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一些人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他们交往的唯一途径。 ——日记,1914年7月5日 沃拉斯在英国萨里县为李普曼物色了一所价格便宜的小客店。李普曼除了每天下午游游泳,打打网球以外,整天都在那里埋头著书。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他就和卡特纳坐火车去伦敦看戏,逛书店,或者与沃拉斯和他的朋友们一道喝茶。在沃拉斯那里,李普曼遇见了一些他在大学时为之倾倒的作家,也碰见了和自己一样有教养的、献身于改变世界的激进分子,比如像范·威科·布鲁克斯这样的人。布鲁克斯比李普曼早几年到哈佛学习,当时,他写了《美国时代的到来》一书,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那年夏天,李普曼给布鲁克斯写信说:“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十分希望这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开端。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完全一致。我的确愿意与我们之中的这样的人建立交流:他们风华正茂,都在探讨同样的难题,都想看透同样的迷雾。” 李普曼和卡特纳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远足之后,10月底回到纽约。这时,李普曼觉得有点无所事事。他偶尔也给《纽约时报》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新评论》写文章,但这些报刊的读者却不令他满意。正当他筹划下一步行动时,演出家俱乐部意外地邀请他去赴午宴。这是个艺术家和文学家活动的上流俱乐部,请柬是赫伯特·克罗利发出的。李普曼从未见过此人,但是此人对李普曼的政治观点影响极大。 几年前,克罗利发表了影响巨大的政论著作《美国生活之前途》,在美国一举成名。克罗利在书中把他对于改革的热情和正直的道德观念结合起来,抨击了过时的社会进步主义的主要观点,比如杰斐逊[杰斐逊(1743—1826),1801—1809年任美国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主张自由发展小农经济,反对奴隶制和议会选举制度。——译注]主义关于自由竞争的教条,关于建立软弱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观点,以及政府不干预工商业的政策。克罗利说,“机会均等、不搞特权”都是陈词滥调,它只会使强者受益。因为实行政府不干预工商业的制度,强者总是剥削弱者。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控制并公平合理地分配工业资本的利润。克罗利与进步主义运动中的平民党派别分道扬镳了。他认为,削弱联邦政府、实行公民投票和罢免权这类机械的选举改革、解散高效率的托拉斯、用消费者的钱扶植小企业,或者认为政府管得愈少愈好,凡此种种,都纠正不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 克罗利认为,企业向大规模发展是势在必行。思想守旧的人留恋过去那种人人都有自己的小作坊的小康光景,但是大企业并不会因此不复存在。佘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由哈里森政府颁布,规定任何企业的合并,都不能以托拉斯或其他类似形式出现。——译注]旨在把大企业划分成许多小的、“相互竞争”的企业,以消除垄断的弊病,但这在克罗利看来是过时的、不经济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强大力量即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遏制工业资本的力量。克罗利坚持认为,如果一个政府要尽其职责而不至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御用工具,它必须由一位坚强有力的、高瞻远瞩的领袖人物来领导。这种思想正中西奥多·罗斯福下怀。他认为这充分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粗略想法。1910年夏,他在堪萨斯州奥萨瓦托米城作了一个气势磅礴的演讲,毫不含糊地接受了克罗利的“新民族主义”。 李普曼的《政治序论》一书也受了克罗利的影响。它呼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扩大联邦政府,管制垄断企业以符合公众利益。像克罗利这样声名显赫的人邀请李普曼共进午餐,这对他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荣誉。李普曼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在去格拉莫西公园的电车上,他琢磨着如何应付这一不寻常的会面。当李普曼走进金碧辉煌、四周挂满著名演员剧照的俱乐部,他一眼就认出了坐在角落里的克罗利。克罗利已年逾四十,他很不自然地和年轻的客人握了握手,然后引他去餐厅入座。他们拘谨地就天气略为寒喧了几句,然后,羞涩谦卑的克罗利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 克罗利说,他和另外一些人准备办一个杂志,这本周刊要报导政治和艺术的消息,传播“建设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威拉德·斯特雷特和他夫人多萝西将为此提供资金。他的夫人属于惠特尼家族[威廉·惠特尼(1841—1904),美国金融家和民主党领袖,1885—1889年间任海军部长。——译注],她从标准石油公司的开采专利受益数百万美元。斯特雷特是摩根财团的一个银行家,他在任美国驻满洲[指我国东北三省。——译注]领事时攒下了钱。他协助在异教的中国传播资本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现在热衷于使美国在国际上承担义务。斯特雷特对妻子说:“别人把钱捐给教堂或医院,而你要用你的财产传播你的思想。”起初,斯特雷特夫妇想在华盛顿办一所学校,把年轻人训练成外交官。但当他们读了克罗利的书以后,认为美国最需要的是一本宣扬新民族主义的杂志。当然,这本杂志要由克罗利本人来办。 克罗利说服斯特雷特夫妇拿出杂志四年所需的资金,并要他们不要干涉杂志社论的内容。克罗利为杂志找到了可靠的财源后,便着手招募编辑人员。他需要的人必须写文章既快又好,对社会主义有点同情之心,又是属于“可信赖的人”,而且必须年轻志壮、任劳任怨。克罗利十分欣赏李普曼的《政治序论》一书。他们相见时,克罗利发现李普曼正是他合作的理想人物。他在餐桌上许诺说,这份新杂志关系直通罗斯福,资金来源可靠,宣传布尔·穆斯进步党人的观点,李普曼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它可以使李普曼与名人交往,并为他提供一个讲坛,其影响范围要远远超出坚信社会主义的人们。李普曼的周薪是六十美元,这对他来说是绰绰有余了。李普曼欣然接受了这个差事。 克罗利对找到李普曼这样的人十分满意。他在给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信中说:“正如你所说,李普曼集老练与天真于一身。他写出《政治序论》这样一本书,这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三年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件惊人之举。但不管他是否会成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记者。我不知道哪儿才能找到有这样多才能的人选。这几天,我都把他请来,看他是否符合我所有的要求。虽然他应了解更多的东西,但他的学识已经十分广博了。而且,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是无懈可击的。”克罗利补充说:“李普曼对自己的不当之处有着真实的感觉和认识,知道要如何确保改正甚至是确保尊严;而克服自己不当之处的能力几乎是一个从事政治报导的记者最优秀的品质。”他们要出版的是一本不当的杂志,克罗利承诺说:“我们要向法庭上那些老法官的袍子底下,或向更高的阶层扔几个鞭炮。” 克罗利为了放好这一炮,组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班子。他们之中有独来独往的黑暗揭发者沃尔特·韦尔,他写了一本名为《新民主》的书,其观点介乎社会党人和罗斯福的进步党之间;有弗朗西斯·哈克特,他在《芝加哥晚邮报》上创办了富于想象的书评副刊;有菲利普·利特尔,他是克罗利在哈佛的老朋友,他将在这杂志上主持每周书评;有从瓦萨女子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夏洛特·拉迪亚德,她将担任编辑部助理。当时任纽约市南区联邦法院法官、后来当上了权力极大的全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勒尼德·汉德,也为新杂志出谋划策,偶尔也写写社论。汉德是克罗利的老朋友,也是克罗利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艺术中心消夏时的邻居。他给克罗利介绍了他的一位得意门生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三十一岁,是来自维也纳的移民,当时正在哈佛法学院教书。他来后不久便大显身手。他给杂志撰稿、充当法律顾问,还参加编委会议。克罗利为了进一步充实人员,又找来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乔治·索尔和阿尔文·约翰逊。 这家杂志的组织工作十分松散,仅仅在理论上虚设一些规定。李普曼后来解释说:“大家都不愿干多少编辑工作,谁也不愿伏案太久,总得有个地方给那些工作没有条理的人呆。”李普曼本人工作极有条理,但眼下这种状况使他既可以呆在家里写文章,也有空给其他杂志投稿。李普曼在杂志工作的头两年里,定期给社会主义观点的《大都会》月刊撰稿,还抽空写了一本关于对外政策的著作。李普曼说,这种轻松的工作环境意味着“一个不堪造就的自由撰稿人也可以参加进来干一阵子,搞搞编辑工作或制订编辑方针,然后溜之大吉,不影响任何人、任何事。” 这本杂志虽然已经有了一帮初出茅庐的编辑记者,斯特雷特夫妇又提供了可靠的财政支持,但还没有命名。克罗利想管它叫《民族》,但有一家杂志也叫这个名字,它从埃德温·戈德金[埃德温·戈德金(1831—1902),美国进步作家兼编辑,生于爱尔兰,1856年移居美国,是《民族》杂志的创办人。是哈佛大学戈德金演讲基金会的捐款人。——译注]发起改革运动之后便慢慢成了一份老好人的世俗杂志,而且在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手中也一直没有恢复原气。作为第二种选择,他们决定把杂志命名为《共和》,尽管这种名称有点柏拉图式的色彩,不很令人满意。正当他们着手为杂志命名时,他们又发现,波士顿有一位政治家,名叫菲茨杰拉德,绰号为“心爱的菲茨”,他是一位未来总统[这里是指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译注]的祖父,此人已经为民主党的忠实信徒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的杂志。他们不得已,又在“共和”二字前面加上个“新”字,照李普曼的话说,“他们并不喜欢这一名字中隐喻着的乌托邦主义。”这样,杂志就被命名为《新共和》,后来证明,这个名字差强人意,因为这本杂志的对象是热心于公共事业的上流人物,H·G·韦尔斯曾把这些人称为“新共和党人”。 克罗利决心把杂志办得既体面又有影响。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试验铅字型号,剪贴杂志校样。结果,他设计了一种清秀整洁、引人注目的样式。这种样式后来成为杂志形式的样板。斯特雷特夫妇为了保证杂志雇员的舒适,买下了位于第9和第10大道之间的西21街421号克罗利的房子。这是一座四层的砖楼,隔壁是一所收养性格古怪的女孩的养育院,街对面是一所神学院。他们在楼里布置了一个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面有皮制大沙发,有英国和欧洲最新出版的杂志。楼里有一个厨房,他们雇了一个法国厨师为大家做午餐。楼里还有一个镶有护墙板的餐厅,编辑们可以在这里招待来访的名人。这里倒挺像个俱乐部,根本见不到印刷机的油墨。克罗利在给勒尼德·汉德的信中写道:“我恐怕,我对《新共和》杂志的期望使它的老板多萝西花了成千上万元钱。……但是她将从这个杂志中得到一些教益,我亦如此。我想,你和其他人也是这样。”多萝西这个后台老板娘的确慷慨大度。尽管杂志总是亏本,她除了在一次大战期间一个短暂的时间以外,从未用金钱来控制社论的方针。斯特雷特夫妇在四十年时间里,平均每年为《新共和》补贴十万美元。 克罗利思想坚定、品行端正、目的明确。他说:“我们应该激进,但不是社会主义式的;我们的整个政策应该是注重实效而不是空谈理论。”一些有异议的人问克罗利,既然杂志的后台是华尔街的老板,还有一大群公司的律师、经理和法官来出谋划策,这份杂志能有多激进呢。克罗利答道,不太激进。这些人是罗斯福式的进步党人,他们信奉强有力的领导、公民义务、对大企业进行管制、以及对工人和穷人予以更多的同情的政策。改良是他们阻止破坏性变革的一种方式。 李普曼对《新共和》杂志和他的同事们是再满意不过了。他的工作受人尊重,薪水也不少,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而且能与有名望的人密切合作。1914年冬天,李普曼给范·威科·布鲁克斯写信说:“明年秋季,我们在这里要办一份周刊,一份有思想性的周刊。它的资金已不成问题,有二十万元,这简直是老天爷显灵了。先生,一个奇迹的时代刚刚开始。”李普曼解释说,杂志的内容是“美国式的,但要老成理智,具有批评性。”他敦促布鲁克斯给杂志撰稿,并且把自己当成“我们当中的一员”。这份杂志的目的是要“把美国式的思想注入到美国式的情感之中。”换句话说,要成为民族文化主义的载体。李普曼强调说:“我们不是党派的工具,不必要从事枯燥的宣传。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但在方式、措辞和志向方面却不必如此。如果要找一个代表我们理想的词的话,我想是人文主义,这与博爱主义根本不同。”这份杂志的人文主义观点将包括“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崇高的幻想与生活中的实际局限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意识。”李普曼几乎一本正经地告诉布鲁克斯说,他希望这份杂志的每一页都使‘美国式生活的幽默感、远见卓识和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它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要以上述方式向人们指出一个更有条理的、正如韦尔斯所说,一个更加开阔的生活秩序。” 李普曼在探索“更加开阔的生活秩序”的同时,会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当李普曼还是一个黑暗揭发者和社会主义者时就已曾相识。其中有些人已是腰缠万贯,很多人也已声名远扬,但很少有人仍然还是激进分子。他们是有教养的进步党人,有西奥多·罗斯福式的高尚行为。李普曼通过斯蒂芬斯认识了像汤姆·约翰逊、弗里蒙特,奥尔德、简·亚当斯这样一些改良主义者。克罗利和斯特雷特夫妇向李普曼打开了通向金融界上层和国家政治的大门。李普曼通过他们,不但认识了勒尼德·汉德,而且还认识了未来最高法院院长路易斯·D·布兰代斯,后来给胡佛当财政部长的共和党政治家奥格登·米尔斯,还有后来帮助伍德罗·威尔逊崛起的律师乔治·鲁布利。 李普曼十分注意与这些人的交往,因为他们能够给他以教益,并有能力对他奖掖提携。现在,李普曼认为,一个人的声望大小不在于他是否能说服大众,而在于他是否能与一言九鼎的人物建立联系。李普曼感到,激进分子生活在策划、许诺和吹牛的小天地里。他想从《大众》、《号角》杂志的禁锢之中脱出身来,离开那些忠实的信徒和职业鼓动家们。 后来,大人物都来找李普曼交朋友。而在他二十四岁时,他却踏破铁鞋寻找大人物为伍。他干事不声不响,但却是个胸怀壮志的年轻人,他用自己的智慧与魅力,与勒尼德·汉德、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这样一些老一辈的人建立了关系。后来他又认识了豪斯上校和牛顿·贝克这样一些人。但是,正如李普曼对待斯蒂芬斯那样,他也向这些人挑战,向他们表明,他是他们自己年轻时的有魅力、甚至是理想化的形象翻版。在这个热情、早熟,还有点羞怯的年轻记者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值得他们自我对照的门徒。 在李普曼所交往的名人当中,西奥多·罗斯福是他最为敬仰钦佩的人。李普曼在他的书中写道,老罗斯福是他心目中政治家的楷模,“是第一位接受新的社会思想的总统。”人们都记得,老罗斯福是个沙文主义者,他把古巴当成儿戏,他还侵占了哥伦比亚的巴拿马,在那里开凿运河,但是好几代人对老罗斯福都有一种热情,这是令人惊异的。但不管怎样,老罗斯福是进步党人心目中的英雄。老罗斯福爱夸夸其谈、好争善辩,而且沉迷于狩猎,大丈夫气十足,但他是个改良主义者、是个著书修史的知识分子。他敢于打破陈规旧习,请黑人到白宫去,任命了一个犹太人当他的内阁成员。他为实行福利政策奠定了基础,建立了国家公园体制。他宣称,私有财产要接受“社会的普遍权利对其使用的管理,这种使用是根据公众不同程度需要而决定的。”这种观点使保守主义者大为震惊。许多年以后,李普曼写道, 罗斯福是第一位知道美国已经成熟了的总统。美国不但不再是欧洲的殖民地,不再是西方文明边缘不成熟的国家,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罗斯福是认识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他认识到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的义务,危险和影响。他也是第一个使美国在精神与物质方面为这一不可避免的命运做好准备的人。……他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有意识地寻求并保持国家的安定和社会正义。……在移民定居和不受限制的扩张时代结束以后,美国式生活的诺言只能靠全国的努力来实现。西奥多·罗斯福开始把美国人的思想纳入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必经之路。 1901年,当麦金莱[威廉·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901年被暗杀。——译注]被暗杀后,四十二岁的罗斯福当上了总统。三年后他再度当选。但是在1908年,老罗斯福却让位于他的弟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912年时,老罗斯福准备再度问鼎白宫,但塔夫脱愈发恋栈总统宝座,不肯让贤。而且,共和党的党魁们认为老罗斯福容易惹是生非,甚至激进到了危险的地步,因此还是提名塔夫脱为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勃然大怒,毅然退出了共和党大会,带着自己的一帮人,组成了他的布尔·穆斯进步党。他对一群欣喜若狂的人们说:“我们现在站在阿莫盖登[圣经故事:在上帝最后审判日之前,善恶势力大决战的战场。——译注],为上帝而战。”成千上万的人踊跃加入进步党人的社会改良运动。后来,堪萨斯的出版商威廉·艾伦·怀特说:“罗斯福的讲话使我热血沸腾,我为他简直如痴如狂。”此话代表了许多进步党人的心声。1912年秋,李普曼在麦迪逊广场的花园里听老罗斯福讲演时,也有些头脑发热。后来,李普曼与大多数他所敬佩的大人物都分道扬镳了,与罗斯福亦不例外。尽管如此,照李普曼自己的话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十足的英雄崇拜者。”六十年以后,李普曼对他的一位朋友说,在他所结识的所有的美国总统中——他与十二位美国总统有私人交往——他只钦佩一个人,那就是“特迪[特迪是考罗斯福的爱称。——译注]·罗斯福,我十分爱戴他。” 老罗斯福在竞选中干得很出色,他在共和党人当中比在位总统塔夫脱多得了七十万张选票。但是,他在三人大选中败给了伍德罗·威尔逊。为了恢复精力,老罗斯福去巴西亚马逊河,在那儿猎鳄鱼,后来还得了热带恶性疟疾。在巴西,他博览群书,其中有一本是《政治序论》。这本书对传统主义猛烈抨击,对老罗斯福大加赞扬。老罗斯福对此颇为欣赏,他给李普曼写了封信,向他祝贺。李普曼简直是受宠若惊。他向老罗斯福指出:“您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我能写这本书要归功于您。因此,我热切期待您的指教。” 李普曼受到老罗斯福的恭贺,十分得意,愈发希望会见这位伟人。1914年春,他终于达到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老罗斯福对他的热心崇拜者透露说,他想在1916年与威尔逊竞争总统职位,但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他要制定一个对工运问题的政策。当时,劳工方面和资方已经剑拔弩张,工人罢工,资本家封闭工厂,警察血腥弹压,国家已经陷于瘫痪。在西弗吉尼亚,联合矿工协会与公司的卫队打得难分难解。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拥有的矿山工人罢工,发生了“鲁德雷矿区事件”,很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惨遭杀害。李普曼曾经写过许多关于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在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当李普曼离开哈佛俱乐部,走到熙熙攘攘的街上时,他感到自己又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几星期之后,李普曼隐居到缅因州,专心致力于老罗斯福的工运政策,并为他写的新书做校对工作。当时正值5月中旬,李普曼的《新共和》同事们纷纷去乡间别墅避暑。克罗利和菲利普·利特尔去新罕布什尔,韦尔去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他们将在11月出版《新共和》。李普曼在缅因州森林里的塞巴斯克的小舍中,为老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关于工运的政策纲领。李普曼劝告老罗斯福支持最低工资限额和赞同有组织的工会,“不管它多么不成熟,”以期达到工业民主。李普曼和罗斯福一样,是同情工会的。因为他相信,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将防止暴力和无政府主义。他告诉老罗斯福,强大的工运是防止美国出现引起暴乱危险的“阶级结构”的唯一方式。 李普曼为老罗斯福搞的工运纲领,实际上是他刚刚写完的一部书里有关工运部分的节选。他在前一年夏天在英国就开始动笔,并决定把这本书取名为《放任与驾驭》。李普曼在书中写道:“唯有组织起来的工会能够傲立于美国和一个持久不变、俯首听命的阶级之间。建立工会,这与拓荒者当年把文明带到荒漠的努力不相上下。组织工会是反对工业资本弱肉强食、争取民主生活的第一次微弱的努力。”李普曼承认,这种努力并不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人们正在为工业自主的开端而战斗。……他们鄙视工贼,这是不足为怪的。这种鄙视是公正的。工贼根本不像有时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独立自主、爱好自由的人,而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的叛徒。”李普曼对工运的态度,在当时是够激进的。几个月以后,当《放任与驾驭》出版时,李普曼在工会问题上的激进立场是这本书中唯一使人惊异的东西。 李普曼在缅因州的森林里处于与自我封闭的状态。差不多在整个6月份,他都在给他的新著最后润色。他给勒尼德·汉德写信说:“我整天都在读校样。这比读那些法庭证词、写出我对社会主义的想法、读法国革命史都更令人乏味。每天我都劈两次木柴,还要打蚊子。”到6月底,李普曼完成了校对工作,准备动身去欧洲,为《新共和》物色撰稿人。当时,《政治序论》刚刚在英国出版,李普曼也想趁此行之机尽可能地扩大一下该书的影响,然后去瑞士徒步游阿尔卑斯山。 李普曼与汉德法官和弗朗西斯·哈克特在科尼岛上过了一夜之后,于1914年7月2日乘“波罗的海号”去欧洲。他在日记中这样描写了科尼岛的游乐园:“这个地方缺乏性感。”只是在横渡大西洋的一个星期里,李普曼才有空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他在早先的日记中曾写道:“自我意识中的疲倦和厌恶之情使我无法提笔写日记。我不喜欢那种面对无限广阔的世界喃喃自语式的日记。而且,我碰见的事情,以及我对这些事情的感觉,对我来说并不是如此宝贵,以致非详细记录下来不可。”尽管如此,李普曼还是把日记坚持了下去: 我常常后悔没有及时记下很多谈话、会议的情况,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人和事。比如,我很早以前与普里查德[西蒙斯学院的艺术史教员。——译注]的谈话就未能记录下来,他使我对绘画发生了兴趣。还有在威廉·詹姆斯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与桑塔亚纳、H·G·韦尔斯、格雷厄姆·沃拉斯、约翰·霍布森[约翰·霍布森(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译注]等人,以及其他几十名国内外的文学家、政治家、宣传鼓动家之间的联系,当时都未能记录下来。我不希望失去这些记忆。我现在常常愿意回想往事:与肯尼思·亨特和费利克斯·科尔通宵达旦的长谈,与卡特纳和李·西蒙森在山野间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漫步。我愿意珍藏记忆中宝贵的东西,在莫斯科和挪威、爱尔兰和里维埃拉[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地方。——译注]度过的日子,在梅里麦克河畔[马萨诸塞州的一条河,艾伯森的农庄就在河畔。——译注]日丽霞蔚的生活,那些骑马穿过伯克郡的长途跋涉,在利多海滩的嬉戏…… 李普曼现在已经翻过了他生活中的一页:他疏远了激进分子;不再当自由撰稿人,有了固定职业;他从一个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左翼进步党人;他的来自下城的朋友们也变成了来自上城的一批新朋友。这时,李普曼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独立、“可靠”的激进分子。他在脑子里是这样想的。7月份,在去英国的船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两本著作“都是序论性的。后来我认识到,这两本书是极不完备的。我把它们作为初步尝试,从未对它们寄予多大希望。但这两本书不仅仅明确和陈述了一些思想,它们使我开始具备要写出这两本书所必要的经验。”经验是功名之母,其他任何事情都与功名息息相关。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从事公共事务报导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一些人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他们交往的唯一途径。” 李普曼在英国与人交往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格雷厄姆·沃拉斯。他到达海马基特后面的加兰饭店,刚刚放下旅行箱,便直奔海格特去见他的老师。沃拉斯当时刚刚写完一本书,四年前李普曼在哈佛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经开始在写了。此书取名为《伟大社会》,意指禁锢的城邦以外的广阔世界,那里既没有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而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在哈佛的政治讨论会上,李普曼的思想对沃拉斯影响极大。现在,沃拉斯不但把这本书题献给他昔日的学生,而且还在书首加上一封致李普曼的信。沃拉斯指出,他的前一本著作反对十九世纪的唯理智论,而《伟大社会》一书却旨在“反对二十世纪某些反理智论的形式。”他向李普曼暗示说,《政治序论》一书有点过份渲染了非理性主义。他彬彬有礼地向李普曼提出,《伟大社会》一书中的思想可能“对你写《政治序论》一书的续本有所裨益。你的朋友们正在期待着它的出版。” 李普曼受到比他年长三十岁的老师的赞赏,自然颇为得意。他接到沃拉斯寄给他的《伟大社会》的样本后写回信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您还会这样对待我。我能与您的工作有所联系,这种机会带来的意义是空前的。我深知您希望我以何种方式对您表示敬意:做一名‘真理的开拓者’。这句话是在哈佛时,您把《政治中之人性》一书赠予我时,题签在那本书上的。我将铭记您的教诲。”李普曼还说:“作为一个一事无成的人,我不配接受您的礼物;但作为学生,我可以从老师您那儿接受它。” 李普曼早先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使他对沃拉斯十分倾心。后来,虽然李普曼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大大降低,但在以后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与沃拉斯保持来往。1932年沃拉斯死后,李普曼在给他的妻子奥德丽·沃拉斯的信中说;“他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老师。是他使我领悟了生活在这个‘伟大社会’中人类的困难。我对他的敬重之情深似海、高如天。这里,我的身份是沃拉斯的学生,而非任何其他,什么人也不能占有这一称号。但他对我来说,绝非仅仅是老师,他是我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友善、最博学的人。” 李普曼通过沃拉斯结识了费边社的领袖人物、如比阿特丽斯·韦布和西德尼·韦布、肖伯纳以及最令人难忘的H·G·韦尔斯。韦尔斯是英国最多产和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是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当时,韦尔斯已经与费边主义者分道扬镳了,并在他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一书中讽刺挖苦韦布夫妇,正如他激烈攻击沃拉斯一样。但对整整一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韦尔斯却是一个大彻大悟者。范·威科·布鲁克斯回忆说,从韦尔斯身上,“人们可以感到十九世纪已经寿终正寝,一个充满希望与冒险的新世纪开始了。……年轻人对这位幻想小说大师如醉如痴,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过去时代的产物,而是未来的创造者。” 李普曼在哈佛时,便对韦尔斯有敬畏之感。韦尔斯呼吁人们摒弃过时的旧秩序,建立一个“新共和国”。这个“新共和国”将由优秀的男女们,也就是他所说的“理性的武士们”来领导,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现在,李普曼终于来到了民族自由俱乐部。俱乐部的吸烟室里烟雾腾腾,一张张小桌子周围坐满了人,用大英帝国里的各种口音互相交谈。这里,人们与他们慕名已久的作家相对而坐,谈论文学和政治问题。韦尔斯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会儿讲抽象的理论,一会儿又对费边社的人冷嘲热讽。范·威科·布鲁克斯来到时,很不好意思地被人介绍给大家。后来他写道:“韦尔斯满脸通红,像得了哮喘病似的,用有点伦敦佬的腔调尖叫着。他滔滔不绝的话语犹如春天冰消雪融时泛滥的河水。他就是站在那里,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中风病发作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也非常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 韦尔斯发现李普曼非常吸引人,年纪轻轻,但又老练成熟。他把李普曼引见给他的一些朋友:阿诺德·贝内特、G·K·切斯特顿、希莱尔·贝洛克和弗兰克·哈里斯[弗兰克·哈里斯(1856—1931),英—美作家。——译注]等。韦尔斯还把李普曼介绍给他刚刚搞上手的情妇——年轻美貌的塞西莉·费尔菲尔德。但她希望人们叫她丽贝卡·韦斯特,这是易卜生一个剧里女主角的名字。李普曼被她迷住了,请她从伦敦为《新共和》写她所感兴趣的任何有关文艺的文章。此外,李普曼还从韦尔斯、沃拉斯、艾尔弗雷德·齐默恩、肖伯纳、詹姆斯·布赖斯、休·沃波尔、约翰·霍布森、和H·N·布雷斯福德那里为《新共和》约了一批稿子。为了了解英国政治和文化,李普曼以年薪一千美元聘请《印度政治家》杂志前编辑S·K·拉特克利夫做《新共和》驻英正式记者。《新共和》杂志“民族主义”的意识极强,尽管如此,它却大量刊载英国人的稿件。在杂志出版的头一年,四分之一的署名文章都来自英国,但这样做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合适。文化到底是国际性的,反对僵化思想和顽固特权的战斗是没有国界的。 李普曼和许多费边主义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常常在圣马丁街丹·赖德的书店里逗留很长时间。赖德是李普曼的出版商米切尔·肯内利在伦敦的代理商,他把李普曼介绍给一些著名和有抱负的作家。这些人常常顺路来书店浏览一下,喝杯茶。赖德对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真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每天干的事比全英格兰的人干的事都多。他每天的活动安排就像列车时刻表那样有条不紊。”赖德把李普曼引见给在英国出版《政治序论》的费希尔·昂温。他告诉李普曼说,《政治序论》在英国的销路不怎么好。7月13日,李普曼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此事根本不介意,也许这是因为英国对我来说是虚幻的东西。但主要是因为我对《政治序论》已感到厌倦了。”不管李普曼对《政治序论》是否厌倦,当昂温决定出版他的新著《放任与驾驭》时,他是颇为高兴的。 李普曼在这个夏天结交了很多人,其中有《泰晤士报》编辑杰弗里·道森,知名记者威克姆·斯蒂德;抨击帝国主义的批评家约翰·霍布森,有艾兹拉·庞德,李普曼发现他是个“病容满面,有些神经质和自大狂的人,自命不凡到使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有“长得很怪”的利顿·斯特雷奇79;其中最重要的有比阿特丽斯·韦布和西德尼·韦布。韦布夫妇是不知疲倦的空谈家,顽固的自以为是者,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者。他们为了拯救那些不屑一顾的穷棒子和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奉献了全部身心,对此他们坚信不移,并不计任何物质报酬。韦尔斯曾试图控制费边社,但未能成功。事后,他写了一篇惟妙惟肖的讽刺文章来嘲笑韦布夫妇,但这丝毫未能动摇他们那种至高无上的自信心。他们的目标专一,即造就“最完美的人”,以健全的原则来治理社会。韦布夫妇的“最完美的人”,也就是韦尔斯的“社会工程师”的代名词。他们对工党半信半疑,而宁愿通过他们创办的两个著名机构《新政治家》报和伦敦经济学院,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在反对者的眼中他们是多么荒唐可笑,但他们的确是无所畏惧和尽心尽力的。李普曼找了几个关系,便得到韦布夫妇的邀请,到格罗夫纳街的住所去访问他们。 1914年7月的一二天下午,佣人把李普曼带进了一所白色的、没有什么装饰,也不怎么特别雅致的房子。韦布热情地接待了他。李普曼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韦布是个矮得可笑的人,长着个肥胖多毛的大脑袋,奇怪的鹰钩鼻子和一双有力的长手。”李普曼和韦布讨论了《新共和》杂志、威尔逊蹩脚的对墨西哥政策、沃拉斯的新作,以及不留情面的韦尔斯对韦布夫妇的恶毒攻击。李普曼在日记中写道:“韦布夫人大概有些过于开诚布公了,但这是极其高尚的。”李普曼发现他们夫妇“真心实意地想避免争执,”甚至对韦尔斯还有些钦佩之心。“他们看上去像是两个社会主义道德的楷模,而不是无缘无故的闹事者。韦布夫妇修养极好,喜好社交活动,人情味浓,而且对社会贡献良多。我离开韦布夫妇时,对社会上流行的对他们的诋毁异常愤怒。” 李普曼在会见费边社的创始人韦布夫妇几天以后,便与沃拉斯一道乘火车去英格兰西北的湖区,参加费边主义者一年一度的夏季聚会。在凯齐克村,李普曼在一个夏令营地遇见了一百多名不同年龄和各式各样的费边主义者。他写道:“他们之中有十几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有气质不同的中产阶级教授;有一位离经叛道的议会议员,他也可能是个教授,有一帮漂亮的姑娘,但大部分人—太多的人--是些不伦不类的老年妇女。”用比阿特丽斯·韦布尖刻的话来说,她们“发现这个地方十分迷人,又不要花很多钱。” 尽管这里有不少不相干的人,但是整个聚会看来开得十分激动人心。年轻的G·D·H·科尔80试图使费边社脱离韦布夫妇而奉献给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科尔一帮人对韦布的集体主义思想中所强调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表示担心,希望由工人来管理工厂。在凯齐克村,科尔一帮人横冲直撞,他们在村里的广场上唱革命歌曲,开讨论会时当众诘难发言人,在有入呼吁会场秩序时耀武扬威地退出会场。科尔这群人鼓吹通过全面罢工来拯救社会。李普曼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坐在会场后排。坐在前排的肖伯纳、韦布和其他那些通情达理、和蔼仁慈、开诚布公的费边社元老们呼吁遵守会场秩序,而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 会后,李普曼和肖伯纳一起步行回旅馆。在门口,他与这位戏剧大师聊了近一个小时。李普曼从大学时期起,对《支配命运的人》的作者就一直有敬畏之心。现在,他想知道肖伯纳对弗洛伊德以及新近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可是肖伯纳对这些毫无兴趣,而是想讨论一下汽车。肖伯纳自己有辆特别漂亮、闪闪发光的赛车,他开着这辆车来到会场时,非常惹眼。在李普曼与肖伯纳谈话时,陆陆续续又聚来一些人。这个夜晚结束前,肖伯纳当众表演了一下他模仿方言的天才。肖伯纳的这种天份在他的新作《皮格马利翁》中居然大获成功,成了当时伦敦戏剧界轰动一时的佳作。李普曼问是否真的能像亨利,希金斯81那样,能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中知道他们来自何处。肖伯纳回答说:“一点儿不错,我可以分辨出来自爱尔兰任何一个县的人。”说罢,他用许多不同的方言,独自模仿了一段七嘴八舌的对话。聚在门口的这帮社会主义者无不为这位艺术大师的表演欢呼喝彩。 第二天,李普曼真碰到了愿意与他讨论弗洛伊德的人。在回伦敦的火车上,他与伦纳德·伍尔夫[英国经济评论家,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译注]坐在一个车厢里。他们一下子就聊了起来,一连谈了几个小时,直到火车到达伦敦。伍尔夫后来写文章谈起这个与他同车的年轻人时说:“我当时对李普曼日后的功名并无预感。但他作为一个人,我很喜欢他。我认为他既聪明又敏感。”伍尔夫对他与李普曼的谈话如此投机十分震惊,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彼此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颇有兴趣时,更是如此。“当你突然发现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他以一种开诚布公的方式,马上抓住问题实质与你进行探讨时,你那种意想不到的激动心情是十分难得的。”这里,伍尔夫把年轻的李普曼给他人的印象稍加描述:情感炽烈、有洞察力、老练成熟、为人爽快。这次会面以后,他们没见过面。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在伦敦一位女主人西比尔·科尔法克斯那里,两人再次见面。但这时,他们已无共同语言。李普曼结束在英国的工作以后,就准备到瑞士的山野里进行为期两周的徒步旅行。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那年夏天在奥匈帝国发生的事件会影响他的休假。6月底,皇储斐迪南被暗杀,7月下旬,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俄国威胁说,如果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它就要对奥宣战;德、法、英也可能为履行对各自盟国的诺言而参战。可以肯定说,上述事件对李普曼在英国所遇见的社会贤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们照样辩论工团主义的优点,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哀叹划分为阶级的社会制度,提倡给印度和爱尔兰以自由。 7月27日,法国为了与俄国一道支持其盟国,进行了战争动员。与此同时,李普曼与他的一位哈佛时期的朋友哈罗德·斯特恩斯一起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李普曼于29日到达布鲁塞尔时,奥匈帝国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威胁说,它要站在奥匈帝国一边,俄国人则发出警告,说要保卫塞尔维亚人。李普曼在日记中潦草地写着:“欧战迫在眉睫。在布鲁塞尔,人们惊恐万状,纷纷去银行挤兑,银行信用荡然无存。”人们看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李普曼给沃拉斯写信说:“我神经紧张,不停地买报。火车站上挤满了怒气冲冲的人们,带着各式各样的行李。昨天,我乘火车从奥斯坦德出发,我发现说德语真有点儿危险。……今晚,我从这里直接去瑞士但李普曼根本没到瑞士。在火车站上,人们告诉李普曼边境已经关闭。他焦急不安地动身返回英国,在火车轮渡上呆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李普曼抵达伦敦时,心神不定,精疲力竭,直奔沃拉斯家。沃拉斯夫妇把他安顿在客房里睡觉。 8月1日,德国拒绝了尊重比利时中立的呼吁。那天下午,巴黎和柏林分别发出了总动员令。几小时之后,德国对俄宣战。不可想象的事终于发生了。奄奄待毙的奥匈帝国里发生的一件纠缠不清的王室事件导致了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第二天早上,当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后,李普曼给弗兰克福特发了一封信。 亲爱的费利克斯: 这时给你写信,真不吉利。一小时之前,我们得知德国已经对俄宣战。毫无疑问,我们不久也会得到法国参战的消息。沃拉斯和霍布森,吉尔伯特·默里82、霍布豪斯83和其他一些人试图想活跃一下气氛,但这只不过是碰碰运气罢了。大家坐在那儿,面面相觑,或说点蠢话开心。与此同时,人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止这场可怕的大崩溃。 任何其他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思想、书本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所有的舆论和民主期望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今天怎么都无影无踪了呢?这一切都被无情地粉碎了。 我们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今天下午,我们将去特拉法加广场游行,所有的人都义愤填膺。就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有些事使我真想去扼死德国人。…… 这里没什么可“看”的,只有惊恐不安的人在买那些经过严格新闻检查的新闻电讯稿。你可以感到金融恐慌。但人们力所能及的只是耐心等待。杰克·里德当年对墨西哥托雷翁战役的报导感到厌倦。现在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了。这场战争是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悲惨的事件,但我们力所能及的,仅仅是每二十四小时看到两行路透社的新闻文体的电讯稿。 8月2日,李普曼伍特拉法加广场听了基尔·哈迪84和H·N·海因德曼对一大群反战的人发表的演说。对他们的讲话不时有人报以讥讽嘲笑,还有人唱《上帝保佑女王》。李普曼那天晚上在日记里写道:“我被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所笼罩,感到战争一定要打,那么越早越好。”第二天,李普曼又来到民族自由俱乐部。韦布夫妇也在那里,还有《哈泼斯》周刊的诺曼·哈普古德,以及拉特克利夫和齐默恩。韦布夫妇突然沉默不语了。比阿特丽斯说:“我们对外交事务没有任何见解,对此一窍不通。”后来,李普曼遇到了约翰·霍布森,他刚刚听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宣布说,英国将援助法国。霍布森气愤地说:“我们将为欧洲的野蛮化,为法国复仇而打仗。” 第二天,即8月4日,星期二,英国进行了战争动员,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那天夜里,当李普曼与费边主义者在下院门口等候,议会宣布英国参战。5号,李普曼接到正在欧洲旅行的父母发来的电报,说他们现在正在瑞士,安然无恙,他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那天,李普曼在日记中写道:“在克服了对父母的担忧焦虑之后,我又恢复了判断力。”突然爆发的战争动摇了李普曼心目中的那个世界的尊严,使他认识到,他对社会所知甚少。“在这场战争中我的作用是要了解世界政治,培养对国家事务和军事方面的兴趣,摆脱那种仅仅致力于解决地方问题的旧的自由主义。我们虽然不能全部摒弃那些东西,但既然我们为文明所作的全部努力都被置于冷酷无情的命运之中,我们别无他择。”从此,李普曼便开始了他一生所致力的外交事务。 李普曼一些持和平主义观点的朋友反对英国对德宣战,另外一些朋友却责骂德国人。而他却冷静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8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把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整理一下;(1)为什么我要写这篇文章;(2)消息来源;(3)对战争起因的推测;(4)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迹象;(5)战争与其他问题的联系;(6)战时人物;(7)展望战争的解决方式。”这便是他这篇日记的结尾。 李普曼在伦敦继续逗留。而在夏天与他一起打网球的英国青年则踊跃报名参军,但他们是九死一生。8月底,李普曼的父母从日内瓦来到伦敦,身无分文,因为他们无法兑换旅行支票。9月16日,举行同沃拉斯夫妇的告别晚宴,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要在四年以后才能再次见面。沃拉斯给李普曼写了一个短笺,派人送到他乘坐的“亚得里亚海号”邮船上,文中写道:“‘亚得里亚海号’还未起航,但我就好像要与你告别了。在我所有沉闷压抑的生活当中,我愿意想到你。你风华正茂、德才兼备、决心使人类有组织的生活富有意义和目的。” 一周后,李普曼回到纽约,战争给他的震惊慢慢平息下来了。
李普曼传——名望声誉
书名: 李普曼传
作者: [美] 罗纳德·斯蒂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于滨 | 陈小平 | 谈锋
出版年: 2008-11
页数: 522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1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