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政治结构 4142虽然清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但却接受了传统的儒家秩序,并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形成了一种在王权政治之内的二元种族体制。政府根本上是一种专制体制,不存在任何西方意义上的权力分立;无论是在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皇帝都是绝对的统治者。皇帝在统治国家时不设宰相一职,真可称得上“朕即国家”!这种高度的集权,对皇帝提出了比对帝国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更高的要求。康熙这样评论说:“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清朝的专制主义无疑从明朝继承而来,大多数体制和做法也是如此,只是在适应一些特殊的场合和需要时,才作了一些补充而已。 …… 内阁在康熙朝时期失去了一些权力,其时康熙帝逐渐信用南书房的侍臣为他票拟谕旨和敕令。到1729年,内阁又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即军机处的成立。这个新机构取代了内阁成为皇帝最亲近谋臣的角色,而且抢夺了它最初的大部分职能,仅留下一些日常事务让它处置。此后大学士就演变成封赏给一些元勋文臣的尊贵虚衔,他们不再需要处理庶务了。 近年来学者们对军机处的起源做了深入探讨,尽管仍有一些意见分歧,但似乎都已认可一条,即它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几年的逐渐演化。早在1726年,为准备对西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就作出了成立军机处的决定。次年,怡亲王(胤祥,是雍正帝亲信的弟弟)、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和蒋廷锡被秘密委派负责军务及其他相关事务。由于所掌事务的机密性,他们的任命过了两年多才发布。这样,1729年便往往被看作是军机处成立的年份,虽然正式的官玺直到1732年才启用。最近,一项新的研究有力地表明1730年是军机处建立的较恰当年份。这些年份都是有严谨的研究作依据的,它们的存在表明了这样一点,即根据各人观点的不同,1726年、1727年、1729年、1730年或1732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可算作是军机处成立的年份。这种模糊性引导出以下的结论:军机处经过了好几年非正式的逐步演化,在雍正朝(1723—1735年)中期、正式的衙门尚未开设之前,事实上的军机大臣就已经在行使职权了。 …… 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和谋士,军机大臣至少每天与皇帝见一次面,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也会推荐政策方略、提出官吏任免的意见,参与重要的案件审理,执行君王的特殊使命,有时还操办殿试事宜。军机大臣还要为主子阅读、呈递并保存奏折和军务档案,准备敕令和廷寄,充当君王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时的心腹顾问。不管皇帝去哪里,他们都要跟随,哪怕是去休养、狩猎或巡游——在这些境况下,他们通常会在晚膳后得皇上召见。虽然他们权势显赫,但却像内阁大学士一样无权向六部或外省直接发号施令,这样的权力只属于皇帝。由于他们的位置很敏感,因此,禁止与外省督抚保持私下联络。原则上,亲王和御前大臣是不得进军机处的,以免他们权势过重。但由于1853年恭亲王获委命为军机大臣,这条原则就被推翻了;嗣后直至清朝灭亡,列位领班大臣均是满族亲王。 军机大臣一般都有兼职,因为他们除了领取原有官职的俸禄外,不再有任何薪俸,所以军机处的开支一年只有区区10,500—11,000两。 …… 兵部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即控制了官方的通讯联络。该部豢养马匹,供应遍布全国各处的驿站官员使用;驿卒在京城和各省之间往返传送文书。外省军政大员获发给一定数量的“邮符”,作为动用驿卒之用。根据传送文书的重要性,规定驿卒不同的传递速度。最快速度一般是每天骑马行600里,然而有时也要求驿卒每天骑马行800里。其他的速度从一天300到500里不等;日常的通讯则由步行的驿卒传送,一天走100里。这样,一份寻常的公文从南京到北京(2,300里或766英里)就需传递23天,从广州到北京就需56天。 …… 清朝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设翰林院。翰林院的功能主要在文学方面;它的两个掌院学士(一满一汉)给皇帝讲解经籍或推荐学者来讲经。掌院学士为皇帝准备敕令及为在“经筵”上所作的“御论”准备草稿,而在祭孔典礼上则充当司仪。他们的助手包括六名侍读学士、六名侍讲学士、六名侍读和六名侍讲,均由数目相等的满人和汉人充任,此外还有一些修撰和编修。 翰林院拥有一座非常宏大的图书馆,收藏有御书房每本图书的复本,并保存大量的奏折和档案。翰林院内的国史馆为每一个皇帝编撰一部实录,但它只在当朝皇帝驾崩后才公开。国史馆还收集资料,为撰写皇帝、皇后、贵族、官吏和学者的传记准备素材;但它从不将清朝本身的历史写出来,因为那是下一个朝代的任务。 翰林院的翰林只能由会试中登第的进士担任。翰林院是年轻才子的储才机构。在三年任期内,翰林可望擢补实缺并在官场上步步升迁;翰林在十年中骤升至最高官位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