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卷入英国的帝国事业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例子。众所周知,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875年给迪斯雷利政府提供了400万英镑的无抵押贷款,使英国皇室得以收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量股票。撇开围绕着这场交易的那些罗曼蒂克的光辉,这件事通常被看做是1882年后迈向英国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的第一步,而整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都提供了便利。然而,走向苏伊士股票购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很多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埃及的作用都说明了在像“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概念后面所隐藏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为了能理解1875年那些狂热事件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东地区的金融情况做个大致的了解。在克里米亚战争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中,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在开罗的总督都开始欠下了巨额的而且可以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和国外债务。1855~1875年,土耳其债务从大约900万土耳其里拉上升到了大约251亿。考虑到土耳其政府的金融资源,这些债务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以现金收入来计算,债务负担从130%上升到了1 500%;以支出计算,利息和到期本金从1860年的15%上升到了1875年最高时的50%。埃及的情况也类似:在1862年借了第一批外国贷款之后,到1976年,总体的公共债务从330万埃及镑上升到7 600万,大概10倍于税收总收入;此外,伊斯迈尔总督的私人户头上还欠了大约1 100万镑。1876年的预算表明债务费用占了所有全部支出的一半还多(555%)。 很值得把这些数据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只需要对那些在19世纪构成的可持续借款确定一个大概的概念。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873年),英国的国家债务一直都10倍于总的公共税收;与此同时,债务费用从1818年到1855年大约为总支出的50%。而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到1914年,英国债务总的趋势在持续不断地下降,以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债务只是总收入的3倍多一点,而债务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0%。另外,英国经济以史无前例、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增长。在土耳其和埃及,债务连续20年膨胀,到1875年几乎接近政府的预算,然而经济活动却几乎停滞了。与其他几个也在国际市场借钱的主要国家(比如巴西和俄国)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土耳其和埃及完全失控了。巴西和俄国的债务从来没有超出过总税收的3倍,而债务支出基本上也都在总费用支出的15%以下。与这个中东教训最接近的例子是西班牙,这个国家也在19世纪70年代面临破产(见表2-5和表2-6)。在1873年困扰所有欧洲市场的全面经济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中东债务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从战略高度考虑,英国准备让负债这个球滚动起来。为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的军事地位,英国在1854年和1855年给坡特提供了首批英国贷款(这些贷款的第二批通过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运作),而土耳其银行(土耳其帝国银行)在1856年设立。这两批贷款以土耳其政府从埃及获得的全部税收作为正式担保。然而,1860年以后欧洲贷给中东地区的款项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在土耳其的这种局势下,欧洲的铁路推广者(由赫希率领)提出了一个奥地利铁路网的扩张计划,希望通过巴尔干连接到博斯普鲁斯,并因此为新型的欧洲商业打开土耳其市场。而当法国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费迪南德•德•勒塞普斯看到,如果实现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梦想,可以为国际贸易开辟出一条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使伦敦到孟买的海上运输距离缩短将近40%。美国内战对埃及棉花出口的人为刺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苏伊士运河对英国与印度贸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也具有传统性的外交意义,然而,为土耳其和埃及的赤字提供资助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却并不是英国投资人。在土耳其,1875年以前的主要资助银行由法国人担当(著名的有国民银行);在埃及,主要是法兰克福的金融家赫尔曼和亨利•欧彭海姆,以及法国兄弟爱都尔德和安德雷•德维沃。从短期来看,这项业务对发行的银行来说应该是利润不菲的业务。到1877年,土耳其的债务达到了251亿里拉,其中,扣除佣金和折扣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财政部仅拿到了135亿。然而,这不仅未能推动中东的经济发展,那些倒霉的债券持有人还只得年复一年地为这个挥霍无度的政府不断提供资金。阿普杜拉•阿齐兹苏丹在他1867年的欧洲之行中就挥霍了数百万;而他的继任者阿普杜拉•马吉德花得还更多,建造了新的朵尔玛巴赫宫,这是一座处于皇宫与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火车站之间的宫殿。而那些私人业务,比如赫希的铁路和勒塞普斯的运河,最终也没有达到先前所预计的那么好的效果。事实上,在授予赫希和勒塞普斯特许?的问题上,两个政府所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 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5~1875年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节制,看起来是一种谨慎的亡羊补牢行为。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从总督处获得必要的特许权之前6个月,曾经找到詹姆斯寻求对运河项目的支持,但是被婉言谢绝。罗斯柴尔德在都灵的代理人朗道有一个兄弟在亚利桑德利亚,他与欧鹏海姆银行一唱一和,试图引诱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19世纪60年代中期给埃及政府筹款的活动,但是最终也没有得逞。尽管年迈的詹姆斯有些动心,但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风险意识取得了很少见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尽管列昂内尔在1867年直接接见了一名带着礼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礼貌地回绝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运河已经正式开通后,阿尔方索还在预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将会倒闭,而且伦敦的推论是埃及政府将会紧随其后。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瑟尔姆想通过巴尔干扩展南线铁路的想法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堂兄弟们的同意。当埃及财政部长伊斯迈尔•萨达克•帕萨在1874年寻求罗斯柴尔德财政支持的时候,他的请求被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们能同意做的最多只是保证威尔第1871年在开罗歌剧院执导他的《阿依达》全球首演式的时候能够拿到他的报酬。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让罗斯柴尔德改变他们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经濒临破产,因此自1871年开始一直在想着把这条运河卖给一个或者多个欧洲大国,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挠把任何有关的计划拿出来讨论。格莱德斯通政府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因此,运河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关于它的通行费的收取涉及了复杂的法律争议。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权利中心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舞台的第一个关键的变化。由于迪斯雷利总是对东方的一切事物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现实地洞悉了新的“东方危机”的临近,以及埃及在未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内尔重提英国购买运河的问题,而且纳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对于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敏锐,他们看到了在埃及运河上复制他们早先为欧洲铁路所开创的模式——也就是为大型资产的出售进行融资——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古斯塔夫所报告的,法国政治上对英国购买想法的反对似乎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当迪斯雷利建议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总督在运河上的股份而避开直接购买的问题的时候,金融领域也表现出反对,这反映的是地产信贷银行、国民银行和英国—埃及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土耳其首相迈哈迈德•那蒂姆•帕萨在10月7日宣布了土耳其破产公告,通过削弱总督和他的法国银行家们的地位使局面出现了转机。随着土耳其的破产,埃及很难再借到什么钱,然而伊斯迈尔需要(他自己也是这样的)300万~400万镑来支付11月底到期的债务。法国银行和德维沃提出通过用总督的运河股份做担保给他提供短期贷款,但是他们不久就陷入了僵局,这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机会。11月10日,英国财政部请求帮助“重组并控制”埃及金融的说法,发出了总督已经准备转向英国进行最后一搏的信号。4天之后,《帕玛公告》的编辑雷德里奇•格林伍德从亨利 •欧鹏海姆处(他那时恰好身处伦敦)打听到了有关英国—埃及银行和德维沃进行谈判的消息,并且告诉外交部长德比爵士(不是十分准确)苏伊士运河股份将要转到法国人的手上。事实上,地产信贷银行当时确实建议以5 000万法郎(200万英镑)购买那些股份,并且确实已经获得了这样做的选择权。但是法国外交部长德•德卡泽斯公爵的决定是在没有得到德比的同意之前不做决定,因此就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总督因此基本上没有了其他的任何选择,只能卖给英国,在11月23日,他提出要400万英镑换取他的股份,用购买价款的5%作为抵押,直到被抵押的息券交还并且重新开始分红。德比和财政部长斯泰福德•诺斯科特爵士不同意这个报价,认为这个运河可以由一个国际委员会进行控制;而当这个议案在11月18日到24日的5次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后,迪斯雷利最终如愿以偿了。 在1875年的时候,400万英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整个英国预算债务费用净值的83%。另外,正如迪斯雷利在他11月18日给女皇的信中所写的,根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总督要求在“这个月的30日”拿到钱。最大的问题是议会在休会期,因此不是很确定没有议会的授权,政府是否可以从英格兰银行里筹到这笔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1月24日(或者可能是前一天),迪斯雷利一得到内阁对购买股份的批准,就派他的首席私人秘书蒙塔古•科瑞去见列昂内尔的原因。科瑞后来在回忆中对他的主人生动描写道: 迪斯雷利安排他在内阁外面值班,当他的领导伸出头来说“行了”的时候,他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在收到这个信号后,他马上跑到纽科特,并且秘密告诉罗斯柴尔德“明天”首相要4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拿起一粒葡萄,吃下,吐出了皮,经过深思熟虑后说:“你们用什么担保?”“英国政府。”“你们可以来拿。” 这个说法有部分的臆想成分。总的看起来,首相私下里应该已经与列昂内尔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这个决定并不是在一瞬间做出的(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罗斯柴尔德银行花了“4~20个小时来下这个决心”)。达成的条件是,款项付给英国政府,由埃及政府支配(12月1日付100万英镑,余下的在来年1月份支付),作为回报,他们收取25%的佣金;政府另外在还回款项前,支付5%的年利息(尽管这笔费用全部转嫁给了总督,由他支付5%的年息,直到所购股份可以再次分发红利为止)。11月25日,合同由英国总领事斯丹顿将军与埃及财政部长共同签署;4天之后,列昂内尔电告埃及政府他手头已备好了200万英镑,自12月1日起,埃及政府就可以调配使用(这个金额比起初计划的多了一倍),12月15日开始可以安排另外100万英镑,而最后的100万英镑从1876年1月1日起可以使用。到1月5日,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付清了全部的应付款额(3 976 58226英镑),其中的大部分直接付给了埃及政府的债主。国会在2月21日投票同意支付408万英镑(这笔钱通过发行35%的财政债券筹集),而借款在3月份的时候从债券发行募集的款项中进行了赔付,同时还支付了99 414英镑的佣金,应付利息52 485英镑最终在6月2日支付。 对于这个非常出人意料的交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迪斯雷利的说法,散见于他写给当时驻在波尔莫罗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他告诉她,拥有这些股份“会给持有人带来巨大的——如果不是绝对的——对运河管理的影响力。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这对陛下您的权威和势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收购大获成功之后,他大喜过望,并且十分高兴地将这个荣耀与列昂内尔分享。在给女王的信中,他说道: 事情刚刚办妥,您做到了,夫人。法国政府被我们战胜了。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提供了高利率的贷款,而且还附带有条件,实质上是要把埃及政府的权力拿过来。 总督在既绝望又厌恶的情况下,提出让陛下您的政府购买他的全部股份——以前他对这样的建议听都不爱听。 400万英镑!而且是马上就拿出来。也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得到——罗斯柴尔德。他们的做法很令人敬佩,并且以一个很低的利息借出了这笔钱(好像有“5%”的字样被划掉)。总督所有的利益都是您的了,夫人。 昨天,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4个多小时,而且迪斯雷利今天没有得到一刻的休息;因此,此次汇报得请求您原谅,因为他的脑袋实在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将在明天给您讲述这整个奇妙故事。 当陛下您今天的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在内阁,他为当时他给您做的太过简单而且愚蠢的回答表示道歉——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紧急。 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同意保守秘密,但是我们担心明天会从开罗走漏风声。 他给布莱德福德夫人的报告就显得更加口无遮拦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全世界所有那些组织起来反对我们、掠夺我们的赌徒、资本家、金融家的情况,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密探,已经使他们深受困扰,而且从来没有被怀疑。前天,勒塞普斯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报价,他公司拥有余下的那部分运河股票,而且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他本人实际上就是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如果他成功了,整个苏伊士运河就会归法国所有,而他们或许就会关闭这条运河……女神(维多利亚女王)对运河非常着迷…… 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这场外交胜利让法国所付出的代价。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列昂内尔不能“向他最强大的援军——他们在巴黎的家族求援,因为阿尔方索是非常法国化的人,他有可能马上就出卖整个计划”。按照约翰•曼耐斯爵士的说法,迪斯雷利对他的妙招“相当得意”,而且“期待着英国的海外影响力能因此获得伟大的复兴”。这也让俾斯麦得以描绘对法国的声望给予一击后可能出现的局面;而迪斯雷利利用罗斯柴尔德的支持骗过法国政府的这种说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后来由法国反犹太人士,比如希拉克等人所炒作出来的。 另外的相反说法——准确地说,是反对的说法——很让人疑惑,这种说法认为迪斯雷利最起码是欺骗了自由党人。格莱德斯通马上严阵以待。他给格兰威尔写信时说:“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除了有必要防止运河的关闭之外。而……关闭伦敦和西北(铁路)之间的可能性也存在。”甚至购买已经“在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完成之后,也还被说成是“荒唐的举动,将来还会遭遇数不清的尴尬”。他所预见到的是“严重的后果”。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看法,合理的行动过程必须经过议会的质询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参与。但是格兰威尔在11月28日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提到的只是一系列不很成熟的问题。“至于说我的第一印象,”他写道,“我怀疑,这看起来非常愚蠢。”但是他也不确定原因是什么。这个“没有先例……让政府成为一个私人企业的股东之一,而按通常的方式看,他们又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企业”的做法能行吗? 采用政治手段去引导并调整其他国家采取预防措施还不够有效吗? 不可能是勒塞普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法国资本家可能购买相威胁,来欺骗政府去做推高苏伊士运河价值的事吗? 政府是否打算在公开市场上以已经被推高的价格购买另外的10万股股份,以便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些股东是否还会给他们惹来无尽的麻烦? 这是否将会引起各种国际麻烦和问题? 运河是否仍然受属于苏丹的那种自由意志所支配,而我们也是一直追求这个目的? 没有征得议会的同意,能否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 “我认为,”他在提出这些清楚明了的问题后这样总结道,“我们现在能让苏伊士运河越平静,对我们就越有利。”这种观点得到了哈亭顿爵士的附和,在格莱德斯通辞职后,他是自由党正式的领袖,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迪斯雷利这招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因此,轮到前财政部长罗伯特•罗爵士来对格莱德斯通这种本能的反对寻找支持。在迪斯雷利嘲讽地预言“一场反对一个股票经纪政府的谩骂中”,罗认为罗斯柴尔德的总收入——15万英镑,对于一项三个月期的400万英镑的贷款来说,年息达到了15%,这个数字应该更适合给埃及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这种观点明显得到了部分财政部官员的认同,包括财政部长W•H•史密斯)。自由党批评家也拿出了格兰威尔的说法,对这些股票的购买行动引发了“对股票交易进行的赌博”——也就是那些知道内幕的人对埃及债券的投机,这些人具体说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之后迪斯雷利的律师菲利浦•罗斯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他深信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利非常丰厚”,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埃及股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听到谣传,说他们“至少赚了25万”,尽管蒙塔古•科瑞听到另外的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都没有利用这个情报,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位置上”。另一个持反对态度的说法是一个老生常谈,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纳蒂被禁止从政府的贷款里盈利;对这个说法的驳斥更容易,论据就是纳蒂并不是银行的完全合伙人,而列昂内尔在1874年就没有在议会里任职了。 真相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从政治上说,认为英国就此确保了控制权,而且阻止了法国的前进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法国政府反对任何法国人购买,因此他们对英国出手干预埃及危机是乐见其成的。持有运河公司44%的原始股份也没有让英国就能控制整条运河(特别是这些股份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没有投票权,而且之后也只有10票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说,总督保证支付运河股份5%的红利让英国政府在埃及财政中拥有了新的直接的利益。迪斯雷利认为运河公司可能会对英国商船关闭大门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法律上说,情况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能保证运河一定对所有船只开放,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可能随时都被遵守。正如迪斯雷利准确地说过的,拥有这些股份能让英国拥有额外的“杠杆”——对报复行为有更强的调节能力——如对其交通出现威胁的话。这个观点得到了《时报》以及其他银行家(包括欧维尔斯通爵士)的认同,而且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如果法国政府对购买行为完全满意,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在11月23~25日之间如此严守秘密。古斯塔夫在12月31日的信中指出,最初想到英国可能接管埃及的时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两周之后,他的哥哥转达了来自法国政府非公开的警告:“如果英国政府现在通过另外方式的金融行动来拯救总督,进而控制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以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力的话,法官政府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从经济上看,自由党人的批评家是?不住脚的。正如迪斯雷利在下院对格莱德斯通和罗一次不留情面的反驳中所指出的,罗的说法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所花费的机会成本,尽管这笔钱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3个月,特别是法国或者俄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可能完全排除(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和法兰克福发出的信完全证实了这种外交行动的可能)。当听到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免费提供这笔钱的时候,列昂内尔只能苦笑。“阿瑟•瓦格,”他反驳道,“你太年轻了,以后你会明白的。从这项交易中我赚了10万英镑,我的希望是能赚20万英镑。”正如他在2月19日向科瑞指出的,这笔交易确确实实有风险:总督有可能坚持要用黄金支付;“不可预见的事件”有可能让市场上的资金面很紧张;另外,政府“之前很习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有可能会要求公司做一笔涉及大量备用付款的交易,如果发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无法达到要求,他们就可能会考虑把业务转到他人之手”。而且,如果没有预先的接触,没人敢保证英格兰银行能够提供这笔钱。正如科瑞在他面见列昂内尔之后告诉迪斯雷利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有通过全体董事会议来决定,但这又明显达不到效率和保密的要求……罗斯柴尔德男爵想象,政府很有可能压着银行去找那400万(并且会要求付很低的佣金)。这必将是一件很激烈的事,在这件事情实施之前,他们必定得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向各家公司筹钱。他也明确宣布,英格兰银行不把整个资金市场闹得人仰马翻,就不可能筹到所需的这个数目。 列昂内尔最后说道,“完全避开了这种对市场的干扰”这个理由对“所提出来的佣金是最好的解释”。 这些说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狡辩。罗斯柴尔德的损益表也驳斥了格兰威尔和罗所提出的那种大规模投机埃及债券市场的说法:1875年的报表证明罗斯柴尔德出售了价值12 682英镑的1873年埃及债券,这些债券以55元的成本买进,而在11月26日以76元卖出,总利润只有3 505英镑。这次交易的财务意义应该是给了像地产信贷银行这样的法国银行以喘息之机,这些银行持有非常大量的埃及债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河股份的购买根本就不能算是打击了法国的利益。最后,这些股份的购买最终证明是对英国纳税人非常有利的一个安排,这种有利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批评家的预期。到1876年1月,股票价格就已经从22104镑上涨到了34126镑,差不多50%的涨幅。在1898年政府持有股票的市值是2 40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4 000万英镑,而到1935年是9 300万英镑(大约每股合528英镑)。在1875~1895年间,政府每年从开罗获得了20万英镑;这之后,按正常分红,分红的金额从1895年的69万英镑上升到了1901年的88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部——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书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部
作者: [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世界的银行家
译者: 何正云
出版年: 2009-9
页数: 334
定价: 42.00元
丛书: 中信金融史
ISBN: 978750861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