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信件,这些信都说我“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致格雷厄姆·沃拉斯,1912年7月31日 《波士顿平民报》办得既志趣高尚又新鲜活泼。它支持温和的进步主义关于对公用事业和铁路实行公有制的要求,它向读者们承诺“要当乐天派”。《波士顿平民报》对政治的这种乐观态度与该报的发起组织“波士顿--1915年”改革运动的观点是并行不悖的。它是由开百货公司的慈善家爱德华·A·法林组织,并得到像理查德·达纳、路易斯·D·布兰代斯、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和查尔斯·卡伯特这样的社会名流的支持。这些人希望改革,因为这对企业有利,也可以提高波士顿的声誉,而且改革本身也是件好事。这些人热衷于揭露腐化堕落的政客和那些更为无耻而又享有特权的犯罪分子。当然,他们并不想对经济结构作任何根本改动,因为他们从这个制度中受益匪浅,而且,他们本身就明显地体现着这一制度的运作方式。 李普曼热情地接受了《波士顿平民报》的雇用。尽管该报持建立廉洁政府(讽世者称之为“好好政府”)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李普曼认为,这家报纸会给他宝贵的新闻经验。可是事与愿违。艾伯森以前虽然参与过创办《二十世纪》杂志,但对如何办周报只知一鳞半爪。查尔斯·朱布林在城里到处宣讲社会主义,但对办报纸更是一无所知。李普曼很快便大失所望。1910年5月底,李普曼在《波士顿平民报》刚刚干了几个星期,便在给林肯·斯蒂芬斯的信中说:“报纸一开张我就来了。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过了夏天我还在这里,那实在是浪费时间。”李普曼抱怨说,他的上司对公正办报这一问题的理解十分片面,认为公正就是“毫无掩饰地陈述事实。……你想从中发现任何有意义的、悲剧性的、或是有趣的东西,那就要严厉地删除,这些东西都是在阐发观点和见解,统统属于社论和专栏之列。结果,我从早到晚泡在办公室里,阅读剪下来的报纸,试图尽量不偏不倚地重新阐述事实。……这种工作太单调了,我从中所获甚少,还不如去剪报室工作。” 李普曼并不只是发发牢骚,而是想另找个工作。他第一次见到斯蒂芬斯是在1908年秋,当时,这位记者应法林的邀请来到波士顿。斯蒂芬斯使波士顿的人们对他们周围的腐败现象感到震惊。他以独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观点,试图使人们倾心于善良德行。那年,斯蒂芬斯在哈佛作了若干次讲演,讥笑学生们让老师替自己作主。李普曼从不放过名人,他就上层的腐败向斯蒂芬斯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让他十分为难。 斯蒂芬斯专好惹是生非,并以揭发城市中营私舞弊的现象而闻名全国。李普曼出生那年,斯蒂芬斯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后来又在德国的大学里学了几年。回到纽约后,他成了当时最有名气的记者。1902年至1903年,他为《麦克卢尔》杂志就社会腐败问题搞了一个调查,并根据这一调查,写了《城市的耻辱》一书。这本书与当时市政改革的要求遥相呼应,并对改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斯蒂芬斯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行善者。他一向讽刺挖苦别人,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堕落了,好人坏蛋一概如此。人们对这种观点大为吃惊,而他却对人们的惊讶颇有兴味。他认为,拯救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忏悔和基督教的赎罪。 斯蒂芬斯交际甚广,从克利夫兰市赞成改革的政治家汤姆·约翰逊、俄亥俄州托列多市的布兰德·惠特洛克,到坦慕尼俱乐部60的领导人,他全都认识。斯蒂芬斯与这些人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他虽然足迹遍天下,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缺少知识分子的风度。他十分健谈,喜欢吓唬天真无知的人,满足于似是而非的东西。如果人们要概括那个黑暗揭发时代的特点,比如高尚的义愤,低劣的爆料手法,畅销杂志上的认真揭发等等,那么斯蒂芬斯则是它们之集大成者。 李普曼5月份从波士顿给斯蒂芬斯写信说:“我所梦寐以求的就是为您效力。让我在您的工作中帮忙吧。没有任何工作能比您的所作所为更能使我跃跃欲试,因为您所做的一切都使我心驰神往。”李普曼补充说:“目前,金钱不是我所着重考虑的事情,找机会工作和学习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李普曼给斯蒂芬斯的这封信正是节骨眼儿。斯蒂芬斯在波士顿呆了一年之后,苦于半退休的无聊,便参加了《人人》杂志的编辑工作,着手写一组调查文章。这次,他会像以前集中精力搞市政腐化事件一样,来分析金融界势力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年轻的记者帮忙,而且,他还想证实一下他所得意的理论之一,那就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是能够学会新闻工作,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尽管他从未采访过法院夜间开庭;也从未写过讣闻。斯蒂芬斯和其他编辑打赌说:“找个聪明的大学生,我用一年时间,就能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 斯蒂芬斯现在就准备试验一下。他在给李普曼的回信中说:“我是想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他解释了他如何同《人人》杂志的编辑们打了赌,还告诉李普曼说,这个差事并不像听起来那样令人心驰神往。他说:“我的助手将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为我准备材料、打字和干很多力气活。但我现在的这个题材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说,你要在我的指导下,调查华尔街的商业和政治问题。你必须学会调查研究。但我自始至终都要尽量让你万事齐备,独立做好这事。”薪水是微薄的,每周只有十五美元,但学习的机会非常之多。“我将尽力对你公平相待,我实在太需要你了。” 斯蒂芬斯雇佣李普曼并非是心血来潮。后来斯蒂芬斯讲道,当他打算找个助手时,便到哈佛四下打听“才智出众,善于写作的人。”当时有三个人选。经过一番讨论,大家都同意一个人。斯蒂芬斯后来回忆说:“我看中了李普曼,我看到了他的同学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东西。他对我的主张提出了虽然不是实际的,但却是理智的问题。……他的理解力极强。他观察敏锐、镇静自如、勤勉好学,能够理解所学的一切。他向人们发问时总是穷根究源,比我更胜一筹。他在他们身上找东西。我知道,因为他也在我身上找我的思想和理论。” 李普曼并不介意薪水高低。父母常给他一些钱,他想过简朴的生活。李普曼和斯蒂芬斯在康涅狄格州的里弗赛德会面后,对他的新工作十分满意。他辞去了在《波士顿平民报》的差事,于1910年7月初搬进了斯蒂芬斯家拐角的一家俱乐部的一间小屋里。斯蒂芬斯除了需要一个助手,也需要一个伴侣。当时,他的夫人约瑟芬正患慢性病,躺在家里等死。他需要一个能在下午和他一起钓鱼的人,以便离开家。 在1910年夏、秋、冬的大部分时间里,李普曼都和斯蒂芬斯一起调查金融界势力的情况。斯蒂芬斯称之为“那个玩意”的连载调查报告,是要打算成为汤姆.劳森著名的揭发华尔街操纵金融市场的文章的继续,但却比之更加深入金融界的内部结构之中。李普曼成了为斯蒂芬斯跑腿的人。他为了搜集资料,往返于下曼哈顿和里弗赛德之间;埋头于金融报告之中;他常常每天会见几十人,从证券经纪人到传送股票行情的信童;在东部、中西部和华盛顿、芝加哥、堪萨斯城和克利夫兰之间来回奔走。在这些旅途中和在纽约斯蒂芬斯身边,李普曼结识了进步运动的一些头面人物,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检察官弗朗西斯·赫尼,糖业托拉斯的自由主义者鲁道夫·斯普雷克尔斯,鼓吹改革运动的旧金山的报纸编辑弗里蒙特·奥尔德,克利夫兰市赞成改革的退休市长汤姆·约翰逊和他的继承人牛顿·D·贝克,作家兼政治家布兰德·惠特洛克。经过几个月的搜集材料,李普曼搞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它展示了纽约银行与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之间的秘密勾当。 李普曼后来解释说:“我们不是要寻找大企业中的坏人,而是为了解剖麻雀。”斯蒂芬斯作了一个“大胆出色的分析”,认为管理一个企业就像管理一个城市一样,“我们发现,解剖大企业和解剖坦慕尼俱乐部极为相似:同样的金字塔式的影响力,权力也是在那些不必坐办公室的人手中,人们同样想方设法摆脱法律的控制。”在这一连串东西的后面,是J·P·摩根庞大的金融组织,它控制了大约四十家银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为一小部分人所摆布,“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制定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他们实施其统治权,而对我们设立的以防他们出界的小小围栏置于不顾。”斯蒂芬斯和李普曼发掘出来的这些材料有助于促成皮周委员会61的成立并开展一系列调查,这些调查为通过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从而对大银行进行控制开辟了道路。 当李普曼投奔斯蒂芬斯时,黑暗揭发时代最光辉的日子已告结束。黑暗揭发运动的基础是进步党主义中的平民主义派,主要是农村和小城镇对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反抗,这个平民主义的进步运动将其愤怒转向工业托拉斯、城市里的政客头子和逍遥法外的财阀大亨们。由改良主义者组成的这个松散、孤立的联盟相信,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一个公正的社会可以通过立法得以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想通过实行公民的创制权、全民投票、公民对官员的罢免权来改变选举,通过对公用事业进行管制或实行公有制,以及打碎城市政治机器等方式来争取更广大的民众参加改革运动。 揭发黑暗的新闻记者是这一运动的监察人。他们揭露政治机构中的腐化堕落,详细公布大公司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极力谴责那些剥削移民和黑人的城市。这样,他们唤起了中产阶级的良心,使改革成为一个群众运动。他们通过广为发行的杂志,把人们分散的不满变成了全国性的改良运动。像刊登艾达·塔贝尔关于美孚石油托拉斯的著名连载文章的《麦克卢尔》杂志,雷·斯坦纳德·贝克关于科罗拉多矿工罢工事件的报导和林肯·斯蒂芬斯关于城市政府的报告,吸引了众多渴望了解舞弊和腐化堕落现象的读者。这些杂志每本只卖十或十五美分,发行量达数百万份。 尽管黑暗揭发者们的批评很有深度,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肤浅的。他们提倡工业化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赞颂小业主的美德,提倡自由竞争和人人机会均等。他们对工业组织的新形式颇为迷惑不解,情不自禁地反对这种新形式,所以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忏梅和赎罪,好像只要改变人心就会消除剥削和特权。只有社会党人—他们在大城市里有基础,不仅仅把眼睛放在腐败问题这个表面现象上,而是看得更远,要求在社会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斯蒂芬斯最终也向左转,接受了社会主义观点,在三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 斯蒂芬斯以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而著称。他拥护社会党的党魁们,而不支持“好好政府”的改良主义者。他认为普通人和垄断资本家或坦慕尼俱乐部的政客们一样腐败。斯蒂芬斯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1910年10月,他决定要向人们表明,里弗赛德旁边的格林威治村62这个地方和美国任何地方一样,都烂透了。格林威治村市镇繁荣、人们公益心强,这里的元老们接受了斯蒂芬斯的挑战,组织了一次市政会议,让他摆摆自己的观点。这件事当然也惊动了报界,这是斯蒂芬斯自己搞的。开会那天晚上,市政厅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来看斯蒂芬斯怎样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纽约的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抢占排头座,准备详细报导这位赫赫有名的人是如何出洋相的。 但是,斯蒂芬斯是有备而来。他事先让李普曼去查阅城镇档案,采访有关人员,搜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作为证据。斯蒂芬斯还雇了一个黑人花匠,到街头巷尾偷听人们的谈话。在决战之夜,斯蒂芬斯已万事俱备。他站在讲台上,向疑虑重重的人们解释腐败是怎样玷污最清洁的城市的。这时,李普曼手急眼快,在黑板上画了一幅表示腐化的图表。报界形容他是“一个戴着眼镜,令人敬叹的年轻人,他搜集了一大堆材料。”斯蒂芬斯向人们解释说,恰恰是格林威治村的人们促成了给予银行和大企业特权的制度。这时,听众开始有些不安了。为了略表自责,大家老老实实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格林威治村的的确确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已经不可救药了。斯蒂芬斯以宗教布道的形式结束了会议,他对还有些将信将疑的人们说,“拯救这一切疾难的是基督教。” 李普曼当时虽然是个“令人敬叹的年轻人”,但他后来对斯蒂芬斯所持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观点和思想惰性日益不满。李普曼后来说:“斯蒂芬斯对他那种似是而非的风格以及用这种风格写出来的文章沾沾自喜,而对搜集、分析资料,从文字艰涩的书中寻找事实这类事情却不大热心。”斯蒂芬斯是个“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人,但工作却不大卖劲。他越来越像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的圣徒,脱离了现实世界。”一个曾经一本正经地宣称流氓骗子也比那些正人君子诚实、并说建立廉洁政府的办法是效仿耶稣的人,“实在是太出格了。”尽管如此,斯蒂芬斯的一些气质在李普曼身上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普曼怀疑人性善的论点,相信社会制度的腐败与生俱来,坚持写文章要明了清晰,开门见山,强调聪明才智,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以及相信科学等等。 李普曼在为斯蒂芬斯搞调查的同时,还和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保持联系。该协会在各大学接收新会员时,他常去演讲。1910年12月底,他参加了该协会在纽约举行的年会。圣诞节期间,来自十二所大学的代表聚集在格林威治村海伦·费尔普斯·斯托克斯的公寓里,她是一个同情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这一大群人当中,有火气旺盛的年轻记者厄普顿·辛克莱,有莫里斯·希尔奎特,他是个头脑冷静的社会党官员,有知名作家埃德温·马卡姆,有一所上流女子学校的校长杰西卡·芬奇;还有一个德国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个1870年巴黎公社的幸存者。他们二位是这里的大明星,十分引人瞩目。在年会活动结束的晚餐上,李普曼以《社会主义运动中男女大学生之作用》为题,对代表们发表了演讲。他以谨慎求实的口气警告代表们:“如果使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学生们便会望而生畏。他指出,哈佛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就是粗俗无礼,所以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他警告说,即便哈佛的社会意识正在萌发,“我们也不能强加于人。” 李普曼在《人人》杂志上的有关“金钱权力”的第一批文章发表在1910年9月,此时正值他二十一岁生日之际。雅各布和戴西当时正在欧洲旅行,他们在巴黎的布朗塔罗斯看到了一份《人人》杂志。他们对沃尔特“精彩出色和趣味盎然”的研究文章表示祝贺,相信它会“引起有教养的读者的兴趣。”虽然雅各布认为比塔夫脱总统左倾的人都是危险的激进分子,但他还是称赞儿子的文章“写得有条有理、简明扼要、没有诡辩之词,而且通俗易懂。” 李普曼干得相当出色,斯蒂芬斯也准备收获他的赌注。1910年夏,威廉·詹姆斯去世了,沃尔特写了一篇文章颂扬这位哲学家,斯蒂芬斯以自己的署名将该文章送到编辑们那里。文章付印之后,斯蒂芬斯透露说,该文的真正作者是他的年轻弟子。斯蒂芬斯向人们证明了,他可以使一个对新闻一无所知的人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在这方面他颇有创见。李普曼刚来《人人》杂志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离开杂志时,则更为出色。在与斯蒂芬斯共事的一年时间里,李普曼学到了一些他后来永世记取的原则:一切言论必须严格基于事实,在动笔之前一定要胸有成竹,正如他后来所说:“即使我写一段街上的一起火灾,我一定也要精心写作,就好像这段新闻要载入史册一样。” 李普曼可能从斯蒂芬斯那里并没有获得什么真才实学,但他确实学到了如何容忍别人的弱点,对生活中荒唐可笑的东西怎样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样一些重要的东西。李普曼还学会了怎样取悦那些他所钦佩的人。他俩写完那个连载文章之后,李普曼给斯蒂芬斯写信说:“您常问我,和您共事这一年对我是否有意义,” 天哪,假如我能告诉您并使您相信我的话,那么,您便会知道为什么“任何认识您的人都爱戴您。”您对我毫无保留,但您却问我和您在一起是否值得。为此,我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将终生铭记您的教诲。如果将来我能够理解并敬佩一个人,而不是对他嫉恨或不屑一顾,那应归功于您。我认为您已经溶化在我的血液之中,这个世界也会因此少一点邪恶的东西。您给了我出头的机会,您明白,这对于一个面对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的人意味着什么。 即便世界对李普曼并不是那样“冷漠无情”,但也没有为他开通门路。1911年春,斯蒂芬斯在完成了关于金融势力的连载文章之后,便动身去英国,把李普曼留在《人人》杂志,去干他所说的“枯燥无味的副编辑的小差事”。当时,黑暗揭发运动已经不时髦了,杂志的编辑们给李普曼找不到什么正经差事。正如他后来所说,干“第一个读手稿和为滑稽专栏寻找笑料而苦思冥想”的工作实在令人烦躁。于是,他开始兼职给社会主义观点的《国际》月刊和社会主义一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大众》杂志撰稿。李普曼还与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保持联系,并参加了自由俱乐部。当时,自由俱乐部当时还在纽约上城,尊严的架子十足。但李普曼后来发现,这家俱乐部并不像它的外表那样开明。因为当李普曼提出让他在《新评论》杂志编委会的“同志”、哈佛毕业的黑人学者W·E·B·杜波依斯加入俱乐部时,没有被批准。直到第二年,自由俱乐部搬到格林威治村时,才摆脱了一些偏见。 虽然李普曼自认为是一个社会党人和激进分子,但他的战斗精神被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意识所削弱。从1911年8月到1912年7月,他每个月都给《国际》月刊写署名社论。在这些文章中,李普曼猛烈抨击那些“头脑简单的社会党人”,这些人相信工人不会干坏事、资本家不会干好事,还相信“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所有冲突都会变成富人对穷人搞的阴谋和迫害。”他也不赞成使用暴力。他就洛杉矶发生的一起工人炸毁一家报纸印刷厂的事写道:“你不能在火药发烫的地雷上建立文明,也不能在战场上重新安排工业生产、规划城市、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策划如何休闲、培育优秀人种。”李普曼的社会主义连空谈也没有,他压根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社会党好斗分子推选普尔曼罢工的英雄尤金·V·德布斯参加总统竞选时,李普曼却倾向于选新泽西州的温和派的州长伍德罗·威尔逊。他写道:“人们应采取自由派的观点,这比信仰激进主义的信条更为重要。” 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所以吸引了李普曼,并不是由于他像他的朋友约翰·里德那样,对社会正义和平等有火一般的热情,而是他对社会管理得如此糟糕感到忍无可忍。费边主义搜集了很多统计数字,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计划,强调自上而下的领导,这比那些心怀善意、提倡“好好政府”的改良主义者,比那些扔炸弹的好斗的工人,更符合李普曼的气质。他认为,社会必须要有组织,要制订计划,使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在一篇攻击“感情用事”的改良主义者的文章中,他抱怨说:“我们不能对美国健康肌体表面的每个小毛病都大张旗鼓地讨伐一番。” 李普曼赞成改革,他认为改革是一项“激进的建设性的计划”,但他认为,这种改革必须来自上层,而不是老百姓和那些行善者的胡闹。李普曼和斯蒂芬斯共事的这段经历,使他对普通人的智慧曾经有过的某种信任消失殆尽。他指责说:“如果认为人民具有所有的美德,如果这些美德并不表现出来,那也是别人的过错,”这种看法是“民主崇拜”的一种形式。政治民主“并不是表达人民才智的方式,正如它不是使人民获得才智的方式一样。”李普曼对无产阶级的积极性所持的这种怀疑态度,跟大城市进步党人的观点而不是社会党的观点更为合拍。李普曼抱怨社会党人贬低领导、吹捧大众,他们还坚持认为“积极性来自无名无姓的人民大众,”并指望所有的人都来信奉这种教条。 李普曼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种嘲弄没有使他在社会党中的朋友感到烦扰。他们之中很多人和李普曼一样,对群众疑虑重重。由于李普曼常给《国际》和《号角》这样的杂志写社论,不少人请他去讲演和写文章。很多人预言,他在社会党里会很有发展前途。1911年圣诞节过后,社会党的忠实信徒们在杰西卡·芬奇优美高雅的精修女子学校里召开校际社会主义协会年会,李普曼是这个看起来颇有前途的协会的年轻有为的领导者之一。当时,美国有三十个城市的市长是社会党人。尤金·德布斯还打出社会党的旗号参加总统竞选。 在这些新一代的社会党政治家当中,有举止文雅的改良主义者里维尔德·乔治·伦恩。他以建立“良好政府”的口号,当选为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伦恩对搞政治不在行,对社会主义也摇摆不定。他想找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在斯克内克塔迪市给他当助手。希尔奎特向他介绍了李普曼。比起伦恩,李普曼对政治更是一窍不通,但对社会主义理论却满腹经纶,也想找个机会实践一下,而且,他对《人人》杂志的工作也厌倦了。李普曼向伦恩询问了一些关于工作的具体问题,决定去试试。他和伦恩在杰西卡·芬奇的学校一个空荡荡的教室里以同志式的方式握了手,然后,李普曼回到纽约第80街的家中,收拾了几件衣物书籍。1912年元旦新市长就任时,李普曼也已经在伦恩办公室门外的桌子旁就位。 刚开始,工作还是蛮有意思的。和李普曼一起共事的约翰·梅西也是个年轻的社会党人,他和海伦·凯勒63的老师安妮·沙利文结了婚。约翰·梅西答应让他妻子以前的学生海伦·凯勒—也是一个热情的社会党人--来福利委员会工作。通用电器公司天才的工程师查尔斯·斯坦迈兹协助伦恩制定施政方针,纽约的一些知名的社会党人也前来帮忙。作为伦恩的助手,李普曼的工作是拟写发言稿,为市政府起草法令,会见选区的头子和工会领袖,向记者提供情况。这样干了两个月后,他以赞许的口气写给《大众》杂志的读者说:“我们清除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润滑了很多生了锈的环节。” 但是,伦恩一俟清除了垃圾,便无所作为了。他明白,他之所以当选,并不是因为选民们拥护社会主义,而是想把那帮流氓骗子从政府中赶走。伦恩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认;“在斯克内克塔迪市,我们不能取缔资本主义制度。”他担心与温和派疏远,便决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比如开辟游乐场,提供廉价的冰块和煤,对牛奶实行检验制度等等,以此来取悦公众。这样一来,温和派是高兴了,但社会党人开始感到受了愚弄。他们原先指望伦恩接管公用事业和有轨电车,向权势阶层挑战,但事实证明,伦恩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胆怯得多,因此便批评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李普曼敦促伦恩要大胆行事,但这位市长却纹丝不动。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李普曼十分灰心失望,最后决计洗手不干了。他对政客们十分反感,对那些选区里的阿谀奉承之辈、工会官员和溜须拍马的选民们更是腻味已极。这次,李普曼可算领教了搞政治的滋味,对耳闻目睹的东西异常反感。这次经历令人沮丧:选民们对社会主义并不热心,政府的运作方式令人厌倦。关于这次政治上的实践,李普曼写道:“这里杂乱无章的小事堆积如山,那些具体的事情分散了你的精力,使你心烦意乱,无法思索,而仅仅行使权力这一问题就把如何对待权力的设想排挤掉了。没完没了地写讲演稿使人讨厌那些顺手拈来但却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李普曼对选民和政府的整个机能感到愤怒,对伦恩背弃社会主义理论也感到恼火。李普曼尝到了干政治的滋味,发现它并不合自己的心意,便把自己对政治的这种厌恶上升成原则问题。 李普曼为了替自己突然离开斯克内克塔迪市一事开脱,便把责任推到伦恩身上。他指责这位市长不是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李普曼既然已经发起了对伦恩的攻击,便择其最弱点进行抨击。李普曼在纽约社会党的《号角》周刊上写道,这位市长的政府由于缩手缩脚的行动,缺乏大胆的计划和没有前进的方向”而陷于瘫痪。仅仅满足于改良,而不是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当我们从学校出来搞政治时,当我们寻求的是争取选票而不是改变人们的信仰时,其结果往往就是这种深刻而直接的教训。”李普曼这番话像是一个激进分子的言论。他警告人们说,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在激进的烈火之中进行改良是有教益的,而假装激进的改良却是死路一条。” 由于李普曼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条都疑心重重,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它却起到了预期的作用。它使社会党人的阵营发生了新的分裂。温和派的发言人莫里斯·希尔奎特指责李普曼不现实:社会党不能不顾人们的意愿,把他们硬拉向社会主义。希尔奎特预言,一些好斗分子“迟早会头脑清醒起来;其他—些人会因为厌倦而离开使人乏味的社会主义运动。”李普曼对这些指责不屑一顾。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反驳说,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乞求安逸,那些一心想要“精明地当好人的人应该断然回头,正视最基本的真理,……只有这样做,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才会把他们从小功小利中,从由不光明正大的道德所引起的自欺欺人之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同志必须把“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和来自外界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区分开来。有好几个月,人们都在《号角》和其他社会主义观点的报刊上争论不休,激进分子支持李普曼,那些小心谨慎的人则替伦恩市长辩护。 1912年5月,李普曼回到纽约时,希尔奎特这样一些铁杆社会党人对他的攻击仍然不绝于耳。他感到自己处于守势,但是他确信,离开斯克内克塔迪市是一个正确行动。他写信给格雷厄姆·沃拉斯说:“我在‘组织内部’竭尽全力进行战斗,但一无所获。当我发现政策和计划都已制定好了,……我便退了出来,并攻击那个政府。这使那些领导人物对我破口大骂。他们根本不听我的分析。有好几个星期,我都成了精心策划和尖刻激烈的攻击对象。”李普曼顽固地坚持说:“整个事件都是冲着我来的。我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信件,这些信都说我‘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这样一种‘生涯’的唯一好处是有机会更为直接地理解一下政治,我确实感到高兴,因为我的政治生涯是如此之简短,我已经可以来做一个回顾了。” 没有多久,斯克内克塔迪市发生的事情使那些最坚定的社会党人也变得清醒了。约翰·梅西接替李普曼当了伦恩的助手,但是过了夏季,他和妻子以及海伦·凯勒一起辞职不干了。就是希尔奎特最后也退出了伦恩的班子,一同离开的还有为亲社会主义的《斯克内克塔迪公民报》撰稿的赫赫有名的本·亨利。最后,社会党把伦恩开除了。他投向民主党,在那里他愉快地继续他的事业。 李普曼二十二岁时已经是饱经风霜了:他在波士顿当了两个月的见习记者,与斯蒂芬斯共事一年,给《国际》杂志写政治专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干了四个月,有了一些搞政治的实际经验,结识了更多的人,在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表明他的见解已经为人们所知。自从1909年以来,他就是费边社的正式成员,随身带着会员证,每月交一英镑会费。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斯克内克塔迪市的经历使他怀疑,人们是否会准备接受看来十分必要的重大社会变革,他并以尖刻的语气写道:事实上“肥皂和社会主义”是否就是“中产阶级的时尚。” 社会党人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特权阶层”,但是正如李普曼后来写道:“我们看来总是像皮尔·吉内特64跟无形的--无法看见却无处不在--的博伊吉65搏斗一样。我们是在和毫无活力、死气沉沉的斯克内克塔迪市的公民们进行搏斗。”那时,李普曼就对“迟钝和无所用心的大众”以及专制的舆论表示担忧。李普曼就他在《人人》杂志的经历抱怨说:“比起阅读这份杂志的大众的恐惧对杂志的创见和坦率言论的破坏作用、阴暗心理和仇视程度,没有一种金融权力能比得上其十分之一。如果有一条新闻是由于对一家铁路公司或一家银行不敬而遭到禁止的话,那么就有九条新闻是由于公众的偏见而遭到撤销。”公众的“偏见”越来越使李普曼感到不安了。 将近四十年之后,李普曼的朋友伯纳德·贝伦森就李普曼对公众的这种不安情绪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如果沃尔特·李普曼有什么烦恼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把政治当成一系列像几何学一样的问题来处理,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政治不仅仅包括抽象的善和恶,而且主要包括有关人的物质因素,不管是领导人还是大众。有了通情达理的人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变得理性而可行;但是如果只有惰性、急功近利的趋向和强烈的贪欲,那将一事无成。他们对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提出的议案大肆破坏,并且为所欲为地取消的这些议案。在沃尔特·李普曼身上,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对这些问题感到不安,对那些不理会他的话的‘蠢人’到愤怒。”李普曼的不安从一开始就存在。 1911年冬和1912年春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沮丧的。到6月,李普曼感到在纽约再也呆不下去了。他的父母到欧洲去了,把李普曼留在家中,和女仆们呆在一起。盛夏的热浪和好辩的社会党人使纽约的气氛令人窒息。李普曼从斯克内克塔迪市回到纽约不久,一个名叫米切尔·肯纳利的毛躁的英籍爱尔兰年轻人刚刚办了一家出版社,他叫李普曼写一本有关政治的小书。李普曼决定试试看。他叫上哈佛时的朋友艾尔弗雷德·布思·卡特纳一块儿,动身到缅因州偏远的森林中的兰加里湖畔,想在那里写一本关于异端邪说的小册子。
李普曼传——揭发黑暗
书名: 李普曼传
作者: [美] 罗纳德·斯蒂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于滨 | 陈小平 | 谈锋
出版年: 2008-11
页数: 522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1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