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德斯通在赢得了1880年春季选举的胜利之后没有浪费一秒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陷入了最糟糕的境遇之中。他紧随土耳其的另一次破产声明掌握权杖,而且几乎是马上就寻求代表规模庞大而又几乎互不相关的土耳其债权人组织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他自己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按照在柏林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撤出英国的军事领事,并迫使土耳其政府对希腊和黑山做出让步外,他老谋深算地占领了斯迈尔纳港口。这个做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担忧,至少是因为像纳蒂对迪斯雷利指出的,斯迈尔纳的税收已经抵押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1855年贷款的担保。他提醒迪斯雷利,只有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似乎会支持这个政策,纳蒂预言,格莱德斯通的“傲慢”将会导致很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股票交易所,人们都在说,欧洲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在广为发售。”“如果其他大国不同意,”他在10月8日告诉布雷希罗德。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格莱德斯通这样感情用事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如果他继续独断专行地与俄国和意大利狼狈为奸,这将会给人造成最坏的印象,而且不会被大众所接受。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亲王,他可以让埃及恢复秩序。因此,人们都在期待他能接手这个难题。 当格兰威尔在那天早上拜访德国大使曼斯特公爵的时候,他看到艾尔弗雷德已经在那里了。“当他和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看到对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尴尬。”格兰威尔这样告诉格莱德斯通,“我问罗斯柴尔德想知道什么。曼斯特说,他来告诉我,他知道那是斯迈尔纳。”纳蒂觉得很肯定“格莱德斯通会独断专行地继续走下去”,但是纳蒂也很有信心,认为他也做不到——“如果不征询其他公使(外国大使)的意见。英格兰没有德国的同意就不会行动,根本不会只跟俄国来往——我对我的看法有充分的理由。有最好的消息来源的人告诉过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前所未有的强硬”。 正如后来出现的情况,格莱德斯通不需要占领斯迈尔纳也能达到他的目的。1881年12月20日,苏丹颁布了《斋月敕令》,宣布削减土耳其的债务以及每年的收费,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局,这是得到了债券持有人首肯的对防止列强以柏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的相关条款为口实,进行直接干预的抢占先机的正式行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国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预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职位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轮流担任,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双层控制”体系(尽管有例外,比如像烟草垄断分派给了一个由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商工银行和布雷希罗德等共同组成的银团)。格莱德斯通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无法反对。尽管阿尔方索在保持土耳其经济的稳定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克制,但他们还是在获得了新的特许权后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一次在1891年,金额是690万;另一次在3年之后,金额是900万(与土耳其银行合作)。很显著的特点是,与他们1855年的土耳其贷款一样,这两次也是用埃及的赋税作为担保。 为深刻理解《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一时段内欧洲各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之后,俾斯麦曾经努力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之间恢复三大帝国联盟,这项努力以1879年10月与奥地利建立秘密共同防务联盟为起点。接下来就是俄国,他随后即鼓励俄国寻找与奥地利的某种形式的相互谅解,最终在1881年6月达成了第二次三帝国同盟。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份三国之中的任一国家与第四国交战时其他两国保持中立的协定,而它有关巴尔干地区的条款是它最为重要的方面。与土耳其的冲突不包括在联盟关系的规定里,但是奥地利—匈牙利实质上同意让俄国自由“团结”保加利亚,而与此同时,俄国接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方在柏林大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它占领之下)。另外,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建立起了一个等同于保护国的体制,在1881年的时候承认了米兰国王,而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德国的承诺,保护鲁玛尼亚不受俄国的攻击。与此同时,一个十分独特的三国联盟于1881年5月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形成,部分原因是为了直接反对法国的地中海扩张战略(其信号是1881年占领了突尼斯),但是也获得了意大利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时保持中立的承诺。在三大帝国和三国联盟之间很明显存在着矛盾,但是如果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没有战争,这个矛盾就是隐性的,而且,三帝国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订也没有遇到多少困难。1878年在柏林签订的协议非常快速地解体了。 这给英国和法国留下了什么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在埃及的关系恶化,他们之间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持俄国的政策被某方或者双方所接受。英国与俄国相互谅解的机会在俄国的影响力从中亚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线扩展的时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尽管共和制与沙皇体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异,法国—俄国的亲善关系更有现实的可能,而且对这样一种局面的担心在很多方面是了解俾斯麦精心布局的钥匙。从本质上说,他能够让德国在殖民地争端中不仅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被这种可能性所吸引。1880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多地受俾斯麦的影响,布雷希罗德最终能够扮演中介的角色,而他的这种想法以前则一直遭到拒绝。俾斯麦这位曾经的经济稳定的毒药,在19世纪80年代显然成为了经济稳定的保护者。当英国大使艾姆梯尔爵士在1882年拜访过布雷希罗德后,他报告说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想了解关于恺撒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我询问布雷希罗德,法国的金融家认为皇帝的辞世对巴黎交易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体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为在一个新的君主统治下,俾斯麦的任期很不确定。’”一年之后,纳蒂告诉德国驻伦敦大使,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谅解是“除了少数几个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国人”所期待的。事实是在1881年之后,土耳其债务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资本市场所吸收——由德意志银行扮演领导角色——为解释这种亲德国的浪潮的出现提供了答案。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英国—德国的亲善关系不利的方面是,这似乎潜藏着损坏英国-法国关系的可能。事实上,当由阿拉比•帕萨领导的反对图菲格总督无能统治的爱国武装起义使埃及的“双层统治体制”陷入瘫痪后,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法国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斯出现的威信扫地的情况,可以解释格莱德斯通政府为什么对启动英国—法国干预的政策不是太热心的原因。这与格莱德斯通式的关于对埃及事务干预本身的神经质基本没有关系,他曾经在非常短的时间范围内,命令放弃了亚利桑德利亚(1882年7月),又推翻了阿拉比(9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系列的惊人事件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英国和法国政府之间做调停工作。在伦敦方面,这已经非常困难,因为纳蒂和格莱德斯通相互之间根本不信任;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地位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但是为大众联合银行的危机帮了个大忙。 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作为左拉小说《金钱》的原型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现在让我们把它与第三共和国和东方问题的复杂政治背景结合起来看,因为在这些问题中,它曾经在一定时间内扮演了几乎与苏伊士运河同等重要的角色。从根源上看,大众联合银行产生于由朗格朗德•杜蒙梭发起并由赫希在19世纪60年代末继续推进的,建立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联结君士坦丁堡的铁路连接线——东方铁路——这个宏伟计划之中,但是这个计划在土耳其破产以及《桑•斯特法诺协定》把这原本属于土耳其的特许权部分转给了新近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之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保罗•尤金•邦图斯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铁路工程师,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动手构筑自己的奥地利—匈牙利商业帝国之前,他曾经为帝国与皇家御准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和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南线铁路工作过。开始的时候,他希望把法国的资本引到中欧的业务中。然而,当他于1878年从南线铁路离开的时候,他非常清楚需要在维也纳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来挑战罗斯柴尔德-商工银行集团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在1878年以2 500万法郎的资本金重新启动大众联合银行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在1880年建立奥地利土地银行。在奥地利财政部长塔夫的支持下,本图克斯购买了奥地利—匈牙利铁路和煤矿的股份,而且还试图在开发连接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和萨罗尼卡的铁路的时候取代赫希。后来他开始进行多元化投资,所以大众联合银行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起了广泛的控股关系。 然而,大众联合银行基本上也就是按照地产信贷银行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家信托投资机构。与之前的朗格朗德•杜蒙梭一样,本图克斯采用教皇至上以及对抗罗斯柴尔德的借口来鼓动那些自我意识比较保守的天主教投资人到他那儿存款。卫道士德•恰姆博德伯爵是那些投资了大众联合银行股份的人之一。对这个企业的规模不应该被夸大:在其最顶峰的时候,其资产略高于 3 800万法郎。然而,本图克斯增加其名誉资本的做法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募集的真实认购,这也就意味着大众联合银行是一家投机性的、不切实际的企业,其长期投资类的资本项下是赤字,而用来弥补资产负债表的是短期的存款。到1881年12月,面值为500法郎的股票站上了3 000法郎,但是银行的预计利润只是预估数,一点也不真实,而且尽管本图克斯自己不承认,大量的大众联合银行的股份(超过10 000,价值约1 700万法郎)由银行自己掌握。到1881年年底,由于法兰西银行开始推高利率,因此,其投机泡沫接近破灭。在1月4日后的两周之内,股价从3 005下跌到了1 300;而到了1月31日,大众联合银行不得不暂停支付。在他被判犯有金融行为不当罪,并且逃到西班牙后,本图克斯反复声称他是一个“犹太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事实上,就是靠一笔来自主要的巴黎大银行的贷款——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贡献了1 000万法郎,才使巴黎的金融市场能够幸免于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倒闭风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形式的集体救援在8年后的巴林银行倒闭中再次在伦敦采用。) 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倒闭的时机选择上。因为在1881年11月,倒闭发生的前夜,莱昂•甘必大成为了法国总理,他施行(表面上看起来)对外冒险、对内激进的政策。尽管导致他在位仅两个月就下台的直接原因是选举改革的议案在国民大会遭到惨败,但是也有可能是1月份的金融危机真正地击垮了他,使他的大规模债务转换和铁路国有化的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证据仍然是推断性的,但是毫无疑问,甘必大的倒台(以及莱昂•塞回归财政部)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国际观点的角度的欢迎。1月25日,阿尔方索写信给纳蒂,警告他甘必大不愿意与英国在埃及问题上按由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提出的方案进行合作,而且对正在讨论中的《英国—法国商务协定》也产生了怀疑。纳蒂将信转给了迪尔克(时任外务部的次长),同时附上了他含糊的评论:“无法令人满意。”紧接着第二天,甘必大被迫辞职。过了不到14天,阿尔方索在法国外交部遇到了莱翁斯并问他:“关于埃及问题,希望我对德•弗雷辛内特先生说什么?在认真想了好一会儿后,他回答,‘告诉他让商务协定生效。’”看起来纳蒂和阿尔方索似乎正在扮演他们的先辈们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新上台的法国政府非官方的交流渠道,纳蒂“按照迪尔克指出的意思”写信给巴黎,阿尔方索很确定地回复“整个法国内阁没有人对英国商务协定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莱昂•塞更清楚”。尽管他们都习惯性地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机,格兰威尔和格莱德斯通也认为这个消息很“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来自阿尔方索的强烈暗示,法国政府不大可能反对英国摆脱阿拉比•帕萨的行动。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对于参与全面的“武装干预”,法国政府可能会在议会遭到太多的反对,他和莱昂•塞都明确希望英国能自行行动。这个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还正在期待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国际大会上达成一个多边的决议,尽管面临着来自他的内阁成员(特别是哈亭顿)要求单边军事行动的压力。当英国舰队在7月炮击亚利桑德利亚的时候——城里发生骚乱似乎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多的借口——阿尔方索很高兴,他注意到“英国在法律和秩序重新在整个国家建立起来之前不再会撤出;这对于那些在埃及有法律利益的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保障”。之后还不到两个月,沃尔斯雷将军在特尔•艾尔•克彼尔取得了大胜,消息传来,他感觉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很难绕过这样的结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怂恿英国政府跨越了格莱德斯通很负责任的谨慎,并且(根据内阁7月31日的会议记录所示)强制性地去“推翻阿拉比”。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正好是甘必大的继任者弗雷辛内特提出英国—法国联合占领运河区的建议被国会否决的日子。到9月7日,格兰威尔或多或少接受了纳蒂的观点,认为在埃及“不言而喻,英国将在以后保持领先优势”。如果没有法国很明显的默许迹象,这次的立场改变是否会有可能出现很令人怀疑,而法国方面的这些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乐意提供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阿尔方索和纳蒂会认为对埃及的占领存在困难:对于前者,是因为打算把这作为向俾斯麦发出英国—法国团结的信号,而对于后者,是想按与德国财政部长一致的步调行动。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给格莱德斯通设一个陷阱,可能找不出比引诱他占领埃及更好的办法了。格莱德斯通自己很准确地预言了这样一个行动可能产生的复杂情况;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问题给困住了。第一,怎样重组总督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堆乱麻。第二,存在着那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金融问题,而债权人应该在这方面得到优先的考虑。第三,还存在国内政治困境,因为格莱德斯通通过如此勉强地采用帝国主义手段的方式为反对党谋得了很多的方便。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给另一个欧洲大国送去了一根大棒,而这根大棒是用来打英国的。 法国居然默许英国占领一片法国在很久以前获得了很大经济利益的领土,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沃尔斯雷取胜后不足一个月,按照古斯塔夫给纳蒂的报告,以及纳蒂给格兰威尔的报告,巴黎流言满天飞,说英国政府已经在尝试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目的是绝对控股这个公司。这似乎是纳蒂希望政府做的,但是格莱德斯通仍然对当初迪斯雷利在1875年购买原始股份的有关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深深的戒备——他一直觉得当时交易的情况都在故意瞒他,而且在很多条件下都证明与勒塞普斯和在运河公司内的法国股东们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运河只是埃及问题的一部分。或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原因,格莱德斯通把埃及的金融看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决定通过“欧洲的一致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俾斯麦式的现实主义政治时代,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布雷希罗德不久转达了来自柏林的信号,似乎暗示德国对英国的埃及政策忽然转变了立场,而且伦敦大会上格莱德斯通提出了他希望在1884年夏天打破僵局的想法。由于受到孤立,格莱德斯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埃及的金融重组委托给金融城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的经典组合。8月4日,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爵士——巴林家族的成员,尽管从未做过银行的合伙人——被派往埃及去调查这个国家的金融情况。正如伦道尔夫•丘吉尔在下院里愤慨地指出的,他的堂兄弟伊维莱恩•巴林(后来的克罗梅尔勋爵)已经以总领事的身份出现在开罗。“因此,”丘吉尔大发雷霆, 伟大的巴林银行的两名成员都得到了委托,按照我所能够理解的,他们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独自处置英国在埃及的政治和金融利益的权利……我希望指出,在这个关系中,实际上派两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成员还是派两名巴林银行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两家在规模和他们在东方的经济利益的程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成员,根据他自身的条件以及他的公共地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派遣这样一位成员,那么从下院和整个国家可能就会发出很大的嘘声。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和巴林之间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考虑诺斯布鲁克过往的政治记录(他是前印度总督),丘吉尔的得分并不高,而且他声明说“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从此不再与伦敦城里的商业和金融私人企业有任何的联系”,这当然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有意思的是,他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埃及的政策制定中,会比巴林的参与引起更多公众的反对。 丘吉尔不知道的是,在诺斯布鲁克被派往埃及后的第二天,纳蒂给格兰威尔做了一个保证,他的公司会为弥补埃及当前的赤字提供100万英镑的短期贷款,尽管他明确地要求知道“政府会为他的贷款提供什么样的担保”。对更新这笔贷款的需要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对丘吉尔错误地依靠巴林家族的政策进行调整的杠杆:在很沮丧地讨论随时可能出现的埃及破产问题的时候,纳蒂在12月26日告诉格兰威尔,他能够同意的延长这笔贷款期限的时间只限于两周,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与其他大国进行的谈判。当纳蒂“上紧螺丝”的时候,他似乎很高兴用争论以及来自柏林和巴黎的那些矛盾的消息来折磨政府。“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同意俾斯麦的条件。”他在8月的时候的告诉汉密尔顿。9月1日,他警告格兰威尔说:“俾斯麦非常生气,而且说他要维护德国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因此他将反对对于埃及事务的任何非法行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的比率原文如此。,把欧洲的管辖权让给法国,在他看来,我们不会愿意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当他在3个月后与格莱德斯通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又“嘲笑法国对埃及土地税收的计算方法”,并且非常支持诺斯布鲁克在上一个月报告里的测算,这份报告提出由英国独家控制埃及财政。 格莱德斯通心无旁骛地朝一个事实上的英国保护国方向进行推进的努力,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无处不在,因此他指责他们向法国政府泄露了关键的信息——在哈亭顿为纳蒂提供诺斯布鲁克报告以转给俾斯麦的那个时候。或许这里面有些问题:在10月份,法国总理朱利斯•费瑞告诉俾斯麦的儿子赫尔伯特“英国正在煽动那些大的金融企业,特别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而且让他们知道如果英国政府被迫走极端的话,埃及的贷款可能会变成一张废纸,债券持有人会一无所获……金融家们现在真的非常担心,而且都在试图影响法国政府的态度,朝英国的方向转变”。罗斯伯里对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入内阁非常犹豫: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丘吉尔关于金融家族这个话题的另一次措辞激烈的讲话。就在这时,丘吉尔发表了口无遮拦的讲话,说“一伙伦敦和巴黎的犹太高利贷者诱使伊斯迈尔•帕萨落入了他们的网中”,而且声称“格莱德斯通把埃及人送回到了他们的犹太主人的罗网中”。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英国新的管辖权应该怎么划定。埃及南部在迈赫迪的领导下,宗教叛乱在整个苏丹肆虐。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鼓励英国进行干预,格莱德斯通再一次发现自己无法抵御这种国际国内交织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情绪与“骑虎难下”的过度的个人野心的混合势力。所有相关的人都过分地高估了英国的实力。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一个交易所的故事,说“戈登•帕萨带着1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的纸币,这是平息暴乱最好的英国武器”。从苏丹撤军的后勤保障远不是报告中说的那样,由于接到了相关的命令,戈登试图进攻马赫迪。传到伦敦的消息说他可能战死于1885年2月5日。正是这个危机最终说服罗斯伯里加入了政府,这个决定得到了纳蒂的欢迎,他公开说:“您无与伦比的判断力和爱国热忱将会给政府以极大帮助,并拯救这个国家。我希望您关注已经派到尼罗河的援军。索丹的战役将会是一个辉煌的成功,而且肯定不会有错。”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直接受益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这样的说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正如古斯塔夫说过的,英国的控制对于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埃及债券的持有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英国与埃及共同为埃及的对外义务负责,埃及的信用明显将会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它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发行新形式债券的机会:1884年之后,所有的埃及债券发行都将由英国认购。在1885~1893年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银行联合负责了四次大型的价值将近5 000万英镑的埃及债券发行。这些发行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布雷希罗德合作,其中一次与贴现公司合作,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在1885年3月,大家一致同意这些贷款中的第一批应由所有有关的大国共同担保,但是俾斯麦批准这个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德国的银行——意指布雷希罗德——要获得一定比例的份额。这就排除了通过英格兰银行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为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债券发行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使得罗斯柴尔德的操作成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萨利斯伯利第一批在1885年夏天组建临时管理机构的任务之一,就是向英格兰银行发布消息,说他被“授权筹措贷款中的英国部分,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代理,因为它在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拥有银行,而且与柏林的布雷希罗德银行关系很好”。 在所有担保中更为重要的,是伊维莱恩•巴林稳定埃及经济的努力取得的成功。1890年和1893年的贷款是转换贷款,发行的目的是调低埃及债券的利息。这也不应该按埃及民族主义者的说法说成是外国投资人为自己在埃及的利益上所取得的胜利:在巴林的管理下,出现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铁路以及最著名的在1898年到1904年间修建的阿斯旺大坝);然而,绝对债务负担却从1891年最高峰时的106亿英镑下降到了1913年时的9 400万英镑,而且按人头征税。换个角度说,在这个时期一开始,债务负担是当时收入的10倍;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是5倍。英国的金融控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抱怨说他们在埃及业务上的佣金被压榨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于1907年离开埃及后,将越来越多的领域放手给厄内斯特•卡塞尔的原因,尽管更为可靠的解释是纳蒂担心英国的控制力在面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暴动时出现下滑。 这种向正式的英国控制转换的代价最惨重的部分不是由债券持有人或者纳税人来承担,而是由英国的外交政策来承担。1882~1922年,英国觉得有必要对其他大国承诺它将结束对埃及的占领,这样的承诺总计不少于66次,但是所有想从埃及脱身的努力均在面对其他大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无功而返。在1885年9月,纳蒂被要求在柏林就关于杜鲁蒙德•沃尔夫提出的由土耳其军队在埃及替换英国军队的建议发表意见。俾斯麦的儿子赫尔伯特代表俾斯麦所做的回应是反对。由外交部在1887年提出的“在英国保护下埃及中立”的意见也同样注定不可行,法国坚持要苏丹反对。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个垂帘听政的政体”(米尔纳的说法)建立起来了,而且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先例——正好契合了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警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最让人无法理喻的是这次行动中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不是别人,而正是格莱德斯通自己。1875年末——可能正是他竭力反对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之前——他购买了面值为45 000英镑的1871年土耳其埃及贡赋贷款券,价格只有38英镑。按照他的日记所证实的,到1878年(柏林大会召开的那一年),他又增购了5 000英镑(面值);而且在1879又购买了另外15 000英镑的1854年土耳其贷款券,同样也是以埃及的赋税作担保。到1882年,这些债券占了他整个资产组合(面值51 500英镑)的37%。甚至在武装占领埃及之前——这是他自己下达的命令——这些投资看起来都非常不错:1871年债券的价格从38涨到了1882年夏天的57,事实上在上一年还涨到过62。英国的占领让首相获益更多:到1882年12月,1871年债券的价格涨到了82。到1891年,它们甚至摸高到97——仅资本收益率比他1875年购买的时候就多达130%。因此,当某一次听他把土耳其的政府破产描述为“所有政治犯罪之最”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每当我们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常常让我们想起格莱德斯通对性所持的压抑态度;而他对待帝国经济的态度才是真正的虚伪。在他反对迪斯雷利代表政府购买苏伊士运河的同时,却在他所反对的行动的支持下做出了他个人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个人投机,让我们不得不说他真是一个虚伪到极点的人。东方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格莱德斯通之间在这个时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格莱德斯通的双重标准——这与迪斯雷利充满浪漫色彩的夸张对比起来是如此强烈——是不和的根源。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部——从投资到投兵
书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部
作者: [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世界的银行家
译者: 何正云
出版年: 2009-9
页数: 334
定价: 42.00元
丛书: 中信金融史
ISBN: 978750861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