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宁愿在这件事上与你合作,不管任什么职务,也不愿去干世界上别的任何事情。 ——致爱德华·M·豪斯上校,1917年9月24日 这场战争要求美国有一支军队,要有军队就要招兵买马。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前,李普曼就警告威尔逊说,一支完全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太危险,它将导致沙文主义和对“德国鬼子”的仇恨,还会激起“报界进行一场人为的仇德运动。”威尔逊同意李普曼的意见,提出了选募法,规定所有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进行登记。5月份,国会批准了选募法。李普曼当时只有二十七岁,身强力壮,去当兵打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他认为,如果能奉献他的智慧,岂不更好。他写信给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说:“我要是不去当兵的话,今年夏天可以在纽约忙得更欢。我根本不认为现在应该让我去服役。”弗兰克福特当时三十四岁,前不久应征入伍,在陆军部长牛顿.D·贝克手下当一名解决难题的帮手。李普曼解释说:“我现在要全力以赴,对取得和平的方式和取得和平以后的反应进行研究和探索。你能不能以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使我免服兵役?……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应掺杂任何个人因素。” 弗兰克福特在贝克那里为李普曼美言了几句,李普曼马上见机行事,他给陆军部长写信说:“我与所有同我推心置腹的人进行了商讨,他们都敦促我去申请免服兵役。你明白,这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但是,在我仔细坦率地检查了我的思想之后,我确信,如果我不在新成立的军队中当一名二等兵,我可以更好地为国效力。”李普曼虽然不愿意求情,但他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十分复杂,我父亲已经病入膏肓,母亲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孤独寂寞。她不知父亲的病势如何,而且,也不能把病情告诉别人,以免宣扬出去。” 但事后证明,李普曼的父亲又多活了十年。可是李普曼的恳求赢得了贝克的怜悯之心。贝克手下有一帮年轻有为的助手,他非常想把李普曼也拉进来。这些人中除了弗兰克福特以外,还有《华盛顿邮报》后来的出版商尤金·迈耶;卡内基公司113未来的头头弗雷德里克·卡普尔;阿默斯特大学后来的校长斯坦利·金;还有贝克自己从克利夫兰带来的助手拉尔夫·海斯。这些人全部都是进步党人,因为贴近权势而冲昏头脑,而且都愿意为争取民主的战争效力。贝克让李普曼来当他的特别助理。 这差事正合李普曼的心愿。一度死气沉沉的华盛顿现在成了国家的神经中枢,是那些追求功名之士的必去之地。李普曼在给贝克的信中以一种奉承和华丽的文笔—这种文风已经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写道:“我要为这件工作奉献全部心力,因为我非常愿意在这样一个人手下供职:在他的全部生活观中,体现着这样一种品质,它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次宝贵的经历的价值。毋须赘言,我所希望的仅仅是效力的机会,而不是别的目的。至于薪水、官衔,抱负之类的事,我根本没有考虑。”他补充说:“有关组织工作、建立观察分析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的机构这些事情总是使我非常感兴趣的。” 李普曼捞到了给贝克当助手的差事,便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克罗利。但这位编辑对此并没有表露出爱国主义的情绪。他对李普曼说,李普曼可以用笔墨大肆宣扬自由观念,其影响远胜于在政府中供职。但李普曼根本不为所动。战争时期华盛顿激动人心的气氛已经使纽约西21街114的魅力黯然失色。克罗利甚至向豪斯恳求说,《新共和》如果没有李普曼就办不下去了。豪斯向克罗利保证,如果事情真是太糟糕,他会要贝克把李普曼放回。克罗利勉强接受了这一无法挽回的局面。6月初,《新共和》刊登了一条小告示: 李普曼先生暂时中断与《新共和》杂志编委会之联系,而为陆军部效力。 李普曼虽然与《新共和》没有什么瓜葛了,但他与纽约还有那么一点联系。这位理智的政治分析家正在追求一位年轻女子,而他的朋友则蒙在鼓里。一年多来,李普曼都在与菲伊·艾伯森来往。她父亲是波士顿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牧师,也是第一个雇用李普曼的人。《波士顿平民报》停刊和“波士顿——1915运动”失败之后,拉尔夫·艾伯森迁往纽约。菲伊现已长大成人。与黑兹尔和那些年幼的弟妹们呆在乡间使她感到烦躁不安,便随父亲来到纽约。李普曼在哈佛时不太注意菲伊,当时她不过是个胖胖的小姑娘。现在她已是个妙龄女郎,姿容秀美、体态动人,留着一头银黄色的长发。当他俩在纽约相遇时,菲伊在当舞蹈教师。在波士顿时,她曾与一男子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恋爱,心绪恶劣,现在正慢慢恢复过来。沃尔特非常同情她,耐心聆听她的述说。虽然菲伊不算聪明,但她那种勇敢高尚的情操和生机勃勃的劲头却使李普曼倾心。除了与菲伊父亲的交往以外,李普曼开始对她也发生了兴趣。他带菲伊一起看戏,乘船游览斯塔腾岛115,在风雪中一起逛中央公园。菲伊慢慢发现,李普曼不仅仅把她当成艾伯森的女儿。起初,她感到震惊,后来便慢慢接受了李普曼的这种情谊,正如她以前总是接受别的男人的关注一样。 菲伊与李普曼的结合是非常奇特的。菲伊对政治毫无兴趣,而李普曼对探戈舞也不甚了解。菲伊喜欢与人交往,热衷于参加舞会和社交聚会,而李普曼却埋头于改变世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兴趣。但恰恰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使他们相互吸引。菲伊对李普曼的聪慧、与日俱增的声望和有影响的朋友们颇有兴趣,而李普曼则对菲伊的姿色、有感染力的欢快情绪十分倾心。沃拉斯早些时候曾发表看法说,作为寻欢作乐、逢场作戏,此已足矣,然而作为一桩“明智而自然的婚姻”,则恐怕还嫌不足。但李普曼不是那种拈花惹草之徒,他整天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自从离开哈佛,他便埋头著书,手不停挥,哪有闲情逸致去谈情说爱。 李普曼把他与菲伊的事瞒了朋友们好几个月。梅布尔·道奇是少数几位知情人之一。梅布尔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并不成功,她有过两个丈夫和数不清的情人,最后和一位纳瓦霍印第安人结了婚。尽管如此,对别人的事她总是很有鉴别力的。她与黑兹尔·艾伯森是朋友,认识菲伊已有好几年了。但梅布尔对此事不甚满意。1916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这对恋人去梅布尔在赫德森河畔的克罗顿的农场看望她,事后她给黑兹尔写信说:“我对他俩的事感到奇怪。” 我感到李普曼完全被她迷住了,但与李普曼相比,菲伊的情绪总是非常低落、冷淡无情。菲伊必须主动一些。但是坦率地说,当李普曼使菲伊最高兴的时候,他自己却不是这样,这便使菲伊十分厌烦。只有双方兴致都十分好时,才会有乐趣,才能使双方都满意。但菲伊大概根本不可能“使”沃尔特感到十分高兴。在我看来,他们忽视了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不太指望菲伊会作出什么努力,因为她不能够持之以恒。她可能不得不走回头路,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与李普曼在一起,她做不到这一点,但和她的一些舞伴却能够这样。 但是,对梅布尔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李普曼却无法看到。在涉及情感这个他所陌生的领域里,李普曼不能很好地估价别人。他看不到危险的迹象。从1916年秋到1917年冬,李普曼除了每周去趟华盛顿以外,大部分晚上的时间都是与菲伊在一起度过的。正如梅布尔一次所说,李普曼总是“对北欧型的金发女郎特别偏爱。”而菲伊既有魅力,又楚楚动人。当李普曼和她谈政治时,她总是洗耳恭听,她甚至还试着参加了一次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举行的示威的政治活动。 表面看来,李普曼是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但他却是个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他衣着得体,应时而易,下雨时总是穿上雨鞋,而且总要睡个好觉。他膀大腰圆、衣饰整洁、坦率聪明,正如梅布尔一次所说的:“泰然自若、头脑冷静,他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尽管女人们总是为李普曼所吸引,但他根本不是那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独身男子。李普曼对任何事情都很严肃认真,他喜欢稳定的生活,认为有一个料理得当、舒适美满、按时就餐的家庭是天经地义的。 在二十七岁时,李普曼认为是离开父母、成家立业的时候了。战争的爆发使很多青年男子都急于结婚。1917年4月下旬,当他正在争取免服兵役时,便决定结婚。菲伊也同意,于是,李普曼便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他的朋友们。他给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写信说:“我们恋爱已经很久了,这是一个美满的,也是唯一的恋爱。菲伊很熟悉你,知道我们的关系太好了,我们三人就像一家子一样。”李普曼对沃拉斯解释说:“好多年来,甚至当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时,我们就是情侣了。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男人感到幸福的话,我便是一个。”这样说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但李普曼确实说话算数。如果他想干什么,他总是有令人惊异的能力去找些理由,使你非信不可。而且,他也能说服自己,他现在所相信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一直深信不疑的。在工作中是如此,在生活中亦不例外。李普曼真心实意地对勒尼德·汉德说,他与菲伊的爱情“总是万无一失和令人满意的。”汉德像往常一样,用取笑的口吻回答说: “我没料到这件事,然而,然而这的确使我吃惊。我虽然看不透女人的心,但我还是可以猜出几分。去年冬天,在第5大道东头,大约第33街的地方,我的确从你身边经过。你当时穿着件大衣,那个女人依偎着你!我叫道,看哪,看哪,这个沃尔特,他毕竟和我们大家一个样。但你还是不一样,你更是你自己;即使这是在昨天,你也更甚于往常,以便找到你大学一年级时的感觉。 尽管那天晚上有着关爱呵护的气氛,但我还是认为你每天晚上都是和豪斯或牛顿·贝克或诸如此类的家伙呆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官和一个厚道人,我没有怀疑过你。这一切看来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你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年轻家伙。我这样说是对的,你是个重要人物,我只是不知道你在哪些方面是举足轻重的。我现在不知道。但只要你让我知道,我马上就会知道的。 “对那些刚刚在相爱的人们,还有不是刚刚在相爱的--都没有关系,我总是嫉妒的。”汉德这是在小心谨慎地暗示他自己与一个难对付的女人的婚事。他说:“我对自己的婚事是有点神经过敏的,就像我看待很多别人的婚事一样。对我来说,我对这些事是极为严肃认真的。我不能像你那样说‘万无一失、令人满意’,这些都是美好的字眼,我只能从字面上相信它们。我说伙计,这类漂亮的词是对你而言的,因为它们对你是再合适不过了。” 李普曼欣喜若狂。在战争期间,他找了个新差事,又要马上结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对弗兰克福特的恭贺回答道:“你的信使我非常感动。我能够结识你,能够结识菲伊,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发生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这些就是我为了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动力。你与我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菲伊与我则有完全不同的起点。想想吧,费利克斯,在她还是个婴孩时,就乘坐马拉的大篷车翻山越岭,她的童年是在佐治亚州一个热心于人类皆兄弟的社团中度过的!”116 李普曼一俟下定决心,便立即办事。沃尔特与菲伊于1917年5月24日结婚。婚礼是在纽约东80街李普曼父母家里、由一位地方行政官主持的。拉尔夫·艾伯森和雅各布,李普曼当证婚人。新娘二十四岁,名义上是公理会教派的信徒。新郎二十七岁,是一位不参加宗教活动的犹太人。拉尔夫·艾伯森对李普曼总有些畏惧之心,他没料到家里会添上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不禁喜形于色。雅各布憨厚慈祥地笑着,他总是认为,沃尔特做什么都对。戴西不同意儿子的选择,因为新娘家境不富,又非望族,在艺术上无所成就,又不是犹太人。选择菲伊好像有点奇怪,戴西对此不甚满意。 李普曼打算与菲伊去加利福尼亚度蜜月,但他必须马上报告华盛顿,婚礼之后没几天,李普曼和菲伊便乘火车去首都。他们搬进了第19街1727号的一座红砖房子里。这所房子是罗伯特·C·瓦伦丁的。他是《新共和》杂志的朋友,有时还作点诗。他曾经在塔夫脱政府里负责印第安人事务。他的这所房子是供在政府里供职的年轻人聚会的场所。这里还住了六、七个单身汉,他们雇了一个管家。他们经常举行聚会,邀请各种有名气、重要的或有意思的人参加。他们在聚会上争论政治问题,而且是一本正经。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是这儿的常客,他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个绰号,叫“真理之宅”。 李普曼以前为了《新共和》杂志的事去华盛顿时,常去“真理之宅”吃顿饭或与那儿的人讨论一下当前的政治问题。他现在是贝克的助手,看来他住在那儿是理所当然的。但菲伊是个麻烦。虽然晚餐时常有女客光临,但从来还未有一个女人住在那儿,弗兰克福特是那儿的房客,他向李普曼保证说,女人会给这所房子增添几分声色。人们在二楼腾出了一间小房子,供新婚夫妇用。对菲伊来说,这是个奇特的事情,但她处理得井井有条。她还把大家的开支整理出了些头绪,在晚餐时大家都很开心。这些单身汉和她开玩笑,十分喜欢她。这是因为菲伊天性随和,可以毫不费力地与这些雄心勃勃、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们打得火热。最高法院的法官霍姆斯是最崇拜菲伊的人之一。他常常在每天下午晚些时候从法庭到这里来,和菲伊一起打扑克。有一次打牌时,菲伊很客气地对霍姆斯说,他耍了滑头。霍姆斯透过那缕长长的胡须长叹一声说:“亲爱的,这不过是小事一桩。除了我,别人不会为此倒霉的。” 霍姆斯总是这儿的座上宾。他是个不虔诚的教徒,有些玩世不恭、言辞犀利。他熟知法律条文,更不乏聪明才智,这使得他吸引了一群崇拜者。他以擅长使用警句而扬名。有一次他说:“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终结。人们是否值得活下去,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是否已经活够了。”他所以能吸引年轻人,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对传统不屑一顾。他在法院里争辩说:“正如生活是一个试验,宪法也是一个试验。毫无疑问,国会不能禁止改变这个国家思想的所有努力。”他虽然在社会伦理和经济政策方面持保守主义观点,但他坚持要以法律来管束人们。他争辩说,制订宪法的标准不取决于一条法律看来是否对公众有利,而在于立法机构是否有权颁布这条法律。霍姆斯的这一立场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这样的信徒们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 霍姆斯喜欢玩弄思想游戏,他发现“真理之宅”这些聪明的年轻人是华盛顿“讲话最快、思想最敏捷的人。”他对李普曼最为赏识,他通过《新共和》认识了李普曼。他说,李普曼“是使我感到愉快的入之一。”李普曼去华盛顿时,常常到霍姆斯在艾尔街1720号的住宅看望他。霍姆斯是最初支持《新共和》的人,但他对这份杂志和它主要的撰稿人却采取了某种飘忽不定的态度。有一次,他温和地批评了杂志高高在上的架势,他对哈罗德,拉斯基说:“《新共和》那些预示我们命运的文章,我都跳过不看。”然而他又说,“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对克罗利和李普曼的能力深为敬佩。”一次,他对李普曼说;“我不喜欢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看来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如果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蹲得够久,你们就能孵出点名堂来,这可大错特错了。” 霍姆斯这种冷嘲热讽,智力过人的风度,以及他高雅的举止和傲慢不逊的言辞,都使李普曼为之倾心。他对最高法官对他这样一位年轻人的赏识有一种特殊的愉快之感。1916年5月,当霍姆斯庆祝七十五岁生日时,李普曼在《新共和》上撰稿大大赞扬了他一番: 年轻人能得到的东西他也不缺,而他所获得的是世界上优秀的鉴赏家所能得到的。如果说一代一代的人都是从他们的下一代获得愉快和热情的话,同样,年轻的一代也依靠那些过来人为他们解释经验的用途。年轻人需要了解,生活并不因为有邪恶就会变得暗淡无光。这就是年轻人认为霍姆斯是与他们心息相通的原因。年轻人愿意聆听的东西,他总是有求必应。他也总是向年轻人解释他们所希望的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十六年以后,当霍姆斯从最高法院退休时,李普曼又写了一篇赞扬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更有分量,而且还有很多个人色彩: 人们在读霍姆斯法官的辞呈时,几乎没有人不为这一具有崇高风格的生命所感动。他们会说,他已经奉献了全部心力,人应该这样工作,也应这样停止。就像是一支激战以后的军队,虽然它已弹绝粮尽,但它的旗帜仍在飘扬,这是一个完整的伟大生活。在他的一生中,他从不避免责任,而且乐于接触任何事物,不管是战斗,还是死亡,不管是浩瀚宇宙中的玄虚奥秘,还是孤独的思想,或是人类传统中的幽默和美感,他都积极处之。这便是他生命的全部所在。他得到了人的存在所应有的一切:所有真实的东西,包罗万象的经验,友谊,爱情、思想交流、荣誉以及无与伦比的影响。当幻觉云消雾散,在其之后既无恐惧也无遗憾,但他所获得的一切都保留下来了。 霍姆斯的冷嘲热讽为“真理之宅”增添了不少光彩,这里丰盛的饭菜也为人向往。由于这一切,“真理之宅”成了战时蜂拥而来到华盛顿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非正式的社交中心。除了李普曼和弗兰克福特,这些人中还有尤斯塔斯·珀西,他是英国驻美大使的得力助手,现在刚刚回到华盛顿;有菲利普·克尔,二十年后,他成了洛西恩勋爵,任驻美特使。差不多每天晚上,人们都在“真理之宅”楼下的大餐厅里疯狂地挥舞手臂,高声争辩。这里受人欢迎的来客是比利时救援组织者赫伯特.胡佛117,他敏锐的头脑和非凡的表达能力使李普曼深为敬佩。李普曼发现他是“一个迷人的演说家。”后来,李普曼还说他“从来没有碰见过象赫伯特·胡佛这样一个有趣的人,他对世界事务颇能理喻。当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对1917年欧洲政治中的奥秘颇为迷惑不解时,他却能把事情讲得有条有理。”菲伊对胡佛的印象也很深,但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在一天晚餐上,菲伊发现胡佛全神贯注地听别人争论,竟不知不觉地把一根没点着的雪茄烟嚼烂了,这使菲伊十分震惊。 李普曼搬进“真理之宅”的第二天,便到白宫那条街南头的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大楼里贝克的办公室报到。贝克把李普曼安置在他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小接待室里,给了他一个“陆军部长机要员”的官衔,年薪一千五百美元,这还不及李普曼在《新共和》挣的一半多。李普曼的职务听起来像那么回事,而实际上不过是在贝克想松弛一下的时候给他作个伴儿而已。每天晚上,贝克的秘书和助手都回家后,他就把李普曼叫到办公室聊天。贝克把脚跷到桌上,滔滔不绝地对他这样的和平主义者居然能当上陆军部长而大加讽嘲。 李普曼是军营协调委员会的三个政府代表之一,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个委员会是为筹建三十几个军事训练营地而成立的,旨在解决营建中的劳工关系。但是,李普曼最重要的任务是摆平美国劳联那个自视甚高、好争善辩的头子塞缪尔·冈珀斯。塞缪尔是个保守派,由于李普曼与《新共和》有联系,他确信李普曼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这使得李普曼的差事变得很难。李普曼与塞缪尔打了几个月交道,然后晋升为部际委员会的陆军部代表,这个委员会主管兵工厂和海军造船厂工人的工资问题。在那个委员会里,李普曼头一次遇见了海军部派来的同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斯福是位彬彬有礼的纽约市的律师,只比李普曼大几岁。 战时华盛顿的气氛使李普曼精神振奋,他与贝克关系甚佳,“真理之宅”的夜生活又使他兴致极高。这一切都比《新共和》能为他提供的东西更令人心醉神驰。李普曼给当记者的诺曼·哈普古德写信说:“我不打算一辈子坐办公室,但眼下正在打仗,我倒是想干干这类差事而不是去玩笔弄墨。”不管每天要碰到多少令人气恼的事,但这毕竟是个崇高的事业。李普曼在给英国社会主义者艾尔弗雷德·齐默恩的信中写道:“这里要干的事情堆积如山。那些身负重任的人品质优秀,是自由的情操和果断行动的意愿的完美结合。我在美国政治中从未见过这种情景。” 那些身负重任的人对果断行动是毫不犹豫,但他们的自由情操却颇成问题。威尔逊一宣战,就采取措施平息反对意见。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宣传机构,把它委婉地称作“公共消息委员会”,威尔逊任命一个叫乔治·克里尔的记者领导这个委员会。“克里尔委员会”很快为人所知。它为了大力宣扬战争,向社会倾泻了大量有关战争的新闻广告、小册子、新闻片,组织了很多演讲,还搞了不少花里胡哨的东西。国会竭尽全力,以惊人的速度一致通过了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如果人们阻挠政府发行公债,阻拦征兵或对政府和军人出言不逊的话,就会被诉诸于法。成百上千对战争持怀疑态度的人锒铛入狱,其中还有1916年社会党总统竞选人尤金·V·德布斯。监狱生活使他身体十分虚弱,直到1921年哈定总统才赦免了他。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全国的情报网,派人渗入到那些被认为是“危险”的组织中去,煽动他们犯法,然后不经批准,以此为理由对这些组织进行突然搜查,毁坏它们的财产。威尔逊本人已经被战争的狂热冲昏了头脑。他在6月14日美国国旗制定纪念日那天的演讲中大叫道:“我们需要军队,最强大的军队,不要为它吝惜,不要对它限制。正义凯旋之师将给世界法律以公正,把每一个封建自治领地化为粉齑。” 战争的歇斯底里势不可挡,对国内的镇压也日益加剧。1918年,大批世界工人国际的领袖受到起诉,《大众》杂志被禁止发行,其编辑也受到审讯。维拉德的和平主义观点的《民族》杂志也受到刁难,有“嫌疑”的杂志被拒绝邮寄发行。即便像《新共和》这样的杂志也被认为对战争不够热情。最高法院赞成间谍法。这项法律认为,如果有人说德国有权攻击货船或认为宣战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决定,这就是犯罪。霍姆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见,提出了在反对征兵法的情形下的行为准则,根据这一准则,政府就能够以“明显的现实危险”为借口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1917年7月,马克斯·伊斯门对一群人说:“你甚至都来不及想想你要讲什么,就会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逮捕。你会因为引用《独立宣言》而坐九十天牢,搬弄《圣经》要坐六十天,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有人误引了威尔逊的话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各州和各城市也开始荒唐可笑地模仿联邦政府的做法,也到处抓间谍,解雇激进观点的教师,刁难德国人后裔,禁止演奏德国音乐,不许教德语,甚至把德国泡菜重新命名为“自由菜”。里德在1917年秋天说,美国人已经“默认了法律的暴虐,官僚式的镇压和工业中的野蛮状态。”改革运动已经寿终正寝,自由主义本身也受到了怀疑。伦道夫·伯恩哀叹道:“人们可以感觉到,在一个知识的时代的末尾,他们突然止步不前了。” 不少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时代的到来。李普曼曾对轰轰烈烈的改良运动倾注了满腔热情,现在他敦促威尔逊把新闻检查的任务交给那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和民主同情心”的人,美国参战前不久,李普曼给总统写信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传统上就不爱国的人”,而是来自那些“迫害、刁难人民,在人民中制造分裂的人。”他强调说,限制那些骗人的话比压制真理更为重要,“保护健康的公共舆论”是“当务之急”。李普曼敦促豪斯上校建立一个官方新闻局,强调有必要防止武断专横的新闻检查。他提示上校:“我们的战斗倒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建立一个对民主更为安全的世界。” 当政府试图以阻挠战争行动的微不足道的理由禁止《号角》杂志和《犹太前锋日报》的发行时,就连约翰·杜威这样赞成打仗的自由派也大为不满。西德尼·希尔曼是激进的纺织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后来是产联的发起者。李普曼在他的敦促下,去见路易斯·D·布兰代斯,请他劝劝威尔逊。李普曼对这位法官说,镇压社会主义报刊不仅会使社会党中的犹太人愤怒,还会“给俄国的极端分子很多理由,认为在美国,反动分子已经主宰了一切。” 到1917年10月,事态已经十分严峻了,李普曼决定与豪斯上校亲自谈谈这件事。尽管豪斯对公共自由的问题不甚关心,但他也同意李普曼的看法:对新闻的压制会破坏民族士气,反过来还会伤害威尔逊。他请李普曼给威尔逊起草一个备忘录。李普曼在备忘录中写道,激进分子和自由派人土对压制社会主义观点报刊的做法“非常不满”。政府的最佳对策应该是对这些报刊的反战言论“不屑一顾”,与此同时,要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利。新闻检查的事“不能让那些不能容忍别人的人来干,也不能让那些长期以来对暴虐镇压的历史一无所知的笨蛋们来干。”这里,李普曼忍住没有指名道姓,但他心目中就是指克里尔。这类棘手的事是不能让他来干的。 李普曼自己也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以维护自己的信誉,不致被认为是一个感情用事的自由派人土。他对豪斯说:“就我本人而言,我并不死板地相信言论自由。为了战争的利益,必须牺牲一些言论自由。但问题是,现在所采取的方法正在失去自由派对战争的支持,而且也把国家明确有力的意见分裂成疯狂的沙文主义和狂热的和平主义。”政治家是可以理解这种“现实的”语言的。 这种观点也表达了李普曼自己的思想。当克罗利抱怨政府压制不同意见时,李普曼对克罗利的做法很不耐烦,甚至更不理解。李普曼在日记中写道:“我告诉克罗利,他不能……因为战争残酷和不近情理就可以每个星期大发牢骚。如果他当真想要赞成一种有倾向性的外交政策,那他就必须要把杂志办得看起来真是信奉一种生气勃勃的战争政策。”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效果,李普曼告诉克罗利,现在《新共和》杂志“看起来是厌战的,而且正准备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不管它是多么细,只要它能引导到和平。” 政府对国内反战思想的镇压并未使反对意见销声匿迹,人们还是指责美国被拖入了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有谣传说,协约国制订了秘密条约,要瓜分中欧,攫取德国的殖民地。罗马天主教会对欧战的破坏再也按捺不住,担心布尔什维克可能会颠覆俄国的克伦斯基[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首脑。——译注]政权,终于打破了长期的沉默。1917年8月1日,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呼吁和平,要各国裁军、进行仲裁、实现海上自由、放弃战争赔款、从被占领的领土撤军、调解冤仇和不许扩张领土。柏林非常赞成这一点,尽管它回避撤军问题。但是,伦敦和巴黎对这种妥协不感兴趣,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参战的情况下。 教皇忍耐的时间够长的了。就是威尔逊现在也不希望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了。他想首先获得战争的胜利,然后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但他不能马上拒绝教皇的呼吁。威尔逊为了既平息自由派的怨愤,又不致得罪协约国,便再次要李普曼对教皇的呼吁起草一个答复。李普曼马上着手工作,他在呈交给总统的初稿里断言说:一个简单的停火还会使德国统治阶级继续在位。只有打破军人和普鲁士独裁者的统治,德国才会实现民主。李普曼解释说:“如果要使德国人民抛弃他们的统治阶级,就必须使他们确信他们能够安全繁荣,并在不至于依赖他们现存政府的情况下得到尊重。”把重点放在“和平的方式上比放在和平的条件上更为重要,因为这种答复真正代表了我们在战争中下的赌注,使我们不至于陷于困境,而一旦遭到反对,它还能为继续进行战争提供充分的理由。而且,这还可以留有充分的余地,使德国和美国人都不至于谴责总统,说他延长战争。” 李普曼的这种观点正中威尔逊下怀,它使总统能够以最现实的动机进行战争。总统对贝克说,“李普曼写的东西不仅深思熟虑,而且有条有理、又寓意深长。”几天以后,总统对教皇的呼吁作了正式答复。威尔逊对教皇强调了李普曼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加以区别的观点,他对教皇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从由毫无责任感的政府所控制的巨大的军事机器的实际力量下解救出来。……这个力量不是来自德国人民,而是他们的主子。”这里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把战争继续下去会使德国人民获得民主。 威尔逊拒绝了教皇的和平建议以后,感到自己必须要有所动作。9月初,他指示豪斯上校组织一些专家为最后的和平准备材料。这一机构必须完全独立于国务院,对协约国不负有任何责任。为了保密,这一机构要设在纽约而不是华盛顿,经费来自总统的特别基金。豪斯执行这一计划时并未得到任何具体指示,他便着手建立一个班子。豪斯的首要的考虑是,这些人必须完全忠于他个人。他首先想到的人选是李普曼。 1917年9月底,贝克把李普曼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豪斯上校正在华盛顿,想与他谈一件机密的事宜。李普曼赶忙跑下楼去见豪斯。豪斯建议他们去外边走走。他们绕过白宫栅栏,走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直走到通往波托马克河的第17街。他们一边走,上校一边概略地讲述了威尔逊的指示,以及这一计划的秘密实质。李普曼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是一个直接插手探究和平方式的政策的极好机会。李普曼在豪斯回到纽约后写信给他说:“没有任何事情使我如此激动,这简直使我震惊不已。你所谈及的这件工作是我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就已梦寐以求的了,但在当时是可望不可即的。我确实宁愿在这件事上与你合作,不管任什么职务,也不愿去干世界上别的任何事情。” 李普曼交代了他在陆军部的工作,便与贝克告别了。1917年10月初,李普曼和菲伊打点了行装,与“真理之宅”那些颇有些迷惑不解的家伙们举行了告别晚宴,然后乘火车去纽约。他们前后只在华盛顿呆了五个月。 翌日上午,李普曼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没有任何名称的极为秘密的计划。
李普曼传——投笔从戎
书名: 李普曼传
作者: [美] 罗纳德·斯蒂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于滨 | 陈小平 | 谈锋
出版年: 2008-11
页数: 522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1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