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社会身体上铸造各种形式的真实。 --莫尼克·维蒂格 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的。"这句话很奇怪,甚至没有道理,因为如果一个人之前一直都不是女人,他怎能变成一个女人呢?产生了这变化的"这个人"是谁?是不是有某个人在某个时间点上变为其性别?我们设想这个人在成为他/她的性别之前,并不是他/她的这个性别,这样合理吗?一个人如何"变成"一种性别的?性别建构的关键时刻或机制是什么?而也许最切身的问题是:这个机制什么时候出现在文化场景中,将人类主体转换为一个性别化的主体? 有没有过一些人,他们可以说不是一开始以来就已经是性别化了的呢?性别标记似乎让身体成为"合格"的人类身体;婴儿成为一个人的时刻,是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的时候。那些不能划入两种性别其中一个的身体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它们事实上构成了非人类、贱斥者(the abject)的领域,人类世界是通过与它们的对比反衬建构起来的。如果性别总是已经存在,预先划定作为人的资格是什么,我们怎能说一个人变成他/她的性别,就好像性别是某种后记、或是某种事后追加的文化补记一样? 当然,波伏娃的用意只是在指出女人的范畴是一个可变的文化成果,是在一个文化范围里获得或接受的一套意义,没有人生来就具有一个社会性别--社会性别都是后天获得的。另一方面,波伏娃愿意承认人一出生就有了生理性别、就是某个生理性别、是生理性别化的;生理性别化与作一个人是同存共延的、同步的;生理性别是人的一个分析属性;没有人是没有被生理性别化的;生理性别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的必要属性。但是生理性别并不是造成社会性别的原因,而社会性别也不能理解为反映或表达生理性别。事实上对波伏娃来说,生理性别具有不可改变的事实性,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获得的。尽管生理性别不能够改变--或者说是波伏娃如此认为--,社会性别却是可改变的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是在一个性别化的身体上所展现的无数的、开放的文化意义的可能性。 波伏娃的理论看起来隐含了非常激进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她自己未曾想到过的。比如说,如果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根本上是有别于彼此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推论具有某个生理性别的,就一定会成为某个社会性别;换句话说,"女人"不必一定是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而"男人"也不必一定是诠释男性身体的。这个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的激进设想显示,生理性别化的身体可以是展现多种不同的社会性别的场域,此外,社会性别本身也不一定只限于平常的那两种性别。如果生理性别并不对社会性别有所限定,那么也许会有一些社会性别、一些文化诠释生理性别化身体的方式,完全不受生理性别外观上的二元性所限制。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个结果:如果社会性别是一个人变成的某种东西--但是永远无法达成,那么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个变成的过程或行动,而且社会性别不应该被设想为一个名词、一个实体的事物、或是静止的文化标记,而应是某种持续而不断重复的行动。如果,不管是从因果关系还是外现的方面来说,社会性别不与生理性别绑缚在一起,那么社会性别就是某种行动,它有扩增的潜能,可以超越生理性别表面的二元性所强加的二元限制。事实上,社会性别将成为一种文化/肉体的行动(cultural/corporeal action),它需要新的词汇,以建制和扩增各种各样的现在分词(present participles)--它们是可以重新意指、可以扩张的范畴,抗拒横加在社会性别上的二元的、实体化的文法限制。然而,这样一个构想要如何在文化上成为可被设想的,而避免堕入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乌托邦志业的命运? "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莫尼克·维蒂格在发表于《女性主义议题》(第一卷,第一期)的一篇同名文章里呼应了这句话。然而,莫尼克·维蒂格如何呼应了波伏娃,又重新呈现了她的什么观点?维蒂格的两点主张让人想起波伏娃,同时也让她跟波伏娃有所区隔:第一点,生理性别范畴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天生自然的,而是对这个自然范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运用,以服务于生殖性欲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人的身体划分为男性和女性这样的性别,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区分符合异性恋的经济需要,而且可以给异性恋制度一个自然的假象。因此对维蒂格而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生理性别"这个范畴本身就是社会性别化的范畴,充满了政治投资,被自然化了却不是天生自然的。维蒂格的第二个主张是相当违反人的直觉的,她说: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她指出女人只是作为一个稳定、巩固与男人的二元对立关系的一个词语存在;而她认为这关系是异性恋。她宣称女同性恋者在拒绝异性恋的时候,她不再根据那个对立关系来定义。她认为女同性恋者事实上超越了男人和女人的二元对立关系;女同性恋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更进一步来说,女同性恋者没有性别,她超越了性别范畴。通过女同性恋者对那些范畴的拒绝,女同性恋者(这儿代名词是个问题)暴露了那些范畴、那社会默许而持久存在的异性恋矩阵假定,是随历史发展而改变的文化建构。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对维蒂格而言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变成的;进一步来说,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女性的,而是变成女性的;而更激进地说,如果要选择的话,一个人可以变成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事实上,女同性恋者似乎是一种第三性别,或者,如我将说明的那样,女同性恋这个范畴从根本上质疑了作为稳定政治描述范畴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维蒂格认为语言对"性别"的区别,确保了强制性异性恋的政治与文化运作。她认为这个异性恋关系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互惠性的,也不是二元的;"性别"一直都已经是女性的,而且只有一种性别,那就是女性。作为男性意味着不必被"性别化";被"性别化"总是成为特殊的和相对的一种途径,而男性是以普遍的人的形式参与这个体系。因此对维蒂格来说,"女性"并没有隐含了某个其他性别的必然存在,就像"男性"一样;"女性"只意味着它自身,它可以说是纠缠在性别这个罗网里,陷入波伏娃所说的内在性的循环(the circle of immanence)里。由于"生理性别"是对身体的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诠释,因此没有传统认知上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社会性别内置在生理性别中,而生理性别证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是社会性别。维蒂格指出,在这套强制性的社会关系里,女人在本体上为性别所充满;她们是她们的性别,而反过来说,性别必然是女性的。 维蒂格认为"性别"是由一个压迫女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意指体系通过话语生产并传播的。她拒绝参与这个意指体系,也不相信在这个体系里采取一个改革或颠覆的位置具有可行性;调用这个体系的部分,意味着调用或认可这整个体系。因此,她所构想的政治任务是要推翻整个关于性别的话语,更确切地说,是推翻将"社会性别"--或"虚构的生理性别"--建构为人和物体(在法语里尤其显著)的本质属性的那个文法本身。 维蒂格通过她的理论和小说,呼吁从根本上重新组织对身体与性欲的描述,不求诸生理性别,自然也不求诸那用以管控、分配社会性别矩阵里的言语权的代名词区分。 维蒂格认为"生理性别"之类的话语范畴是强加于社会领域的抽象概念,它们生产一种次级秩序,或者物化的"真实"。虽然看起来个体对生理性别有着"直接的感知",而且这感知被当成一种客观的经验事实,维蒂格却认为这样的一个客体是被暴力地形塑成这样的一个事实,而那暴力形塑的历史和机制不再与那客体一起显露于外。 因此,"生理性别"是一个暴力过程所造成的真实-结果(reality-effect),而这暴力过程被这个结果本身所隐蔽。所有呈现在外的只是"生理性别",因此"生理性别"被认为是那存在者的全部整体;它没有前因,但这是因为那个原因无处可见。维蒂格了解她的论点是反直觉的,但是对直觉的政治性耕耘正是她所意图阐明、揭露和挑战的: 生理性别被当作一种"直观的既定事实","可感知的既定事实","身体的特征",属于自然的秩序。然而,我们认为是有形的和直接的感知之物,其实只是一种复杂的、神话的建构,一种"想象的结构",通过它们被感知的关系网络,它们重新诠释了身体的特征(它们本质上跟其他特征一样是中性的,却印上了一种社会系统的标记)。 "身体特征"在某个意义上似乎是在语言遥远的彼端,没有受到社会系统的标记。然而,我们却不清楚这些特征能否以某种方式命名,而不致复制生理性别范畴的简化运作。这许多特征通过它们在生理性别范畴的表达,获得了社会意义、得到统一。换句话说,"生理性别"在一组原本没有连贯性的属性上横加了人为的统一性。"生理性别"既是话语的也是感知的,它标志了一套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认识体制--通过强行塑造物质性身体所由以被感知的那个关系网络而形成认知的一种语言。 有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存在于被感官感知的身体之前?这是一个无法判定的问题。把一些属性集合在生理范畴之下这样的作法值得怀疑,不单单如此,可怀疑的还包括对这些"特征"本身的区别。把阴茎、阴道、乳房等命名为性器官,不仅把身体的性感带局限于这些部位,同时也造成了身体这个整体的分裂。生理性别范畴强加于身体的"统一性",事实上是一种"不统一",是一种分裂与区分,是对情欲的生发的一种简化。也难怪维蒂格在《女同志身体》(The Lesbian Body)里,借由摧毁和分裂性别化的身体,以文本演绎了对生理性别范畴的"推翻"。由于"生理性别"使身体分裂,所以女同志在推翻"生理性别"的行动中,锁定那些因性别而有所不同的身体完整性的规范--这些规范支配了那些使性别化的身体得以"统一"并具有一致性的要素--作为她们所攻击的统治模式。维蒂格在她的理论和小说里指出,身体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时常被认为是正面的理想,但它们其实是被用来达成分裂、限制和统治的目的。 语言通过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s)的语内表现行为(locutionary acts)而获得创造"社会真实"(the socially real)的权力。在维蒂格的理论里,似乎有两个层次的真实、两种本体的秩序。社会建构的本体秩序是从一个更基本的,而且似乎是前社会的、前话语的本体秩序形成的。"生理性别"属于话语建构的真实(次级秩序),然而有某种前社会的本体存在,它是这个话语建构的决定要素。维蒂格显然拒绝接受结构主义所假定的,有一套普遍的意指结构存在于言说的主体之前,支配着这个主体以及他或她的言语的形成。在她看来,的确是有一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结构存在,它们带有异性恋和强制性的特征,将完整而权威的言语权利分派给男性,却拒绝给女性同样的权利。但是这个社会建构的不对称,遮蔽、侵犯了由统一、平等的个人所构成的一个前社会的本体秩序。 维蒂格认为女人的任务是争取权威的、言说主体的位置--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立基于她们本体的"权利"--,同时一并推翻生理性别范畴以及它的源头,即强制性异性恋体系。对维蒂格来说,语言是一套不断重复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真实-结果,这些真实-结果最后又被误认为"事实"。从整体来看,一再重复的命名性差异的实践,创造了这样的自然区分的表象。对生理性别的"命名"是一种掌控和强制的行为,是制度化的操演,它要求依照性差异的原则对身体做话语/感知的建构,从而创造并制定社会真实。因此维蒂格总结说:"我们被迫在我们的身体上、在我们的心里,在一个又一个的特点上,都要符合那为我们建立了的自然的理念……'男人'和'女人'是政治的范畴,不是自然的事实。" 通过维蒂格所称的强制的契约,作为范畴的"生理性别"支配了作为身体的社会设定的"生理性别"。因此"生理性别"范畴是造成奴役的一个命名。语言"在社会身体上铸造各种形式的真实。",但这些真实的印记不是说丢弃就可以丢弃的。她接着说,"在它上面印上戳记,暴力地形塑它。" 维蒂格说"异性恋思维"明显存在于人文科学话语里,它们"压迫我们所有人,女同性恋、女人和男同性恋",因为它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建立社会--任何社会--的基础是异性恋。" 当话语要求一个言说的主体为了要发言而必须参与那个压迫的框架--也就是理所当然地认定那个主体本身的某种不可能性或不可理解性--的时候,话语变得具有压迫性。她认为这个先入为主的异性恋假设在话语里的作用是传达一种威胁:"'你-要嘛-是-异性恋-不然-你-就-不-存在。'" 她指出女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无法在强制性异性恋的语言体系里取得言说主体的位置。在这个体系里说话,意味着被剥夺了言语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语境里的任何发言都是一种操演上的矛盾--在语言上确立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却无法在确立它的语言里"存在"。 维蒂格赋予这个语言"体系"巨大的权力。她指出各种观念、范畴和抽象概念,能够对所谓它们建立或诠释的身体造成有形的和实质的暴力:"关于科学和理论所拥有的可以对我们的身、心产生实质与真实的作用的权力,并没有什么抽象之处。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统治的形式之一,是它真实的表达。而我会说,这是它操作的方式之一。所有受到压迫的人都知道这权力是什么,也不得不与之周旋。" 语言所具有的作用于身体的权力,是性/别压迫的原因,同时也是超越这个压迫的途径。语言的运作并不神奇也不是不可撼动的:"真实与语言的关系具有某种可塑性:语言对真实具有一种弹性的作用。" 语言通过语内表现行为获得并且改变它作用于真实的权力,这些语内表现行为经由不断的重复,成为一些确立的实践,最后变成制度。不对称的语言结构--将为普遍代言、而且以普遍的姿态说话的主体与男性等同,而把女性主体当作"特殊的"、"有利益倾向的"--决不是个别语言或是语言本身的内在本质。我们不能把这些不对称的位置理解为出自男人或女人的"天性",因为如同波伏娃所明确指出的,没有这样的"天性"存在:"我们必须了解男人不是生来就有普遍的天赋,女人也不是一出生就被贬低为特殊性的存有。普遍一直以来都是、持续是、时时刻刻都是被男人所占用了。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发生,它必须有某种作为。它是一个行为,一个罪行,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犯下的罪行。它是一个在概念、哲学、政治层次上施展的行为。" 虽然伊里格瑞指出,"主体一直都已经是男性的,"但是维蒂格反对"主体"完全是男性的领地这样的概念。对她来说,语言的可塑性使主体位置无法被定为男性的。实际上对维蒂格而言,假定一个绝对的言说主体是"女人"的政治目标,而这目标如果达成的话,最后将完全消解"女人"这个范畴。女人不能使用第一人称"大写的我",因为作为女人的说话者是"特殊的"(相对的、非中立的、观点局限的);而调用"大写的我"假定了为普遍人类代言、作为普遍的人来言说的能力:"一个相对的主体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相对的主体根本不能言说。" 基于所有的言说都预设了一个语言整体,并隐含对这个语言整体的召唤这样的假设,维蒂格如此描述言说的主体:在说出"大写的我"的这个行为里,言说的主体"重新把语言当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从原来单独的个人进而拥有使用全部语言的权力。"这个说话的"大写的我"的绝对性基础,在维蒂格的论述里取得了上帝般的维度。说出"大写的我"的这个特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成为绝对的完满和权力的中心;言说建立"至高无上的主体性行为。"取得主体性代表成功地推翻了性别,也因此推翻了女性这个范畴:"没有一个女人能说出大写的我,如果她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主体的话--完整的主体即是没有被性别化的,是普遍而完整的。" 维蒂格继续对语言与存有的本质做一些惊人的推论,这使得她的政治志业归属于传统的本体论神学话语。在她的观点里,原初的语言本体给予每一个人同样的机会以建立主体性。在试图通过言语建立主体性的过程中,女人所面临的实际任务在于她们作为一个集体,是否有能力摆脱强加于她们身上的物化的生理性别特质--这些特质把她们扭曲为不完整的或是相对的存有。由于如此的摆脱是对"大写的我"行使完整的调度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女人通过言说而挣脱她们的社会性别。社会对生理性别的种种物化,可以理解为遮盖或扭曲了一个先在的本体真实;这个真实是指在被性别标记之前,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使用语言来确立主体性。在言说中,"大写的我"假设了语言的整体性,因此潜在来说,有可能从所有的位置--亦即以一种普遍的模式--来言说。"社会性别……在这个本体事实上运作以将之抹煞,"她如此写道,假定这个平等取得普遍性的首要原则具有那"本体事实"的资格。 然而,这个平等机会的原则本身是立基于一个本体论的假定上,亦即个别的言说存有在大写的存有里是一体的,而大写存有先于性别化的存有存在。 她指出,社会性别"试图达成对大写存有的分割,"但是"大写存有作为存有,它是不可分割的。" 在此,对"大写的我"的一致性的主张,不仅预设了语言的整体性,也预设了存有的一体性。 如果说在其他地方没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此维蒂格把自己摆到了追求在场(presence)、大写存有(Being)、极致而不受干扰的完满(plenitude)等哲学追求的传统话语里。有别于德里达的立场,亦即所有意指都依赖于延异(différance)的运作,维蒂格认为言说要求所有事物必须要有一个完整无缺的身份,并且对此加以调用。这个基础主义虚构给维蒂格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以批评现有的社会制度。然而,关键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个对存有、权威以及普遍主体地位的预设,是为了何种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社会关系服务?为什么认为挪用那权威的主体概念是重要的?为什么不追求对主体及其普遍化的认识策略予以去中心化?虽然维蒂格批判"异性恋思维"将自身的观点予以普遍化,但是她似乎不仅普遍化了异性恋"那种"思维模式,同时她也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主体自足的言语行为理论所带来的极权主义后果。 从政治上来说,把存有分割为普遍的和特殊的--在她看来这是对本体完满自足的领域所施行的暴力--是一种征服关系的先决条件。统治应该被理解为否认在一个前语言的存有里,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先在的、原初的一体性。统治通过语言发生,而语言以其具有可塑性的社会行动,创造了一个次级秩序的、人为的本体;一种差异、不一致、也因此是等级的表象,而这表象变成了社会真实。 令人费解的是,维蒂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显示过她怀有与阿里斯托芬的神话相同的想法,认为不同性别原来是一体的,因为性别是一项分割的原则,一个征服的工具,它抗拒一体性这样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小说采取一种消解整体性(disintegration)的叙事策略,暗示二元的生理性别建构必须分裂、增衍,直到这个二元结构本身的历史偶然性被暴露出来为止。各种属性或"身体特征"的自由嬉戏(free play)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解构,因为被性别扭曲的本体领域,仍是一个持续完满的领域。维蒂格批判"异性恋思维"无法从"差异"的思维中自我解放出来。维蒂格反对精神分析科学,指出它是一门建立在"缺乏"和"否定"的经济之上的科学,在这点上维蒂格的立场与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暂时一致。在早期的一篇文章《范式》里,维蒂格认为推翻二元的生理性别体系,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具有多种生理性别的文化领域。在那篇文章里她提到了反俄狄浦斯:"对我们而言不是只有一种或两种生理性别,而是有许多种(参较瓜塔里/德勒兹),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生理性别。 然而,生理性别的无限增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对生理性别本身的否定。如果生理性别的数目与存在的个人数目相当,那么生理性别作为词语就不再具有一般的应用价值: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将变成绝对独一无二的属性,而不再具有一种实用的或描述的概括作用。 在维蒂格的理论和小说里起着作用的毁灭、推翻和暴力等隐喻,在本体身份上却有难解之处。虽然语言范畴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塑造真实,以真实的名义创造各种社会虚构,但似乎有一个更真实的真实、一个统一的本体领域,是这些社会虚构所据以衡量的标准。维蒂格拒绝区分"抽象的"概念和"物质的"真实,她认为概念是在语言的物质性里形成并传播的,而语言以一种物质的方式建构了社会世界。 另一方面,这些"建构"被理解为扭曲和物化之物,而必须对照着一个先在的、彻底统一和完满的本体领域来对它们作判断。因此,就它们是在话语中获得权力的虚构现象这点来说,这些建构是"真实的"。然而,通过那些隐含了回归到语言的普遍性和大写存有的一体性的语内表现行为,这些建构被卸除了它们的权力。维蒂格认为:"让文学作品像一部战争机器一样运作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一部完美的战争机器。" 这场战争的主要战略是让女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他/她们都因为等同于"性别"而被特殊化--攻占言说主体的位置,夺得对普遍观点的调用权。 一个特殊的、相对的主体如何能够通过言说而摆脱生理性别的困境,这个问题主导了维蒂格对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以及娜塔莉·萨罗特(Natalie Sarraute) 等的不同思考。在这些例子里,作为战争机器的文学文本炮火对准对性别的等级划分,以及对普遍的和特殊的分割,所凭借的名义是要恢复那些词语先在的、本质的一体性。普遍化女人的观点,等于是同时摧毁女人的范畴、建立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可能性。摧毁因此总是重建--也就是说,摧毁那把人为的区分引进了一个原本是统一的本体的一整套范畴。 然而,文学作品保有接近这个原初的本体丰饶领域的优势。形式与内容的分割,呼应了抽象、普遍思维与具体、物质真实之间的区分。正如同她援引巴赫金的理论来证明概念就是物质真实一样,维蒂格对文学语言的调用,大致也是为了重建语言的整体性,而这整体性表现在形式和内容的不可分割上:"通过文学……文字重新以一个整体回到我们面前" ;"语言像是天堂一样的存在,由可见的、可听的、可触摸的、可品尝的字词所建造。" 最重要的是,文学作品提供了维蒂格一个机会以对代名词进行实验;在强制性的意义体系里,这些代名词把男性与普遍等同,却总是对女性予以特殊化。在《女游击队》 里,她试图消除他-他们(il-ils)之间的任何关联,事实上她是要消除"他"(il),让她们(elles)来代表全体的和普遍的。"这个做法的目标,"她写道,"不是要阴性化世界,而是要使性别范畴在语言里被废弃。" 维蒂格以一种自觉的、挑衅的帝国主义策略(imperialist strategy),主张只有夺取普遍的与绝对的观点,让整个世界女同志化(lesbianizing),才能够摧毁强制性异性恋秩序。《女同志身体》里以斜线将我凸显为阴性(j/e),立意不在把女同志建立为一个分裂的主体,而是把它建立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能够对那在语义上和句法上攻击女同志的"世界"发动语言的战争。她的重点不在引起大家注意"女人"或"女同志"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权利,而是以一个有同等影响力和权力的逆转话语,来对抗全球化的异性恋中心认识体系;重点不在取得言说主体的位置,以在一套平等互惠的语言关系里成为受到认可的个人,而是使言说的主体变得大于个人,变成一个绝对的视角,可以把它的各种范畴强加于整个语言领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世界"--之上。维蒂格认为,只有一个在规模上能跟强制性异性恋体系相抗衡的一个战争策略,才能够有效地运作,挑战后者的认识论霸权。 对维蒂格来说,言说在其理想的意义上是一种具有效能的行为,是对自主权的主张,这同时隐含了与其他言说主体的平等关系。 语言的这种理想或原初的"契约"在一种隐含的层次上运作。语言具有双重的可能性:它可以用来主张关于人的一种真实而全面的普遍性,或者,它可以建制一个等级的体系,在其中只有一些人有资格言说,而其他人由于被排除在普遍的观点之外,他们在"言说"的同时,也在瓦解着他们所说的言语的权威性。然而在这种与言语的不对称关系之前,存在一种理想的社会契约,在其中每个第一人称的言语行为预设并肯定言说主体之间绝对平等互惠的关系--维蒂格所认为的理想的言语情境;然而,是异性恋契约(the heterosexual contract)扭曲并掩盖了那理想的平等互惠关系,这是维蒂格最近的理论作品所关注的重点, 虽然这在她的理论文章里一直都有触及。 没有言明,但一直运作着,异性恋契约不能被简化为它的任何一种经验表象。维蒂格写道: 我面对一个不存在之物、一个恋物崇拜的对象、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它无法在现实里掌握,除了通过它造成的效果以外。它的存在系于人们的心智,但是它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他们整个的生命、他们行为的方式、他们行动的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因此,我们所面对处理的是一个既是想象又是真实之物。 如同拉康一样,维蒂格自己的构想--对实践异性恋的身体行使控制--也出现对异性恋的理想化;这样的构想终究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也将因为它本身的不可能性而无法有效施行。维蒂格似乎相信只有彻底脱离异性恋语境--也就是成为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才能够使这个异性恋体制垮台。但是,只有在人们理解到所有对异性恋机制的"参与",等于是在重复和巩固异性恋的压迫之时,才能产生这样的政治结果。正是因为异性恋被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需要彻底地被汰换,所以对异性恋本身重新进行意指的可能性才会被拒绝。从这样一种绝对化的异性恋权力的观点,只能产生两种政治选择:一、彻底的服从,或者,二、彻底的革命。 假定异性恋机制的体系完整性,对维蒂格理解异性恋实践,以及她对同性情欲和女同性恋关系的设想来说,是有极大的问题的。作为彻底"外在于"异性恋矩阵的同性情欲,被设想为完全不受异性恋规范的制约。这样对同性情欲的净化--一种女同性恋现代主义(lesbian modernism)--目前受到许多女同志和男同志话语的挑战;这些话语认为,即使在与异性恋文化设定的关系上,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文化是站在颠覆或者重新意指的立场上,但它们还是深嵌于异性恋这个大的结构里。维蒂格的观点似乎拒绝承认有基于自愿或是自由选择的异性恋的可能性;然而,即使异性恋展现为强制性的或是假定性的,也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的异性恋行为都是完全命定的。此外,维蒂格对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绝然分割,复制了一种分立的二元论,而这种二元分立在她自己的描述中,是异性恋思维具有分裂作用的哲学姿态。 我本身确信,维蒂格所假设的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绝然区分根本不是事实;在异性恋关系里存在着心理上的同性恋结构,而在男同志和女同志的情欲和关系里,也存在着心理上的异性恋结构。此外,还有其他的权力/话语中心,建构以及结构了同性恋与异性恋情欲;异性恋并不是主导性欲形式的权力的唯一一种强制性的展现。一致的异性恋这样的理想--维蒂格将之形容为异性恋契约的规范和标准--是一个不可能企及的理想,如她自己所指出的,是一种"恋物崇拜"。从精神分析来阐释,也许会认为这个不可能性之所以会暴露,是由于无意识性欲--并非一直都已经是异性恋的--的复杂性和抗拒性。在这层意义上,异性恋提供了一些规范的性/别位置,而这些位置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以身体具化的;试图与这些位置全然认同、没有任何不一致之处,这样的努力不断遭遇挫败,显示了异性恋本身不仅是一项强制性的律法,同时也是一出不可避免的喜闹剧。我将从一个另类的男同志/女同志视角,提出深入了解异性恋的一个看法:它不仅是一个强制性的体系,并且在本质上也是一出喜闹剧,一种对自己不断进行的戏仿。 无疑地,强制性异性恋规范的运作,的确如维蒂格所说的那样带有强力和暴力,但我本身的看法是这并非它运作的唯一方式。对维蒂格而言,抵抗规范性异性恋制度的政治策略是相当直接的:在具体的个人方面,事实上只有没有投入家庭范围内的异性恋关系--这异性恋关系以生殖为性欲的目的或终极目的--的那些人,才是积极地挑战了性别范畴,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顺从于那些范畴的规范性预设和目的。对维蒂格而言,作为女同志或是男同志,等于不再去分辨自己的性别,投入了混淆与增衍各类范畴的行动中,而这使得性别成为一个不可能的身份范畴。维蒂格的主张乍听之下非常解放,但她无视了男同志和女同志文化里,经由挪用和重新调度性别范畴而使独特的同志身份增衍的那些话语。女王(queens)、T(butches)、P(femmes)、女孩(girls)等词语,甚至对男人婆(dyke)、酷儿(queer)、玻璃(fag)等的戏仿挪用,对性别范畴以及一些原来带有贬义的同性恋身份范畴,重新作了调度并使它们变得不稳定。这些词语也许会被理解为具有"异性恋思维"的症候,是与压迫者对受压迫者的身份的看法认同的一些模式。另一方面,拉拉(lesbian)这个词确实部分收回了其历史意义,而戏仿范畴达到了使生理性别去自然化的目的。当附近一个男同志餐厅因度假暂停营业,餐厅老板挂出了一个告示,说明 "她工作过度,需要休息。"像这样的男同志对女性/阴性词语的挪用,有助于扩增这个词语可被应用的场合,揭露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的关系,使符号不稳定化而予以调用。这是对女性/阴性领域的一种殖民式的"掠夺"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指控假定了阴性领域属于女人,而这个假定当然是可质疑的。 在女同志的语境里,与男性气质"认同"而以T的身份展现,并不是简单地同化女同性恋而回复到异性恋的框架。如同一位身份为P的女同志所解释的,她希望她的男朋友是女孩,这意谓"作女孩"把"男性气质"置于一个T女同志的身份语境里,对它重新进行意指。因此,这个"男性气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总是像浮雕一样凸现在文化上可以理解的"女性身体"的底子上。正是这种不搭调的并置,以及这种逾越所产生的性/别张力,构成了欲望的客体。换句话说,拉拉-P的欲望客体[显然不止一个而已],既不是某个脱离语境的女性身体,也不是一个单独而外加的男性身份,而是当这两个词语进入情欲的交互作用时所产生的不稳定性。同样地,一些异性恋或双性恋女人大有可能更喜欢"形象"与"底子"的关系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她们也许宁愿她们的女朋友是男孩。在那样的情形里,对"女性"身份的理解,要从它与作为底子的"男人身体"的对照来看,但是在这样的并置中,两个词语都将失去它们内在的稳定性,以及彼此的决然区分。显然,以如此的方式思考性别化的欲望交换,容许了更大的复杂性,因为对男性与女性的操弄,以及"底子"和"形象"的倒置,可以构成对欲望的一种高度复杂与结构化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底子"的生理性别的身体,以及作为"形象"的T或P的身份,它们都可以改变、倒置、而且创造各种情欲上的大破坏。两者都不能宣称自己是"真实"的,虽然视性交换动能的不同,它们各自都有资格成为一个信念上的客体(object of belief)。那些认为T和P在某种意义上是异性恋交换的"仿制品"或"复制品"的想法,低估了这些身份在对那些使它们得以运作的霸权范畴重新进行意指时,其内在的异调性与复杂性所具有的情欲意义。拉拉-P也许可以说让人联想到异性恋情景,但它同时也置换了这个异性恋情景。在T和P两者的身份里,原初的或自然的身份这个概念本身都被质疑了;事实上,正是那具现在这些身份上的问题,成为他们的情欲意义的一个来源。 虽然维蒂格并没有讨论T/P身份的意义,但是她的虚构生理性别的概念也暗示了一种类似的、对性别一致性的概念的掩饰--后者假定有某种自然的或原始的性别一致性存在于生理性别化身体、社会性别身份以及性欲之间。维蒂格将生理性别描述为一种虚构的范畴,这隐含的概念是"生理性别"的各种成分非常有可能崩解。身体的一致性一旦崩解,那么生理性别范畴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文化领域里,就不再能具有描述的功用。如果"生理性别"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行动建立的,那么反之,在文化领域里各种身体的社会行动也可以撤回它们本身在这个范畴上所投资的真实权力(power of reality)。 如果权力要能够被收回,权力本身就必须被理解为可撤回的意志运作;那么,异性恋契约的维系将被理解为建立在一系列的选择上,正如同我们对洛克或卢梭的社会契约所理解的一样,它的先决条件在于所谓受它支配的人们的理性抉择、或深思熟虑的意志。然而,如果我们不把权力简单化为意志,同时也拒绝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自由模式,那么权力关系可以被理解为--而我认为应该如此理解--限制并建构了意志本身的各种可能性。因此,权力是不能够撤回或被拒绝的,而只能重新予以调度。事实上我的看法是:男同志和女同志实践的规范性焦点,应该放在对权力的颠覆性和戏仿性重新调度上,而不是放在全面的超越这样一个不可企及的幻想上。 维蒂格显然想象女同性恋主义能够带来对异性恋机制的全面拒绝,然而我认为即便是这样的拒绝,也运用了、而且最终是极度依赖于女同性恋主义所意图超越的那个框架本身。如果性和权力是同存共延的,如果女同性恋性欲与其他形式的性欲一样都是建构的,没有轻重程度之别,那么在摆脱生理性别这个枷锁之后,也不能保证会有什么不受限制的快感。在男同志和女同志性欲里结构性出现的异性恋建构,不代表那些建构决定了男同志和女同志的性欲,也不代表男同志和女同志性欲可以从那些建构推导出来,或者可以简化为那些建构。让我们思考一下同性恋对异性恋建构独特的重新调度,它所带来的消解权力和去自然化的效果:这些规范的存在不仅构成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权力场域,同时它们也能够、而且也的确成为戏仿性的挑战与展演的场域,这些戏仿挑战使得强制性异性恋失去了它所宣称的自然性与原初性。维蒂格提倡一种超越生理性别的位置,这使得她的理论回到一个有问题的人道主义上,而这人道主义立基于一个非常成问题的在场形而上学。但是她的文学作品似乎演绎了不同形式的政治策略,与她在她的理论文章里所明确提倡的有所不同。在《女同志身体》和《女游击队》中,政治改革所由以表达的叙事策略反复运用了重新调度和价值重估的手段,一方面使用原来的压迫词语,同时又剥夺这些词语的合法化功能。 维蒂格本人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这个词在她的理论框架里有独特的意义。她意图克服"异性恋"思维所特有的物质与再现之间的分裂。唯物主义并非意味把理念简化为物质,而在严格意义的思考上,也不是把理论看作其经济基础的反映。维蒂格的唯物主义把社会制度和实践,特别是异性恋制度,作为批判分析的基础。在《女同志身体》和《论社会契约》 里,她认为异性恋制度是奠定男性控制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自然"与物质性领域是理念,是意识形态建构,由这些社会制度所生产以支持异性恋契约的政治利益。在这层意义上,维蒂格是一个古典唯心论者,她把自然理解为一种精神再现。某种具有强制性意义的语言生产了这个自然的再现,以推展性/别统治的政治策略,以及合理化强制性异性恋的制度。 维蒂格与波伏娃不同,她不把自然看作某种抗拒的物质,一个媒介、表面、或一个客体;它是一种"理念",为了社会控制的目的而被生产和维系。身体表面的物质性所具有的弹性,在《女同志身体》里具体展现为以文字塑造、也重新塑造身体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崭新的社会形式(以及反形式[antiform])设定。如同那些日常与科学的语言,它们传播"自然"的理念,因而生产了明确区分性别的身体的自然化概念,维蒂格本身的语言演绎了一种另类的对身体形貌的破坏和重塑。她的目的在于揭露自然的身体的概念是一种建构,并且提出一套设定身体的解构/重构策略,以挑战异性恋权力。身体的形貌和形式,它们统一的原则,它们的组成部分,一直是由一种渗透了政治利益的语言所塑造的。对维蒂格而言,政治的挑战在于掌握语言作为再现以及生产的手段,将它视为总是在建构着身体领域的一个工具,而必须运用它来解构并重新建构身体,使之超越压迫性的生理性别范畴。 如果说性别可能性的增加,暴露并瓦解了二元的性别物化结构,这样一种颠覆性实践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实践如何能构成颠覆?在《女同志身体》里,做爱的行动实际上是把伴侣的身体撕裂了。作为女同志性欲,这一些超出了生殖矩阵的行动,将身体本身生产为各种不一致的属性、姿态和欲望的中心。在维蒂格的《女游击队》里,"女人们"与她们的压迫者的斗争也出现了同样的瓦解性结果,甚至是暴力。在那个语境里,维蒂格显然特意与那些为了某种"女性独有的"快感、书写或身份等概念辩护的人保持距离;她几乎是嘲笑了那些高举着"圆形物"作为她们的象征标志的那些人。对维蒂格而言,所面对的任务不是唾弃男性/阳性,转向二元体系的女性/阴性那一方,而是通过独特的女同志实践、瓦解这个二元体系的构成范畴而将之予以置换。 如同《女游击队》里的暴力斗争一样,在这个虚构文本里瓦解是很直白地呈现的。维蒂格的文本由于这种暴力和武力--这些概念在表面上似乎与女性主义的目标有所邗格--的使用而受到批评。但要注意的是,维蒂格的叙事策略并不是要通过区别于或是排除于男性/阳性范畴之外的策略来确定女性/阴性范畴。这样的策略通过价值的转换,使女人作为正面价值领域的代表而巩固了等级与二元体系。不同于通过排除性的区分过程以巩固女性身份的策略,维蒂格提出的策略是:夺取原本属于男性/阳性领域的那些"价值"以为己用,对它们重新进行颠覆性的调度。也许会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维蒂格吸纳了男性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认同于男性"的;但是,重新在这部文学作品里出现的这个"认同"概念要复杂得多,其含意远非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个词所能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她文本里的暴力与斗争重新被置放于不同的语境,不再持续保有它原来在压迫的语境里所具有的那些意义。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局面大扭转",而变成女人对男人行使暴力,也不是简单地"内化"男性规范,以致女人以暴力对付女人自己。这文本的暴力锁定生理性别范畴的身份和一致性为目标--生理性别范畴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建构,它将使身体失去活力。由于那范畴是自然化的建构,它使得规范的异性恋制度看起来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维蒂格对那个制度所施展的文本暴力,主要并不是针对其异性恋、而是针对其强制性的部分。 另外也要注意的是:生理性别范畴以及自然化的异性恋制度是建构,是由社会制定、由社会管控的幻想或"恋物崇拜的对象",它们不是自然的范畴,而是政治的范畴(这些范畴证明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诉诸"自然"总是具有政治性的)。因此,被撕裂的身体、女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它们是文本的暴力,是对一直以来就以某种暴力对付身体的可能性的那些建构所进行的解构。 但在此我们也许要问:当凭借生理性别范畴而获得一致性的身体解体了、陷于无秩序状态以后,还剩下什么?这身体还能够重新接合,恢复为一个整体吗?是否可能有某种能动性是不需要把这个建构重新整合为一致的?维蒂格的文本不仅解构了生理性别,提出一条途径以瓦解生理性别所指代的虚假的统一性,同时也演绎了一种弥散的身体能动性,它产生于多个不同的权力中心。事实上,个人与政治的能动性的起源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在,而是在身体之间复杂的文化交换里、通过这些交换产生的;在这些交换中,身份本身不断地变动,事实上,身份本身只有在一个动态的文化关系领域的语境里,被建构、被瓦解而重新流通。因此对维蒂格也好,对波伏娃也好,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变成一个女人。但由于这个过程决不是固定的,因此有可能变成一个不能以男人、也不能以女人来正确描述的存有。这不是雌雄同体的形体,不是某种假设的"第三性别",也不是对二元性别的一种超越。相反地,它是一种内在的颠覆:二元性别体系是它的先决条件,但同时也因为增衍到某个程度而不再具有意义。维蒂格的小说的力量、它的语言上的挑战,在于提出一种超越身份范畴的经验,它是一场情欲的争战,从旧有范畴的废墟上创造新的范畴,创造身体在文化领域里新的存有方式,以及创造全新的描述语言。 回应波伏娃的概念:"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其实是变成的",维蒂格声称一个人(任何人?)可以不变成女人,而变成一名女同性恋者。维蒂格拒绝女人的范畴,这使得她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feminism)似乎切断了一切与异性恋女人团结一体的关系,同时也假定了女同性恋主义在逻辑上或政治上是女性主义必然的结果。这样一种分离主义的规定路线(separatist prescriptivism)当然不再有可行性。但是即使它在政治上是值得期待的,那么又要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性别"身份"的问题? 如果成为一名女同性恋者是一项行动,是告别异性恋,是自我命名、挑战异性恋制度强加于女人和男人身上的意义,那么要如何防止女同性恋这个命名成为同样的强制性范畴?成为女同性恋的资格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如果一名女同性恋者不承认维蒂格所提倡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经济之间的决然区分,那么这位女同性恋者就不再是女同性恋了吗?如果身份作为性欲的一种操演实现,它的基础是"行动"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形式的行动,与其他形式相比更具有作为基础的资格?一个人能不能以"异性恋思维"来进行这个行动?人们能不能理解女同性恋情欲不仅是对"生理性别"、"女人"、"自然身体"等范畴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女同性恋"范畴的挑战? 有趣的是,维蒂格认为在同性恋观点和象征语言的观点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好像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就意味着挑战那建构"真实界"的强制性语法和语义。被排除于真实界的同性恋观点--如果有这么样的一种观点的话--,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真实界是通过一系列被排除者--没有呈现的边缘者、没有被表征的不在场者--建构起来的。因此,如果建构男同志/女同志的身份也通过同样的排除手段的话,会是多么可悲的一个错误;好像那些被排除的--就因为它们是被排除的--对这个身份的建构来说一直不是一个先决条件,或根本是没有必要的。悖论的是,这样的排除反而建制了它企图克服的那个极度依赖的关系:这样一来,女同性恋主义将需要异性恋制度。将自己定义为彻底地被异性恋制度排除的女同性恋主义,使它自己丧失了重新对异性恋建构本身--它部分而且无可避免地是由这个异性恋建构所构成的--进行意指的能力。结果,这样的女同性恋策略将巩固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的压迫形式。 在我看来,更机巧而有效的策略是彻底地挪用以及重新调度身份范畴本身,这不仅只是挑战"生理性别"而已,而是要在"身份"的场域里表达多元性/别话语的辐合,以使那个范畴--不管是哪种形式--永远受到质疑。
性别麻烦——莫尼克·维蒂格:身体的瓦解与虚构的性别
书名: 性别麻烦
作者: [美] 朱迪斯·巴特勒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原作名: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副标题: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译者: 宋素凤
出版年: 2009-1
页数: 240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ISBN: 978754262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