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女人缠了哪个女人的足？

缠足和上学当然不可相提并论诶，上学又不会导致肉体残病。
我在家乡村子做访谈时，遇到过一位老太太，出生于三十年代初，说她家是祖母负责缠足，一众堂姐都是由祖母来缠，适逢放足运动，有人来“查脚”，堂姐们就被藏到红薯窖里，躲过“查脚”。到了她该缠时，由于祖母年长，精力已有不济，也由于运动带来的观念松动，她母亲悄悄在晚上给她放脚，于是她的双脚保全。

我觉得缠足既有家长制的原因（祖母/母亲的权力），更多还是男权制的原因，因为不缠足的确影响婚姻这一决定女性命运的事情。而对制度的松动才带来解放身体的可能。在这个事件中，缠与不缠，的确都不是小女孩自己能决定的。诶。

我只是觉得，当时强制缠足和现在强制去上学（因为在缠足的年代，也没有强制去上学这一说）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因为当父母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子女提供各种教育的时候，将强制缠足和强制上学类比，基本就是在将 要不要缠足 和 要不要学知识 相类比。这怎么能比呢？

等你有能力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早已过了缠足的年龄了吧。
莫非你七八岁时就能懂这些？

我觉得如果我不得不出生生长在那个时代背景，明白的知道，如果我缠足，我可能可以嫁得不错，以后有丫鬟有仆妇照应；不缠足就会失去这些机会的话，就跟现代读书学习要付出代价一样的道理，我会“自愿”选择缠足的，谁不愿意生活得更体面更美好啊。 游戏规则摆在那里，自己改不了规则的时候，有时候只能选择改变自己。

作者的史學論證和想像力的確讓人欽佩。
但是這種高高在上的文化相對主義讓人很不舒服。就因為纏足的話語是多樣的，之前的單一受害者的形象是片面建構的，就因為現在各類瘦身美容同樣傷害婦女的身體，就因為可以傾聽所謂婦女身體之中隱藏的喃喃之語，就可以否定反對纏足的正面意義（雖然作者反復強調她沒有這個意圖）？我當然贊成打破那種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但是假如讓高教授和她的女兒們也來一次纏足，她還會是那種態度嗎？難道當聽到女兒們哭著說 媽媽我疼 的時候，她是否依然可以說，別哭， 這正是體現我們女人的 主體性 和能動性 的時候了？
在這個充滿雜音的後現代世界，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堅持一些曾經為人所珍視的普世價值？

请土豆不要被我误导，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还是不要随意批评高老师的观点，毕竟我也只是拣了我最不可认同的几个地方来谈，而她的这本书当然还有更多可取之处。
至于缠足的反儒性质，高老师也谈到了，所以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没人注意没人研究。
欢迎你看完之后我们再做探讨：）

高先生的研究，论点我不接受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研究方法完全不对。仍然在一个“民俗”的窠臼内。在几百年后的时代去找美学上的合理性，去找“自愿”还不如穿越过去。

但是毕竟这个题目很少有人研究，所以我还是要一看。

缠足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以为
1 是一种对生产力有很大破坏的习俗（请注意我说的生产力不是美学，打耳洞隆胸整容绝对不破坏生产力），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2 是不符合儒家的父母精血说的。宋以前的大儒甚至禁止家人打耳洞
3 不符合礼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显然是因为人欲（性癖好或审美）而灭天理（大幅改造人体）
这个问题为什么没人研究？我觉得是不敢，不是因为什么顾及，是因为没人想得通

我现在的思路
但是缠足恰恰在礼学登峰造极的明清最流行？
我以为是礼学社会发展到高峰以后总崩溃的前兆。是明朝表面严肃实则剧烈对立的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体现。
这个崩溃，我认为现在还在进行

明朝官场文化人的诸多怪癖，我以为和缠足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士大夫标榜禁欲，但是却流行养妓，男风
如士大夫文死谏发展到沽名钓誉，为了反皇帝而反皇帝，不管好坏政策都要反；但是后来遇李闯清兵又迅速崩溃，毫无死节的意思
如太祖严禁宦官干政，直接立铁牌于宫前，但是后世完全不顾祖宗教导

所谓“自愿“简直是个笑话，人在社会如何有绝对的自愿可言。所谓风俗在我看来只是区别敌我的标签。
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有一种恶劣的倾向，喜欢“合理化”很多东西，大概是对黑格尔那句“存在的必合理”（原文并非如此）的误读

说实话，这本书我还没看。对高先生的论证非常的不认同，但是缠足似乎是个研究的禁区，类似于现在的jhsy等主流化的习俗，没人敢涉雷池，所以我还是准备细读
而上面维舟的评论，则只能用无聊，低下来形容（抱歉我找不到更合理的词）。开头就是男权女权的帽子，说明该兄根本没有讨论问题本身的兴趣。

原来这样啊，你和维舟也这样热情讨论过，呵呵
你说一个女孩子长大嫁人了生孩子了，变成母亲了，她要为自己女儿缠足，而为女儿缠足的母亲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女性了，因为母亲这个身份在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所以高的自愿一说，让你很是反感。女人成为母亲是很自然的事，女人成为给自己女儿缠足的母亲，却不是自然的事情。你的分析也有道理，但是不要总站在否定别人观点的情绪上提出呀

关于“河伯娶妻”这样“实在野蛮的风俗”的革除，我碰巧前些年也写过一篇，有兴趣请参见：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4684398.html

中国的统治阶层，从来对地方性习俗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实在野蛮的风俗，如“河伯娶妻”之类的，当然是要竭力灭除；但对一些危害性不那么大的风俗，则是能改则该，实在改不了也就听之任之；其实大多数谙习儒家文明的地方官吏对地方习俗都是尊重的，并从地方习性出发制定管理策略。
这也是缠足这样一种违背儒家人文理念的陋习始终作为民间风俗而存在，直到清代，在现代国家话语的影响下，才试图对这样的民间习俗进行改造。

你的意思是缠足与巫术和家长制都可以被称作“制度”从而可以将这三者相提并论？

人类学研究中也是将巫术视为一项“制度”（institution）的吧？而且在很多社会，它作为射虎结构的支柱，重要性恐怕不在家长制之下。
忍不住多说一句，并不是为了和你争辩和抬杠。

OK 你讲的有道理，不过缠足 巫术是风俗，家长制却是制度， 是社会结构的支柱，我不会把风俗和制度相提并论的

学术范式应当如何，我不懂。不过正如高彦颐在书中说的，以往的缠足史通常是“反缠足的史论”，我想如果你来研究家长制，是否也会变成“反家长制的史论”？我的意思是：不必把谴责作为我们对待缠足、家长制、巫术这类东西的唯一反应。封建迷信大家都知道，但人类学家不仅仅是这么看待巫术的吧？

呵呵 对家长制的痛恨当然有我个人的经验起作用，但是痛恨家长制的绝不独我一人，你去翻翻五四时期的言论，对家长制的批判多如牛毛，我也不多赘述了。

我对高老师绝对没有不满，呵呵，我一直把高老师当作我的恩师，的确也是她鼓励了我从事学术研究。 今天之所以开始觉得某些知识精英的偏狭自傲，大概是由于学科转折之故，从前我自己也是历史专业，就是因为感觉到历史专业话语的局限性所以才转向人类学，从田野中获取鲜活的知识，坦白说我的不满首先是对我从前专业范式的不满，而且不满已经很久了，呵呵，所以这个不满不是针对她

可能是某些难忘的往事让你成为“一个极为痛恨家长之压制、痛恨家长制的人”，如果牵扯到你的痛处，请勿见怪，我是无意的。我小时母亲对我也极严厉（我那时真的很怕她），因为是男孩子，挨的棍子也不少，只是我并未觉得家长制是“万恶”的，相反我试着理解和谅解母亲当时的处境。家庭和任何传统一样，既限制了人，也保护了人，你的经历可能使你极端地关注它“限制人”这一点上。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差异也许造成了我们对缠足问题解读的不同，说穿了，还是变成了一个立场问题。
至于你第二段的发言，我对其中许多观点不赞同，但也不准备加入争论。不过毫无疑问，你本人也是知识精英（知识分子总是和知识分子过不去），而且对高彦颐的不满其实还是挺深的。

认为缠足“不可言说”，说到底只是知识界的幻象，这个说法背后掩藏的含义就是：民间的言说等于白说。也就是认为除了掌握了制造知识的话语权的专业人士之外，其他非专业人士的言说都是不足道的。这反映了知识精英的傲慢和自以为是，精英立场使她们远离大众，贬低大众的知识。
　　
　　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高老师此书一定要先表明缠足已成为了“不可言说之物”，是因为西方某个汉学家的评语吗？是因为五四时期对缠足的大力讨伐吗？
　　事实上，知识精英往往自以为是地认为精英的知识将对大众产生深刻影响，以致大众会被精英牵着鼻子走。但当我们真正把自己融入大众时，就会发现，不掌握知识制造权的大众有着自己的主体立场和认识。就缠足来说，无论是当事人即缠足女性还是旁观者即那些没有缠足的女性，对缠足都有清晰的看法，我在田野调查中就缠足采访过很多人，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用知识精英的话语来言说。
　　
　　高彦颐的这种开场方式并不是个别的，这是知识再造者为了满足其知识“创新”的需要往往采用的手法，即有选择地总结以往的言论，指出其不足，然后超越之，说到底，不过还是范围狭小的知识精英圈子内的知识流传罢了。

维舟，我与高老师意见相左之处并不是女性是否“自愿”，而是“哪个”女性自愿。
　　是的，我想说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家长制的恶！缠足在我看来，反映的就是家长制的恶！缠足是一个家长的行为，不是女儿的行为，把二者混为一谈，一概用“女性”来代指，掩盖了其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压迫。因为我是一个极为痛恨家长之压制、痛恨家长制的人。
　　无论家长是怎样的目的，哪怕是为了孩子上学，但只要采取暴力强制的手段，一样说明家长制存在之恶，因为它赋予父母可以凌驾于子女之上，为了实现他们认为正确的目的、可以完全不顾及子女的感受而对子女任意凌辱打压的特权。
　　
　　家长制是万恶的，是男权制的实施场域，也是中国各种问题包括个性丧失、奴性盛行、专制统治、等级制度等等存在的根源。

看到第一段，我就猜想你大概是要批评本书了，通常这样的肯定都是相反意见的前奏。看了你另外一篇《是谁残害了那个妇人》，就更不意外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人，你当然无法赞成女性会“自愿”缠足——那毕竟是违反天性的。
不过我觉得过分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待缠足及本书，也可能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因为这会变成一个立场问题。这么说吧：很多人类的制度设计都是压抑人的，所以Freud认为越是文明社会，人被压抑得越厉害。比如现在女性的打耳洞、隆胸、减肥，细想起来也可说是野蛮的压迫，当然其中有些人是“自愿”的，但追究起来，她们其实是在社会制度无形但巨大的压力之下才选择这样做的。至于你说的外婆的例子，我们也可以设想教育制度：很多孩子最初都讨厌上学，被家长体罚下强制去上学（当然也不乏“自愿”上学的），如果某个孩子成年后回忆当初被父母强制，我们是否也归咎于这是家长制和教育制度的恶呢？
附带说一下，我是男性。但希望这些话不要被视为是男权主义、为缠足辩护或为高彦颐辩护，只是觉得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当事人最好不要被它的符号意义和象征卷入太深——不止女性讨论缠足如此，中国人一讨论南京大屠杀也是如此，以至于现在它根本变成不可言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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