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出版也要有理想 —— 2010.9与《新京报》 ○ 请介绍一下你早年的阅读和写作。 ● 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的，除了抗战八年，坐牢九年外，其余时间都生活在长沙。抗战八年在平江老家，那时候新书很难到平江去，我就只能看家里的古旧书。古书没有很多适合儿童看的，不懂的书也拿来看，《史记》、《左传》很难懂，最后找到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开头也看不太懂，很多字不认识，看多了，慢慢就认识了。我现在有时读字读错音，就因为我是自己“认识”这些字的。不认识的字慢慢看懂了，就自己给它一个音，读错的音就是这样来的。比识字更难的是通词义，《阅微草堂笔记》中常见有“承尘”两个字，书生夜读，忽听得承尘上有响动，抬头一看，美丽女子的纤纤小脚，接着整个人儿就下降寒斋了。这个“承尘”是什么意思呢？到后来才明白它就是天花板，而抗战时的平江，没有一间房子有天花板，抬头看到的就是瓦。 我也看过几本大姐寒暑假回乡的新书，像“西风社”编的《天才梦》，是以张爱玲的篇名为书名的，为我读张之始，还有一本《创痕》。等到抗战胜利到长沙读高中，便开始如饥似渴的读了大量的翻译文学名著。应该说，民国以来用白话文翻译的外国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在这两三年中基本上都看完了。我看书看得比较快，长篇小说一般总能在一天之内看完，那时候看了就记得。 后来兴趣慢慢转到了社科书，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和《互助论》给我的印象很深。生存竞争当然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但作者认为，生物在竞争的同时也在互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都有互助的本能，如果不互助，不依靠群体的力量，个体便无法生存。他讲蚂蚁的互助，蜜蜂的互助，类人猿的互助，原始人的互助，我看得很有兴趣。 阅读对我的写作和出版生涯有直接的影响。从前没有更多信息传播渠道，阅读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因为阅读的影响，除了学校的作文以外，我比较早就开始了个人的写作。最早是十三四岁时用文言文写的一部笔记叫《蛛窗述闻》，文字当然幼稚，但大体还算通顺。旧体诗也学着写过一些，成绩还不如散文。新诗则于一九四八年起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过几首，也很幼稚。 阅读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尽管现在信息渠道多，电脑上可以阅读。但是，读书还是不可替代的，不止于读，有时还不禁掩卷深思。只有开卷细读，才能掩卷深思。 ○ 对当前的书刊出版可否谈一点看法。 ● 我的理想，简单点说，就是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读书和写作。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也少有可读的书刊。现在的自由度，比起“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来，已经大得多了。我们办报刊、搞出版的人，只要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法令允许的“自由度”和“自由空间”，还是做得不少事情的。令人不可理解同时又很沮丧的是，上级主管部门还没那么严格，下面发稿和审读的人却总是先意承志，拼死命也要把关把得更严，对自己头上那顶小小乌纱帽比父母健康看得还要重。比如，有些内容“上头”并没说不允许出版，总编、社长、审读小组却要把好好的书稿“毙”掉。比如我最近出版的《小西门集》，就在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里积压了两三年，最后还是被退了稿。什么文化价值，什么人文关怀，在这些人心目中全比不上千儿几百元审读费和自己那个芝麻绿豆官。这样作茧自缚，这样过分自律，原因全是因为自私和苟且。这些出版人没有一点自己的理想，没有任何激情和追求，更不用讲什么文化的自觉了。这让我觉得很悲哀，替这些人悲哀。 我希望做出版的人能够有一点理想，有一点追求。 ○ 您愿意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吗？ ● 我推荐杨绛的《洗澡》，它写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挺有意思。这本书写的是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听不惯这种粗鄙的说法，宁愿称之为“洗澡”。《洗澡》中的人物和钱锺书《围城》中的人物，现在还活在我们周围，不过讲话的词儿和语气已经“与时俱进”，和六七十年以前自然是不同了。 *原载2010年9月25日《新京报》 *记者方绪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