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来自劭牧君先生翻译的克拉考尔那本《电影的本性》一书的副标题。克拉考尔谈到电影这种形式手段对于"物质现实"的偏爱，电影镜头所勘探到的种种"原始材料"的现实，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现实概念之间，正好可以形成对质局面；以眼见为实的"物质现实"作为"证据"，可以暴露我们头脑中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实主义的走向方面，近些年中国电影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对于现实环境的描写。 种种粗糙不齐的生活环境，原先被视为"脏、乱、差"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居所：数不出一件值钱东西的凄凉内室，同样空荡荡、墙壁剥蚀的胡同小巷，塞满精疲力竭人们的失掉颜色的居民楼，尤其是在社会变迁中被动地经受巨大冲击的不同县城---贴满五花八门广告的县城大街，低矮幽暗的铺面里卖着陈年的货物，起着各种与"巴黎"有关的装饰俗气的发廊，污渍的小饭馆里肮脏的地面和桌椅，墙壁赤裸光线晦暗的出租屋和小旅馆，以及难以入眼的各种娱乐场所，所有这些，在此前张元(《北京杂种》、《儿子》)、贾樟柯（《小武》、《世界》）、王超（《安阳婴儿》、《江城夏日》）、路学长（《卡拉是条狗》、王全安（《惊蛰》）、宁浩（《香火》）等一批年轻导演的电影里构成触目景象，甚至在今年的商业电影如《疯狂的石头》，那些凌乱、局促不安的环境，也构成了重要的叙述对象。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上，再加上"方言"、"非职业演员"、"现场音响"（往往是噪音），一道构筑了十分逼真的生活质地，展示了卑微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样一种进展，对于挖掘电影的潜力、对于在电影中表现中国当下现实所起到的突破、引领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那些在环境背景中出现的东西，很可能会自主性地释放某种含义，传达一种影片的情节叙事之外的重要信息，造成叠加的、丰富的意义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成了主要的叙事对象。 我正是这样来理解贾樟柯这部令人瞩目的影片《三峡好人》。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触目惊心的是正在被拆毁的城市，是那些裸露出来的钢筋水泥，是那些废墟和在废墟中漠然地不停敲打，这是变迁中的中国现实的缩影：一声令下，山也倒楼也倒，它们瞬间之内被夷为平地，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也要为之让路。这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抑或是其他？当我看到这部影片中累累废墟的时候，涌起的感受是极为复杂的，感到的震惊是难以言传的：既有关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也有关她在近、现代争取现代化的历史，包括眼睁睁地看到了我们原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些粗糙的钢筋水泥建筑，只有当它们被拆毁时，我们才近距离地认清它们，从而对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产生一种混合着感激与感伤的复杂情绪。 所以，我特别愿意强调这部影片拥有一个纪录片的成就，纪录了我们这个巨大的变迁时代的毁弃、伤痛和代价，纪录了我们人民在这个大变迁的年代所遭受的冲击和无力。这部影片不是关于被拆迁的人们的生活，但是在那些裸露着的废墟当中，你可以体验和感受那些永远被埋葬的时光日子，也许是捉襟见肘但属于人们自己的生活。这部影片我先后三次在银幕上观看，始终觉得那些张开大嘴的废墟是难以消化的、令人痛苦的。 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也表达过，这部影片在故事方面是比较弱的，它们看起来外加于这个背景之上。这并不是说影片不可以以外来人的眼光来表现那些东西，而是作为外来人他们的生活情绪与这个背景如何衔接。现在看起来则是比较脱离的，韩三明和沈红并不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许不能要求韩三明这样的人去关心这些。影片有一个镜头是：韩三明与他被拐卖的、分离十六年的妻子在一个拆毁的楼上分吃大白兔糖果，远处一座楼房轰然倒塌冒起白烟，这对准夫妇此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知怎么这令我想到了"在废墟中前行"这样一句话，这里拼凑的意味比较明显。 在《读书》杂志举办的《三峡好人》座谈会上，有人赞扬影片在表现两段不顺当婚姻如何克制时，我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我恰恰认为在这两段婚姻的表述中，几乎是以一种表现"物"的眼光来表现"人"的，即停留于表面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对于人物更深的心灵与心理体验，尤其是对于女性在不幸的婚姻中所蒙受的漫长痛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释放空间。一个被卖来卖去，一个常年得不到丈夫的任何音讯，但是看起来她们依然镇定自若，这可以看作是对男性更为有利的视角。并且，选择拐卖婚姻来与自由恋爱的婚姻对照，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是比较不够稳妥的。不可否定，在现实中也许有拐卖婚姻愿意留下来不走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脉络中作为一种理解来看，留恋拐卖婚姻就是不准确的。对于虚构的影片故事来说，重要的恐怕不在于是否有诸如此类的"事实"，而更要看将这些现成的事实放到某种透视之中，放到对于"关系"（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去理解和表达，找出更加准确的轮廓。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不够的。我们的影片在将镜头对准现实进行调查方面，在深入调查外部环境的同时，还需要深入调查人们的内部环境，人们的内心与人性的种种表现。人们从艺术作品包括艺术电影中获得的，离不开关于我们自身人性的知识、我们人性的丰富空间。贾樟柯本人在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访谈中，呼吁保卫中国的艺术电影，净化艺术电影生长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衡量一个国家电影生产状况的指标，除了影片数量与票房，还有电影艺术内部的标准，以及文化产品要对社会负责，起码不要突破社会底线共识的这个标准。 蒙族导演哈斯朝鲁的作品《剃头匠》应该说是一部不错的影片，表现了一个以剃头为生的老人其凄凉晚景以及即将随他而去的"体面"的北京传统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以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不适合这部电影，因为在这位老年主人公身上，在他本人与他生活的环境之间，已经到了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地步。不仅是年深日久的缘故，更是因为饰演这位老人的演员洗尽铅华的表演，老人的内部精神已经沉淀为外部物质形态（神态、步态、动作的态样），老人的物质环境也已经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感到不足的是，也许是考虑国外电影节市场的缘故，这部影片在延续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同时，忽视了194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但是人们深深浸淫其中的文化传统，无论如何1949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过去。但是在老人的言行中却看不出一点由那许多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这是影片看似自然的外表背后，最为不自然的东西。 《好奇害死猫》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商业片的基本元素，是做得比较成功到位的商业影片。但是，如果能够在商业片的框架当中，再放进一些人性的因素，则空间更大。比如说其中的一对上层人士夫妇，对于比自己地位底下的人们，可以表现得不那么冷冰冰的，而是有一些人性的、情感的投入，也许使得影片的框架更有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