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是科学思维、实用主义和白话文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因为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胡适创见的主要来源是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这也是他评价传统伦理和理念的主要方法。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按照实用的程度变化的,而实用则基于实验之上,这种态度明显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儒家中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胡适眼中,儒家与近代世界中的现实毫不相干。他创造了“孔家店”这个侮辱性的词汇,而他的追随者则疾呼“打倒孔家店”。 如果说胡适反对的是儒家,那么他所提倡的则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科学和民主。从实用主义出发,他提倡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实验和解决,逐步地改造社会。在他的支持下,“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头禅,因为两个“先生”都来自西方,因此他提倡完全西化,“到西方去”是他的要旨。 胡适自己的话是对其哲学的最好解释。他说: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什么?是再造文明。Tsetsung Chow,219 胡适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可能是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他谴责传统写作重视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坚持认为文言文死气沉沉,这种死的语言并不能产生有活力的文学。他建议用白话文来写作,并且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清晰、有活力的文体,这种文体立即为自由而有前瞻性的人所接受。他建议学生避免用典、陈句和骈体;避免模仿古人;要以真意义、真内容、真感情来写作。 …… 从历史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1902年废除“八股文”后,中国学生缺少可仿效的明确样板,在追求新鲜异常事物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被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新闻文体吸引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他们很快便追随新的潮流。 1918年,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份名为《新潮》的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新青年》和《新潮》以及包括《每周评论》由胡适主编。在内的许多其他杂志,对传统主义的堡垒——旧文学、旧道德、旧式人际关系和儒家——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些杂志嘲笑旧的思维方式、旧习惯、官员对个人的忠诚、孝亲、迷信、男女贞洁的双重标准、大家庭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君主制度和军阀主义。他们批评对国粹全盘的接受,并要求对所有经学和古典文献进行批判性的重估,创造新文化。他们津津乐道于科学、民主、科技、不可知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制度和个人主义。 这些杂志都是思想炸弹。在中国,有关国家和社会的重要问题,第一次得到公开的探讨和争论,中国的青年迫不及待地阅读每期新杂志。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时就评论道:“世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这样,一致而热切地追求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已建立的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不被重视——事实上,闭口不谈。”这种社会和思想的酝酿,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 …… 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随后对西方的兴趣仍在持续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却出现了分歧。那些对凡尔赛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外,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则将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咎于西方的物质主义,因而建议用中国的唯心论作为矫正方法。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再加上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形而上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以及用现代的方法和标准重估中华民族遗产的努力——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高峰。 …… 1919年5月1日至1921年7月11日,杜威与妻子到访中国,由胡适担任翻译。杜威作了多场公开讲演,内容包括:他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他自己关于教育、思想方法和道德的理念;他对当时三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即伯格森(Bergson)、罗素、詹姆斯(James)。他演讲的厅堂总是人头攒动,包括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杜威告诉听众:“(如果)没有一场基于理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治革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是外部的、形式上的,只触动社会运作机制,而没有影响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杜威讲解的哲学和社会理念,在美国学生听来一定会感到枯燥无趣,但中国青年学子却热切恭听,对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情的描述到:“这里求知若渴——我确信,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在中国居留了大半年,由赵元任担任翻译。他也作了一系列公开讲演,但内容要旨却与杜威的大不相同。罗素是一位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他没有告诉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来适应现代世界,相反,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对生活静谧、人道、忍耐与和平的看法。他说,尽管儒家中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比起西方倡导的爱国主义,则危害较少”。后者更容易导致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他深受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理念吸引,这很接近他的理念:“推进创造冲动,消除占有欲望。”他歉意地评价道:“至于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有着不同的道德情操,区别是我们在坏的一面,因为我们精力更充沛,所以每天犯下的罪恶更多。”罗素讲演内容的本质,是西方应该学习中国“正当的生活观念”,而中国应该“获得西方的知识,但要抛弃机械主义的观念”——意谓把人当作原材料,用科学的操纵方法来塑造。 罗素的建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他们急于成为现代人,盼望成为爱国的、民族的、积极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和平的、孝顺的和消极的。他们更急于摧毁儒家来推进西化,而不是教导西方如何获得中国人有关生活的人道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是妨碍中国人努力仿效前进的、有活力的西方的枷锁,为了进步,必须抛弃它。在向西方式变化的速度和节奏中,没有为儒家昔日的静谧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