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部——反犹太主义

20世纪中叶出现的事件经常会诱使我们夸大19世纪晚期出现的反犹太人浪潮的重要性。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也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国去寻找反犹太人主义的种种证据。当然，那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这种类型的问题（奥地利要比德国更严重，在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影响力日渐衰落）；英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迹象，而俄国则是唯一从制度上歧视犹太人的大国。法国虽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让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反犹太人书刊最多的国家。 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把反犹太人主义这个特别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介绍给德国政治家的威尔海尔姆•马尔，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过，而这个家族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一份未公开的备忘录的说法，马尔回忆了他是怎样在1841年被解雇的，尽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数犹太雇员更努力。他非常痛苦地说道：“应该承担经济危机后果的是犹太鬼。”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1873年经济崩溃后面临经济困难的德国人的共鸣。由马尔这样的作家煽动起来的反罗斯柴尔德声浪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犹太人与对人民福利的掠夺》，该书于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作者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选帝侯的财富故事断章取义的版本入手，书中将德国在大繁荣时期及之后的经济困难与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豢养的金融与传媒界的走狗鼓励的资本输出（特别是输出到俄国）联系在一起。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些指控的时候，黑森-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奥托•波克尔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项指控，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用石油把世界市场逼上了绝路——这项指控5年后又在柏林被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再次引用（说明这套说辞随时都可以被左派随意使用）。弗雷德里克•冯•谢尔布1893年的《罗斯柴尔德商号历史》一书进一步把这个观点进行了细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巧取豪夺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控制国家贷款，然后是铁路建设，现在他们开始寻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垄断。 到1911年，当维尔纳•桑巴特发表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但很有影响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时候，这样的声讨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于桑巴特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所代表的“远远大于使用这个名字的那些公司”；也就是说，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跃在交易所里的犹太人”： 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才能够取得这种超级权势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是债券市场上唯一的掌控人——这种地位我们已经看着他们拥有了半个世纪。过去有人说，一个财政部长如果疏远了这家世界性的企业，而且拒绝跟它合作的话，那么他就得考虑走人了，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从数量上考虑还是从质量上考虑，现代的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式的，而且因此也是犹太人式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此把反犹太人主义的根源确立在这类伪社会学的基础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人种差异可以很容易地说明问题。马克斯•鲍尔的小册子《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1891年）将俾斯麦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拥有着农民美德的人与罗斯柴尔德这个俾斯麦的世界性对立面进行了对比： 他生存的原则不是建设性力量的稳定增长，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资金急速而令人担忧的聚集……但是（俾斯麦认为）就让犹太人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快乐；一旦50亿马克完全付清，那么就该轮到德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高兴了……俾斯麦的物质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物质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从来都是隐形的，就像绦虫一样永远附在你的身体里，但又无影无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是没有结构的、像寄生虫似的，形式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从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到伦敦，遍布整个地球，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话线。它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生命，是一种不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一种不会朝向上帝的东西。俾斯麦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筑……这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中两种完全相互敌对的力量：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他们摧毁生命；亲和的德国精神，它创造生命。 在奥地利也有类似的出版物，但是在那里，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反犹太人主义更多的是以政治影响的方式出现。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溃后，卡尔•鲁伊格策划了“基督徒社会”运动，来反对犹太人的金融势力。这次运动出现的一个转折点是鲁伊格在1884年呼吁对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凯萨•费迪南德•北方公司进行国有化，而当时政府正好提出重新延续1836年授予萨罗曼的特许权。鲁伊格提出的要政府“倾听一次人民的声音，而不要只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面之词”的要求，得到了乔治•施尼勒领导的日耳曼人全国理事会的积极响应，而当阿尔伯特由于在奥地利—匈牙利货币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于1893年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时，更像是往他们的怒火上又浇了一盆油。然而，当鲁伊格在1897年坐上了维也纳市长的宝座时，他马上发现想要抛开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多么困难。到19世纪90年代末，保守派批评家像卡尔•克劳斯（他自己本来是犹太人出身）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劳动新闻报》，都谴责鲁伊格“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甚至“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携手工作”。与此同时，通过采用传统的哈斯堡方式，《犹太人杂志》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雇用反犹太人主义人士多于雇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依旧，甚至在那些没有把握政治之斧的人中也有足够的影响力。例如，泰罗尔诗人、地质学教授阿道尔夫•皮奇勒在1882年的评论中，说起“罗斯柴尔德”怎样使“奥地利政府债券的奥林匹亚山摇摇欲坠”。他嘲讽地补充道，这完全是“一次庄严的投机”。 但是法国才是反犹太人主义最为明确而且最广为泛滥的地区。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如潮水般涌现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的那种壮观景象，恐怕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什么可以与之类比，甚至1846年北方铁路事故后出现的大规模的书籍大战所导致的巨大伤害也无法与之比肩。这一次，导致灾难的“事故”是有教会背景的大众联合银行（Union G＇en＇erale Bank）在1882年的倒闭。大众联合银行刚宣布清盘，它的创始人保罗•尤金•本图克斯就开始指责“犹太金融”及其“狼狈为奸的政府同盟”。这篇指责性的文章由报纸进行了连载，《里昂观察报》宣称是“由来自德国的犹太银行家集体主导的一次阴谋”，是一场“德国犹太人的阴谋”。 说起来也许有些矛盾，参考后来在德雷弗斯守卫者事件中的作用，没有任何一名作家比小说家埃米尔•左拉更适合让这种观点流传于世了。尽管身处第二帝国，他的小说《金钱》——他的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受到了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启发（有部分情节暗指地产信贷银行）。尽管主角甘德尔曼并不是以阿尔方索为原型，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他以谁为原型，有很多方面均取材于阿尔方索已故的父亲詹姆斯。这个直白复原的角色有一种怪诞的性格，他缺乏巴尔扎克笔下纽沁根救赎的仁慈（纽沁根是以詹姆斯为原型创作的又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解释是左拉对詹姆斯的了解不如巴尔扎克；在他去世后10年，他的创作仍然在为其他人提供灵感，而事实上，《金钱》的有些段落摘自于费多。书中对早期的甘德尔曼是这样介绍的： 银行之王，交易所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这个人知道所有的秘密，他可以随心所欲让这个市场上涨或是下跌，就像上帝那样翻云覆雨……黄金之王……甘德尔曼是真正的主宰，全能之王，整个巴黎、整个世界都敬畏他、服从他……人们已经看到甘德尔曼在巴黎的统治更加稳固，而且他的朝廷受到的尊重远甚于皇帝。 他是一位冷峻、精于算计、整天阴沉着脸（一个编造的特征）、生活严谨的工作狂。相反，萨卡德是一位冲动的一心想跻身金融界的年轻人，他像神职人员一样虔诚，梦想着能够接到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大单，让他赚到大钱后能够把耶路撒冷买下来，并在那里重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为了取得甘德尔曼的支持，他满怀希望地去甘德尔曼“恢弘的公馆里”去拜见他，而这座公馆是他工作并与一大家子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跟他一起住在里面的有5个女儿、4个儿子和14个孙子。我们再一次进入了拉斐特大街上那王宫般的房子里，在里面一队队的经纪人依次走到冷漠的银行工作人员面前，银行人员对待他们的态度相当麻木，或者——如果他们胆敢来打搅——满脸不耐烦；在某处，那些艺术品商人使出浑身解数，想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些外国大使身上引开。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突然闯入，骑着扫帚柄、吹着喇叭。这个古怪大堂在萨卡德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甘德尔曼的“世界朝廷”。 萨卡德希望得到甘德尔曼的支持——事实上是渴望能像他一样在交易所里赚到钱。然而，由于他一直认为“犹太人”本应该是“诚实的人，靠自己的汗水生活”，因而他被“无法压抑的仇恨”所击倒： 这个不再有自己的祖国，不再有自己的王子的民族，寄生在别人的国家，假装服从当地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服从自己那位偷盗、嗜血、仇恨，而且使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残暴的征服和厮杀的上帝……（他）在那里坐等掠夺，吸干所有人的血，牺牲别人的生命养肥自己。 在萨卡德看来，犹太人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天生就比基督徒优越，而且他预见到——甚至在他进入到甘德尔曼办公室的时候——“犹太人将会征服全人类”。 当甘德尔曼没有任何悬念地回绝了他的计划的时候，萨卡德的憎恶变得非常强烈：“啊，肮脏的犹太人！一定会有人很高兴地用牙啃噬你，就像狗啃骨头，尽管这肯定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也非常难以下咽。”“帝国已经被卖给了犹太人，肮脏的犹太人。”他狂喊道： 我们所有的钱注定要落入他们丑陋的手掌。在他们的魔力面前，世界银行除了分崩离析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作为……他发泄着他那与生俱来的仇恨，反复谴责那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整个世纪都在与其他民族作对，而且从他们的身上吮血……对整个世界的某种方式的征服，这一天注定要到来，他们将用所向披靡的金钱的力量达成……啊！那个甘德尔曼！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人…… 他不敢在某天晚上的沙龙上说，如果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法国注定是失败的！ 最后，当然是甘德尔曼胜利了：世界银行倒闭了，而萨卡德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一觉醒来之后，给他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心和一只空空如也的荷包。 没有人会责怪左拉没有做足他的功课——不仅是没有按照实际认真描写詹姆斯的办公室，而且对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说得也不准确——狂卷教会和贵族的存款、哄抬自己的股价，直至最终导致崩盘。但是左拉从文字上为下面的两种说法增加了可信度：一是大众联合银行是被罗斯柴尔德搞垮的，二是法国罗斯柴尔德是亲德国的。这些说法在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中引起的共鸣是很表面化的。盖伊•德•卡奈斯的《吸血男爵》是一本影响力与《金钱》一样坏的书，它所传递的信息也没有太多的不同。书里的人物若布•希穆尔与甘德尔曼一样，也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具备天生的?融操控天赋。他是一只“掠食的大鸟”，大发战争横财，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拉孔尼兹男爵，并通过给那些身无分文的男爵夫人提供咨询来换取他们的社会承认。这些老套的故事在本图克斯于1888年发表了自己的自传后流传得更为广泛。尽管本图克斯没有提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但是当他提到“犹太人银行”时，几乎所有人对他指的是谁心知肚明，他说这家银行“不满足于50年来已经流入它的金库的几十亿元……不满足于对至少9成的欧洲金融事务的垄断”，因而谋划着毁灭大众联合银行。 然而，对法国反犹太人思潮做出最大的个人贡献的，或许是另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爱德华•杜鲁蒙特。爱德华•杜鲁蒙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地产信贷银行工作，并且花了很多年研究并撰写了大量冗杂的长篇大论，目的都在于全面完整地描写犹太人对法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统治地位。这本书在1886年首发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先后再版了200次，法国犹太人的称谓成为了一个有种族意义的，而且具有反法籍犹太人特点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套伪思想体系。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腰缠万贯，但看上去总像是卖二手衣服的旧货商人。他们的妻子尽管挂满了来自高尔康德的钻石，但看上去总像是他们家里清扫厕所的女工”。当话题转到珠宝上的时候，甚至连非常老辣的男爵夫人贝蒂都无法掩饰她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本性。从有些方面看，杜鲁蒙特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那些小册子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当时戴恩维勒是主要的煽动者），因此第一卷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的政治权力的观点：对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投机、他们在北方铁路特许权上获取的巨额利润、他们对更具有公关精神的彼埃尔家族的仇恨。古德绍——一名犹太人——在1848年的时候把他们从破产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而且在1871年的纵火案中，是在公社里的犹太人保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共和后的政治家们只是这个故事的延续：甘贝塔与犹太人和共济会有染，莱昂•塞——“犹太王的忠臣”——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而喀尹这位最高委员会主席只是北方公司这部犹太人—共济会巨型机器的一个很小的环节。甚至朱利斯•费瑞的衰落都可以归咎于罗斯柴尔德的邪恶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杜鲁蒙特认为大众联合银行事实上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犹太陷阱，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牧师们的积蓄。 杜鲁蒙特后来发表的《一位反犹太分子的证言》（1894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恶毒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这场反犹太人运动所产生的有限的政治成果。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了一种更为伪经验主义的风格，计算出他假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30亿法郎的财富可以换算成多少标准银子，需要多少人才能搬动它，并且比较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数量与基督徒所拥有的数量；认为如果布朗热分子回避了反犹太主义，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罗斯柴尔德为他们的市政选举提供了20万法郎，要求的条件是候选人不得采取反犹太人的行动”，而且因为布朗热分子领导人拉盖尔个人得到了5万法郎；如果法国经济出现萧条，原因只可能是因为“莱昂•塞……把法兰西银行拱手交给了德国犹太人”，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它的黄金借给了英格兰银行；如果法国被国际社会孤立，只可能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埃及让给了英国，并用法国的资金为意大利的军备提供了资助。最后这项缺乏爱国情操的指控在几年之后的《反对法国的犹太人》（1899年）一书中被再次提起。杜鲁蒙特这样总结道：“罗斯柴尔德神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既不是皇帝、不是沙皇、不是国王、不是苏丹，也不是共和国总统……他没有任何权力及优势，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废除了所有这些政府势力，废弃了法国的所有资源。” 杜鲁蒙特只是当时那些把火直接引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犹太写手中最为多产的一个。另一个类似的也是造谣中伤的写手是奥古斯特•希拉克（Auguste Chirac），他的《共和群王谱》（1883年）把那些老掉牙的陈腐故事，比如选帝侯的财富和滑铁卢等与新的关于北方铁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与1848年以及1870～1871年的几次革命的关系搅和在一起；再一次在争论中引入了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维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犹太人，同时还是德国人，因此他们急迫地想通过为1815年和1871年的战争赔款进行融资，进而搞垮法国。希拉克后来的另一本书《1870～1884年间的投机》（1887年）是一本较为成熟的著作，它试图通过大众联合银行发生危机前后出现的债券价格波动的分析，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段时间的利润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大众联合银行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但是他再一次妥协了，又采用肆无忌惮而且毫无根据的理由，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莱昂•塞进行了指责。虽然是肤浅的经验主义之谈，但这事实上是又一次诽谤，他声称这是“金融封建主义的胜利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而且是由“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与一位名叫犹太金融的妓女或者是女仆”联手对共和国进行的控制。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主要指责内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英国的利益参与了破坏法国在埃及的影响力，作为他们通过经济手段“绞杀法国”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阿尔方索事实上是“摩罗克•巴尔，也就是所谓的黄金之神，他配合着对欧洲的征服——而且可能是世界的征服，躲在各种皇室的名字和政治外衣的后面，但是拥有真正的权力，一句话，就是他拿走了所有的利润，又逃避了全部的责任”。 可以想见，这样的诽谤一定伴随着大量充满仇恨的漫画，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林德雷的《上帝保护以色列》。在这幅漫画里，阿尔方索被描绘成一个虚弱的半睡半醒的巨人，他那爪子一样的手里抓着地球，而且在他的秃头上戴着一顶金牛头一样的皇冠（见图11）。 具有类似思想的是勒普纳沃的《百万富翁内森•梅耶》，这本书勾勒了一个满脸胡子、身体像狼一样爬在滑铁卢战场上堆满尸骨和硬币的床上的罗斯柴尔德形象（见图12）。更为粗俗的是另一幅卡通（可能出自政治左派之手），把“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一头巨大肥硕的猪，放在一个车架上，由一群衣裳褴褛的工人用手拉着，并有一个标题——《多肥硕的一头猪啊，他长肥了，而我们却累瘦了》。 从根本上说，像杜鲁蒙特和希拉克这样的阴谋理论家和作家非常关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高度渗透。在《法国犹太人》的第二卷中，杜鲁蒙特花了大量笔墨在费里耶尔的酒庄和庭院上。他承认，它们的艺术水准和装潢非同凡响，而让人觉得可悲的就是如此众多的作为法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居然被犹太人所搜刮，而他们只会把它们当成“瓦砾一样胡乱堆放”。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购买的也不只是法国的文化遗产。“这个酒庄没有历史，”他评述道，“不会让人回忆过去那些伟大领主的生活方式。”然而，今天的参观者指南上包括了“法国贵族最杰出人物名单”。一位名叫德•久因维尔的王子——“身上流淌着路易十四血液的男子”，在一名卑微的“放贷者”面前降下了身段。在罗斯柴尔德的婚礼上，贵族来宾的名单是完整的：“（所有古老的）法国贵族族徽都汇集到一起对金牛顶礼膜拜，并且在整个欧洲面前宣布金钱是现在仅存的唯一王权。”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1885年由德•萨根公主举办的化装舞会上，“这个可怕的贵族”恬不知耻地与兰博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艾夫鲁茜夫人以及其他“犹太人”摩肩接踵。这位内心深处是浪漫的正统主义者的杜鲁蒙特认为波旁和奥尔良贵族是对他们高卢人种的背叛。这是他在自己的《证言》一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他沮丧地注意到夏洛特购买了“一座由西蒙•德•蒙特福德创建的修道院”，爱德华被选进了皇家俱乐部，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出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花园聚会上。希拉克也酸涩地评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博格•圣•吉尔曼精英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经对詹姆斯和贝蒂非常蔑视，但是现在则作为平等的社会人接受了其后代。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个有关犹太人经历的奇怪现象，是很高程度的社会同化现象恰巧与非常公开的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出现巧合。这不只是局外人比如像杜鲁蒙特在皇戚贵族们放弃歧视时的吹毛求疵，大多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社会接触的人通常也都赞同杜鲁蒙特和希拉克提出的观点。在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出现的那种几近于精神分裂的特质，可以通过两份在当时发表的重要的原始资料来说明：龚古尔兄弟的报刊和普劳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龚古尔兄弟不仅同意杜鲁蒙特的观点，他们对他还非常了解。在他们1870～1896年这段时间的期刊上，充满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特质的别有用心的奇闻逸事——他们的享乐主义、他们的庸俗，诸如此类。然而龚古尔兄弟自己也非常乐意接受罗斯柴尔德的盛情招待：1874年和1887年与埃德蒙讨论法国雕刻，1885年与奈特的遗孀吃饭，1888年与莉奥诺拉吃饭，1889年与埃德蒙吃饭。这段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他们对罗斯柴尔德的饭菜大加赞赏的那一年之后，龚古尔兄弟以赞许的态度引用杜鲁蒙特相关观点的情况开始大为减少。在1887年3月与杜鲁蒙特进餐，很高兴地听他把“罗斯柴尔德推到墙上”去的高谈阔论后，又在那年的12月与埃德蒙讨论雕刻；在1889年6月与埃德蒙进过餐后，又在1890年3月与杜鲁蒙特交流反犹太人过程中出现的奇闻逸事，而这距他在5月1日放弃呼吁军队介入反犹太运动仅隔一个月。 在巴黎的沙龙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人分子通常都混在一起，但是1894年，当一位供职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名叫艾尔弗雷德•德瑞夫斯的犹太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后，这些沙龙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而他因为伪造文件在军事法庭上被控有罪，并被判处在魔鬼岛上终身监禁。阿尔方索对于对德瑞夫斯指控的反应一开始觉得非常震惊，担心一旦德瑞夫斯被判有罪，会对反犹太人情绪火上浇油；之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德瑞夫斯是被陷害的。按照一位办事员的笔记看，阿尔方索“由于对德瑞夫斯的诬告以及法国贵族的麻木不仁而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太愿意被公开当成是“德瑞夫斯分子”，因而更愿意把这种分歧控制在他们自己的上层社会圈子里。 普劳斯特为这种氛围增加了谈资，德瑞夫斯的同情者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被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夫人周围那个非主流圈子里的成员有意识地掩盖了起来。对于普罗克这样一位出生相对低微的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足以让他肃然起敬。当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公爵夫人那里照顾过的那位英国老妇人是“阿尔方索•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时，他简直惊呆了： 那一刻，普罗克的血管里忽然流淌出太多关于财富和威望的想法……他的感觉就像遭到了猛烈的一击，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不知不觉地在这位慈祥的老太太面前叫出声来：“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这样愚蠢的失声让他连续8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相反，德•杰尔曼特斯王子甚至一眼都不愿看到罗斯柴尔德——事实上，他宁愿让自己的酒庄被大火烧掉半边，也不会向紧邻的罗斯柴尔德家借水泵。实际的情况是他试图掩盖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掩盖起来，是因为如果被当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会代价。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这种代价，当他参与赛马俱乐部的总裁竞选时遭遇了失败，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时候……会表示对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而德•杰尔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一个代表”。这让公爵感到很无奈： 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这些人尽管从来不谈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个法国人去偷盗或者谋杀，我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为他洗脱罪名。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的一位同胞是一名卖国贼，尽管他们对此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漠不关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次可恶的选举）。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类似态度。当一位名叫伯纳德•拉扎雷的犹太记者出版了一本支持德瑞夫斯的小册子时，他立即遭到了亚历山大•泽夫斯在《共和先锋》上的反击，说他是“罗斯柴尔德陛下的一名忠实的仰慕者”。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1900年6月，戴维•林德赛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参加“由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和罗斯伯里共同为迎接威尔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庄园举行的盛大聚会”。林德赛宣称： 在这座宫殿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认真研究过反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希望制止那种不光彩的运动：但是当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尔、帕鹏伯格、拉斐尔、 萨逊以及这个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觉不公，同时我觉得，顺便提一句，我对鲁格尔和杜鲁蒙特——约翰•伯恩斯（工人领袖及未来的自由党内阁部长）所说的犹太人就是附在我们文明中的绦虫这样的说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赛继续接受去瓦德斯顿和特灵的邀请。金融界的非犹太银行家偶尔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尽管他们没有办法不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里，有大量有关犹太金融恶棍的生动描写：特罗鲁普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粗俗的梅尔摩特不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原型写的，但是格拉姆塔尔男爵肯定是不会错的——“伟大的法兰克福百万富翁”略带“一点点外国口音”；在查尔斯•勒维尔的《达文坡特•邓恩》里面的那家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公司”也确定无疑。 英国和法国在反犹太人主义上的差异在于，英国似乎更多地给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发泄空间，而给右派的相对较少。当杜鲁蒙特还是一个屡遭挫折的正统宗教卫道士的时候，那些明确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作家大多是像约翰•伯因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最好说明的是约翰•里夫斯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统治者》（1887年），该书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属于哪一个固定的国家，他们是世界的……他们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他们时刻准备着获取财富，不管是以朋友还是以敌人为代价。”4年之后，《工人领袖》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过在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的心理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 或许，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党人J•A•霍布森，他是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个时期很多的激进作家一样，霍布森认为波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炒家所引发，他们主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对全球的热点虎视眈眈……他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产业成果，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产业，而是来自于对相关公司的创立、推广和金融操纵。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一小撮人的核心”。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霍布森的立场脱离了这种在论战中支持更为正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反犹太人主义阵线。但是，他这种巧言令色的风格成为了爱德华式的激进主义政治语言。我们将会看到，是罗伊德•乔治这位最激进好战的财政部长在为他1909年预算的辩论中，把纳蒂作为目标进行了一场人身攻击，尽管乔治本人在玛尔科尼事件中由于卷入了犹太金融家（伊萨克斯兄弟）的旋涡而遭到了右派的谴责。 在美洲也存在反罗斯柴尔德主义的现象。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在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有限，但一直是政治上的攻击目标。不过与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全盛时期所受到的攻击比起来，他们在内战时期的遭遇简直就不值一提。人民党人从根本上反对美国进入金本位体系，以19世纪80年代的低谷物价格为借口煽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对“欧洲和美洲的黄金赌徒”以及“国际黄金圈”的批评，不仅有很强烈的反犹太色彩，同时也有反英国的成分，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协助美国向金本位转型的贷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戈登•克拉克的著作《夏洛克：银行家、债券持有人、贿赂者、阴谋家》声称，在林肯和约翰逊时期的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和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之间达成了一个交易：“在罗斯柴尔德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这项交易中最可怕的部分，不是金钱的损失（尽管金额高达数亿），而是这个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在英国手上，而英国其实早就已经被英国的犹太人所掌控。”在《科因的金融学校》（1894年）一书中，哈维所描绘的世界被一条巨大的“英国章鱼”所缠绕，章鱼上面所写的名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见图13）。在同一作者的小说《两个国家的故事》中，英国人策划的通过停止白银的货币流通功能来“摧毁美国”的主谋，是一位名叫“罗斯男爵”的银行家。当人民党的运动被民主党所接受的时候，这些指控成为了一堆烫手的山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不得不对犹太民主党人解释说，在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候，他和人民党领导人并没有攻击一个民族，“我们要攻击的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而与他的民族和信仰无关”。 图13“科因”•哈维，《英国章鱼：它只吃黄金！》（1894年） 资料来源：哈维，《科因的金融学院》，第215页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攻击到底能有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在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其实毫发无伤。不过，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个犹太资本主义体系的缔造者身份展开的阴谋，无可避免地激发了直接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暴力行动。其中程度最轻的，要算是对纳蒂的儿子沃尔特的野蛮攻击，他在特灵附近打猎的时候被几个失业的工匠从马上拽了下来，而这种类似的“猎犹行动”，他的兄弟查尔斯随后也亲历了一回。严重一些的是当时的两次暗杀未遂事件。在1895年8月，一个邮件炸弹被送到了阿尔方索在弗罗伦廷大街的寓所里；由于他不在家，又被转到拉斐特大街，并在那里发生了爆炸，把他的办公室主任炸成了重伤。《时报》这样评论道：“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一次无政府主义的暴行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惊讶。在法国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他们是如此富有，地位又是如此显赫，因而很自然地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选择的袭击目标，而且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考虑到在法国蔓延的那种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时，我们感到惊奇的应该是他们怎么居然能幸免了这么长时间。”暗杀的威胁不仅存在于法国。1912年在伦敦，一个名叫威廉姆•特彼特的男子在里奥驱车离开纽科特的时候，用左轮手枪朝他连开了5枪，在他的车子上打了很多洞，并致使一名正在门口执勤的警察重伤。特彼特好像患有精神疾病（里奥显然对他也是手下留情了），不过这次事件也暴露了这个家族当时面对这种袭击时的无助与脆弱，因为新出现的手枪和手雷使暗杀变得比以前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