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人们还是习惯用一个十九世纪的词汇---"小人物"。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分化和民主普及,尤其在中国经历了至少在理论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阶段,那些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远远不是十八世纪的"不幸者"或者十九世纪的"悲惨者",仅仅是无力的、需要同情的客体。他们从自己的处境中发展出不只一套生活哲学,葛优身上体现的,就是为许多人认可的那一款。 《甲方乙方》的开头,主人公这样介绍自己:"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是个没戏演的演员。"这个开场白可以看作一篇"自供状",问题更在于这篇供词是提交给谁的。其中一些用法泄漏了天机。"现年××岁","未婚",这些都是属于特定的书面用语。当年张贴上墙的法院布告,不管是判死刑还是一般徒刑,判决书上用"现年"来表明罪犯的年龄现状,而不用拐弯抹角的出生于某年某月。至于"未婚"人们则更熟悉了,谁填表时都会遇上这一栏。也就是说,这个"自供状"未经挑明的接受者是制度(秩序)一方,而当他表明知道自己处于秩序的某个下方时,他也表明自己站在一个与秩序面对面的位置上,站在它的脚下。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向秩序挑战。 "人品"的说法更加有意思。一般我们不会说自己"人品"如何,这个词密度很高,弄得不好会伤人,一般它掌握在专业或业余的道德权威手中。若是自己拿来放在自己身上,不免令人怀疑这个人的人品是否真的出了问题。还好,问题不大,四六开而已。关于某个大人物的历史评估,人们熟悉的是三七开,这里来了一个四六开,好歹有点自知之明。作为"没戏演的演员",就跟"群众演员"差不多。干脆就叫他"群众"好了。 作为群众,他的身份只有在权力关系中才能更加凸现出来。只有在权力的支配和被支配游戏当中,群众作为群众才显出他的本来面貌。于是我们发现,葛优每回至少拥有一位上司,需要的话是多个领导乃至多位"上帝"。在《甲方乙方》中,葛优的顶头上司是"好梦一日游"公司的总头目冯小刚本人,还有那些离奇古怪的顾客(上帝),他们就像是中了不同邪教的信徒,变着法子让葛优为他们服务。《不见不散》中,葛优的美国上司是徐帆,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的关系虽不是上下级,但胜似上下级。徐帆可以这样居高临下地对葛优说:"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俨然一名领导的口吻。《没完没了》是双重领导双重压迫,即傅彪和吴倩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葛优带来压力和困扰。 《大腕》中的上司最为体面,是大名鼎鼎的唐纳德·萨瑟兰,后来便发展为形形色色的广告商人。到了《手机》,除了老领导费墨,其余三位女性都可以算上:妻子、情人、未婚妻。《天下无贼》中似乎翻身当了领导,但是此领导并非彼领导,"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当他感叹"要团结",客观上只能说明分裂不可避免。即使"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拿他的生气当一回事。显然,作为"群众"的积分,很难带到《夜宴》中的篡权者身上去,冯小刚这部电影最大的失败是启用了资深群众葛优,这家伙就像是一枚定时炸弹埋藏在剧组。 这个群众是接受自己的实际处境的,他知道自己是谁,他守着自己的本分,他承认自己除了是群众,不再是别的,不会将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他缺乏对于自身的想象力,表现在---不管是什么主人,他都表现得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至少表面上找不出什么不合适。他的得体表现在不仅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且知道别人应该怎么做,知道如何保持和再生产那样一种与他人的关系,即再生产出自己的群众身份。 在这个意义上,葛优在《甲方乙方》中的表现,提供了这个形象的地基部分,也就是说,后来在别的影片中所作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加工。作为"好梦一日游"的员工,他的工作就是实现别人的梦想,这就需要他根据别人的要求来设计自己。他本来是什么人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他要能够满足别人对他的期待和想象,站到别人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去。当终于当上"一日将军"的书商跨上他的吉普车,对他发指令:"你给我go,go",他就得用相应的英文麻利地说:"yes,sir"。当这位将军需要表明军中执法严厉,而作为"姚司令"的葛优"装甲师还在雨花台"、"部队损失惨重",他就必须被拉出去枪毙,临走前还大声疾呼:"我在北非流过血,我在犹他海滩负的伤,我为领袖立过战功",而且表情真挚,仿佛这些纯属搞笑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等脱离将军的视野到了户外,他朝天打枪,还不忘了大叫"啊,啊"(给将军听的),然后小声添加一句:"死了",亲自宣布自己的死亡。 而当游戏结束,玩上瘾的书商仍不罢休,你看他怎么教训对方吧。他一边帮助卸下书商的"将军服",一边连连数落:"过过瘾就得了,和平年代真巴顿还得在家老老实实呆着,撒野警察照样抓他。好好卖书当你的良民,国家有咱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呢,打仗也轮不到你。"你看他多有现实感!一转眼,他就变得六亲不认,一点也不含糊。 所谓"当一个良民"耐人寻味。"良民"是一个来自秩序的要求,当一个"良民"是遵照来自外部的某个指令。换句话说,他本来不是一个良民,而是别人要求他这样做,他也知道自己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或者选择。于是"当良民"成了生存之道,成了保存自己的一种做法。当然也不排除他本人就是一个良民,但是一旦别人从外部要求他这样做,他就变得不是良民而是"贰臣"了。 谁能够说,这种做法有什么错呢?在这个意义上,身为群众的意思,根据别人的需要,"扮演一个群众"的意思,扮演得适合权力意志的需要,适合来自对方的要求。徐贲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扮装技艺是一种亚文化政治的体现。它也是一种边缘者因易受伤害而以自损求自保的生存方式---自我涂抹、自我嘲笑、自我矮化、自我检讨。" 话已至此,这里讨论的对象葛优,已经不仅是指一个叫做葛优的演员即1957年出生的葛存壮先生的儿子,而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自动机制":这个"自动机制"与一个更大的"自动机制"相关联,只要大的"自动机制"在运作,小的"自动机制"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其特殊标号的产品。什么东西从葛优这里出来,都变成这个德性。作为演员,他是中国影视中为数不多的、需要为他度身定做的人。即使他洗心革面,观众还是老远一眼将他认出来,并将他拉回到他们的道路上去。而我们的讨论,都是在"葛优扮演葛优"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而另一方面,在这种扮演中也有某种反抗的成分。用扮演的态度来满足对方的需要,意味着不拿你当真,或者这不是真的。并且既然是扮演,他本人则在这件临时的外衣下逃脱了,若同蜕皮的蛇一般将一层外壳留给你。实际上,权力意志所要求的,仅仅是外部的服从。从某个可以标出的时间开始,它已经不关心人们在内心里如何去想。的确,仅仅需要人们来扮演群众,而不一定是作为基础部分的真正群众,说明权力意志本身已经陷入内在空洞和瘫痪之中,而它表面上的威权,在某个意义上,正好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