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心灵来说,那种无以寄托的感觉是最糟糕不过的了……。我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 ——《不安的美国》,1915年12月25日 直到1914年8月,李普曼还从未把外交事务放在心上。正如他后来讲到的一样,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认为“用造军舰的钱来建校舍更值得。战争是‘军事家们’谈论的事情,正经的进步民主派对此不屑一顾。”1910年,他即将从哈佛毕业时,格雷厄姆·沃拉斯对他预言说,一场大战可能即将爆发,而且会延续三十年。当时李普曼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会影响到我或者危害国家利益。” 《新共和》的其他编辑们也和李普曼一样,对战事毫无准备。他们视自己为国内改良派,用克罗利的话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杂志是“活跃美国公众舆论”的工具。李普曼后来就他和他的同事们写道:“最初我们认为自己是进步运动中忠诚(尽管这只是我们的希望)而又富有批评精神的成员,罗斯福会继续领导这一运动。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杂志的第一期还没开印就爆发了世界大战。” 李普曼不知不觉地用一套过时的思想写起关于战争的文章来。开始时,他引用他被教导的那些说法,比如战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美国绝不能搅到欧洲人的争端中去,罪恶愚蠢的统治者把人们引入战争等等。尽管李普曼在文章中努力表现得不偏不倚,但他还是同情英法两国。这也不仅是出于实力平衡的考虑。李普曼的祖父和祖母是为摆脱普鲁士的独裁统治而来到美国的开明人士。李普曼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他对普鲁士的厌恶简直可以说是祖父教给他的。虽然他也曾去德国旅行、而且很欣赏尼采和哥德,但他心目中的思想伟人却是英国的拉斯金和斯温伯恩、肖伯纳和韦尔斯,以及沃拉斯和费边社的成员们。尽管他觉得协约国和德国应该对这场战争负同样的责任,但在思想上他却无法保持中立。 每隔一段时间,李普曼和《新共和》的其他编辑就对英国舰队阻止美商与同盟国做生意一事加以指责,并且敬劝读者不要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但是李普曼告诉《新共和》驻巴黎记者罗伯特·德尔:“尽管我们并不根据其表面意义来接受英国的这一做法,也不认为协约国是完全清白无辜的,但我们还是同情协约国。”这种同情相当明显,以致当他们在最初一期杂志中发表了一篇亲协约国的社论后,英国政府竟然通过一位出版代理人向他们提出,如果《新共和》能继续坚持类似的观点,那么英国将在战争期间每周购买五万份杂志。编辑们对此大为震惊,说心里话竟会受到贿赂。 威尔逊总统曾经宣布,美国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中立。然而当英国封锁了德国港口,没收运往同盟国的货物,在北海布雷以防止中立贸易,并且开出同德国和奥匈帝国做生意的美国商行的黑名单时,美国政府却不加过问。这就清楚地表明威尔逊倾向于协约国。这一中立政策后来由于德国人企图用可怕的U型潜艇来突破海上封锁而受到危及。1915年2月,柏林宣布,对任何进入大不列颠群岛周围战区的船只将不予警告,一律击沉。于是美国国会的主和派提议禁止美国人乘协约国的船只旅行,以免引起事端。但是威尔逊认为这是对美国“中立国权力”的侵犯,拒绝接受这一提议。1915年5月7日,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一千一百人丧生,其中一百二十八人是美国人。 李普曼避开感情问题,向《新共和》的读者们指出,“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表明,美国的海军力量还不足以维护它的中立权。美国的货物是靠英国船只装运的,美国人乘坐英国客轮横渡大西洋,甚至门罗主义也要靠英国的海上力量来付诸实施。美国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同英国合作,或是建立一支能同皇家海军相媲美的舰队。对李普曼来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使英美两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它也终将“会把两国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战争中,一个共同的命运中。” 这简直不像是一个中立者或和平主义者说的话,然而当时李普曼二者皆非。他和《新共和》的其他编辑们一面敦促美国人不要介入欧战,一面又在努力区别那种苟且偷安的“消极主义”和他们自己的“敢作敢为的消极主义”,前者推卸美国的“责任”,后者则主张“用武力反对罪恶”以及建立中立国之间的联合,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则必须加强其军事力量。李普曼早在1915年就讲过:“我们可能不会受到任何入侵的威胁,但是我们若在一个武装起来的世界中解除自己的武装,那么我们就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越来越无足轻重。” “卢西塔尼亚号”事件深深触动了美国公众,但并没有激起多少参战的热情,至少在东海岸亲英派居多的地区以外是这样。李普曼在给英国社会党人艾尔弗里德·齐默恩的信中写到:“这个国家的厌战情绪要比你从报刊文章中所了解的大得多。”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战争的恐怖,部分是由于人们担心同一个许多美籍德国人对其怀有感情的国家交战会使美国的民族主义紧张化,另外这种情绪也是出于“对国际事务普遍缺乏责任感以及感情的肤浅。” 随着战事的捱延,李普曼不断强调中立和“缺乏责任感”两者之间的等同关系。他既要求美国履行其笼统的“国际义务”,又反对美国作为一方参战。他在给罗伯特·德尔的信中写道,虽然大部分报刊都对德国很反感,“但我们《新共和》的人和许多人民群众还是希望,如有可能,要尽量避免介入这场战争。因为介入可能会使我们丧失一切而一无所获。它只会意味着世界上最后一个强国也卷进了一场不理智的战乱。这样,美国人不是更安全了,而是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如果能不介入,就必须坚持不介入。” 同其他亲协约国的报刊相比,《新共和》就象一个不亲不疏的典型。在战争最初的六个月里,《新共和》告诫读者不要倾向任何一方。《新共和》的人不大相信关于德国人在比利时的丑闻传说,而且对西奥多.罗斯福一类主战派提出的全力以赴、“准备参战”的论点也表示怀疑。即使在“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杂志的观点也已趋向于“有区别的中立政策”,即对英法公开表示同情的情况下,编辑们还是在战争问题上对德国谴责不够。一些著名的亲英人士,如拉尔夫·巴顿·佩里指责他们亲德,就连住在牛津的桑塔亚纳也同意这种看法。然而这种指责不够公平,《新共和》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是倾向协约国一方的。李普曼在一篇答复杂志的批评者的社论中提醒说,美国有一个更高的职责,“我们应该反对无济于事的仇恨,反对以罪赎罪的不理智行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欧洲,才能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 人们对李普曼的中立态度很不满意。他向弗兰克福特抱怨说:“好像我总是激起义愤,赫伯特·克罗利总是遇到麻烦。英国大使认为,因为我和他一起用过茶,就不应该说他发过脾气。乔治(即鲁布利)认为克罗利亲德。而这两天我收到两封信,说我快成亲英的疯子了。” 在李普曼为《新共和》写的那些社论中,他时而表示对战争的厌恶,时而又觉得美国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观战。他决定写一本关于外交事务的小册子,来系统地阐述一下他的见解。1915年7月,他又一次带上卡特纳,租了一间小房子,这一次是在长岛南岸的贝尔波特村。尽管他经常要进城去编辑《新共和》杂志,但是到夏末时,他已经完成了一本详细论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著作。这是一本研究、分析性的著作,同时也体现了一个青年的焦虑,他对人类理智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动摇。他以前写的那两本书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现在这种自信心被取代了,李普曼冷静地正视了现实:局势已经失去控制。他在描写战争引起的意见的一致性时写道:“我们就像雨中的羔羊,聚集在头羊周围。人们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而毫不羞愧,因为在现时,一切陈旧的东西部是相宜的……。虽然它们提供的信念令人感到灰心,但信念毕竟是信念,而现在到处都充满了恐慌。” 在这本定名为《外交赌注》的书里,李普曼把对实力角逐的分析,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与对民族主义所作的心理上的剖析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欧洲均势遭到破坏所引起的,而是欧洲列强在诸如巴尔干、中国以及非洲这样一些“落后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他写道,民族主义触动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些基本因素,由此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我们都是由原始材料构成的人。我们最初的忠诚、最初的侵略行径以及我们灵魂的类型和形象……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的民族性,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实质,她在世界的背景下对我们进行定义。”现代人与他的民族有着一荣俱荣的关系:如果他的民族受到尊敬和钦佩,他便沾沾自喜,如果她被打败、受到蔑视,他也会感到无地自容,并且急于复仇。“正如棒球中的击球手看到二垒手在关键时刻丢了球而悲叹不已一样,现代人会因为自己国家的大公司在一场商业争夺中被挫败而大动肝火。” 李普曼的这番论述表明,他对民族主义的情感的渊源异常敏感。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所谓民族自尊心就是一种认为我们的血统值得尊重的意识。” ……人类必须与他生命的源泉和平共处。如果他以这些源泉为耻,或者与其发生冲突,那么它们就会纠缠他一辈子,夺去他自信的基础,使他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无以寄托的人。 当我们提到一个败北的民族时,比如像爱尔兰人、犹太人、波兰人、黑人,我们指的是比政治上受他人支配更本质的内容。我们指的是一种在这个星球上无以为家的状况。砖石之屋可以遮掩这种状况,但是永远也无法消弭它。民族力量以血统为源,精忠报国由血统而生,而这些失去独立民族资格的人的血统却受到了伤害。 李普曼早在1915年就对民族主义进行过研究。当时,“第三世界”这一政治意识尚远未形成,然而后人却不难发现,他的文章与当代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李普曼从实际出发,提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摩擦可以通过把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别开来而加以缓和。应该迫使在落后地区进行经营的大公司通过各种国际组织,而不是通过本国政府来开展工作,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感到利益受到威胁时,打出国家的旗号进行争夺。这一隔离保护不发达地区的设想,比一次大战后为了管理德国的殖民地而建立的托管制度的原则先行了一步。 李普曼认为,美国必须参与“稳定人类”的努力。他说,对落后国家的投资“将使我们的外交能够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这正是华尔街和那些有真知灼见的金融家,诸如威拉德·斯特雷特所力持的主张。李普曼也和这些人一样,坚信美国可以在世界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他叹惜道:“我们所有的人受到的都是孤立主义的教育,并且欣赏它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但倘若我们要为国际主义做些卓有成效的事,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孤立主义…”他一语中的地补充说:“世界政治的最高任务不是防止战争,而是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类组织。” 李普曼在贝尔波特村小住之后,于1915年秋满载创作成果回到编辑部。他起劲地试图使克罗利和韦尔放弃“有差别的中立政策”,争取他们对协约国的公开支持。他的这一举动得到英国著名反帝人士诺曼·安吉尔的有力支持。那年春天,安吉尔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赞助下来过纽约,而且不久就成了《新共和》编委会的一名非正式成员。在他的指导下,《新共和》鼓吹一种“新的战争”,即向协约国提供经济援助,用于争取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平。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援助英帝国主义,还可以消灭普鲁士的独裁专制,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共和》的人现在还不认为美国应该作为正式的交战国卷入战争,可是又担心战后在解决和平问题时被排除在外。他们严厉责备威尔逊的谨小慎微,渴望“政治家中的伟大天才”出来扭转乾坤——这显然是指老罗斯福。李普曼比别人更急切,他对这种无所作为感到不安。1915年,他在圣诞节那期《新共和》上抱怨说:“对于心灵来说,那种无以寄托的感觉是最糟糕不过的了。我们美国人一直在目击这场重大的战争表演。我们双拳紧握,高谈阔论,但却不能对现实做出任何实际的反应。我们的情绪无处发泄。我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 《新共和》的许多读者甘愿美国在欧战期间袖手旁观,而另外一些人则与李普曼颇有同感,觉得美国被排斥于这场战争之外。斯特雷特在J·P·摩根公司的搭档德怀特·莫罗104写信给李普曼说;“你的话千真万确,介入战争对美国大有好处。”摩根公司是英国在美国的银行家和采购商,它当然对协约国的事业一往情深。对于那些反对英国肆意侵犯美国与德国进行贸易的权利的人,李普曼据理力争说,现在中立国在法律上的权力无关宏旨,重要的是美国的统治者必须看到英美两国的共同前途,否则美国的对外政策将面临一场奇灾大难。李普曼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一个论点,即英美两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在后来的十年中,他屡次强调了这一思想。 终于,威尔逊似乎也成了同路人。1916年2月,威尔逊总统有条件地批准他的亲信爱德华·M·豪斯上校与英国外交秘书爱德华·格雷爵士签订一项秘密协定。美国提出愿意用协约国能够接受的条件来进行调停,实现和平。如果德国拒绝和平,美国可能会加入英法一方对德开战。这种“可能性”也给了威尔逊一条出路。但这个含糊其辞的提议没有被协约国接受,于是秘密协定也就不了了之。 豪斯在伦敦与格雷谈判时,李普曼写信给格雷厄姆·沃拉斯说,美国反干涉的情绪甚嚣尘上,“如果德国在潜艇战问题上彻底让步,从此改弦更张,不再恣意寻衅的话,那么国会中的反英情绪就将是很难对付的。”然而,李普曼指出,威尔逊和国务卿罗伯特·兰辛“铁定地反对”对英国实行禁运。“所以你不必担心,他们顶多暴躁一时,说些脏话罢了。”公众舆论要求保护像比利时那样的中立国,这可能是导致美国介入欧战的一个契机。李普曼写信给沃拉斯说,美国签署一项和约,作为比利时独立的保证人,这将是一次履行国际义务的“十分宝贵的尝试,同时也是脱离孤立主义的一条鼓舞人心的途径。”李普曼补充说,这一条约也可以作为美英海军协定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美英今后合作的必要条件。” 几个星期之后,对协约国的支持又有了新的发展。1916年4月,德国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击沉了法国邮船“苏赛克斯号”,造成几名美国人的死亡。威尔逊威胁说,如果德国人不停止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就与其断交。柏林违心地答应了,因为她不愿意在此时把美国引入战争。可是威尔逊却作茧自缚,一旦德国背信弃义,他将不得不与其断交。“苏赛克斯号”事件发生时,李普曼在华盛顿。他与四位内阁成员进行交谈以后,曾对沃拉靳抱怨说:“他们仅仅看到与德国断交的可能性,但却不考虑一旦形势进一步恶化,应采取什么政策。为此我们对威尔逊感到心灰意冷。”据李普曼透露,《新共和》杂志目前希望“制定一种与德国潜艇问题确实有关的强制性政策。” 同一星期,李普曼在一篇醒目的题为《向总统呼吁》的社论中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他阐明了美国应如何为了道义而使用其力量。他承认,“假如我们宣战,加入协约国,同他们签约,我们开始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航海权,然而结果却是为改变近东的政治控制而战。”但是袖手旁观的态度对《新共和》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出路在于对德国采取“有差别的中立政策”。李普曼宣称:“我们已经不想在侵略者和其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了。”美国必须准备用“她的道德力量、经济资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动用军事力量来反击侵略者。”他告诉总统,现在是“重视这次危机”的时候了。在同一个月里,即1916年4月,李普曼对一批学者和商人说,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全世界自由原则的胜利有赖于英、美两国的精诚团结和海上优势。 然而此刻时机尚未成熟,还不能完全取消李普曼所嗤之以鼻的“虚伪的中立”。孤立主义的情绪仍然十分强烈,公众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疑心重重。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那个奴役印度、残酷镇压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的大英帝国并不值得保留。李普曼也承认,“与托利党人、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定,这的确不可思议。”但也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中立国可以联合起来,迫使战争双方接受一个公正的和平。“只有中立国家的干预才能使所有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强大起来,才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而又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李普曼的那些激进的朋友早就确认,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执。他们对李普曼要求干涉的热情不断增长感到失望。约翰·里德摆脱了梅布尔·道奇以后,在墨西哥找到了同志和革命,后来又到欧洲报导那场大屠杀。正如他在《大众》杂志中所写的,他确信“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暴躁的里德非常厌恶李普曼对和平主义者和美国孤立主义的攻击。1916年2月,他措辞激烈、言语无情地谴责李普曼使用华尔街金融寡头以及像罗斯福那样的战争贩子所玩弄的伎俩。这一指责激怒了李普曼,他愤然提笔复信,对这位旧日的战友进行了回击。 “虽然多年来我都努力对你做到耐心、公正,但我并不认为我有权利期望得到你耐心和公正的对待。尽管我多次感到你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白痴和无赖,可是我仍然信任你。我本以为你在对我做出这个重要的盖棺定论后,至少要和我交换一下意见,而不是给我写一封歇斯底里的信。”李普曼宣称里德完全荒谬地误解了自己的信念,他对里德毫不留情: 你不能作为一个法官来评判他人的激进主义,你不是那块料。你也许能在一些人当中为自己树立这方面的威望,可是我和你交往甚久,对你了如指掌。我在大学时就注意你了,那时我们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碰运气。我看到你竭力想钻到俱乐部中去,并且为了社会地位铤而走险。说实话,我从未认真对待过你的激进主义。你和一个浪漫的游击战士一样,对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无甚威胁。偶尔你也会在某个问题上刺痛资产阶级,然而一涉及到坚持不懈的攻击、涉及到资产阶级的致命处和根本改变社会状况的问题时,你便不在行了。你逐渐采取了一种可笑的、戏剧性的态度。但是,你不要认为自己属于那些使这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胆战心惊的伟大强者之列。 最后,李普曼笔锋一转,补充道:“这里,我愿意作一个小小的预言。也许在你听来,这像是在吹牛皮:我参加这场战斗时,你对它还一无所知;而且你将发现,在你退出这场战斗很长时间以后,我将仍然身在其中。” 里德见自己把李普曼弄得怒火中烧,不禁得意万分。他把李普曼的来信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以后几周,两位朋友都故意冷淡对方。后来还是李普曼伸出了橄榄枝,他写信给里德说:“我们没有理由争吵。你草率提笔,伤害了我的感情,我仓促复信,又刺痛了你。但这一切都愚蠢至极。这个星期让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几个月以后,里德因肾脏手术在巴尔的摩住院,李普曼带着坐立不安的路易丝·布赖恩特前往医院看望他。布赖恩特那时是里德的未婚妻,后来她做了尤金·奥尼尔的情妇,最后嫁给了威廉·布利特105。 然而他们的和解好景不长。1916年初,李普曼与旧日的激进派友人分道扬镳了。李普曼和他们在一起从未感到十分愉快。他们的热情似乎总有点过度,他们的政治无异于自我标榜,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则混乱不堪。相比之下,李普曼更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比如《新共和》那些“现实的”自由主义者、汉德法官那样的进步党人、类似霍姆斯法官的怀疑论者、威拉德·斯特雷特和德怀特·莫罗那种面向未来的金融家,以及那些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体现美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千载良机的人。 李普曼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否定蔓延到了艺术领域。他现在发现,艺术实验沾染上了自我陶醉的色彩。1916年春,和里德争吵后不久,他在一篇攻击现代派艺术家的冗长的文章中责备说:“当画家、诗人、小说家们生活在道德传统中时,他们是欢乐无比的。”然而如果艺术是为了“使生活有所裨益”的话,那么很显然,“它必须能为人接受,否则它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艺术家应该用门外汉也能理解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反映“道德上的冲突”。他认为,艺术家之所以避开了有意义的主题,是因为这些主题难以捕捉,“他们把一种必要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逃避变成了一种美德。”然而李普曼并不像他自己讲的那样,是个社会现实主义者或艺术的门外汉。他形容那些认为自己是现代派艺术家的人不过是“从伯格森那里拿来一、两根横梁,从弗洛伊德那里借来一只轮子,从威廉·詹姆斯那儿弄到了一些齿轮,再拾上点炼金术士的破烂儿,黑格尔门徒的牙慧和精神病巫医的糟粕。”当李普曼抱怨这些人时,他实际上是在抱怨那些不愿务实、不愿像他一样向现实世界妥协让步的人。 李普曼对激进主义分子耐性全无,对和平主义者则冷嘲热讽。1916年春,当威尔逊终于批准美国加入敦促和平联盟——即国际联盟的前身时,李普曼把这件事形容为“世界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对《新共和》的读者们说:“它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想想吧,当他们放弃自己的孤立主义时,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卷入一场外交阴谋,而是为了使世界政治国际化。”李普曼对参议员亨利·霍利斯说,总统对加入和平联盟所作出的决定是门罗主义以来最伟大的宣言之一……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知道的最重要的外交宏举。”他知道霍利斯会把这些话转达给威尔逊。 李普曼在《新共和》杂志上讲,美国对和平联盟的支持将净化世界政治,而在私下里他却向朋友们吐露,这一行动将有助于使美国介入战争。他就和平联盟的“协定”一事写信给英国外交官尤斯塔斯·珀西说:“你知道我对整个这件事并无多大信心,但唯有它能够诱使普通美国人与孤立主义的传统实行决裂。”虽然李普曼也承认,《新共和》宣扬的英美协定只能为少数人所接受,但他预言,公众最终会接受这个联盟,而且联盟的核心将是英、法、美海军联盟。这里,李普曼是在重复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军上将的地缘政治学观点。马汉是海上力量和大西洋团结的热心倡导者,他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李普曼的《外交赌注》一书。然而即使是和平联盟的前景也不足以克服美国的中立态度。1916年秋,李普曼对沃拉斯说,美国的参战取决于三件事,“一个公正、适当的和平……,英国由开明之士统治……,威尔逊总统再度当选。” 李普曼转而支持威尔逊连任,这种心理上的转变是经过良心的一再反省才慢慢产生的。去年秋天以来,李普曼一直想做出决定,是否应该支持罗斯福重返白宫的企图。他在给沃拉斯的信中说,“这是我不得不做出的最困难的政治决定。威尔逊根本不能再做总统。他没有组织观念,对社会化国家的职责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对国际事务也一无所知。他的和平主义对于世界和平帮助甚微。”但是,共和党失去了罗斯福的领导就意味着“恬不知耻的资本主义”。进步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瓦解了,社会党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消极保守党”。李普曼告诉沃拉斯说:“只有罗斯福这样的人还可能对统一的社会组织有所认识。他长于实干而不善于辞令。他是五十年里唯一推动了社会改革的总统。至少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他比其他和平主义者更现实。虽然他的谈话常常使人感到厌倦,但我们认为我们很了解他,我们知道,他在野时往往花费很大精力发表激烈的演说,而一旦在朝,他便把精力付诸到建设性的努力中去了。”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然而《新共和》再也不能回避立场了。 几周以后,李普曼到美国中西部与进步党领袖会晤。1916年1月,从那里回来后不久,他写信给弗兰克福特说:“这次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考虑了关于老罗斯福的问题。我与中西部各色人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亚当斯小姐到铁杆罗斯福派的人都谈过。现在我完全相信老罗斯福不能胜任总统一职……。出来支持他的是这样一群人,我不愿看到他们在美国掌权……。你我所信赖的毕竟是理论上的罗斯福、是潜在的罗斯福,而不是此刻正在频繁活动的罗斯福。”他还对尤斯塔斯·珀西抱怨说:“这些天来,老罗斯福使我心烦意乱,如果我不留神,我就会变成一个反罗斯福的疯子。” 李普曼感到失去了领袖,有些六神无主。他在一篇漫谈式的杂文中,发泄了自己的不满。但这并不是针对老罗斯福,而是针对公众——针对“美国人性格中的弱点。这种性格使人们迷信语言的魔力,缺乏个人责任感,对事实和生活中的冷酷现实熟视无睹。”他抱怨说,一个民族要有目标感。老罗斯福解决这一问题的处方是要求所有强壮的男子服兵役。然而,李普曼对他称之为“公众士气普遍涣散”的情况却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主张铁路国有化,并建立生老病死以及就业保险等一系列公共制度,从而实现一个真正的“统一的美国”。当然,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重复进步党的老观点,即用经济手段来改造文化一这正是他在《放任与驾驭》中所论述过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那样,这是靠不住的。在文章结尾处,他提倡要有民族“远见”,并且暗示,只有老罗斯福才具有把握这种远见的能力。“这正是他能够渡过一切危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成为我们的话题。”李普曼把心中交织着的钦佩和烦恼溶汇到文章的字里行间:“他总是使我们抱着希望,希望他能成为符合我们需要的领袖,但又总不让我们得到满足。” 然而,就连李普曼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老罗斯福开始讨好伊莱休·鲁特等共和党保守派,并且指责威尔逊一年半以前未敢对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事加以谴责。这有些太过分了。德国人入侵时,伟大的布尔·穆斯也没有谴责过一句。李普曼认为老罗斯福这样做是暗箭伤人。但是他对当时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感到局促不安。1914年秋,他曾批评威尔逊在德国的入侵面前显得“胆怯”,而且还傲慢地公开说,如果老罗斯福执政的话,“一切残忍的行为都会遭到最猛烈的回击。”现在是负荆请罪的时候了。《新共和》就以前在比利时问题上攻击威尔逊一事公开向威尔逊道歉。 虽然李普曼已经确认老罗斯福“不中用了”,但威拉德·斯特雷特仍然忠实信奉老罗斯福,克罗利则不表态。李普曼决定先发制人。4月,当斯特雷特远足欧洲,而克罗利身在新罕布尔州时,李普曼写了一篇言词激烈的社论,指责罗斯福讨好老大党106的保守派,并说他是一个“极易受影响的人,太可能受到跟他最亲近的人的影响和感染。”他劝告进步党人,如果他们确实把希望寄托在老罗斯福身上,那么他们就必须从保守派那里把他夺回来,并且“要为占有他的灵魂而斗争。” 克罗利看到这篇背着他发表的社论,不禁忧心忡忡。他写道:“我们这样做会给人以不友好的印象。我们先是甜言蜜语,然后又当头一棒。”他提醒李普曼,斯特雷特去欧洲之前,他们曾向他保证,“无论我们写什么,都不会攻击罗斯福。虽然我们并没有攻击罗斯福,但是处于斯特雷特现在这种思想状态,他会认为我们这样做了。”斯特雷特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拍回一封电报,对此事加以指责。李普曼必须作一番解释了。 “要知道,我最初持有很大偏见,然而是偏向于老罗斯福一边的。”李普曼在给《新共和》出版商(即斯特雷特)的答复中写道。“从一开始我们就过分倚重罗斯福。假如我由于对他的态度而受到良心的谴责,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对待威尔逊未能一视同仁。”他接着说,比利时一事就是典型的一例。在这个问题上,《新共和》已经非常失礼了。从1914年11月起,我们一直在说,罗斯福肯定会采取不同于威尔逊的做法。“很明显,我们有责任收回前言,如果有可能也要让罗斯福收回他对威尔逊的谴责。”“比利时事件引起的这场风波暴露了罗斯福的思维方式。在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震惊了。”罗斯福“不只是一个,而是一人千面。”李普曼劝告说,《新共和》的作用不是始终不渝地支持罗斯福,而是无形中促使他沿着他们确信的方向前进。他说:“如果他谈论对外政策,我们就应该把他推向英美联盟的方向,并且向他表明,他所处的地位必然要使他走这条路。” 表面上李普曼仍然是罗斯福的“朋友”,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逐渐倾向于威尔逊政府。从1915年秋开始,他定期前往首都,为他在《新共和》的专栏《华盛顿笔记》收集素材。通过克罗利和斯特雷特,他会见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威尔逊的政治顾问和知己爱德华·豪斯上校。这些人都非常清楚《新共和》对进步党的影响。李普曼也打算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普曼对沃拉斯说:“杂志开始在这里初露头角了,而且要比我们希望的好。它在华盛顿有一些影响,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影响颇大。”李普曼同总统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融洽”。他说,威尔逊的确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豪斯上校也不例外。“他们都勇于想象,这在当今之世实为难能可贵。”随后他对威尔逊做了最高的赞扬,把他的内阁称为是“我们在华盛顿见过的最能自由思考,最无偏见的班子。只是不要有这么多人以歪曲他的言论为己任…” 抛弃了对老罗斯福的幻想后,李普曼又看到了一个值得他钦佩的领袖的身影。
李普曼传——虚伪中立
书名: 李普曼传
作者: [美] 罗纳德·斯蒂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于滨 | 陈小平 | 谈锋
出版年: 2008-11
页数: 522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1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