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系谱学批判提供了一条途径,以批判那些将文化上边缘的性欲形式打造为文化所无法理解者的拉康以及新拉康派理论。福柯从对一个解放的大写爱欲(Eros)概念幻灭的框架里书写,他认为性充斥着权力,而对主张有某种存在于律法之前或之后的性的理论,提出了批判的观点。然而,当我们思考福柯批判性别范畴与性的权力机制的文本例子时,显然他自己的理论还是维持了某种未被察觉的解放理想,而这理想证明是越来越难维持,甚至是在他自己的批判工具所责难的对象范围内。 福柯在《性史·卷一》里提出的性(sexuality)理论,和他在他出版的十九世纪法国阴阳人赫尔克林·巴尔宾的日记里所发表的简短但重要的导言,在某些方面是互相矛盾的。赫尔克林一出生时性别被判定为"女性",她/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在对医生和神父一连串的坦白和告解之后,被迫将她/他的性别改成"男性"。福柯宣称他所发现的日记,连同那些讨论她/他的"真实"性别判定所依据的基础的医学和法律文件,都一并在这本日记集里发表。德国作家奥斯卡·潘尼扎(Oscar Panizza)的一篇讽刺短篇小说也收录其中。福柯为这本日记集的英文译本写了导言,在这篇导言里他质疑了真实性别的概念是否确有必要。起先,这个质疑跟他在《性史·卷一》近结尾部分所提出的、对"性别"范畴的批评系谱,似乎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这些日记以及其导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福柯在《性史·卷一》里提出的性理论来检视他对赫尔克林的解读。虽然他在《性史》里主张性是与权力同存共延的,但他却没有认识到那些既建构又谴责赫尔克林的性欲的具体权力关系。事实上,他似乎浪漫化了她/他的快感世界,把它当作"快乐的无身份化外之地"(happy limbo of a non-identity)(导言,页8),一个超越了性别和身份范畴的世界。在后来赫尔克林自己的自传书写里出现的关于性差异以及性别范畴的话语,让我们对赫尔克林有了另类的解读,有别于福柯对她文本的浪漫化挪用以及视而不见。 福柯在《性史·卷一》里指出"性别"的单义性建构(一个人就是他/她的性别,因此,不会是另一个性别),它首先是为了服务社会对性欲的管理和控制而生产的;第二、它掩盖了各种不同的、不相联系的性功能,将它们人为地统一起来;因此,第三、它在话语里以原因的姿态呈现,是一种内在的本质,将各种各样的感官感受、快感与欲望生产为性别所独有的,并使它们能够被理解。换句话说,身体的快感不仅可以依据某种因果关系,简化为这种表面上为性别独具的本质,同时,它们也很容易地可以作为这个"性别"的外在展现或符号来诠释。 福柯运用一种逆转话语,视"性别"为一个结果而不是起源,以对抗这种将"性别"当作单义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虚假建构。扬弃"性别"是身体快感的原初的、持续的原因以及意义的概念,他提出"性"(sexuality)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话语和权力的历史体系,它生产了"性别"这个错误命名,作为隐藏并因此长久巩固权力关系的策略之一。要使权力得以长久并被隐藏,一个方法是在权力--被设想为压制或宰制--与性--被设想为无畏但受挫的能量,等待着释放或是真实的自我表达--之间,建立一种外在的或任意的关系。这样的司法模式的运用,不仅假定权力和性之间的关系在本体论上是截然区分的,而且权力的作用总是、也只是压制或者解放本质上完好无缺、自给自足、与权力本身有所区别的性。当性被这样地自然化以后,它在本体论上得以免受权力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免除了它本身的历史性。结果,对性的分析流于为对"性别"的分析,而任何对"性别"范畴本身的历史生产的探究,都被这个本末倒置的、以及伪造的因果关系所排除。根据福柯的论点,"性别"不只应该重新放到性的框架里,司法性的权力也应该被重新设想为某种生成性的权力所生产的建构,而这个生成性权力又反过来隐藏了它自身的生产性机制: 性别的概念带来一种根本的倒转;它使得对权力与性的关系的再现可以倒转过来,让后者看起来像是根植于权力极尽所能试图去控制的某种明确而无以减缓的紧急之事,而和权力不是在一种必不可少的、正向的关系中。(154) 福柯在《性史》里明确地站在反对解放或自由主义的性模式的立场,因为它们认同的是一种司法性的模式,而没有认识到"性别"作为一个范畴--也就是说,作为权力关系的一个神秘化的"结果"--是历史的生产。他与女性主义表面上的问题似乎也是起因于此:女性主义分析以生理性别范畴--因此,如果从福柯的观点来看,就是对社会性别的二元限制--作为它的出发点。而福柯认为他自己的研究却是探究"性别"范畴和性差异是如何在话语里被建构为一种必要的身体身份的特征。根据福柯的观点,结构着女性主义解放模式的司法性律法模式,它假定解放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是"性别化的身体"--本身是不需要受到批判解构的。如同福柯在讨论一些人道主义的监狱改革举措时所说的,得到解放的罪犯主体,可能比人道主义者原来所想的要受到更深重的桎梏。对福柯而言,性别化意味着臣服于一整套社会规则,让指导着那些规则的律法不止成为一个人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快感与欲望的形成原则,同时也成为诠释自我的解释学原则。性别范畴因此不可避免地是管控性的,而任何将这个范畴当作先决条件的分析,都不加批判地拓展并进一步正当化了那个作为一种权力/知识体制的管控策略。 福柯在编辑出版赫尔克林·巴尔宾的日记时,显然想指出阴阳人或双性人的身体,是如何隐含了揭露、驳倒性别分类的管控策略的意味。由于福柯认为"性别"统一了彼此之间并没有必然关联的各种身体的功能和意义,所以他预测"性别"的消失将带来一个可喜的结果,即这些个不同的功能、意义、器官、以及肉体和生理学过程的解散,同时也使得那些在二元关系的单义性别概念所强加的认知架构之外的快感得以增衍。根据福柯,在赫尔克林所处的性/别世界里,身体快感并不是直接意指着"性别",以性别作为快感的原初成因和终极意义;他宣称,这是一个"没有了猫儿,而笑容四处蹦达"(导言,页8,见本书注52)的世界。的确,这些显然是超越了强加于它们之上的规则的快感。在此,我们看到了福柯对解放话语的一种情感上的耽溺,而解放话语正是他在《性史》的分析里所试图汰换者。根据这个福柯式的解放性政治模式,"性别"的颠覆导致一种原初的性欲多元性的释放,这与精神分析原初多形态性欲的假定,或是马尔库塞所谓后来被某种工具主义取向的文化所压抑的原始的、具有创造力的双性大写爱欲的概念,其间并没有多大的差距。 福柯在《性史·卷一》与《赫尔克林·巴尔宾》导言里立场上显著的差异,其实已经在《性史》里看到,成为此书里一个没有解决的紧张关系(他在书中提到在各种不同的管控策略强行介入之前存在的"田园般的"、"纯真的"跨代之间的性交换)[31]。一方面,福柯想要强调没有任何"性"本身不是从复杂的话语和权力的交互作用里生产的;然而,似乎却有某种"快感的多元性"在本质上不是任何具体的话语/权力交换的结果。换句话说,福柯调用了一个前话语的力比多多元性的比喻修辞,它实际上预设一种存在于"律法之前"的性欲,确切地说,就是等待着从"性别"的桎梏解放的性欲。另一方面,福柯公开主张性与权力是同存共延的:别以为当我们对性说"是"的时候,我们就对权力说了"不"。在他的反司法的、反解放的模式下,"官方"的福柯主张性欲总是处于权力的矩阵里,而且它总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在话语上、也在制度上--里被生产或被建构;诉诸一个律法之前的性欲,是解放性政治的一种虚幻的、共谋性的妄想。 赫尔克林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检视福柯自身的论点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揭露了这种反解放话语的性自由诉求在本质上的矛盾。赫尔克林的日记里通篇都以阿丽西娜(Alexina)自称,她/他述说自己一生经历的悲惨境遇,她/他是不公平待遇的牺牲者,生命充满了谎言、渴望以及必然的不满足。她/他说她/他还是个年轻女孩的时候,她/他和其他女孩都不一样。在整个故事里,这样的不同让她/他交替经验了焦虑与自负的心境;但是在律法介入成为这个故事的一个直接行动者之前,这差异只是一个默认的事实。赫尔克林在日记里并没有直接叙述她/他的身体特征,但是从福柯连同她/他的日记一起发表的医学报告的蛛丝马迹来看,赫尔克林可能拥有所谓的小型阴茎或者是肥大的阴蒂,而应该是阴道的地方,用医生的话说,只有一个"憩室"状的东西。还有,她似乎没有明显可辨的女性乳房。她/他似乎也有某种射精的能力,但在这些医学文件里没有充分的说明。赫尔克林从没有提到她/他的这些身体特征,而是以自然的错误、形而上学的无家可归、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及极度的孤寂等文词,来说明她/他的困境。这困境在她/他自杀之前,转成满腔的愤怒情绪,起初是针对男人,但最后却如我们所见那样针对了整个世界。 赫尔克林省略一些细节,叙述她/他和学校里的女孩、修道院的修女的关系,最后谈到她/他对成为她/他爱人的撒拉(Sara)的炽烈感情。一开始她/他被罪咎感所折磨,后来又为不知名的生殖器部位的疼痛所苦,赫尔克林因此向一位医生、然后一位神父坦白了她/他的秘密,这一系列的坦白/告解行动导致她/他被迫与撒拉分离。有关当局进行协商并在法律上实行她/他向男性的转变,依法她/他必须穿着男装,行使男人在社会中的各种不同的权利。赫尔克林的日记以多愁善感和感伤的语调,叙述了一种永恒的危机感,它最后带来自杀的结局。我们可以说在法律把阿丽西娜转变为男人之前,她/他可以自由地享受那些实际上逃离了司法性的、管控的"性别"范畴的压力的快感。的确,福柯似乎认为这些日记让我们深入看到了单义的性别律法强行介入之前的那个不受管控的快感领域。然而他的解读等于从根本上误读了这些快感的运作;这些快感总是已经深陷于渗透在各处、但没有明言说出的律法当中,它们事实上是所谓它们违抗的那个律法所生产的。 我们当然应该拒绝浪漫化赫尔克林的性欲,拒绝把它当作是"性别"强行介入、并带来种种限制之前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快感游戏这样的诱惑。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做一种另类的福柯式提问:是什么社会实践与惯例生产了这种形式的性欲?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有机会了解:1)权力的生产能力--也就是,管控策略如何生产它后来予以抑制的主体;2)在这个自传叙事的语境里,权力所由以生产性欲的具体机制。当我们放弃对多元性欲的形而上学的物化,而在赫尔克林的案例里,探究生产、管控赫尔克林的性/别世界里那些温柔的亲吻、弥散的快感、因受挫和逾越带来的兴奋刺激的具体叙事结构以及政治和文化惯例的时候,我们对性差异的问题会出现新的角度的理解。 在各种各样生产赫尔克林和她/他各个情侣之间的性的权力矩阵里,其中显然有既被女修道院及其背后的宗教意识形态所鼓励、同时又谴责的女性同性爱习俗。关于赫尔克林我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是她/ 他喜欢阅读,而且阅读大量的书籍,她/他的十九世纪法国教育包含了古典文学与法国浪漫主义的陶养,而她/他自己的叙事是在一套确立的文学惯例之下进行的。事实上,这些惯例生产、并为我们诠释这种福柯和赫尔克林都以为是外在于所有惯例的性欲。对无望的爱的浪漫式和多愁善感的叙事,似乎也生产了这个文本里各式各样的欲望和痛苦;基督教命运多舛的圣徒传奇、希腊神话里自杀的阴阳人、以及明显的基督这个形象本身,同样也加入了这个生产。不管是在律法"之前"的多元性欲,或是"外在于"律法、违反自然的逾矩行为,这些置位一律都是"内在于"话语的;这话语生产性欲,然后又通过设定一种"外在于"文本本身、勇敢而叛逆的性来掩盖这个生产过程。 当然,回归到赫尔克林生物学上两重性的男性的那一面,来解释她/他与年轻女孩的性关系,一直是这个文本给我们的一个诱惑:如果赫尔克林对一个女孩产生欲望,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荷尔蒙或染色体的结构,或是身体特征上存在的发育不全的阴茎上找到证据,证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男性性别特征,而这特征后来产生了异性恋的能力和欲望。那些快感、那些欲望、那些行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难道不是从这个生物学上的身体发散出来的吗?而对于这样的发散,难道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那个身体的一个因果关系上必然的结果,同时,它也展现了这个身体的性别的独特性? 也许因为赫尔克林的身体男女两性兼具,所以试图在概念上区别有关她/他主要的性特征的描述,以及她/他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亦即她/他对她/他自己的社会性别的意识;顺带说一下,她/他在这点上一直在改变,而且一点也不明确)、她/他的欲望的倾向和客体,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特别地困难。她/他自己在不同的地方也认为她/他的身体是她/他的性别混淆和逾越快感的原因,好似它们是某种不知何故落在了自然/形而上学事物秩序之外的本质的结果和外现。然而,与其把她/他异常的身体理解为她/他的欲望、她/他的困扰、她/他的恋情和坦白/告解的原因,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个身体--在此完全被文本化了--解读为一种符号,代表了单义性别的司法性话语所产生的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无法如福柯所期待的那样,在单义性所在之处发现多元性。相反地,我们面对的是由禁制律法所产生的某种致命的矛盾性:尽管这些矛盾带来快感散布的结果,但它最终的结局却是赫尔克林的自杀。 如果我们一路阅读赫尔克林叙述中的自我剖析--这本身就是经由坦白/告解而生产自我的一个过程--,似乎她/他的性倾向一开始就是充满矛盾的,而她/他的性欲重演了它产生之初的这个矛盾结构,这可以部分归因于制度要求她/他去追求对修道院这个大家庭里的各个"姐妹"和"母亲"的爱,而同时又严格禁止这爱逾越规范。福柯无意间暗示了赫尔克林的"快乐的无身份化外之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某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性欲结构,亦即:"她与世隔绝的生活,而与她为伍者几乎全是女性"。如福柯所形容的,这"奇异的幸福"在修道院传统的规范里,同时是"强制性的和受到禁止的"。这里他显然暗示了就是在这个同性恋环境--实际上是被一个情欲化的禁忌所建构的--中,"快乐的无身份化外之地得到微妙的鼓励。福柯旋即又收回了赫尔克林参与某种女性同性恋传统的实践这样的暗示,而坚持其中产生作用的关键是"无身份"(non-identity),而不是各种不同的女性身份。让赫尔克林占据"女同性恋"这个话语位置,等于是让福柯援用性别范畴--而性别范畴正是福柯希望赫尔克林的叙事能够说服我们去拒绝接受的。 也许福柯的意图正是两方面都想顾及;的确,他想含蓄地指出无身份是在同性恋语境里生产的--也就是说,同性恋是推翻性别范畴的手段。要注意的是,福柯接下来对赫尔克林的快感的描述中,性别范畴是如何被调用,同时又被拒绝:学校和女修道院"鼓励这些温柔的快感,这些快感是无性别身份者悠游于那些彼此相似的身体之间时所发现并挑动的"(导言,页14)。在此,福柯认定这些身体的相似性,构成了它们快乐的无身份化外之地的要件,这论点不止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来说很难让人接受,它也不足以描述赫尔克林的情况。到底是对她们身体的相似性的认知,构成了修道院里年轻女性的性游戏的条件?还是,其实是那禁止同性恋的律法被情欲化了的存在,以一种强制性的告解/忏悔模式生产了这些逾越的快感?即使在这个表面上为同性恋的语境里,赫尔克林仍然维持了她/他自己的性差异话语:她/他注意到并享受她/他与激起她/他欲望的年轻女人之间的差异,然而这差异并不是对异性恋欲望矩阵的简单复制。她/他知道在那样的交流里她的位置是逾越规范的,用她/他的话来说,她是一个男性特权的"篡夺者";而即使在复制这个特权的时候,她/他也在挑战它。 篡夺这个用词显示她/他参与了这些她/他不可避免感到疏离的范畴,并且也意味着一旦这些范畴不再与假定的性别固定性有因果上的关联、不再是它们形之于外的表征的时候,这些范畴有了去自然化和流动的可能性。赫尔克林的身体特征并不是在性别范畴之外,而是搅乱并重新分配组合了这些范畴的构成元素;的确,这些属性自由任意的组合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揭露了性别作为这些不同的属性所依附的一个持久的实在基础的虚幻性质。此外,赫尔克林的性欲构成了一套逾越社会性别规范的实践,挑战了对异性恋与女同性恋情欲交换的这个区分,并凸显了它们之间一些暧昧的辐合以及重新分配组合的地方。 然而,我们似乎必须要追问:即使是在话语建构的性/别暧昧的层次,难道"性",以及更确切地说,它与"权力"的关系,没有对性别范畴的自由组合加上一些限制吗?换句话说,那个自由组合--不管我们将它视为一种前话语的力比多多元性,还是话语建构的多元性--究竟有多自由?福柯原来反对性别范畴,是因为它把一套统一的、单义的设计强加于本体论上不同的性/别功能和元素之上。福柯几乎与卢梭的作法一样,他建立了一个人为的文化律法的二元架构,这个架构简化而且扭曲了我们原本可以理解为某种自然的异质性之物。赫尔克林自己在提及她/他的性欲时这样说:"这个天性与理智之间不断的挣扎"(103)。然而,粗略检视一下这各个不同的"元素",我们发现它们彻底地被医学话语化,成为"功能"、"感官感受"、甚至"内驱力"。因此,福柯所诉诸的异质性本身,正是被他划归为压抑的司法性律法的医学话语所建构的。然而,福柯似乎如此看重的这个异质性究竟是什么?它又为了什么目的服务? 如果福柯主张性别上的无身份在同性恋语境里受到鼓励,那么他就似乎确认异性恋语境正是身份得以建构的情境。我们已经知道,福柯把性别与身份范畴整体理解为一个管控的性/别体制的结果和工具;但是,那管控是以生殖为目的、是异性恋中心的、还是什么其他的,并不是那么清楚。那样的性管控是否在一个对称的二元关系里生产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如果同性情欲生产性别上的无身份,那么同性恋本身就不再倚赖于身份彼此相同的这个基础;实际上,同性恋不能再被如此描述为同性恋。然而,如果同性情欲是指代一种无以名状的力比多异质性,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追问:这是否其实是一份无法或是不敢道出的爱?换句话说,只接受过一次有关同性恋的访谈,而且在他自己的著作里一直抗拒着自白时刻来临的福柯,却毫无窘迫地以道德说教的模式给我们呈现了赫尔克林的自白。这是不是一种移置的自白,而它似乎指出了福柯与赫尔克林的生命历程之间,有某种连贯性或是相应之处? 在法文版的封面,福柯写道普鲁塔克(Plutarch)认为杰出的人物构成了对应的生命轨迹,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生命沿着无限延伸的时间线前进,最后终将在永恒里会聚。他说有些生命偏离了无限的轨道,面临消逝于黑暗而永远无法补救的危险--那些生命可以说没有沿着那通往永恒的伟大国度的"康庄"大道而行,偏离了正轨而有完全无可挽救之虞。"那将是普鲁塔克信念的颠倒,"他写道,"在平行点上的生命,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重新会聚"(作者的翻译)。这里的文本最明显地指涉赫尔克林--后来取的男性名字(虽然有个奇怪的阴性字尾)--与阿丽西娜--那个指代女性状态的赫尔克林的名字--的分离。但它也指涉赫尔克林和她/他的情人萨拉,两人彻底分开了,而且显然走上分道扬镳的道路。然而,或许赫尔克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福柯相对应:从偏离的生命轨迹--决非"正道"--所可能有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正是彼此对应的。的确,或许赫尔克林和福柯彼此呼应,但这并非在任何字面的意义上,而在于他们对理所当然之事物--尤其是对性别范畴--的挑战本身。 福柯在导言里指出有些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彼此"类似的",他忽视了赫尔克林身体上明显并存的男女两性特征,也忽视了她/他在自我表述时所说的她/他和她/他爱慕的女子非常不一样。事实上,在一些形式的性爱交流之后,赫尔克林使用占有和征服性的语言宣称萨拉永远属于她/他,她说:"从那刻起,萨拉属于了我……!!!"(51)。那么,福柯为什么对他意图用以做出如此主张的文本有所抗拒呢?在福柯接受的一次关于同性恋的专访里,访问者詹姆士·欧希金斯提到:"在美国知识分子圈里,尤其是在激进女性主义圈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把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区分开来,"他认为这样的立场断言在这两类的交往中,身体所感受者大相径庭;女同志比较喜欢一对一的伴侣关系之类,而男同志一般来说并非如此。福柯的反应是失笑,文中用方括号"[笑]"表示,然后说:"我只能失声大笑。" 我们也许记得,福柯在阅读了博尔赫斯之后也这样不可抑止地笑出来,如《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序言里所记载的: 这本书的起源是博尔赫斯的一段文字,起源于我阅读那段文字时的大笑,这笑粉碎了我思想里所有熟悉的坐标物……打破了所有井然有序的表面和所有平面,而这些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用以驯化无数混乱的现存事物的工具;并在过后很久仍继续干扰着我们长久以来对同一(the Same)与他者的区别,使之有崩溃的危险。 当然,这段文字出自搞混了亚里斯多德对普遍范畴和特殊事例之间的区分的中文百科全书。然而,还有皮埃尔·里维埃尔 "粉碎性的狂笑",他杀害家人而摧毁了他的家庭--或许对福柯来说是摧毁了家庭这个概念,这几乎等于否定了亲属关系范畴,而扩大来说的话,也否定了性别范畴。 当然,还有现今很著名的那个巴塔耶(Bataille)的笑,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里告诉我们,这笑指代逃脱了黑格尔辩证法概念掌控的一种超越(excess)。 福柯会发笑,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立意基础就是他寻求置换的那个二元结构,这个令人生厌的同一与他者的二元结构,不止贻害了辩证法的传承,也同样贻害了性别的辩证。然后当然还有埃莲娜·西苏告诉我们的美杜莎的笑,它粉碎了那让人石化的凝视所造成的平静表面,揭露了同一与他者的辩证是以性差异为轴线进行的。 赫尔克林以一种自觉的姿态呼应了美杜莎的故事,她/他写道:"我的凝视所具有的冰冷的凝固力似乎冻结了"(105)那些与我的视线相遇的人。 当然,伊里格瑞揭露了这个同一和他者的辩证是一个虚假的二元结构,它是一种对称的差异的假象,巩固了形而上学的阳具逻格斯中心经济,也就是同一经济(the economy of the same)。根据她的观点,他者和同一都是男性的标记;他者不过是从反面来阐发男性主体,它造成的结果是女性这一性无法得到再现--也就是说在这个意指经济里,这是一个不算数的性别。然而,女性不是一个性别,也是从它逃避了象征秩序所特有的单义意指这层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因为它不是一个实体的身份,而与造成它的不在场的那个经济之间,总是、也只是处于一种未确定的差异关系。它并非"单一"的,因为它的快感和它的意指模式是多元而弥散的。的确,赫尔克林那些显然是多样多元的快感,也许可以成为女性/阴性的标记--具有多元价值,而且拒绝屈服于单义意指实践的简化作为。 但是我们别忘了赫尔克林与笑的关系,她的笑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害怕被人取笑(23),再后来是轻蔑的嘲笑,这是针对医生而发的;这位医生得知了这个天生异常的状况,却没有向适当的单位举报,在这之后她/他失去了对他的尊敬(71)。对赫尔克林来说,笑似乎代表的不是羞辱就是轻蔑。这两种立场无疑都与一个谴责性的律法有关,两者都屈从于这个律法,或者作为它的工具、或者作为它的目标。赫尔克林并没有踏出那律法的辖权之外;甚至于对她/他的放逐的理解也是以惩罚的模式为根据。就在第一页,她/他述说了她/他的"位置在这个拒我于千里之外的世界里没有被标示出来。" 她/他道出了她/他自小就有的一种卑贱感,后来这卑贱感先是以一个跟一条"狗"或一名"奴隶"一样的忠实的女儿或情人展现;最后,当她/他被驱逐、也自我放逐于所有人类的领域之外时,这卑贱感终于演变为一种全面的、致命的形式。从这个自杀前的孤立经验,她/他宣称自己远远凌驾于两性之上,然而她/他的愤怒大半还是针对男人:在她/他与撒拉的亲密关系里,她/他曾经试图篡夺男人的"名号";而现在她/他毫无保留地控诉男人,认为他们以某种方式禁绝了她/他爱的可能。 在叙事的一开头,她/他安排两段彼此"对应"的单句的段落,暗示了对失去的父亲的一种抑郁合并--通过结构性地将那负面情绪建制到她/他的身份和欲望里,而延宕被遗弃的愤怒。在她/他说出她/他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迅速地被母亲抛弃之前,她/他告诉我们因为某些缘故,她/他在弃儿与孤儿的收容院里呆了几年。她/他提到那些"可怜虫,被剥夺了母爱的摇篮。"下一句里,她/他形容这个收容所是"痛苦和磨难的庇护所",而接下来的句子提到她/他的父亲,说"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他……从我母亲的温柔情意里强行带走"(4)。虽然她/他通过怜悯其他突然丧母的人,而两次转移了她自己被遗弃的痛苦,但通过这样的转移她/他建立了一种认同,这认同在后来重新以父女共同的不幸遭遇--被剥夺了母性的抚慰--的面目出现。当赫尔克林持续地爱上一个又一个的"母亲",然后又爱上许多不同的母亲们的"女儿"而冒犯了形形色色的母亲时,这些欲望的转移可以说是在语义上形成了一种复合的状况。事实上,她/他一直在大家所爱慕、为之激动的对象,与受轻蔑、被抛弃的对象两者之间摆荡,这是不加以干预而任其自食其果的一种抑郁结构分裂的结果。如果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抑郁牵涉了自责,而如果那样的自责是一种负面的自恋(关注自我,即使只是以指责那个自我的模式),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赫尔克林:她/他不断地陷入了负面与正面的自恋情绪里,一方面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上彻底被遗弃和最被忽略的人,同时又认为自己对所有接近他/她的人都具有一种魅惑力,事实上,对所有女人而言她/他是比任何一个"男人"(107)都要好的人。 她/他提到那所收容孤儿的医院,说它是她/他早年的一个"痛苦的庇护所",而她/他在叙事的结尾,带有象征意味地再度与这个寓居之地相遇,而此时它是一个"坟墓的憩息所"。如同那个早期岁月的庇护所,使她/他能够与父亲的幽灵神奇地交流和认同,死亡的坟墓里也已经躺着了她/他希望能在死后与之相逢的父亲:"看到这坟墓让我与生命和解,"她写道,"它让我对那躺在我脚下的枯骨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柔"(109)。然而这爱--被表述为面对抛弃他们的母亲的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决非完全涤除了被抛弃的愤怒:在"[她/他]脚下的"父亲,之前被扩大为代表男人这个整体,而她/他凌驾于所有男人之上,她/他宣称自己俯视着他们(107),向他们发出轻蔑的嘲笑。稍早她/他提到发现她/他异常状况的医生时说:"我希望他被打入十八层地狱!"(69)。 赫尔克林的矛盾情绪意味着福柯的"快乐的无身份化外之地"这个理论的局限。赫尔克林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玩物"(79)的时候,她/他几乎是预示了她/他将为福柯取得的位置。赫尔克林的性倾向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矛盾的,如前面所说的,他/她的性欲重演了这个性倾向产生之初的矛盾结构,这可以部分归因于制度要求她/她去追求对修道院这个大家庭里的各个"姐妹"和"母亲"的爱,同时又严格禁止这爱逾越规范。她/他的性欲并没有在律法之外,而是律法的矛盾产物,在其中禁制的概念本身横跨了精神分析和制度的领域。她/他的自白,以及他/她的欲望,同时是臣服也是反抗。换句话说,这个被死亡或遗弃、或两者所禁绝的爱,是一种把禁制当作它的先决条件以及它的目的的爱。 屈服于律法之后,赫尔克林成为法律所认可的一个"男人"主体,然而社会性别范畴证实不像她/他自己提及的奥维德的《变形记》里所说的那样具有流动性。她/他的多声性(heteroglossic)话语挑战了"本质的人"(person)--也许可以说是先于社会性别而存在,或是可以从一个性别改为另一个性别--这样的概念的可行性。如果她/他没有受到别人严厉地谴责,她/他就自我谴责(甚至称自己是"法官"[106]),这显示司法性律法实际上比致使她/他转换性别的经验法则的影响要大得多。的确,赫尔克林永远无法以她/他的身体具化那律法,因为她/他不能在身体特征的象征结构上,给这律法提供一个自然化自身的场域。换句话说,律法并非只是文化在原来应该是自然的异质性上所强加之物;律法要求人遵奉它关于"自然"的概念,通过对身体二元而不对称的自然化来获得它的合法性,而其中大写阳具虽然明显地不等同于阴茎,然而它仍调用了阴茎作为它自然化的工具和符号。 赫尔克林的快感和欲望决非一种世外桃园般的纯粹状态,在某种司法性律法强行介入之前可以尽情茁壮增衍。她/他也不是完全外在于男性中心的意指经济;她/他"外在于"律法,但律法将这外在性保持在它的管辖范围内。事实上,她/他的身体具化了那律法,但并非作为一个合格的主体,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证明这律法离奇的能力:它只生产那些它能保证终究会--由于忠诚--自食败果的反抗,以及生产那些在全然臣服之后,别无选择而只能重申创生他们的律法的主体。 在《性史·卷一》里,福柯似乎把身份追求的问题放在司法性的权力形式语境里,而这种司法性的权力形式随着十九世纪末精神分析等性科学的兴起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虽然福柯在《快感的使用》(The Use of Pleasure)的开头修订了他对性史的编撰,致力从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本里挖掘主体形成的压抑/生成规则,然而他试图揭露身份是管控生产的结果的哲学志业一直是不变的。我们可以在最近细胞生物学的发展,看到这样的身份追求的一个当代的例子,而这个例子无意间证实了福柯的批判仍然适用。 最近关于主控基因(the master gene)的争议,可供我们探究性别单义性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研究员于1987年年底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作为性别的秘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性别的主控基因。大卫·佩奇博士与他的同事以高度复杂的技术方法,发现了在Y染色体上构成特殊DNA序列的主控基因,他们把它命名为"TDF" (testis-determining factor),或是睾丸决定因子。佩奇博士在《细胞》(Cell,51期)发表了他的发现,他宣称已经找到了"关系着所有性别二态性特征的二元转化枢纽。"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这个发现的一些宣称,看看为什么这些令人不安的关于性别判定的问题仍不断地被提出来。 根据佩奇的论文,《人类Y染色体性别决定区域转译指蛋白》,他的DNA样本是从一群非常不寻常的人身上采集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拥有XX染色体,却在医学上被判定为男性;有些人具有XY染色体构造,却在医学上被判定为女性。他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基础,这些人被判定为跟他们染色体的检查结果相反的性别;我们只能假定从明显的第一和第二性征来看,他/她们的性别判定是正确的。佩奇与他的工作伙伴作了以下的假设:一定有某种DNA序列,虽然我们无法在普通显微镜下看到它,但它却是男性的决定因子,而这DNA序列必定是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从Y染色体--它通常应该在的位置,移位到某个其他的染色体之内,而我们没有意料到会在那里发现它。只有在我们能做到:一、假定这无法检测到的DNA序列存在;二、证明它是可移位的,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具有XX染色体的男人,没有可辨识的Y染色体,但事实上仍然是男性这样的情形。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解释会发生Y染色体出现在女性身上这样奇怪的情形,正是因为那个DNA序列不知何故被错置了。 虽然佩奇与他的研究团队得出这个发现的取样有限,但他们的研究部分所依据的推测是,多达百分之十的人有染色体的变异,不符合XX-女性、XY-男性这样的归类。因此,与先前的染色体标准相比,"主控基因"的发现被认为对了解性别决定以及连带的性差异问题来说,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基础。 对佩奇来说很不幸地,他基于这个DNA序列的发现而提出的主张一直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同样一组所谓决定男性特征的DNA序列,事实上也被发现出现于女性的X染色体里。佩奇起初对这个奇特的发现的回应,是主张也许决定性别的关键,并不是这个基因序列在男性身上存在而相对地在女性身上不存在;而是它在男性身上是活跃的,在女性身上却是不活跃的(亚里斯多德还魂了!)。然而这个看法仍然是假设性的,而且根据安·浮士多-斯德尔令的说法,在发表于《细胞》的那篇文章里,佩奇和他的研究团队没有提到他们采集基因取样的那些人,在身体和生殖构造上远远不是没有疑义的。我从她的论文《XY掌控下的生命》里摘录了一段话: 他们研究的四位XX染色体男性都是不能生育的(没有精子生产),睾丸偏小,完全没有生殖细胞,也就是精子的前身细胞。还有,他们的荷尔蒙指数偏高,而睾丸激素指数偏低。我们可以推测,他们被归类为男性是因为他们的外生殖器,以及睾丸的存在……同样地……两位XY染色体女性的外生殖器正常,[但是]她们的卵巢没有生殖细胞。(328) 显然,这些案例里性别的成分并不符合一般性别范畴所指定的、可辨识的一致性或统一性。这些不一致也使得佩奇的论证产生问题: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得同意这些人是XX染色体的男人和XY染色体的女人,尤其是需要讨论的正是男性与女性的判定问题,而这问题却暗地里已经由外生殖器来决定了。事实上,如果外生殖器足以作为决定或指定性别的标准,那么对主控基因的实验研究就几乎没有什么必要。 但是,让我们思考一个不同的问题,想想那样的假设是如何形成、被检证和被合法化的。要注意的是,佩奇和他的工作同仁把性别决定与男性决定以及睾丸决定混同了。遗传学家伊娃·埃舍尔与琳达·瓦胥本尔在《遗传学评论年刊》里指出,研究性别决定的文献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卵巢决定,而在概念化女性特征的时候,总是以缺乏男性决定因子,或是那个因子的存在不活跃为基准。既然是缺乏的或是不活跃的,那么就不具备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格。然而,埃舍尔和瓦胥本尔指出,它其实是活跃的,而且文化偏见,事实上是一系列关于性别、关于什么构成一项有价值的探究的一些性别化的定见,使得对性别决定的研究产生了偏斜和局限。浮士多-斯德尔令引述埃舍尔和瓦胥本尔的话: 一些研究员过度强调Y染色体牵涉了睾丸决定的这个假设,他们把睾丸组织的诱导呈现为一种主动的(基因主导的、显性的)活动,而卵巢组织的诱导却是一种被动的(自发的)活动。当然,卵巢组织的诱导跟睾丸组织的诱导,或跟其他所有细胞分化过程的诱导一样,都是一个主动的、由基因主导的发展过程。几乎没有研究文献撰写过诱导未分化的性腺发展为卵巢组织的相关基因。(325) 在类似的模式下,整个胚胎学领域也因为过于偏重细胞核在细胞分化中的中心角色而受到批评。分子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反对以细胞核为中心的一些假设,而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计划,其中细胞核被重新设想为只有在其细胞环境内才能获得意义和控制,以对抗那些试图将一个分化完全的细胞的细胞核,建立为一个完整成形的新有机体的发展过程中的主控者或主导者的研究倾向。根据浮士多-斯德尔令的观点,"要追问的不是细胞核如何在分化的过程中变化,而是,细胞核-细胞质活跃的互动如何在分化的过程中改变"(323-24)。 佩奇的研究架构完全符合分子细胞生物学的总体倾向。这个架构显示,这些个体对现有性别范畴的描述效力所隐含的挑战,从一开始就不在思考之列;他追索的问题是"二元的转化关键"如何启动,而不问以二元的性别架构来描述身体,是否足以满足当前工作的需求。此外,把重点放在"主控基因"上,这表示女性特征必须从男性特征的存在或不存在来理解,或者,最多是以某种被动性的存在来理解;而这特性要是换在男人身上,就一律被理解为主动的。当然,这样的主张是在一个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卵巢对性别分化的主动作用的研究语境里提出的。这里的结论不是说我们无法对性别决定提出有效的、可证明的主张,而是,有关男人和女人的相对身份,以及社会性别本身二元关系的文化假设,决定了这个研究的框架,而使它的重点放在性别决定上面。一旦我们了解到社会性别化的意义决定了那些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研究试图为我们建立"生理性别",而它存在于其文化意义的获得之前--的假设和论证的框架时,区别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的确,当我们了解到生物学语言与其他形式的语言一起,携手复制它意图探究、中立地描述的对象上所聚积的文化积淀的时候,这个工作愈形复杂起来。 当佩奇和其他人判定一个在解剖学上有疑义、拥有XX染色体的人是男性的时候,他们参照的难道不是一种纯粹文化的传统,而这个文化传统把外生殖器当作了性别的一个定义性"符号"?也许有人会认为,诉诸一个单一的决定因素,不能解决这些案例里不连贯的问题,而且,生理性别作为一个包含各种不同的元素、功能、以及染色体与荷尔蒙因素的范畴,它已经不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在一个二元的架构里运作。这里的重点不是诉诸一些例外、一些奇异的现象,仅仅为了相对化那些为了正常性/别生活的利益而做出的主张。然而,如同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里指出的,例外、奇异的事物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寻常的、理所当然的性别意义世界是如何被建构的。只有从一个自觉的、去自然化的位置,我们才能看到自然的表象本身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那些不符合文化传统框架里为我们自然化身体领域并使之稳定的范畴的案例,使我们对性别化的身体所做的一些预设--有关它们不是某个性别就是另一个性别;有关这些身体所谓与生俱来的、或是由于性别划分而获得的意义,突然之间而且极具意义地被打乱了。因此,这些奇异的、不一致的、"外在于"规范的事物,提供了一条途径让我们了解这个理所当然的性别分类世界是一个建构的世界;而事实上,这个世界也大可以建构为不同的面貌。 虽然我们不一定立刻就同意福柯的分析--亦即,性别范畴是为了服务于一个规训的、生殖的性体系而建构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佩奇选定外生殖器--对生殖性欲的象征表达来说很重要的解剖学上的身体部位--作为性别判定的一个明确的、先验的决定要素。我们也许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佩奇的研究因为两种话语而受到困扰,而这两种话语在这个例子里是有冲突的:把外生殖器当作明确的性别符号,而且以此为生殖利益服务的文化话语;以及试图把男性原则建立为主动的、单一性原因的--如果不是自生的(autogenetic)话--的那个话语。因此,想要一劳永逸地决定性别、判定它确属某个性别而并非其他,这样的欲望似乎是由于社会对性/别再生产的系统化而产生的,而这种系统化的达成,在于建构清晰明确的身份、以及性别化的身体之间的相对位置。 在生殖性欲的框架里,男性身体通常被描绘为主动的能动者,因此在这层意义上,佩奇研究上的问题在于他试图调和生殖话语和男性主动性话语;这两种话语通常在文化上是携手合作的,但在这里的例子里却有了分歧。有意思的是,佩奇自动自发地以活跃的DNA序列作为拍板定案的基准,这实际上给予了男性主动原则高于生殖话语的优先性。 然而,根据莫尼克·维蒂格的理论,这样的优先性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性别范畴从属于一个强制性的异性恋体系,而这体系显然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性/别再生产系统来运作。我们现在转到维蒂格上,在她的观点看来,"男性"与"女性","男人"与"女人"只存在于异性恋矩阵里;事实上,它们是自然化的词语,它们使得那个矩阵得以保持隐蔽,也因此保护它不至受到根本的批判。
性别麻烦——福柯、赫尔克林与性/别不连贯的政治
书名: 性别麻烦
作者: [美] 朱迪斯·巴特勒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原作名: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副标题: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译者: 宋素凤
出版年: 2009-1
页数: 240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ISBN: 978754262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