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抗争与民主——解释性策略

任何这样的解释性计划，都会立马招来历史学家、比较研究者和分析家的反对。就历史学而言，人们可以信奉很多民主理论家的话，争辩说民主让抗争政治显得多余，说民主化要求大规模地驯服抗争。就比较研究而言，人们可以指出，真正致命的抗争，在当代集中于诸如卢旺达或阿富汗这些非民主政体之中，而并不集中于在世界上已经扎根的民主制中。就分析家而言，人们可以争辩道，民主的基本条件包括对抗争的严格遏制，可以说大规模抗争威胁了民主的生存。 这些想象中的反对，每一种都包含了真理因素： 1. 实际上，民主化普遍压制了某些形式的政治抗争，也有力地遏制了其他东西。 2. 一般来说，相比它们非民主的邻邦，民主政体以不那么致命的方式来从事国内政治斗争。 3. 民主崛起的过程包括谈判，这大大限制了抗争的破坏性。 不过，1650年以来的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否定了任何将公开斗争界定为与民主化无关、背道而驰或者致命地威胁民主化的观念。相反，这些历史表明，所有欧洲的民主道路都经过了热血沸腾的政治抗争。 无论如何，民主的历史都不是孤立的，多少有些相似的条件和次序在每一个民主化国家反复上演。民主不像一座油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能形成。民主也不像一座花园，一名巧夺天工的园丁，可以在几乎任何环境下，在一两个季节内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它焕发生机。民主更像是一个湖泊。一个湖泊是一个庞大的内陆水体，以数量有限的几种差异很大的方式形成——往冰河洼地或火山口灌注，用水坝拦河，人工挖凿，等等——但是一旦形成就与其他湖泊共享很多特性：潮起潮落，固定落差和平面水流，温度和生物的井层分布，水波冲积成沙，等等。 合理类推，差异立显。因为，如果民主是一座油田，热爱民主的人士就只能去寻找那些民主之油还没有被开采出来而又有望找到它的稀罕地点，将其他地点统统打入非民主的冷宫。如果民主是一座花园，民主的倡导者就可以计划来一个短期订单，在世界各地耕耘民主。如果民主是像一座油田或者一座花园那样形成的，那么本书可以满足读者对欧洲的历史好奇心，但是对于那些想在将来促进民主的人而言，就索然无味了。 然而，如果民主事实上类似于一座湖泊，是一度风云际会而规律性地发挥作用的一系列历史偶然条件，那么民主的推动者就应专注于累积的历史经验了。如果他们要培植民主化而不想令人大跌眼镜的话，就必须万分小心地让他们的干预符合文化和制度的语境。滔滔江河未必常常形成稳定的湖泊。在此，历史将为未来的干预提供重要指南——只要说无论何种干预似乎都不可能造成太大差别。我敢打赌，民主类似于湖泊，因而历史至关重要。 当我们来到民主之湖的时候，我们如何认识它呢？我们将寻找四个路标：（1）相对广泛的公民—代理人关系；（2）相对平等的公民—代理人关系；（3）公民对于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有约束力且行之有效的协商；（4）保护公民尤其是少数成员不受政府代理人专横行动的侵害。如果一个政治体显示出这些特性，我们就说它是民主的。 我们集中于民族的政府，也就是国家：运用强制力的组织，有别于血缘团体，在一个实体性的、多样化的和有边界的地区范围内，它的代理人相对于其他组织享有优先权。然而，我们认识到，更小规模的政府，比如乡村和城市的政府，有时候维持了部分的民主化（Cerutti, Descimon, and Park， 1995； Head， 1995； Wells， 1995）。具体而言，很多实践性的民主程序——集会、投票、选举、政党地方性组织等——在成为国家层面操作的模型之前先在地方政治中成型。然而在这方面，等待我们的是两个意想不到的事实。首先，地方政治制度，诸如市议会，极少在国家层次上演化为民主政治因素，并且常常对威胁其自治与特权的民主变迁进行坚决抵抗。其次，在地方民主和国家民主之间并无主导性的固定联系；比如，相对民主的农民共同体就反复在威权政体之内运作。 我们主要是在高能力国家中同时发现这四个路标的。即便想效仿或继承民主的萌芽，低能力国家也始终是脆弱的，面对政治参与的窄化、与日俱增的不平等、政治参与者有效协商的重重障碍以及保护的中断，它们显得不堪一击，更不用说被外部征服和内部革命所抹煞。 比较政治学的专家们，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一分析方法中的一个独特之处。考虑到对促进或抑制民主的条件的兴趣，对这些条件与抗争政治变迁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及迄今为止我为政治—过程这一流派所做的辩护，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分析读者有理由这样预测，本书可能围绕三个方面来组织：（1）探寻英法两国经验的相似性；（2）比较鉴别通过征服、革命、殖民化和对抗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之间的异同；最有野心的是（3）将1650年以来的欧洲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投射入相映成趣的结构性条件和轨道之中，有些引向早期民主，有些引向后来的民主，有些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徘徊，有些根本就不走向民主。与之相反，我专注于两个相对接近的国家，二者都产生了可行程度不一的民主，然后，力求把从两国比较中得出的教训应用于其他地方。那么，我为什么不从更大范围的异同开始呢？为什么不进行一整套的配对比较呢？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专家们经常把他奉为非此即彼配对比较的鼻祖，实际上他警告他的读者，不要将他的实验方法用到整个政治体系中去。在拿出他的“同异并用法”（Methods of Agreement and of Difference）（广为人知的），还有“剩余法和共变法”（Methods of Residues and of Concomitant Variation）（经常被人忽略的）之后，密尔提醒读者，他的方法只适用于实验程序。而且，密尔将它们限于相对简单的现象，也就是原因之间很少或毫无互动的现象。换言之，它们对于推进对生命有机体的理解无甚裨益。于是他厉声警告： 如果实验方法对于决定很多化合在一起的原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比如医学——用处不大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对于甚至比生理学更复杂的现象——也就是政治和历史现象——用处就更小了。原因的多样性可谓无穷无尽，结果绝大部分也是纵横交错。令这一窘境变本加厉的是，绝大多数政治科学探索，及与之相联系的产品，都是些最泛泛而谈的结果，比如公共财富，公共安全，公共道德，等等；其结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被几乎人类社会中每一个存在的事实、每一件发生的事件所影响，要么是加重，要么是减轻。 庸人之见以为，对于政治主题，保险的方法是培根的归纳法——真正的向导不是一般推理，而是特定经验。总有一天，无论这种庸人之见被认为是哪个年代的，它都将被当作那个年代中低水平的思维官能的最明确标志之一来加以援引。没有什么比这种对实验推理的拙劣模仿更荒谬的了，偏偏人们还乐此不疲，不仅在大庭广众的讨论中，而且还在以国家事务为题的庄重的条约中对其进行模仿。它被问道，“当一个国家在某种制度下繁荣昌盛，这种制度又怎么会是坏的呢”？“怎么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归于如此这般的原因，当另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原因也走向繁荣的时候？”无论是谁来利用这样一种争辩，只要不是存心欺骗，那他都应该回头去学习其中某一种更容易的物理科学的原理。（Mill， 1887：324） 后来，密尔确定了将他的实验方法应用于人类事务的主要困难在于：不仅存在错综复杂的原因互动，而且事实上，他的方法，由因及果，都需要一系列限定性的、特定的假设性原因。密尔的方法以社会进程为目标，如他所强调的那样，始终就怕哪个人说有一种迄今未知的原因在发挥作用，那它就不堪一击了。 密尔本人，推崇借助奥古斯都-孔德和其他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提出的那种宏大的革命性规划，来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过程。其实，他自己的民主化理论就依赖于一种文化演变理念，在这种演化中，民族从贝都因人（Bedouins）和马来人（Malays）的低级状况，走向英法公民的自治政府。然而，我们还有一个替代选择。我们不去假定，整个结构和过程都是根据巨人的规律去重复自身的，相反，我们可以将复杂的因果过程进行分解，认定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连结在一起的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Tilly， 2001a）。于是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去寻找规律性：政府代理人索要资源引起了反抗、隐瞒、谈判，而不去假设这种索取总是掉入相同的次序之中，产生相同的结果。 进一步而言，我们不去假设：每一个关于政治过程的言之有据的说法，要么是一种特性描述，要么是一种普遍规律；相反，我们可以划定自圆其说的因果类推的范围条件，例如，是否它们在高能力的非民主政体中合理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在其他地方就需要大幅度调整。我们力图解释的，既不是千篇一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差异，而是多样性，是因时因地的变化。 任何民主化的有效解释都要避免四种诱惑，民主分析家们常常拜倒在它们的石榴裙下：目的论（teleology）、系统功能主义（system functionalism）、理想类型推理（idealcase reasoning），以及追求充分条件（quest for sufficient conditions）。目的论用结果来推论原因，匆匆浏览这一结果的因素或原因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塞住自己的耳朵，不去听目的论的女妖歌声（siren song），以避免选择性地捡拾过去，忽略掉那些在政治变迁中貌似与民主化背道而驰或无关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我们的解释，是要认定在那些有时产生民主，但经常导致非民主政治体的过程之中的共同财产，那我们也必须避免目的论。 系统功能主义通过活动或制度对一个社会、一个政治体系或某些相似的紧密型实体所产生的后果，来解释这些活动或制度。系统功能主义之所以吸引分析家，是因为它太容易事后诸葛亮，说威权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系统需要稳定，民主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系统需要公平，如此云云。社会安排有时候再生产出有利于它们本身存续的条件来，比如，统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动用部分剩余价值来加强他们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Tilly， 1998： chapter 4）。然而，在政治变迁的领域，两个大麻烦让这样的功能主义论调倍感头痛。首先，这里所说的系统，总是难以捉摸的：确切说来，是哪些关系、活动、信仰或者制度在接受这些理所应当的好处？这些因素是如何环环相扣的？其次，这个系统如何创造或保持那些理应是功能性的活动和制度？这两个方面都令人百口莫辩，甚至更难以求证。 理想类型推理，指或明或暗地将某一个国家的经验，或者一种理想化的对一切积极经验的总结，当作从非民主到民主政治安排的运动的模型。因此，在将其他一切民主化当作西欧国家民主化这一理想化过程的部分重复之前，我们将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性组合。迄今为止，把经济增长当作美国、英国和理想化的西方经验的重演这一分析，失败时间之久，已经足以警告政治分析家不要重蹈覆辙。我们有太多理由去怀疑，民主化的下一个例子，将在一定程度上重演当初将民主扩展到美国、日本或其他地方的事件的条件或次序。 追求民主的充分条件——或者，更糟糕的，既追求必要条件又追求充分条件——有几个命中注定的缺陷。它假设存在唯一的系列条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产生类似的结果。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路径依赖和文化积淀的影响。它使分析偏离动态的政治过程，走向静态比较。它否定贯穿本书的逻辑即不是说社会世界符合亘古不变的普遍规律就到处产生相同的整体结构和次序，而是说，社会世界来自于重复发生的因果机制，这些因果机制因其联结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当地的条件。解释性历史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的秘密，依本书之见，在于发现可比较的因果机制，而不是整体结构和次序跨越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相似性。 诚然，我的论点，正是要为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摇旗呐喊：至少部分地将信任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隔绝公共政治与类属不平等，增加参与的广度，使参与平等化，加强集体控制，抑制专横权力。它最杰出的——也是最有风险的——贡献就是，通过提出一系列产生这些必要条件的机制——反之，这些机制就会促进去民主化——来对民主化进行分析。我的观点如下：在相互结合的条件下，影响信任网络、类属不平等和公共政治之间关系的规定性过程，对于民主化是必要的，但是这些过程产生于另一种结合，那就是机制和初始条件的结合。 这种必要条件的说法，使之很容易从原则上驳斥或更正本书的主要论点。在缺乏上述所列条件下发生的任何实质性民主化的情况下——信任网络部分整合进公共政治、公共政治与类属不平等绝缘、增加参与的广泛性、参与的平等化、加强集体控制、抑制专横权力，这些统统付诸阙如——就足以驳斥这一论点了。在缺乏显著的民众抗争的条件下发生的任何实质性的去民主化，也是如此，无论是通过风平浪静的舆论还是难以觉察的渐进变迁。 这些论点需要修正吗？只要指出我列表之外的某些条件对于实质性民主化是必要的，那就已经修正了这些论点。要么指出表1.1至表1.3所列的一种或更多的机制没有以所主张的方式来促进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的转变，要么指出表1.1至表1.3没有列出的额外机制有促进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的类似转变，都会修正这些论点。当然，批评和进一步的研究将在某些方面更正本书的论点。其实，随后章节所介绍的细微复杂之处，都是本章挂一漏万的概述所无法一一顾及的。我最多只能希望，本书主要的论点，在经过适当修正之后，将激起和服务于卓有成效的新一轮民主化研究。 目前所拟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很难，另一个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难的那一个部分，是在接下来的两章，来看我的论点所隐含的时间跨度和地理联系是否合理。政体在时空中的变动是：（1）强制、资本和承诺的连结；（2）在同一个地区内，政体以前的历史在依次发挥作用吗？政体特征的多姿多彩，若与民众抗争特征的变动充分一致，是不是就表明二者密切互动？革命、征服、对抗和殖民化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我的故事交给它们的角色去表演？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指派给第四至七章，那就是勾画出故事主要元素之间的因果联系：不仅有政体变迁、革命、征服、对抗和殖民化，还有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的变迁，以及公民身份的创造、持久的民主政治体的形成。最终我们寻找重复发生的因果机制，它们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和次序出现，产生出强国家、弱国家、介乎二者之间的国家，以及其他从次级规模的暴政、威权主义或地方上的受保护协商走向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的道路。在信心饱满地进行此项研究之前，我们必须确信，长期的历史记载显示出足够的规律性，因此认定重复发生的因果机制才不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本书如何展开研究？概括说来，本书指出这个或那个非民主的抗争体系，是人类通常的条件，然后问道，在什么罕见的条件下，通过哪些成熟的因果机制，抗争具有民主性质。第二章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勾勒了政体类型与抗争类型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三章在对政体与抗争的互动形成基本结论之前，考察了1650年以来整个欧洲多种多样的非民主政体及其抗争。第四章乘胜追击，进一步检验法国1650年以来政体变迁和抗争的经验。第五章，将法国与英伦三岛，包括永不停止抗争的爱尔兰，做一个对照分析。第六章集中在1830年到1848年的瑞士身上，看看主要机制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第七章返回1815年以来的欧洲概而论之，对来自于法国、英国和瑞士经验的因果判断，加以应用和更正。沿着这条道路，本书所提供的民主和非民主故事，就不仅是这三个地区的，而且还有低地国家、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一大堆历史经验。 第八章对世界范围内的抗争与民主化分析之意蕴加以总结。结果并非一个普遍化的民主理论，而是一个新的计划，去研究民主化和抗争政治之间微妙而关键的关系。它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世界上这么多的政治体似乎都正在曲折反复地迈向民主化，是因为在那些正享受民主好处的国家，民主依然前途未卜，是因为民主是人类最宝贵的政治创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