。本书可分三部分：中西医文化的碰撞（1-3）；卫生和检疫（4-9）；禁娼问题（10-11）。这些文章多是置于”遭遇“环境中去细化文化互动的细节与多元，呈现不同人群在差异中竞逐权力、表达话语的过程。这种差异有中西方的异质性，带来后者优越感的体现，但在文化遭遇之际，双方之间发生的除了误解，作者也展示出彼此间常被忽视的包容与适应（第1-3章）；同时，近代科学与市政管理对于传统社会的渗透，初入的近代性无法完全取代更适用的本土性，现代转换过程中需要本土精英的中介，也会使得部分更有地气的传统得以保留，但在近代转型中，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仍成为主权争夺的重要前提。胡成的研究特点在于大量史料引证的细密感，中英文材料下的”世界之中国“视角，且结论能较好提升总结，但写作时似乎长句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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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姐妹们与陌生人
这本书以对上海女工日常生活经验的还原为主，对棉纱厂的生产流程、女工的雇佣形式、女工工作内外的生活娱乐和不同人生阶段所面临的转折进行了白描式的论述，而全书的主要结论体现在第八章。前面几章是对第八章结论的铺垫，通过纠正对女工生活单一、刻板的印象，来说明女工内部的不同质和女工姐妹会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强调女工在日常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而非任人宰割的羔羊。作者认为20年代的罢工妇女多是传统忠诚的反映与被迫罢工，而四十年代以来，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政治教育下，女工开始超越小集团，旧关系有了新内容。共产党亦采用与先前不同的方法，更尊重和利用女工原有的姐妹会形式，参加和演变旧有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意识，并不会超越过去的忠诚关系，而是建立在此之上，并包容后者。但是，本书描述过多，得出来的结论则稍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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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国旗·国歌·国庆
本书从国旗、国歌和国庆（纪念日）探讨近代中国国家象征的营建。作者认为此过程首先是近代化的国际性产物，肇始于晚清的“国家间礼仪竞争”，然后从民间向官方逐渐开始自觉将其利用；缺乏实力派人物，更使得形象化的模范价值构成国族凝聚的核心。作者虽然避免两阶段论的武断划分，承认北京政府时期国旗国庆知识普及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但是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区别其实无法回避，后者更重视“神圣化”，政治意志的自由表达逐渐被抑制，国家象征与执政党凸显一元化与体系化。与前人研究相比，作者在更长时段内展开研究，并进行多个维度的分析与比较——不仅局限于北京与南京政府之间，亦提及抗战期间维新政府、重庆政府，之后的共和国政府与战后国民政府，从而更清晰地观察中国近代国族主义塑造的发展后续与结果。虽无多少新见，但细节展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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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塑造顺民
本书从渠道、国家理论和作用等方面探讨了华北日伪政府的国家认同塑造。华北伪政府通过控制教育和传媒强化和延续国民政府时期的控制力量，在宣传中借鉴中国传统，提出王道政治和新民主义的政治追求，扶植和引导宗教与信仰以减少阻力。同时，将华北国家认同纳入大亚洲主义和东亚同盟的正当性体系中，烘托日本东亚解放者的形象与同文同种的亲切，反强调重庆（英美）和延安（苏联）之腐败与道德匮乏。作者强调立足文化建构而不探讨与战争失败的关联度，得出“大局失败、局部有得”和促进现代中国形成两点结论。可以说日本对自身民族立场资源的利用在当时的确塑造出相当异质于西方影响的力量，但国内纷争、德意关系、军政错位让日伪文化建设多有制肘且缺乏说服力。抗战时期国家建设的三种方案，日伪政权固然合法性难成立，但其所强调的文化要素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