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英国人的自我形象,巴黎公社期间英法政治的比较,在抗争的形式、动力和后果上,都显示出深刻的民族性差异。这种比较提出了一个关于民主政治根基的问题。抗争政治中的民族差异和民主的不同起源,对这二者的考察合而为一,汇成本书穿行的河流。从上游放眼望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关心的是,解释抗争政治之后如何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在抗争政治中人们基于各自的利益而提出一致的诉求。从下游放眼望去,同一本书关心的却是民主制度的不同起源。如果这本书写得不错,它就会让两条溪流,尽管要各自为战,却最终能够汇于一处、水乳交融。解释各种不同的抗争政治,也就是解释抗争政治的一个罕见的、偶然的后果——民主。 1825年和1871年之间英法两国经验的对照,只是本书力图解释的欧洲世界的一个侧面。法国方面:从革命到革命的运动,经历了一次短促而动荡的民主试验,威权政府的回归,一个随战争而来的踌躇不定的民主化和扩大化的抗争阶段,政体的分裂,以及新的革命尝试。英国方面:为宗教权利和下院改革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动员,被对外部人(outsiders)的适度让步盖住了风头,加紧对爱尔兰异见者的控制,遍地开花但收效甚微的争取工人政治权利活动,爱尔兰军事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相互牵制的斗争,如果不是在爱尔兰,至少也在英国产生了某种民主化。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的经验中,我们都目睹了民众抗争与趋于民主的政体变迁之间的内在互动。 19世纪法国和大不列颠的历史,难以穷尽抗争政治和民主的范围。在21世纪的世界中,南非、斯洛文尼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加拿大和葡萄牙都被当作各式各样的民主,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看,英法的经验就显示出强烈的相似性和联系:各种相似且互动的模式,如组织化工人的合法化,公共秩序政策,公民权的扩展,民众的责任性政府的形成,政党的创建,等等。两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活动家反复沟通,若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时候相互借鉴政治解决办法,更常见的反应是标新立异,以示与一洋之隔的邻国之区别。英法毕竟通过不同但持续抗争的道路,形成了比较有活力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提供了政治组织的样板,对其他国家形成了显著的影响,积累了抗争——民主和其他方面——的历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分析家。 对1650年以来英法两国经验的异同的解释,为更普遍地解释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变化构建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既然欧洲政体及其直接的移植,产生了绝大多数在当代我们认为是民主的制度,那么进一步而言,任何能将上几个世纪欧洲卷入的抗争与民主彻底搞清楚的解释,都令人期待,希望它有助于去认识其他地方类似的民主的起源。本书将1650年左右以来英法历史的持续比较,用作欧洲范围内更普遍比较的一个跳板。从这里,可以跳跃到有关世界其余地方的理念。 本书的主要论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如下: 1. 强制(coercion)、资本(capital)和承诺(commitment)在不同地区不同的结合方式,促进了这些地区截然不同的政体的形成,决定了政体变迁的不同方向。 2. 在(a)政府能力(governmental capacity)程度(b)受保护协商(protected consultation)的广度所决定的二维空间中,政体的发展轨迹,对于它们民主的前景以及民主实现之后的民主特色,具有显著的影响。 3. 从长远来看,政府能力和受保护协商的增长,是相互强化的。一方面,国家的扩张导致了反抗、讨价还价和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受保护协商要求国家介入调停,从而激励了国家的扩张,继而促进了能力的增长。 4. 存在两个极端:如果政府能力的发展先于、快于受保护协商发展,民主之路(如果有的话)就要途经威权主义;如果受保护的协商的发展先于、快于政府能力,而政体得以存续,那么民主之路就要途经一个能力建设的险滩。 5. 尽管民主化政体所采用的组织化形式——选举、任期制、区域代表制(areal representation)、协商会议(deliberative assemblies)等等——经常模仿或改编自乡村、城市、地区管辖权(jurisdictions)或邻国政体中已经存在强大先例的制度,但它们几乎从不直接从这些制度中演化而来。 6. 公民身份的创造——将政体的全体臣民与政府代理人联系起来的权利和义务——是民主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7. 在高能力政体中,有时候会形成非民主的公民身份,随着公民被广泛整合进政体之中,这种公民身份甚至削弱和抑制了民主。 8. 不过,在同等条件下,如果公民身份事先存在,一般来说民主化会更容易。 9. 公民身份的创造和民主化取决于三个场域中发生的变化——类属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和公共政治(public politics)——以及这些变化之间的互动。 10. 民主化的规律,不在于标准的、普遍的次序或者充分条件,而是在多样化的组合和次序中,生产出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变化的那种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 11. 在特定条件下,革命、征服、对抗、殖民化加剧和集中了其中某些关键的因果机制。 12. 几乎所有关键的促进民主的因果机制都将民众抗争卷入其中——政治上构建起来的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包括政府代理人提出公共的、集体的诉求——要么是共生的,要么是因,要么是果。 13. 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政治抗争的剧目(repertoires)(一系列到处就地取材的诉求表演),从以嵌入性认同(em 一旦谈到持久民主政体的来源,就众说纷纭起来,不过,对于解释性问题之性质,隐约达成了一致。总的来说,最近的理论家都拒绝将民主化的概念定义为一个长期社会进程的逐渐积淀,或者定义为零敲碎打、断断续续、无固定顺序与道路的政治变迁。他们更喜欢这样一种理念:在特定条件下,某种还算有规律的、迅速的进程,将政体从非民主区域运送到民主区域。多数分析家试图去指定这些条件,确认关键的进程。这样一来,民主化的实证研究就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跨部门比较(例如问,两种政体的分界点是否为某一个关键性的繁荣水平)和对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中及转型前夕的优越条件的深入考察(例如问,军事统治者无法管理民族危机是否千篇一律地加快了民主化)两者之间选择。 这些努力包含哪几类解释?在解释民主化和非民主化最近的努力中,我们可以大致分清四类论辩式样: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s),变量(variables),次序(sequence)和集群(cluster)。必要条件的论辩,有时走过头就指明了民主化的充分条件——确认一种政体在什么条件下总是走向民主化。如果成功,这种努力就不仅建立了一条普遍规律,而且暗示人们,在生产新民主政体的道路上,哪些条件是不得不去发现并推进的。例如,瑞彻斯迈耶(Rueschemeyer)和史蒂芬斯夫妇(Stephens and Stephens)令人刮目相看的综合研究,虽顾及地区与时间之差异,却依然形成了一个必然条件,或许是充分条件的全面公式:民主理念和实践的跨国灌输,民族统一的措施,一个自主的、有效的国家,经济成长,被统治阶级随经济成长而产生,成长中的市民社会的组织密度,被统治阶级为了集体权利和政治参与而进行动员。科利尔(Collier)将他们的论点归结如下: 民主,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因而也是阶级权力平衡的产物。当要求民主的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比抵制民主的阶级更强大的时候,就发生了民主化。抵制民主的阶级拒绝前者的要求和压力,尽管还有余地考虑让其他阶级来创制民主,以此作为对工人阶级威胁的一种额外的反应。(Collier, 1999:10) 至少,瑞彻斯迈耶等人规定了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他们离规定民主的充分条件只有一步之遥。 其他学者强调的是变量,这些变量无论怎样结合都能促进民主化。在1991年,亨廷顿(Huntington)发表了《第三波》。这本书的理念立刻掀起新一轮的研究和理论热潮。他所说的民主化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亨廷顿一口咬定五个解释性变量是关键的:(1)权威政体由于内交外困而丧失正当性;(2)全球经济成长,要求民主的民众在扩大;(3)天主教会转向政治改革;(4)外部行动者(尤其是欧盟、美国和苏联)对威权国家政策的转变;(5)螺旋状上升的示范效应(spiraling demonstration effects)(Huntington, 1991:45—46)。与其说亨廷顿将它们作为民主化的必要条件,还不如说他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些变量对不同政权的民主化作用有大有小;例如,他声称,“政治与外部力量”抑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经济成长对其民主化的影响(Huntington, 1991:63)。 次序论一再诱惑着民主化的分析家。例如,很多分析家区分了四个显著阶段,每一个都是下一阶段的前提:前提条件的发展,退出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民主的巩固(例如参见Srensen, 1998:24—63,以及Carothers, 2002)。典型的做法就是,理论家们将前提条件阶段当作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然后提出,接下来的三个阶段——退出、转型和巩固——是主要政治行动者之间选择和互动的结果。反之,逆转(例如,从脆弱的民主中退出,回到新权威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下一阶段的条件有所欠缺,而且与主要政治行动者之间的非民主选择和互动结合在一起(例如,参见Dimond, 1999:64—116)。林茨(Juan Linz)和斯蒂潘(Alfred Stepan)用一个很有影响的公式宣布: 就行为而言,民主成为人们唯一的游戏,没有哪个重要的政治团体热衷于颠覆民主政体或脱离国家。处于这种形势之下,兴起于民主转型中的,由选举产生的新政府的行为者,不再整天担心如何避免民主崩溃。就态度而言,民主成为人们唯一的游戏,甚至在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时候,占压倒性多数的人相信,任何进一步的政治变迁都必须从民主准则的参数中产生。就宪制而言,民主成为人们唯一的游戏,政体中所有的行动者都习惯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冲突将根据已有的规范来解决,违反这些规范,很有可能事倍功半。一言以蔽之,所谓巩固,就是民主在社会、制度甚至心理生活中,还有在利弊的权衡中,都成为一种惯例并且内在化。(Linz and Stepan, 1996:5) 林茨和斯蒂潘乘胜追击,称一个巩固的政体崩溃,只是顺应了一种新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民主政体无法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而支持非民主政体者来势汹汹,前民主政体的忠实拥趸开始在宪制上叛离或骑墙”(Linz and Stepan, 1996:6)。这样,巩固就安装了一个棘轮,只有例外的力量才可以将其逆转。 民主化的集群论,声称民主化的条件、起因和次序,因时、因地、因政体而异。因此,人们放心去普遍化的,只能是某一个集群的民主化——例如,亨廷顿的其中一波——而不可能是古往今来所有地方的民主化。在一个简明扼要的例子中,姬德丝(Barbara Geddes)把最近的民主化都当作各种威权政体的转型,然后辩称,关键进程的不同,取决于威权政体是个人化的、军人的、一党的还是这些的混合。她概括道: 军人统治的转型通常始于执政军队精英的分裂,很多关于拉丁美洲转型的文献都指出了这一点。相形之下,一党和个人化政体内部的敌对宗派,互相合作的动机更为强烈。一党政体有相当大的弹性,往往是被外部事件而不是被内部分裂所击溃。个人化政体对于内部分裂也比较有免疫力,除非灾难性的经济条件拆断了政体忠诚的物质支柱。然而,它们面对领袖去世和暴力颠覆时就显得特别脆弱。(Geddes, 1999:122) 姬德丝由此将必要条件与次序论结合起来,她用的是白描:战略条件—游戏—有权者的限定性选择(entailing choice)。其他的集群分析家则强调因地因时而异(例如Bratton and van de Walle, 1997; Collier, 1999; Markoff, 1996b)。 本书的分析,特别借鉴必要条件论和集群论两种解释传统,一般而言则是拒斥变量论和次序论。在一定程度上,本书要特别感谢罗伯特-达尔对必要条件的经典研究(Dahl, 1998)。它居然兵分四路,破除了最通行的民主化分析: 首先,它否认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变迁存在标准的次序;相反,它强调有很多条不同的民主化道路,因为关键机制是以多种多样的结合和顺序来起作用的。 其次,同理,它否认民主化存在任何普遍的充分条件(然而,它提出了一些必要条件)。 第三,很多研究将民主转型与转型中或转型前夕的政体属性结合起来,与之相对,它否认,一个政体在跨越非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泾渭分明的边界时或前夕,民主化的关键起因起了作用。因此它很少花力气在非黑即白的比较上,相反,专注于推进或抑制民主化的旷日持久的进程。 第四,尽管承认,很多政体原地踏步,是因为哪怕政体存在缺陷,人民还是将其他受尊重的惯例与它们联系在一起。但它却否认民主享有一个超然的稳定地位,一旦如此,一个国家只有因为危机和崩溃才会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虽然民主确实在近年来更占主导,但去民主化依然频繁且到处发生。 重申一次,如果这些原则是错误的,本书至少还是提供了完备的文献,讲述了多种多样的欧洲经验。既然大多数对当代世界民主化的普遍化评论,在回顾欧洲民主化时都将其视为一个平静、有序和一往无前的过程,那么,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本书的价值。 我们试图要解释的是什么?民主化意味着增强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所管辖之人口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增强政府所管辖人口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的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对人口(特别是少数人口)的保护使之免遭政府代理人独裁行动的侵害。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受保护协商的增减,称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为民主。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也不是民主毫厘不差地运作,而是实质性地迈向更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去民主化——接下来会经常描述和尽力去解释——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对受保护协商的背离。 这一定义突出了政治过程。相对于政治过程的定义,一些理论家更喜欢实体性的定义(substantial definition),强调平等、共享、福利这些政府行动的产物。其他理论家则更喜欢宪制定义(constitutional definition),强调代议机制、法庭和法律。近年来,大多数西方民主研究者都采纳了程序性定义(procedural definition)。这些定义最终都源自熊彼特(Schumpeter, 1942)简约主义的民主观点,集中在竞争性选举公职的制度上(对定义和标准的评论,参见Collier and Levitsky, 1997; Geddes, 1999; Kinkeles, 1991; Lijphart, 1999; Przeworski et al., 2000:55—59; Vanhanen, 2000)。我准备讨论政治过程定义在历史—比较分析上的优势(参见Tilly, 2001a, 2001b, 2003a)。然而,选择什么其实关系不大;1650年以来在整个欧洲,按实体、宪制、程序和政治过程这些标准生产出来的对现存政府的分类,均大同小异。 尽管民主肯定是建立在某些共有的理解和实践基础之上,但它并没有沦为一种心态,一套法律,或者一种共有的文化。民主是由与特定政府相联系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积极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而且,我们后面将要看到很多,民主总是与那些特定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例如,民主有时候在家庭、商店或者乡村里占优,转而形成一个更大范围内的显然是非民主的体系的一部分。进一步而言,内部非民主的党派、联盟和结社,有时候却参与到无疑是民主的公共政治之中。虽然民主实践跨范围的借鉴(比如竞争性选举)在即将开始的民主化故事中将隆重登场,但本书集中在民主水平上、也就是国家水平上的民主与民主化。 对民主化的政治过程的理解,随之而来就要对三者做出区分,这种区分将贯穿全书:即对公共政治(public politics)、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和公民—代理人关系(citizenagent relations)的区分。这三者交叉重叠在一起。公共政治包括所有从外部可见的法定政治行动者(constituted political actors)(那些有名有姓的、处于一个现有政体之中的),包括政府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在公共政治范围之内,抗争政治包括了法定行动者所有的非连续性的、集体性的诉求。非抗争政治依然构成了政治互动的大头,因为它包括征税、人口普查、兵役、政治信息灌输、政府利益调解的过程、法定政治行动者的内部组织化活动以及相关过程,没有非连续性的、公共性的、集体性诉求的大部分时间,进行的都是这样一些过程。尽管这种相对非抗争性的政治活动的行为渐进地影响了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我还是要说,抗争政治在这些变迁中的表现更直接。 公民—代理人关系既与抗争政治又与非抗争政治相交叉,它包括了现任政府的臣民和这个政府的现任代理人之间的一切互动。(不久我就要说,成熟的公民身份只出现在有限的政体中,不过,把所有现任政府的臣民都叫做“公民”,在所有政体中都应用“公民—代理人关系”这个词组,可以省掉很多口舌。)民主化由公民—代理人关系的一系列变迁构成:拓宽这种关系,使之平等化,保护它们,使之服从于有约束力的协商。公共政治、抗争政治和公民—代理人关系之间的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主化的中心在于公民—代理人关系的转变,这些转变取决于引起这些转变的公共政治和抗争政治的更普遍的变动。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民主化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关键性变迁,发生于三个互动的部门: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和信任网络。在民主化过程中,大部分政府管辖人口都获得了大致平等的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这样一个过程转而建立了对政府代理人、活动和资源的具有约束性、受保护性的、相对平等的权利要求。在一个相关的过程中,在这些要么构建要么直接支持公共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活领域,类属不平等有所减少。(与个人不平等不同的是,类属不平等在诸如男—女、黑人—白人—亚裔、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这些序列中互相进行区分。) 处于公共生活和类属不平等的变迁之外且与之协调一致的,是信任网络的某种变动,它们一起促进了民主化。一个显著的转变发生在人际网络的中心,当人们要承担有风险的长期事业——诸如婚姻、长途贸易、成为手工业行会会员、储蓄投资、耗时的专科教育等——时,他们就要依赖于这种人际网络;这种网络从一开始的逃避政府的追查和控制,转而部分依赖于政府代理人,推举的这些代理人将兑现他们的长期承诺。“部分依赖”不需要将个人直接与政府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通过政党、联盟、共同体和其他组织来进行,这就转而要依赖于政府的许可、容忍、支持或者保护。人们创造联系的同时也就组织起了长期风险性事业:与权威当局谈判,开始将家里的钱投资到政府证券上,送自己?儿子服兵役,寻求政府帮助去强制履行宗教义务,通过公认的工会组织互助,等等。 去民主化逆转:当信任网络脱离公共政治而独自扩散时,它们的扩散消耗了政府能力,减少了公民在民主过程中合作的动机(因为他们发现短期内这种合作成本很高),弱化了对大部分公民的保护,增加了富人的机会,使之更有权力为了自己而有选择地干预公共政治。 让我们强调一下,该论点不包括哪些意思。它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它们的权限范围内吸纳和支配社会生活越多,它们的政体就越民主。当信任网络的参与者可以合理地假定政府代理人一般都会兑现他们的承诺,但同样是这一批人始终保持对不力官员撤销同意和认可的自由时,信任网络就达到了最大效能。当人们将他们的信任网络完全脱离公共政治时,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回避对政府职责履行所承担的责任,并且以长期公共物品为代价去寻求短期的私人利益。在这种局面下,只有那些能够将政府资源直接转化为他们自己利益的一小撮人,正常参与了政府活动。从更高的层次来讲,将信任网络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就为普通人提供了动机和手段,去监督、认可和协助政府公共物品的生产。超出这一点,我猜想,信任网络的进一步整合(就像自由意志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担心的那样)将减少民主;既然还没有哪个民主政体可以达到这种地步,这种猜想也就无凭无据了。 该论点也不意味着,一个政体所管辖人口内部的类属不平等致命地阻碍了民主化,或者说被统治群体成员的集体行动威胁了民主。正如我们在下文所见的,在欧洲,有时候尽管物质不平等日益加剧,受保护协商却有增无减。关键问题在于,类属不平等是否直接转化为公共政治内部的二元分立——政治组织、权利、义务以及与政府代理人的关系,被阶级、性别、种族或其他类属分化泾渭分明地隔离起来。公共政治被打上了类属不平等的烙印,这就抑制或逆转了民主化。 只有在信任网络整合、不平等绝缘于公共政治,以及相关的公共政治内部转型这些积极变迁交织在一起的地方,有效而持久的民主才能兴起。反其道而行之的大多数公共政治变迁,都结出了非民主之果。而且,三者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逆转——例如,公共政治集团围绕主要的类属不平等而组织起来——都促进了去民主化。于是,解释性问题就将指明: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何时、为何以及如何百年一遇地发生了促进民主式的转变。 “如何”、“为何”、“何时”的问题,都指明要寻找成熟的因果机制(robust casual mechanism),即重复发生的小规模事件,无论它发生于何时何地,根本上以同样的方式去改变社会生活约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果机制并入过程之中,其并入的次序和结合方式则各有不同:机制的链接广泛地生产出相似的短期产品。在此勾起我们兴趣的是这样一些进程,它们将类属不平等隔绝于公共政治或取消这种隔绝,将信任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或者使两者分离,让公民—代理人关系走向或者背离广泛的、平等的、有约束力的和受保护的互相交换。(下面我将命名这八个相关过程。) 因果机制大致划分为认知的、环境的和关系的事件(cognitive, environmental, relational events)。认知机制包括随之而来的个人或共有的感觉的变化,比如,对于某种非正义的原始资料,出现了一种新的看法,这就增加了人们对这种非正义的感受力。环境机制改变了社会单位和它们的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土壤的荒芜降低了农作物的产出。关系机制转变了人、集团和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比如,以前老死不相往来的宗教社区的成员开始通婚。本书寻求解释民主化和去民主化,将集中在关系机制上,也会对认知和环境机制给予应有的关注。 表1.1至表1.3列举的机制反复生产着有利于民主的变迁,这种变迁涉及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三个方面。类属不平等在顶端,机制向下分为两个子集:一个是积极地削弱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类属不平等;一个是设置障碍,不让现存的类属不平等向公共政治转化。在欧洲的经验中,后一个子集在民主化中扮演的角色,比第一个子集重要得多。实际上,因为资本主义同步的进步,整个欧洲人口的物质不平等,经常随民主化的前进而加剧。这样一来,绝缘机制(insulating mechanisms)对于欧洲民主就显得十分关键。例如,在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尽管物质不平等日益加剧,但跨阶级同盟最终促进了民主化。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争夺工人选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 表1.1类属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隔绝机制 1. 支持现存社会群体不平等关系的政府控制(比如,对财产持有的法律限制)的解除。例如,教会财产的大批没收和甩卖,弱化了久已有之的教权。 2. 广大人口范围内跨群体的资产和/或福利的平等化。例如,对农产品的旺盛需求扩大了中农队伍。 3. 私人武装减少或受到政府的遏制。例如,土豪财主的私人卫队的解散,弱化了权贵对平民百姓的控制。 4. 采用各种制度设计,将公共政治与类属不平等隔绝起来。例如,秘密投票,官员薪俸制,候选人自由、平等地接近媒体,从而形成跨类属的同盟。 5. 形成政治上积极的类属不平等的同盟和结社。例如,创造泛地区动员反对政府不分群体的横征暴敛。 6. 跨越社会类属的政治参与、权利和义务的大规模增加。例如,政府对社会性质参差不齐的地区的兼并,促进了类属融合的政治。 这些机制的反面(例如,私人武装的扩散,阶级隔离的政治同盟或结社)促进了类属不平等向公共政治的转化,从而使民主化逆转。 与这些机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过程包括:(a)类属的平等化(主要是机制1—3);(b)政治与类属不平等之间的缓冲(主要是机制4—6)。 表1.2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整合机制 1. 现有的相互隔离的信任网络的瓦解。例如,领主对其附庸提供物品和保护的能力下降,推动附庸从领主—附庸纽带中退出。 2. 无法获得有效的信任网络来支持其重大的长期性风险事业的人口类属的扩大。例如,农业地区无土地雇工的成长,增加了缺乏有效庇护和/或互助关系的人口。 3. 现有信任网络无法掌控的、新的长期风险机会和威胁的出现。例如,战争、灾荒、疾病和/或土匪的实质性增加,显然超出领主、移民共同体和地方团结的保护能力,使之不堪重负。 4. 为政府承诺提供外部担保。例如,支离破碎的政府被承诺重建的占领军征服,就是政府由掠夺者来保护的力证。 5. 政府有目共睹地兑现有利于新来人口的承诺。例如,永远保证应征入伍酬劳的做法提高了家庭送儿子服兵役的意愿。 6. 政府吸纳或摧毁以前自治的领主—附庸网络。例如,地区宗族领袖被纳入政府,同时也吸引了他们的附庸。 7. 减少和/或补偿亏损的政府风险资金的增加。例如,政府支持的灾难保险,吸引公民与政府代理人和/或已有的政治角色协作。 8. 提取—反抗—谈判的循环,在此期间,政府代理人索要非政府网络控制下的资源,以谋求非政府性的目的,这些资源的所有者起而反抗,斗争接踵而来,解决方案就是人们交出资源,但是得到信用保证,对以后的提取予以限制。例如,抗税巩固了关于谁在什么条件下付税的协议。 (续表) 这些机制的反面(例如,政府无法兑现之前保护某部分人口的承诺;政府减少和/或补偿亏损的风险资金下降)促使信任网络从公共政治中脱离,从而去民主化。 与这些机制相结合的主要过程包括:(a)绝缘性信任网络的解体(主要是机制1—3);(b)创造具有政治联系的信任网络(主要是机制4—8)。 表1.3增加公民与政府代理人相互义务的广泛性、平等性,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解释抗争、民主化及其联系
书名: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作者: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译者: 陈周旺 | 熊易寒 | 李辉
出版年: 2008年7月
页数: 273页
定价: 32.00元
装帧: 平装 32开
丛书: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ISBN: 9787543214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