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处于犹太人社区的相对顶层,而且与欧洲贵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在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时候并不只是谴责那些反犹太人的人,同时也谴责其他的犹太人。1875年,梅耶•卡尔告诉俾斯麦:“至于说反犹太人主义的思潮,犹太人自己也应该负有责任,对于现在这种混乱局面,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傲慢、虚荣和难以言说的无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很让人吃惊的说法,它表达了一种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犹太人社区的不忠诚,而这种情况初看起来似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犹太社区的世俗领袖的目标有着不小的冲突。而那名试图暗杀里奥的人(用纳蒂的话说)是“信仰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这个事实,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予了很大关注的两大集团是“新富阶层”(那些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新富起来的犹太人银行家和商人)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东方犹太人”(人数更为众多的东欧犹太人(主要但不完全是来自于俄国),其中的250万人是在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所引发的屠犹运动以及次年颁布新的歧视法律后西迁的。按照过去的标准,格尔森•布雷希罗德被认为特别讨厌,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梅耶•卡尔对布雷希罗德的不满起码有部分根源是由于他们在业务上不和。 在1880年11月转发的一封有关德国反犹太人主义的来自布雷希罗德的信函的时候,纳蒂告诉迪斯雷利: 毫无疑问,布雷希罗德本身就是引发犹太人迫害的原因之一,他那么频繁地为德国政府效力,以至于变得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其实只是“一颗被用来探路的石子”。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处于饥饿状态的波兰籍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涌入。 犹太人同时还拥有半数的报纸,特别是那些反俄国立场的报纸……我还听说冯•布雷希罗德夫人也相当令人讨厌,而且表现得很傲慢。 按照这些评论的意思,这些新的穷人在引发麻烦方面与那些“新贵”不分伯仲。 罗斯柴尔德对反犹太人主义的回应不只是(像杜鲁蒙特所指责的那样)要求警方提高戒备水平,并对他们的各处宅院设防,尽管发生了上面所说的暗杀企图之后,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对于怎样才是转移或者减少反犹太人情绪的最佳办法,家族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观点。 早在梅耶•卡尔在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开始了慈善捐款,不仅是捐给他们所属的犹太人社区,还捐给非犹太人的“善心组织”,作为赢得社会承认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有些证据表明,第三代的有些成员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间有忽略这种传统的倾向。然而,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意识地开始恢复这种做法,尽管在英国对公共服务和金融捐助并重;而且在所有的情况下,在传统的关注健康和教育之外,出现了新的为穷人提供住房的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了费迪南德是怎样在他的妻子伊夫琳娜去世后以她的名义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小舅子纳蒂也是身兼至少3家医院的总裁,爱德华国王七世医疗基金的财务部长和英国红十字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管理着在他的特灵土地上的,被他称为“两级健康服务”的计划。在法兰克福,梅耶•卡尔和路易丝在他们的长女科勒门汀去世后建立了科勒门汀共济女童医院,同时也为城里的公共浴室捐款。最终,他们未出嫁的女儿汉娜•路易丝管理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包括梅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卡罗琳娜姆公共基金,一家专门的护牙医疗基金。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这些领域做了大量的慈善捐赠:建造了一所综合医院、一座孤儿院、一所盲人学校以及一所聋哑人学校。内森尼尔留下了巨额的财富,在都柏林和罗森胡格尔为神经衰弱的病患者建立了疗养院,而且他在雷城垴的宅院变身成为了一家医院。而在法国,阿道夫在一名日内瓦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从一名患者的眼部取出了一块被射进去的金属片后,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眼科医院,而与此同时,亨利在马卡德特大街199号建立了一家诊所。教育也是捐助的重点之一(与在法兰克福为博爱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卡罗琳娜姆基金外,汉娜•路易丝还建立了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公共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后来占据了位于乌汶特门凯的罗斯柴尔德宅院)以及以宣传艺术为目的的安瑟尔姆•萨罗曼•冯•罗斯柴尔德基金。她的姐妹汉娜•马蒂尔德也是建立于1910年的新法兰克福大学的主要捐赠人。 另外,当时的另一个特点是,提供廉价住房变成了罗斯柴尔德博爱的另一个目标。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城市化进程提速的情况,其中整个?洲大陆几百万人离开乡村涌入城市找工作。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都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程度略有差异。尽管私人在住房上面的投资很大,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不注意到那些遍布欧洲 “东区”的“贫民窟”的那种骇人的条件:房主人们都有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自己房子里的想法,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卫生条件(这最起码需要找到让建筑商和地产拥有人共同行动的方法)。罗斯柴尔德对此做出的一个反应,是通过他们自己作为地主的模范作用来建立一个样板。纳蒂、里奥和费迪南德也有意把他们在白金汉郡的地产变成现代家庭式社区的样板,为住户们提供改善后的居所、自来水、会所以及其他设施。但是这些私人福利方面的试验(与同时期那些很大的德国工业康采恩所采用的方法比较类似)在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土地的贫民区没有真正的可推广性。 解决城市问题的第一步由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74年迈出,当时成立了一家名为租房基金(后来的罗斯柴尔德救济基金)的机构,每年拨出10万法郎给巴黎各区的区长,用以帮助那些无力支付房租的贫困家庭。30年后,另一个更大的“致力于改善工人物质生存条件”的基金以1 000万法郎的资本在第11区、第12区和第19区建设工薪阶层能够支付得起的居住区。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效法英国罗斯柴尔德的4%工业居住公司的模式,这个模式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放到家族在犹太社区内以赞助人身份出现的开始做慈善事业的大背景下来看,尽管其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总是很容易区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在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仍在继续建立专门的犹太慈善机构。例如1870年,詹姆斯•爱德华建立了伯克海滨医院,主要治疗骨科疾病。与此同时,埃德蒙重新改造了位于皮克帕斯大街的老犹太医院;除此之外,他和古斯塔夫各建立了一所新的犹太学校。在奥地利,安瑟尔姆于1870年在沃尔琳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医院。在法兰克福,不屈不挠的慈善家汉娜•马蒂尔德建立了一座犹太儿童之家,为患病的外国犹太人服务的乔金•萨拉•冯•罗斯柴尔德基金会,为犹太妇女服务的老年人之家(位于在热尔地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宅),在巴德•诺海姆的犹太妇女之家,同时还有一座为犹太穷人服务的位于巴德索登的疗养院,这是她在科尼格斯坦的夏宫附近的一个水疗城。在伦敦,犹太免费学校依然是最受关注的机构,犹太学院也是(只是受关注的程度稍低)。 然而,东欧犹太人的涌入带来了新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那些老机构显得束手无策。不像大多数的非国教教徒,英国犹太人对于对非宗教教育的政府支持的覆盖没有太急迫的要求,原因是他们可以保持自己对宗教教育的公共控制。与此同时,纳蒂以及他的亲属抓住了对课外组织的需求。举个例子说,纳蒂的妻子艾玛为布雷迪街道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了年度经费的60%,而这个组织于1896年在怀特契佩尔建立,目的是让那些年轻的犹太男孩子不要去干坏事。她的儿子沃尔特为建立于1901年的海耶斯工读学校捐了5 000英镑,该校是为年轻的犹太罪犯所建,这笔钱差不多占了支出总额的1/3。两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特费奥家族联合建了一所类似的女子学校,并明确目标为改善处于工人阶级的女孩所受的宗教教育。这些努力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可以从列昂内尔1905年6月28日在哈奇森工人子弟活动中心开幕仪式上的讲话看出来: 我们希望能照看隔壁邻居的年轻人,而且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健康成长,帮助他们避开那些在大街上所受到的诱惑、那些来自于音乐厅和酒吧的诱惑。我们想慢慢渗透到这些孩子们的野心中,让他们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自豪,而且也为自己身为英国人而自豪。(欢呼声)我们想要教会他们那种坚韧的如运动员一般的精神。 很难为文化的融合想出一个更加理直气壮的理由。正如纳蒂在1891年对联合公会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所宣称的,“发展犹太社区的第一要务”是“使生活在伦敦东区为数众多的那些外国同胞英国化”。马克斯•彼尔波姆的漫画《泰特艺术馆的一个静谧早晨》暗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理解“他们的外国同胞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画中的馆长“正在向一位委托人解释”一幅内容是关于身处一座犹太会堂内的一群东正教拉比的画所蕴含的“美好精神向往”。那名正在提问的委托人蓄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头戴着高帽,手提文明棍,显然是艾尔弗雷德,他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被说服(见图14)。 住房问题也期待着新的资助方式。在1884年5月,纳蒂应邀加入了贫民救济卫生委员会的理事会,专门致力于寻求为人口不断增长的居住在伦敦东区的贫穷犹太人佃户提供改善住房条件的方法,而伦敦东区,像斯比特菲尔兹、怀特契佩尔和古德曼斯菲尔兹这些地方,早在出现1888年碎尸者杰克的案件之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犯罪和卖淫之地。那一年为移民解决住房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建立了贫困犹太人临时庇护所,这里可以为单身男人提供最长14天的食宿,同时帮助家庭寻找住处。而由纳蒂领导的一家新的东区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建造更多永久性住房的建议——“租金在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的设施完备的住房”——主要通过建立以此为目的的住房公司,而这类公司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甚至还得到了理查德•克罗斯1875年提出的《技工和劳工住房改善法案》的支持。纳蒂显然是受到了他垂危的母亲对这个事情的鼓励,他曾试图动员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包括列昂内尔•科恩、贵金属经纪人F•D•莫卡塔、克劳德•蒙特费奥和塞缪尔•蒙塔古——的共同参与,但是到最后,成立于1885年3月的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的4万英镑股本金中的1/4,还是不得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另外一个主要的赞助者是由罗斯柴尔德支持的犹太人免费学校,这个学校在两年后借了8 000英镑给这个公司)。 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用相当于每年所收资本4%的净红利的最少租金,提供尽可能多的住所”,而这种方式推出的公寓所表现出来的“骇人的功利主义”遭到了?代社会历史学家的谴责。然而,这种固定收益与那些纯商业性操作、以地主获取更高额回报为目的的做法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某种类型的补贴:这些公寓相对于它们所取代的那些贫民区毫无疑问是一种改善。在首批认购的消息公布后两个月,纳蒂在弗劳尔和丁街(位于斯比特菲尔中心区的商业街附近)以7 000英镑的价格从都市工厂委员会买了一块地。这座7层楼的简朴建筑由犹太建筑师N•S•约瑟夫设计,1887年4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并且以夏洛特的名字命名。建筑内部的户型非常紧凑,可以提供给228个家庭使用(住房477间)。公司继续在布雷迪街建了一座类似的建筑,而且在弗劳尔和丁街又购入了第二块地,在1891~1892年间建起了“内森尼尔公寓”。 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一切都单单看成是对于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人主义情绪所做出的反应,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慈善工作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而且这种动力又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风气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仅举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的例子来说,她是全国女工联合会的总裁、女士行为规范组织全英妇女戒酒协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制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活跃的理事,以及内务办公室委任的监狱监督员;这些活动是所有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妻子都会很乐意参与的。无论如何,像她的婶娘夏洛特一样,她对这一类的工作也是乐此不疲。她对于犹太人组织的参与也同样积极,甚至更为积极,例如犹太妇女联合会、穷人救济会女士联合访查委员会,以及犹太妇女防范及拯救工作协会(后更名为犹太人保护女童及妇女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拯救“失足妇女”,比如未婚妈妈和半公开的妓女,并防止其他工人阶级的犹太女孩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夏洛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种活动模式,而且这种活动显然给她和康斯坦丝带来了一种与他们的男性亲人从“账房”中或者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就几乎一样的满足感。艾玛也是一位“身不由己”的慈善家:在1879年,她有记录的个人慈善捐赠就不下400次,而且还在特灵地区办了177件“好事”,包括参与教会女童联合会、青年女子基督教协会以及特灵少年禁酒联合会。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存在某种“防御性”的考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明可以依靠富有的银行家的自愿捐助来解决某些正在滋生蔓延的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越来越多的在政治上左倾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应该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尽管新自由党人在世纪之交的提议比较温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时期的富人一样,普遍对任何直接税收的增加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特别是那些动机是针对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而提出的税收。罗斯柴尔德的论据是“资本”必须免除税收,以便能够得到积累;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增长,也才能期待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薪水。作为回报,可以依靠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 对保护穷人的切实需要进行捐赠。我们觉得值得在此稍作停顿,来对这个捐赠到底有多大作用进行一个大致的评估。阿尔方索的遗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大金额的慈善遗赠,总值大约为635万法郎,然而,这只相当于他免税留给他的儿子爱德华的罗斯柴尔德合伙股份(135亿法郎)的不到05%。当然,这没有考虑阿尔方索生前捐给慈善事业的巨额捐款,因此对于他的收入在这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的确定,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如何,这总是反对高税收的保守派的论据中一个明显的弱点,这种说法认为,总体来说,私人慈善捐款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达不到传统的10%的水平。 具体到犹太人慈善事业的情况,当然还存在更进一步的动机:他们意识到应该加速对新近到达的东欧犹太人的“英国化”步伐。当然,不会再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及他们的那些表亲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所能得到的那种快速融入当地社会的那些机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到达英国的时候本身已经相对富裕,而且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在19世纪到来的东欧犹太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工匠。在这个背景下特别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是1888年的东区裁缝大罢工。对于纳蒂这样强烈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在犹太人社区内部爆发的严重的行业纷争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他和塞缪尔•蒙塔古两人都急急忙忙站出来进行调停,希望能够在两边弥合分歧;尽管我们很难想象纳蒂对东区工人内部之间的关系能有多少了解。他们的干预反映了犹太精英们对扼杀任何在东区内部冒头的激进思想的迫切要求: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着俄国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那里对犹太人的任何迫害通常都在革命运动中假借着无数被夸大的事实。 批评家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一种对罗斯柴尔德的善举的批评是,百分之四产业居住公司根本没有促进融合,反而是在鼓励建立新的犹太人隔离区。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里95%的租户是犹太人,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争达到基督徒租户对犹太人租户的比例实现33%~40%”。1899年,在公司的东汉姆项目中,预留了建造非犹太人礼拜场所的位置。“以使这个项目不再成为犹太聚居区”。根据1904年的数据统计,尽管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居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家庭,但是位于斯托克纽温顿楼群中的那瓦林诺大厦1/3的租户却都是非犹太人。在1911年,公司的坎贝威尔项目(伊夫琳娜大厦)则根本就没有犹太人。 当然,解决移民引发的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停止移民。然而,当限制移民的这种想法首次在19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圈子立即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用罗斯柴尔德的建筑师N•S•约瑟夫的说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说法与那些主张驱逐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反移民运动的倡导者阿诺德•怀特在1891年写信给纳蒂的时候,他对遭到立法院拒决(尽管不是没有资格)是这样说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而且应该避免。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量来到这里就能够证明法律的公正。”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保守党国会议员中认为需要对移民进行控制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把纳蒂——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党员——置于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在1900年的选举中,纳蒂在他东区的机构支持两位候选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艾登•伊万斯•戈登爵士和代表怀特契佩尔的戴维•霍普•基德)的时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因为这两人是限制移民理论的支持者。当肆无忌惮的攻击性竞选言论出现在《犹太新闻》上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去东区的圣乔治地区打压一下联合党候选人托马斯•德沃尔。 在伊万斯•戈登的煽动下,移民问题被提到了皇室的一个委员会上,而纳蒂从来没有掩藏自己反对“拒收”的立场。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当然是首当其冲被要求去作证的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阿诺德•怀特)特别提到说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慈善行为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移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回应。纳蒂与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的报告提倡的是禁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或者是将其驱逐,他对“不受欢迎”的移民的定义是:罪犯、心智残疾、传染病患者以及“臭名昭著的坏蛋”。在这份仅有少数人支持的报告中,纳蒂强烈地抗议说,这样的立法“会影响那些确实需要移民而且工作勤恳的人,他们刚到来时的贫穷的处境不应该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获得自立的评判标准”。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在犹太人免费学校接受了初步教育的犹太小孩”在1908年成为了剑桥的数学优等生的案例的情况。“这位年轻的数学家的父亲早年从敖德萨逃了出来。我相信他过去通常都只能在很小的犹太人会堂里祈祷。他现在是一家小型裁缝店的领班,在那里他获得了较高的薪水,并且在一家小型的犹太人儿童学校任教。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评论道,“应该有可能为俄国做贡献,我希望他在这里也能做得很好。” 他的儿子沃尔特回应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不列颠应该成为那些在其他国家受到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人的庇护所,只要这些人仍然是正派的,而且勤奋工作。”但是,纳蒂对1904年提出的议案的反对,以及他对自由党在1905年的补选中对迈尔•恩德议案的批评倾注全力的支持,仍然无法阻止法案在那年的年末表决通过。他宣称,这个法案建立了“一个警察干预和监视的讨厌的体系,以及护照管理和专横的武力体系”。然而,他又不同意代表委员会里其他成员所希望的对废除这个法案所进行的诉求,他认为,重新开启的辩论可能会起反作用,因此,他寄希望于政府在实施的时候能够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否则的话,阿诺德•怀特就不会针对《1905外国侨民法案》说“首相及英国内阁……看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脸色更改了他们的政策”。 想让人倾向于接受移民问题还有两种其他的途径。一个是说服俄国政府停止他们对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所采取的歧视政策。这是大多数俄国犹太人所希望的,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其金融杠杆,可以迫使沙皇政府修改他们的做法。事实上,从犹太人难民区里传出来的各种故事,比如像《沙皇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使罗斯柴尔德在人们眼里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人们在文学作品里梦想着他能够教训一下沙皇。由于拥有“所罗门王的御玺戒指”,罗斯柴尔德变成了“一位可以控制各国国家命运的人”,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宫殿里,“那里有数不清的黄金,由巨人战士守卫着”。如果沙皇接受邀请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中过一夜,他将会看到犹太人的光辉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有着希伯来法宝神话的痕迹。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能就这个问题在圣彼得堡发挥杠杆作用的更多是金钱而不是魔法,但外交因素使得罗斯柴尔德很难做得比争取取消排犹政策更进一步。 另一个可能的做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新到达的人继续往前走。这实际上是犹太人社区很多年以来一直在实践的一个做法。在1867年,穷人救济委员会代表“海姆•科恩•哈海梅克”给纽科特写了一封信,说“这位非常值得帮助的”希腊商人遗失了8 000英镑,而且他希望回到希腊,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了他100英镑。几乎与此同时,艾尔弗雷德建立了东区移民与救济基金。仅仅在1881~1885年间,大约有2 301个家庭在这个计划的资助下返回了东欧。在此期间,纳蒂资助了200个希望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的家庭。1891年,他成了莫里斯•德•赫希在法国建立的犹太人殖民协会的8个创始股东之一,这个协会是一家帮助犹太人从俄国向阿根廷移民的机构;而且他个人提供“4万英镑前往南非的交通费,在那里选择适合进行农耕的土地,而且有优良的出海口。受资助人是在俄国犹太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家庭数量为400~500个,而且是那些能证明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成功经验并能吃苦耐劳的家庭”。“移民”转口的问题在1905年再度出现,当时来自俄国的移民家庭数量急剧上升。纳蒂在上一年对皇室调查委员会所做的评论指出,他将会支持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转口”移民。 但是,犹太人能否回到在《圣经》中提到的他们起源的地方去呢?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利用他们的财富在圣地上重建耶路撒冷犹太王国的想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隔离区内也有这种想法:“罗斯柴尔德是否是一位合适的亲王……去重新召集四处散落的以色列人回到上帝对他们允诺过的土地上,继承大卫王的王庭?”然而,尽管这个家族自从大马士革事件后就开始关心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并且持续不断地为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育和其他机构捐款,但是在很久之后,罗斯柴尔德才开始严肃认真地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殖民地的可能性。詹姆斯最小的儿子埃德蒙1882年在世界以色列人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扎多克•卡恩和迈克尔•艾兰格尔的影响下,也开始对这个想法表示出兴趣。这两个人把他介绍给了塞缪尔•莫希勒维尔,这位是一位流浪拉比(当时在俄国),他想把一队犹太农民从白俄国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而且侯赛夫•费恩伯格需要金钱资助已经建立起来的位于迦法以南的“锡安先锋”殖民地(现在的特拉维夫)。当埃德蒙给了费恩伯格25 000法郎在锡安先锋钻井找水的时候,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居住者也受到了鼓励,都开始向他提出申请,包括居住在卡梅尔山附近的萨马琳(后来的热克然•亚阿科夫)的一队罗马尼亚犹太人,他们表示他们希望的不仅是来自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还包括领导。 埃德蒙热情地做了回复。按照他告诉塞缪尔•赫希这位“密可维以色列 ”农业学院院长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未来定居点的样板,有点像是一个居住点的核心区,围绕着它,可以逐步建立起其他的定居点”。所有新加入锡安先锋的新定居者必须签署一份申明,宣布“自己完全服从管理当局认为有必要以男爵先生的名义发布的有关土地开发及服务的所有命令,如果要对我采取任何行动,我自己均无权反对”。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独裁基础上,埃德蒙命令莫希勒维尔的定居者在艾克然(后来重新命名为玛兹克雷特•贝蒂亚,用以纪念他的母亲贝蒂)进行葡萄种植。另外还有在罗西•品纳进行的丝绸生产试验,以及香水和玻璃生产,另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会堂、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一切都由男爵的“官员们”进行监管。尽管他始终坚持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慈善,而是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可以自我持续发展的定居点。爱德蒙特高度家长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现在所说的“依赖文化”。到1889年,尽管投资总额达到了160万英镑,还是出现了很多经济失灵的迹象。尽管他在1900年把管理权移交给了犹太人殖民协会,默认了需要在更大范围进行的地方自治,但他仍然继续在犹太人殖民协会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的职权范围内以他们的银行家的身份发挥影响。到1903年,28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中的19个都部分或者全部地接受他的补贴。完全算起来,他在定居点上总共花了有560万英镑。 埃德蒙的殖民冒险不应该等同于那种目标是建立犹太国家的具有犹太民族主义色彩的锡安主义,也不应该认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在犹太殖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私人利益。在1890年,纳蒂(与伦敦社区其他的知名人士,比如塞缪尔和科恩一起)出席了英格兰科维维锡安协会的开幕大会,这个协会团结了在1883年针对俄国排犹浪潮在当地所形成的各家锡安信徒组织。里奥对以色列—赞格威尔的犹太疆界组织提供了支持,该组织试图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建立犹太殖民点。但是这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没有谁会真正支持在中东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事实上,埃德蒙 明白无误地告诫定居者,应该寻求土耳其的国籍。阿尔伯特更是表现得毫无兴趣,他在1895年接到了一份申请,毫无疑问来自一个异常啰嗦的笨蛋,提出的要求更是让人啼笑皆非——10亿法郎,而且还不能少。 到了1895年,维也纳的剧作家和记者希奥多•赫泽尔确信“犹太人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离开欧洲寻找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乐土”,遵循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时所走过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找到赫希这位同情的听众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他们会考虑将他们那没有外人知道的巨额资产“变现”,作为对他们所遭遇的反犹太人思潮攻击的应对,而他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供他们去投资。但是,尽管经过了维也纳总拉比伽德曼恩的居中协调,赫泽尔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信还是一直没能发出。他甚至没有从阿尔伯特那里得到对他第一次尝试的任何答复,因此苦涩地总结说,他的信“不应该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因为他们是粗鄙、傲慢而且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应该通过动员犹太群众,发动“一场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的战斗”。 这种从讨好到挑衅的转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些商务联系人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特点。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了他为他那疯狂的童话城堡申请的贷款后的反应也是如此:他告诉他的仆从去抢劫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然而,赫泽尔从来没有放弃获得罗斯柴尔德支持的希望。在1896年的5月份,他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巴黎的总拉比扎多克•卡恩以获得一次给埃德蒙陈述的机会,甚至提出如果埃德蒙能够同意出任领导,他将放弃他自己所创立的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埃德蒙说他认为赫泽尔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国家的想法对他自己的殖民计划是个威胁的时候,赫泽尔转变成了敌对的态度。一年之后,他宣称他们“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大不幸”。他在1896年8月试图获得一次与埃德蒙会谈的机会,然而结果只能是面临一次更大的失望。到1898年,他得出结论说,埃德蒙弱智,因此他应该去请求更有财力的阿尔方索——这个说法通过他在10月份对锡安信徒的访问得到了证实。 开始,他在伦敦没有获得任何进展。1901年时,纳蒂甚至都不愿意见他(尽管有他的表妹巴特锡夫人的求情),而且当赫泽尔在1902年就有关外侨移民的事宜在皇室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还发生了冲突。在那一次交锋之后,纳蒂清楚地说明他会“对建立简单纯粹的犹太殖民地的观点感到恐惧”。他宣称:“我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巴勒斯坦之梦是一个神话,而且虚无缥缈。”里奥也反对赫泽尔式的锡安主义。只是在赫泽尔改变了他的战略,认为在西奈的任何犹太人殖民地都可以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纳蒂才开始表现出了兴趣,把他介绍给了约瑟夫•张伯伦。他的支持在赫泽尔生命晚年时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尽管他们的英国犹太人在西奈的殖民计划由于外交障碍,最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赫泽尔提出的“犹太国家”的概念开始如此不当回事?部分原因是,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从对他的支持中获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好处——他甚至提出新国家的首任民选“王子”为一位罗斯柴尔德人——但赫泽尔的有乌托邦特征的银行体系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事实上,赫泽尔曾经有一种狠毒的倾向,如果他们反对他,他打算把对利他主义的声明与“清算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发动一场残酷的运动”结合起来。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反对理由,而且赫泽尔自己公开地承认,如果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势必鼓励那些反犹太人的组织对现有的已经归化了的犹太人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提出质疑。纳蒂是一名英国犹太人,正如阿尔方索是一名法国犹太人,而阿尔伯特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赞同赫泽尔的悲观和预言式的观点——受《新自由杂志》对德瑞夫斯事件的评论的启发——这样的公民权利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反犹太人的政府取消。他们不仅没有把锡安主义看成是“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个答案”,反而把它看成了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描述他们的漫画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作为离开德国的王廷的一部分,他们深受困扰,就算他们已经到达他们自己私人轮船的船坞边(见图15和图16)。 图15克里斯丁•肖勒,《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共和国》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插图26 这样一种大规模移民的景象,无论是朝向圣地或者(按照反犹太人的漫画中所幸灾乐祸地描绘的)朝向海底,所代表的不可能比否定他们家族自内森起在一个世纪以前以一名外国移民的身份进入英国以来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更让人无法接受——那种在很多犹太人眼里看起来的王权、在大多数异教徒眼里看起来的贵族身份,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出生的国家所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就后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赫泽尔是一个预言家。在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部都成为了他所预见到的反犹太人大屠杀的牺牲品。但是同样也很容易看出他的观点在当时看起来古怪而且危险的原因。 图16《犹太人滚出德意志!》《政治宣传画》第17卷(1895年)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思柴尔德家族》,插图27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部——家族的回应
书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部
作者: [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世界的银行家
译者: 何正云
出版年: 2009-9
页数: 334
定价: 42.00元
丛书: 中信金融史
ISBN: 978750861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