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二战中，少女赫本用舞蹈为荷兰抵抗军筹款

1940年至1945年在纳粹占领下的荷兰，日常生活成了活生生的梦魇，只要有飞机低空掠过，就会引起居民一阵恐慌：究竟是英军执行侦查任务，还是德军的攻击？孩子们跟着父母，躲进地下室和橱柜——就算他们安然无恙地走出那里，心中依旧忐忑不安，因为每天都可以听到纳粹广播的威胁。 很快，荷兰实施了严格的物资配给。因为德军需要食用油、汽油、轮胎、咖啡、茶和所有纺织品，因此一般人民很少得到这些物资。舟船都被征收，脚踏车、鞋子、甚至教堂准备铸钟的铁，也被德军强行征收。在纳粹的统治下，荷兰的广播电台不断教导人民如何厉行节约——例如茶叶可以泡好几泡，或者全家挤在一个房间，以节省木炭等取暖的燃料。 于是原本生活水平相当高的国家，很快就沦入贫穷和疾病——随着战事拖延下去，很少人能保住有价值的珍贵物资，1943年时当地还爆发了肺结核。在战火蔓延的冬天，有些居民偷砍公园的大树，作为取暖之用；或是掠夺无人的空屋，搜括值钱的财物——战前他们从没想过这么做。 不久，荷兰的犹太人开始受到限制，犹太老师、教授均遭解职，犹太学生不能再上学。医生不准治疗犹太人，医院拒绝他们入院。嫁给犹太人的非犹太女性，必须强迫绝育。1942年，荷兰的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引起教会公开谴责。德国对这些反抗的第一步处罚，就是把已归皈天主教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如杰出的犹太哲学家艾迪丝•施泰因。施泰因已经信奉天主教，成为加尔默罗会的修女，结果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处决。 “全家人连宝宝，一起被拖入灵车，那是一种木制货车，上面只有一块条板供乘坐。车里所有人都脸朝外，凝视着你。”奥黛丽回忆这幅彷佛快照似的景象，车上的人被驱逐出境，送往集中营。“我才十多岁，就已经明白人性的冷酷：我亲眼看见它、感觉它、听到它——它永远不会消散。那不只是噩梦：我就在现场，它就发生在我眼前。” 1941年，埃拉的长子亚利克斯失踪了。他在大战开始时加入荷兰陆军，荷兰投降时被俘，好不容易逃脱，一直躲藏到战争结束。但当时埃拉和奥黛丽并不知道他的下落，只能揣测他或许已经阵亡。奥黛丽嚎啕大哭，一遍又一遍地问，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坐牢或被杀。“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像许多年轻女孩那样突然失踪，被送到‘德军官兵俱乐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抓走一星期或一天，去做工或到军方的厨房打杂。我只知道我才12岁，而且很害怕。” 但正如当时的荷兰外长范•克利芬斯在1940年所写的：“荷兰人天性聪明，不受任何政治宣传蛊惑，外在的服从并不代表内心的屈服。”这种精神就显现在荷兰的反抗军身上，起先荷兰的反抗势力希望能维持和平，直到战争结束，但后来发现和平遥不可及。荷兰王国反抗协会宣告成立，成员全都武装起来。 1942年时，埃拉的次子伊安已是18岁的强壮青年，早在他于乌特勒支念书的学生时代，就已经是活跃的反抗分子。刚开始，他分发抗德的宣传手册给国人，破坏德军消磨人心的战略。然后，他秘密参与所谓橙色广播网，这个广播网偶尔会播放荷兰女王在伦敦的演说，敦促荷兰民众支持盟军。在台夫特与莱登两地，伊安因犹太教授遭解职而组织学生罢课，表现杰出。 他还协助犹太人取得假证件和粮票，否则这些人必然会被送往德国集中营。虽然纳粹威胁一抓到反抗分子就要处死，但反抗军仍旧鼓励荷兰铁路、公路人员罢工，阻挠德军运送物资。当战线拉到荷兰后，反抗军呼吁一般荷兰民众协助盟军伞兵，并藏匿盟军伤兵，提供急救。 不幸的是，伊安英勇的行动最后被德军发现。他在安恒街头突然被逮捕，立即送往德国，成为到德国军用品工厂作奴工的40万荷兰人之一，一直在那里待到大战结束。伊安一样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才平安归来。 与此同时（1942年6月），奥黛丽一家人终于亲身体验到纳粹政权的野蛮残酷。 荷兰地下军企图破坏运送军需品进入荷兰的德国火车，于是德军在安恒展开报复行动。奥黛丽挚爱的法官舅舅、担任法庭助理的表哥、另一位表兄，以及四个邻居全都被抓起来，此情此景，在奥黛丽的脑海里永难磨灭： “不要不相信你所听到或读到的任何纳粹暴行，它其实比你所能想象的更恐怖。我们看见亲人被抵在墙上，当着我们的面被射杀。”此后，埃拉积极参与荷兰反抗军的行动，甚至把地下工作人员带到家中藏匿。 1941年，除了荷语课程之外，奥黛丽的母亲也在安恒艺校为她注册，参加下午的音乐舞蹈班。在德军的占领下，艺校减免了大部分学费，只要求学生的父母视能力来支付费用。“我一开始在荷兰上舞蹈课时，就一心一意想当芭蕾明星。”奥黛丽多年后说。当年11、12月，安恒市剧院举办活动，纪念莫扎特逝世150周年。11月11日，埃拉指导一出“活人画”，共有五名穿着全套18世纪服装的演员摆出姿势，像画面一样静止不动，其中包括奥黛丽，安恒弦乐四重奏团则在一旁演奏莫扎特的乐曲。 但奥黛丽比较喜欢动态的表演，不久她就有了机会。她在艺校才华洋溢，而且勤奋好学，所以被选为薇加•玛洛瓦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台柱。不久，奥黛丽不仅在学校表演，也和几位同学冒险私下做舞蹈演出，为反抗军筹款。这种表演称为“黑色表演”，因为演出的帘幕是黑的，而且没有灯光。 “舞蹈动作是我自己设计的。”奥黛丽回忆道，“我请朋友弹钢琴，并请母亲制作舞衣，虽然非常不专业，但当时少有娱乐，这样的表演让大家有机会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表演场地的门窗紧闭，外面的人绝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表演完之后，大家收了钱，转送荷兰地下军。”这些少数的观众唯恐走露风声，不能鼓掌，也无法表达欣赏之意。“我一生最好的观众在我表演完之后，却没有任何一丁点声音”。埃拉用毛毡碎片为奥黛丽缝制芭蕾舞鞋，“支撑力虽然不像真正的芭蕾舞鞋，但足以满足我那双热切的小脚”。 在这样的表演会上，经常有人与奥黛丽及其他年轻表演者接触。除了微薄的赏钱之外，他们也会把一些小纸条塞在这些孩子的鞋子里，让他们第二天送去给反抗分子。这些表面看来似乎不知情的孩童，会透过事先的安排，与反抗德军的同胞巧遇（例如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或公园的小径旁），悄悄传递重要讯息或支持经费。 这样的场景与好莱坞肤浅的惊悚片很类似，但既不浪漫又不兴奋，更没有什么值得自负的。危险无所不在，因为到处都是纳粹军人和警察，而胆敢反抗占领军的孩子知道，如果被逮，绝对不会留下活口。但奥黛丽的芭蕾舞课让她训练有素，培养她不顾自己的不适而临危不乱的能力。在食物配给方面，她有同样的自制。当时肉、蛋、茶和咖啡已严重短缺，到了1942年底，连油料都非常稀少，因此每家只有一间房间能使用燃炉。“然而，这世上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像怀抱梦想的孩子般有决心。”15年后奥黛丽说，“我想要跳舞的热忱，远大于我对德军的恐惧。”她对荷兰反抗军的热忱，就像对芭蕾一样热切——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对荷兰孩童来说，冒死拯救反抗分子的性命，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安恒的一个冬日，一小队德国士兵背着枪，命令视线所及的所有女孩和妇人排成一列，把她们赶上三辆军用卡车，蜿蜒穿过安恒的街道。车上的乘客满脸惊恐。奥黛丽说：“我只记得自己一再用荷语念道：‘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 车队突然停了下来，士兵跳出车外，开始欺负路过的犹太人。犹太人的衣服上被迫画上黄色的戴维之星，所以马上就可以辨识出来。“我记得听到步枪枪托敲在人脸上的沉闷声响，然后跳了下来，弯身滚到车底，再朝外滚，只希望司机不要注意到我——他果真没有注意到。” 还有一次，一名反抗分子告诉奥黛丽，有一个英国伞兵躲在安恒的山区，德军尚未发现，但不久德军要在森林里举行演习，所以那个伞兵恐怕待不了多久。他们必须警告这名英国人，协助他找到盟友和容身之处，奥黛丽既然会讲英语，能不能去警告这名士兵，把反抗分子的指令告诉他，然后通知村子里的援助者，由他提供藏身处。 奥黛丽一口答应，沉着地进入森林，假装在采野花。她找到了那名伞兵，告诉他相关讯息，回答他的问题，然后调头回村子。就在此时，两名德军拦住她，用德语与她交谈，指着她来的路，问她为什么出现在那里。她假装不懂他们在问什么，只是微笑着把手上的花束递给他们。让她惊讶的是，他们竟欣然接受了那束花，拍拍她的肩膀，让她离去。 一小时后，她找到一位清道夫；他瞄眼看她，她轻轻点了点头。这是暗号，这位反抗分子假扮的清道夫因而知道，他即将接待一名说英语的盟友。奥黛丽完成了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