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第一位驻英法的公使(1876—1878年)郭嵩焘是另一位提倡渐进式改革的人,他对西方的直接观察使他公开承认,西方国家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优秀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学说。他在谴责自强运动局限性的同时,赞扬日本派学生赴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并敦促李鸿章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政治制度、法学和经济学。郭主张,这些知识,而不是军事,才是一个良好政府和繁荣国家的基石。他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李认为自己已被委以保家卫国的重任,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军事方面的现代化。如果说郭的进步观点对于李来说是不合时宜的话,那么,他们两人在儒家卫道者的眼中就更是异端,这些人无法想象任何与孔子无关的文明。对他们来说,郭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应该排斥。 在非官方人士中,王韬(1828—1897年)因其进步的观点而闻名遐迩,他早年因同情太平军而见疑于清廷。1862年,他逃到香港,担任外国人主办的《香港新闻》的编辑。 1867年,他应理雅各(James Legge)的邀请前往苏格兰,协助从事翻译中国古籍的宏伟工作。旅居欧洲两年,王熟悉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1870年,他返回香港,任《循环报》编辑,后来又为影响巨大的上海报纸《申报》写稿。凭借这一有利地位,王发动了他的改革运动。像郭嵩焘一样,他赞扬日本仿效西方的制度,敦促国人改变科举考试、军事训练、教育和司法的方法。他抨击清政权内部的腐败、政府中的冗员以及厘金。他建议开发矿产、兴建纺织厂、制造汽船、铁路、电报线和发展海军。他警告,不要过分依赖肤浅的西方制造技术;并且说,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法律、公正、政治体系、民主选举和立宪政府。但是,王不是一个激进者,并不急切地要求中国古老制度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逐渐使西方有用的东西同中国的基础相结合。 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制度性变革的主张吸引了不少学者、时事评论家、作家和官员。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郑观应和何启。郑观应从前担任过英国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 Company)买办,后来从事著述,写下了《盛世危言》;何启则写了几本有关改革必要性的著作。他们力倡采用诸如议会和君主立宪制之类的外国制度。 人们普遍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一部分原因是传教士的影响。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比较开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开始认为,他们的工作应当“世俗化”,由宗教宣传扩展到对西方知识和文化的介绍。以前的重点一直是“把异教徒从地狱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而现在的问题则是要“把异教徒从现世苦难的地狱中解救出来”。 他们设立学校、发表公开演讲、开办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出版报纸和杂志——这最后一项是外国人的特权,中国人不能办报刊。1875年到1907年间(1883—1889年除外),林乐知(Young JAllen)在上海创办著名的《万国公报》月刊,主要“推广普及有关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和西方诸国概论的知识”。到1889年,约有16,000名中国人曾在教会学校读书。 …… 1897年德国租借胶州和随后其他列强攫取特权的行动,加速了一场新的民族危机的到来。康有为赶赴北京作第五次上书,对被瓜分的危险提出警告,认为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他建议皇帝从三个方面行动:(1)采法俄日以定国是;(2)大集群才以变政;(3)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书的结尾提出警告,任何延误将招致进一步的外国入侵和王朝的最终灭亡。工部尚书因为它的直言不讳而拒绝呈交上书;但是,上书的内容在上海和北京很快流传。尽管如此,上书还是到不了皇上那里。康为此想回南方,但在翁同龢的劝说下留了下来。由于翁的外交事务知识有限,又受到张之洞的挑战,所以私下里希望康担任自己的助手。翁支持给事中高燮曾在1898年1月11日的荐言,即康应当受到皇上的召见。翁对皇帝说康的才能强己百倍,皇帝应就改革事项亲聆其见。光绪皇帝随后准备接见康,但恭亲王奕提醒他,宫中成例不允许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皇帝勉强地作了让步,但命令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 这一有名的会见于1898年1月24日进行,康第一次正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述,会见的精彩部分包含如下对话: 荣禄满族将军和太后的亲信,1895年任兵部尚书,前北京九门提督。:“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用于祖宗之法乎?” 兵部尚书廖守恒:“如何变法?” 康:“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 康:“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今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以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会见持续到黄昏,荣禄第一个离开,他明显厌恶所听到的东西。翁同龢也在会场,他有点被康的激进观点所困扰,他形容康“夸大其辞”和“狂甚”。 当皇帝看到报告时,他非常想召见康,但又一次被恭亲王拦住了。但是,1月29日,光绪皇帝命令,允许康随时上书,宫廷官员不得阻挠和延误。康接近皇帝的门路因此有了保证。他的一份早先未被转呈的奏折现在到了皇帝手中,皇帝被其中直言不讳的陈述深深地打动了:如果不改革,皇帝将来很可能连作一个平民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会像明代的最后一个上吊自杀的皇帝那样凄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皇帝评价道,只有一个赤诚的人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说出这样直率的言词,光绪对康的信任稳步上升。 1月29日,康第六次上书,要求皇帝选定国策、遴选才俊担任公职和创立“制度局”协助改革并草拟宪法。另外,应建立十二个管理局,每一个都类似欧洲的部:司法、金融、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文化、国际交流和武备。在各省,应创立各级民政局,各地区设分局。各级局长应具有同总督和巡抚同样的地位,地区分局的官员应负责所有像教育、公共卫生、农业和警务这样的管理事务,只有诉讼和税收归普通地方官员负责。光绪皇帝对这些新奇的主意印象深刻,要求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商讨。 1898年2月,康第七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为使皇帝了解西方的改革,康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每天阅读这些手册,实行一场改制的决心更大了。 1898年5月30日,恭亲王奕去世,康敦促翁同龢立即加速改革。翁同龢认为,康飙升的声望和对皇帝越来越大的影响,是对自身地位的威胁。翁催促他离开北京以避开保守派的攻击和弹劾,但康不以为意。6月8日,他第八次上书,不久之后,他又一次要求皇帝采取明定国策的决定性步骤。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发布了第一道改革法令,催促亲王、官员和普通百姓在不抛弃中国基本的道德教化的情况下,努力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之后,翰林院学士徐致清劝说皇帝亲自接见康。会见于6月16日进行。四个小时会晤的某些精彩场面——如梁启超所说——如下: 在皇帝问过他(康)的年龄和资历后,康说:“四夷交迫,分割存至,覆亡无日。” 皇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今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 “所谓变法者,须自法律制度先后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 皇帝同意康的设局研究各种体制的建议,并说:“汝条理甚详。” 康:“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 皇帝扫视了一眼屏风外面,然后叹息着说道:“奈掣肘何?” 康:“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过了好长一会,皇帝点点头,说:“汝下去歇歇……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 康站起来离去,皇帝目送他出门。宫里的侍从说这么长的召见还从来没有过。 同一天,即6月16日,康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章京。三天后,他又一次通过总理衙门上书,要求采用一项变法的国家政策和设立政府制度局。皇帝完全被康拉拢过去,他命令此后康无须通过任何机构上书,可直接呈交。此外,皇帝要了几本康的书:《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和《英国变政考》。光绪现在完全确信了改制的紧迫性。康年届四十时,把皇帝迷住了,成了一场激进变法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