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嘉宝饰演某个极富魅力的角色,每当她向或从一个男人的臂弯晕倒的时候,每当她就只是让她那天上才有的优美颈项……承受着她后仰的头的重量的时候,嘉宝'进入了扮装表演'……表演的艺术是多么华丽啊!它整个就是扮装表演,不管底下的性别是真的还是假的。" --帕克·泰勒,"嘉宝的形象",引自以斯帖·牛顿,《敢曝大妈》 真实的生理性别范畴、明确区分的社会性别、以及特定的性欲,一直以来是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的一些稳定的参照点。这些身份建构是认识论的出发点,从此理论得以产生,政治得以成形。在女性主义的情形里,政治在表面上是为了表达"妇女"的利益和观点而形成的。但是,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妇女"的政治形式,它先于并预示那代表她们的利益和认识观点的政治表达?那身份是如何成形的?它是不是一种政治塑造,以生理性别化的身体的形态和边界本身,作为文化铭刻的基地、表面或场域?是什么让那场域确定为"女性身体"?"身体"或"生理性别化的身体",是不是社会性别和强制性的性欲体系运作的一个稳固基础?还是说,"身体"本身是由各种政治力量所形塑的,其策略利益在于保持那个身体被性别标记所限制并建构。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以及生理性别范畴本身,其先决条件似乎是对存在于性别意义获得之前的"身体"的某种普遍化,这样的"身体"经常以一个被动的媒介的面目呈现,通过一个被描述为"外在于"这身体的文化源头的铭刻而获得意义。然而,当身体被描述为被动的,而且是先于话语的,任何关于文化建构身体的理论,都应该怀疑"身体"是否为某种可疑的普遍性的建构。关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有基督教和笛卡尔哲学的先例,它们早于十九世纪活力论生物学(vitalistic biology)的出现,认为身体不过是无活力的物质,不指向任何意义,或者更明确地说,它意指了一种世俗的空虚、堕落的状态:欺骗、罪恶,是地狱和永恒的女性/阴性的预兆性隐喻。在沙特和波伏娃的作品里多处把"身体"表述为某种沉默的事实性存在,等待着某种意义,而这意义只能由超越的意识--在笛卡尔哲学的理解是完全非物质性的--所给予。然而,是什么为我们建立了这个二元论?是什么把"身体"划定为对意指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又把意指当作一种彻底去除了肉体性的意识的行为--或者应当说是,彻底去除那个意识之肉体性的行为?适应结构主义框架而以文化/自然重新表述心/身二元区分的现象学,在何种程度上是以这个笛卡尔二元论为先决条件?在性别论述方面,在何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丛生的二元论,仍在那些原本应该引领我们走出那个二元论、以及它所隐含的等级性的描述词语中运作?身体的形貌如何被明确标记为铭刻社会性别意义的一个想当然的基地或表面--仅仅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没有价值而且先于意义存在? 维蒂格指出某种文化上特定的认识体系先验地建立了"生理性别"的自然性。然而,"身体"又是经由什么谜一样的方法,被认为是一个显见的既定存在,而不容许有系谱学探究的空间?福柯在讨论系谱学这个主题的文章中,把身体描述为文化铭刻的一个表面和场所:"身体是受到事件铭刻的表面。" 他宣称系谱学的任务在于"揭露一个完全被历史打上烙印的身体。"然而这句话接下来,他提到"历史"--这里显然是以弗洛伊德的"文明"的模式来理解--的目的是"对身体进行解构"(148)。具有多元方向性的精力和冲动,正是历史通过铭刻的历史事件(Entstehung)所一面摧毁又一面保存的。身体作为"持续不断解体的一个整体"(148),一直不断受到围剿,遭到历史条件本身的摧毁。历史是通过一种意指实践对价值与意义的创造,而这意指实践要求身体的臣服。身体的摧毁是生产言说主体及其意义所必须的。这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由表面和强力的语言所描述;通过一种统治、铭刻与创造的"单一戏码"而削弱了力量(150)。对福柯而言,这不是某种独特而有别于其他的历史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展现了它本质的、压抑的姿态的"历史"(148)。 虽然福柯写道,"人(man)[原文如此]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就连他的身体也如此--是稳定而足以作为自我认知、或是了解其他人们(men)[原文如此]的基础"(153)。然而他却指出文化铭刻这个"单一戏码",持久不懈地在身体上施加作为。如果价值的创造,亦即意指的历史模式,需要摧毁身体,就如同卡夫卡《在苦役营》("In the Penal Colony")里的刑求工具一样,摧毁它书写于其上的身体,那么就一定有一个先于那铭刻的身体,它是稳定的、前后一致的,臣服于那献祭式的摧毁下。在某种意义上,对福柯而言如同对尼采一样,文化价值是对身体铭刻的结果,而身体被理解为一个媒介,更确切地说是一页白纸;然而,为了要让铭刻能够意指,这个媒介本身必须被摧毁--也就是说,完全转化到一个升华的价值领域里。在这个文化价值概念的隐喻体系里,历史被比喻为无情的书写工具,而身体是一个媒介,它必须被摧毁、变形,以便让"文化"得以产生。 福柯主张身体先于文化铭刻存在,这似乎假定了某种物质性,它先于意义和形式。由于这样的区分是他所定义的系谱学工作的核心,因此这个区分本身被排除在系谱学探究的对象之外。福柯在对赫尔克林的分析里,就不时引用了身体驱力的前话语多元性这样的概念,这些驱力冲破身体表面,干扰了文化一致性的管控实践,而这一致性是由一个权力体制--被理解为"历史"的兴衰变迁--所强加于身体的。如果摒弃了有某种前范畴的颠覆源头存在这个假定,我们是否还能够以系谱学的诠释方法,将身体的疆界设定视为一种意指实践?这疆界的设定不是来自一个物化的历史,也不是来自一个主体。这样的标记是对社会领域进行广泛而积极的结构化的结果。这种意指实践在某种管控的理解坐标框架里,为身体实现了一个社会空间,也成为身体的社会空间。 玛丽·道格拉斯在《纯粹与危险》一书里指出,"身体"的疆界是由一些标记实践所建立的,这些标记实践试图建立明确的文化一致性的符码。任何建立身体疆界的话语,都服务于建制、自然化某些禁忌的目的,而这些禁忌定义什么是构成身体的适当界限、位置与交换模式: 分隔、净化、划分界限和惩罚逾越行为等理念,它们主要的功能是在本质为混乱的经验之上强加一套体系。只有通过夸张内与外、上与下、男性与女性、一致与违抗的差异,才能建立差堪可以称为秩序的表象。 道格拉斯显然赞同结构主义对本质上难以驾驭的自然与文化手段所强加的秩序之间的区分,但是她所说的"混乱"可以重新描述为文化上脱序以及无序的地带。由于道格拉斯认为自然/文化的二元分立结构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她无法提出一种另类的文化设定,以使这样的区分可以因此弹性调整或者增衍而突破二元的框架。然而,她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以了解社会禁忌建制和维系身体疆界所依据的那些关系。根据她的分析,构成身体界限的绝对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身体的表面--表皮(skin)--也同时系统地由禁忌和预期的逾越行为所意指;事实上在她的分析里,身体的疆界成了社会的界限本身。如果以后结构主义来挪用她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把身体的疆界理解为社会霸权体系的界限。她认为在多数文化里都存在着 一些污染的力量,它们是理念结构本身固有的一部分,对那些在象征意义上破坏了原本应该结合一体者,或是结合了原本应该分开者的行为进行惩罚。从这点我们得出,除非是在结构的界限--不管是宇宙的或是社会的--有着清晰的界定的情形下,污染这种类型的危险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作为污染源的人总是错误的。他[原文如此]造成了某种错误的情境,或者,就只是跨越了某条不应该跨越的界限,而这样的移位为某人带来了危险。 在某种意义上,西蒙·沃特尼在《管控欲望:爱滋、色情与媒体》 一书中指出了"污染带源人"(the polluting person)如何在当代被建构为爱滋病患者。这个疾病不仅被描绘为"同性恋的疾病",而且在整个媒体对这个疾病歇斯底里的、恐同症的反应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策略的建构:在同性恋者因为同性情欲这个侵犯边界的实践而导致感染的情况,与这个疾病作为一种特定的同性恋污染的形式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性。在恐同症的意指体系所勾勒的耸动图像里,这个疾病通过体液交换而传播的事实,代表了可渗透的身体疆界对现有社会秩序可以带来的危险。道格拉斯说:"身体可以是象征所有具有疆界的体系的一个原型。它的疆界可以代表任何受到威胁或岌岌可危的疆界。" 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许是我们期待会在福柯的论著里读到的:"身体的边缘地带为什么会被认为特别充斥了权力与危险?" 道格拉斯指出所有社会体系的边缘地带都是脆弱的,因此所有的边缘地带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如果身体对整个社会体系本身来说是一隅可代全体,或者,是开放的体系汇聚的一个场域,那么任何一种未受管控的可渗透性就构成了污染和危险的场域。由于男人之间的肛交和口交,显然建立了某些未经霸权秩序认可的身体的可渗透性形式,因此在这样的霸权观点里,男性同性恋就构成了一个危险和污染的场域--早于、而且无关乎爱滋在文化中的出现。同样地,尽管女同性恋是爱滋的低危险群,她们的"污染"情况凸现了她们的身体交换的危险性。值得注意的是,处于霸权秩序"之外",并非意指了处于污秽、紊乱的自然状态"之内"。悖论的是,在恐同症的意指经济里对同性恋的设想,一直以来几乎既是未开化的、又是非自然的。 建构稳定的身体界线,有赖于身体的可渗透与不可渗透的场域是固定的。在同性恋以及异性恋语境里,那些开拓、或者另外封闭一些表面和洞孔的情欲意指的性实践,事实上以新的文化界线重新铭刻了身体的疆界。男人之间的肛交就是一例,如同维蒂格《女同志身体》里对身体彻底的重新接合一样。道格拉斯提到"某种性污染,它表达了保持身体(物质的以及社会的)的完整性的欲望," 这意味着自然化的"定冠词"身体之概念本身即是禁忌的一个结果;而禁忌使这个身体凭借着它稳定的疆界而得以清楚确立。此外,管理身体的各种洞孔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预设了以异性恋规范来建构性别化的交换、位置以及情欲可能性。解除对这些交换的管制,将因此打破那些决定身体的本质为何的疆界本身。事实上,正是追溯这些管控实践--在这些实践中身体的形貌得以建构--的批判性探究,构成了对具有明确性的"身体"的系谱学研究,而这有可能使福柯的理论进一步的激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特娃在《恐怖的力量》里关于贱斥(abjection)的讨论,首先指出了这个建立疆界的禁忌的结构主义概念,被用来通过排除实践以建构一个明确独立的主体。 "贱斥物"(the abject)指的是那些被驱逐出身体、当作排泄物排出、直截了当被打为"他者"之物。表面上这是将异类元素驱逐出去,但是异类物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驱逐行为建立的。将"非我"(not-me)建构为贱斥物,这建立了身体的疆界,而身体的疆界也是主体的第一界线。克里斯特娃写道: 恶心感让我对牛奶的乳脂退避三舍,让我跟把它喂给我喝的母亲和父亲有了隔阂。"我"一点都不想要那东西,那是他们的欲望的符号。"我"不想听话,"我"不想消化它,"我"驱逐它。但是,由于这食物不是"我"--只能在他们的欲望里生存--的一个"他者",我在驱逐我自己,我把我自己吐出来,通过"我"所宣称建立我自己的那个同样的动作,我贱斥了我自己。 身体的疆界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是通过把原来属于自己身份一部分的某物排出、将之重新评价为卑污的他者而建立起来的。如同艾里斯·杨运用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分析性别歧视、恐同症与种族歧视时所指出的:因为性别、性欲、以及/或肤色而对一些身体加以否定,这是一种"驱逐",它带来"厌恶"的结果;它依照性别/种族/性欲的分化轴线,建立并巩固文化上的霸权身份。 从艾里斯·杨对克里斯特娃理论的挪用,可以看出厌恶的运作如何巩固了各种"身份",而这些"身份"创建的基础在于通过排除与控制的手段,建制"他者"或一整个体系的"他者"。通过区分而构成主体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边境或边界,因为社会管控和控制的目的而勉强维持着。这内部与外部的边界被那些排泄的通道所打乱:内部的实际上变成了外部的,而这种排出功能(the excreting function)可以说是成为其他身份-分化(identity-differentiation)形式的原型。事实上,这是他者变得屎粪不如的模式。如果内部和外部世界要保持全然的区分,身体的整个表面就必须要达到某种不可企及的无法渗透性。封闭身体表面将形成完整无缝的主体疆界;但是这样的封闭状态总会被它惧怕的那些排泄秽物所炸开。 不管内部与外部空间区分的隐喻多么具有说服力,它们仍然是一些语言上的词语,促进并表达一套幻想,不管是惧怕的还是欲望的。"内部"与"外部"只有与一个中介的、努力寻求稳定的边界联系时才具有意义。而这稳定性、这一致性,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给予主体认可、并强制主体与贱斥物区分的文化秩序所决定的。因此,"内部"与"外部"构成一个二元的区分,稳定并巩固一致性的主体。当这个主体受到挑战,这些词语的意义和必要性也因此遭到汰换。如果"内部世界"不再指向一个空间处所(topos),那么自我内在的固定性,甚至性别身份的内在场域,也同样变得可疑。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这身份之前是如何被内在化的?--就好像内在化是一种过程或机制,可以经由叙述重建似的!我们要追问的应该是:这个内在性的比喻,以及内在/外在的二元分立,是从什么公共话语的策略位置、为了什么理由而扎根的?"内在空间"是用什么语言来表征的?这是什么一种表征形式?它又是经由身体的什么形体特征而被意指的?身体如何将它深埋于内的那个不可见性表征于它的表面?
性别麻烦——身体的铭刻,操演的颠覆
书名: 性别麻烦
作者: [美] 朱迪斯·巴特勒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原作名: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副标题: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译者: 宋素凤
出版年: 2009-1
页数: 240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ISBN: 978754262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