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和当前被权力排斥在外的法定政治行动者之间形成联盟。比如,持不同政见的资产阶级从无权工人那里寻求支持,从而促进了这些工人的政治参与。 2. 中央增补或排除原来自治的政治居间调解者。例如,地区强势人物参加统治性同盟,从而为政府项目效力。 3. 跨不平等类属和/或不同信任网络的联盟的经纪机制。例如,地区性同盟应政府强取豪夺地方资产而生,促使这些同盟被用于其他政治斗争之中。 4. 非政府的领主—附庸网络与政府分道扬镳。例如,地区性宗教领袖丧失了政府庇护,从而使其他政治角色作为盟友或庇护人变得更加关键。 5. 动员—镇压—谈判的循环,在此期间,当前被排斥的角色集体行动起来,威胁到政府和/或其统治阶级的存亡,政府弹压失败,斗争接踵而来,解决办法为承认被动员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或权利。例如,谈判解决反抗政府攫取土地,建立了涉及财产权的协议。 6. 通过政府管辖权强制推行统一的政府结构和实践。例如,统一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增加了平等、透明和整齐划一的可能性。 7. 文官遏制以前自主的军事力量。例如,将外国雇佣兵纳入民族的军队中,减少他们作为政治行动者的独立杠杆作用。 这些机制的反面(例如,自主的政治调解人倍增,创造出服务于某一部分人的特殊化政体)促使相互义务的广泛性、平等性衰减,使之无法得到落实和/或保障,从而去民主化。 与这些机制相结合的过程包括:(a)扩大(主要是机制1—5);(b)平等化(主要是机制2、 3、 6);(c)加强集体控制(主要是机制1、 4、 6、 7);(d)抑制专横权力(主要是机制1和5—7)。 然而,一个微妙的悖论,令类属不平等、公共政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复杂起来:在某种条件下,统一的类属行动,暂时让公共政治刻上更深的不平等烙印,但是从长远来看则促进了民主化(Tilly, 2002b, 2003b)。当以下三个条件都具备时,就发生这种情况:(1)现行的排斥正好落在类属边界,例如,阶级、宗教、种族或性别的边界;(2)被排斥类属的成员自己动员起来,而不是形成被排斥者的联合先锋或与被包容类属的持不同政见成员结成同盟;(3)之前的被排斥类属逐一瓦解、分裂或同化为既有的政治类属,而不是获得独特的政治地位。在欧洲,政治排斥经常沿着类属边界发生(特别是阶级、性别和宗教的边界)。排斥性类属内部的动员也经常发生。但是在它们发生之时,很少单独刻上新类属的烙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通常条件下,要么是现任掌权者吸纳了某部分外部人,镇压了其余的部分;要么是持不同政见的内部人与外部人结成联盟。长远的结果终归是一样的:类属不平等减少了向公共政治的转化。 有一个相反的故事,适用于信任网络。以信任为支柱的网络始终与公共政治和政府干预保持距离,它为反抗政府创议、减少公民在政府作为中的份额提供了便利,从而阻碍了民主化。纵观长远之历史,这已经是事物常态:掌握特权的少数人,他们的网络实际上控制了政府,除此之外,人民处处小心保护他们的血缘、语言、宗教、贸易和互助网络,提防政府干预和公共政治。 然而,两个机制子集逆转了那些历史悠久的条件:削弱了现存隔离性网络保护人民高风险长期事业之能力的机制,还有别的让公共政治行动者(比如工会)和政府本身成为这些事业更具吸引力和/或更可靠的保证人的机制。在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弱化了旧的信任网络,推进了其他信任网络的政治化,促使政府为信用、家庭遗孤和宗教选择提供新的保障。尽管19世纪的这两个国家(如我们下文所见)在以宗教为基础的信任网络方面,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最终它们瓦解了某些隔离性的网络,且至少部分地整合了剩余的网络。 第三组关键的民主化机制,在两个不同层面运作:表1.3的机制,令公共政治发生大幅度的转型,但是公共政治的这些转型影响了公民—代理人关系。这些机制转变了法定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此过程转而影响了公民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变迁促进了这些关系的广泛性和平等性,实施集体决策,加强对每一方的保护使之不受另一方专横行动的伤害。相关机制将广义的人的类属——狭义上讲就是全体公民——嵌入公共政治内部大致相等的权力行使地位中去。将特殊的经纪人或者人的类属,跟特殊的政府代理人联结起来的特权,已经没有那么显著了,而适用于大部分人口和全体政府代理人的权利和义务,变得更为突出。在19世纪的英法,公民权的扩展,集会、结社和诉求的权利的平等化,都来自于这一系列机制。 三套机制合为八个关键过程: 公共政治与类属不平等隔离 1. 类属的平等化。 2. 政治与类属不平等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地带。 信任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 3. 绝缘性信任网络的解体。 4. 创造通过政治联系起来的信任网络。 改变公民与政府代理人互动的公共政治的变动 5. 政治参与的扩大。 6. 政治参与的平等化。 7. 加强集体行动。 8. 抑制专横权力。 本书两个最具概括性的主张如下:首先,表1.1至表1.3所列机制,以各自不同的结合方式和次序驱动这些关键过程。其次,处于头两个标题(类属不平等与信任网络)中任何一个之下至少一个过程和处于第三个标题(公共政治的变动)下的所有过程,是接踵而来的民主化所必需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这一份关于动因的清单是否提供了关于1650年至2000年间欧洲不同部分各种各样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解释? 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公共政治、公民—代理人关系的变迁,显然在我们的解释性问题中各据一方。民主化由公民—代理人关系朝更大的广泛性、平等性、协商和保护的转变所构成。从定义看确实如此。不过,表1.3的机制不是简单地换一些术语来重申民主化的定义。它们中的大部分,在对公民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之前,都造成政府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变迁。这些机制的积极一面,还对公民—代理人关系发挥作用——扩大这些关系,使之平等化,加强公民对统治手段的集体控制,扩展公民的保护使之免受政府代理人的专横行动之侵害。类属不平等和信任网络的变动,更间接和缓慢地推进了民主化;它们改变了公共政治转型发生的语境。 公共政治、不平等和信任网络的变迁显然是互动的。大多数时候这些互动对民主化构成了阻碍。例如,在大多数条件下,政府能力的增长鼓舞了那些已经动用了相当大政治权力让政府活动转向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人,也刺激了信任网络的参与者去加强这些网络,同时更有力地保卫它们免受政府的干预。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行之有效的话,都减少或阻碍了民主。如果欧洲经验提供了一本完整的指南,那么,甚至运转中的民主,对于这些逆转,都永远是不堪一击的;富有的少数颠覆了民主的过程,或者怀恨在心的多数排斥了脆弱的少数。 然而,纵观1650年以来的欧洲经验,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标题下的因果过程,有时候按照相同方向,也就是朝受保护协商的增长,渐进地运转。例如,内外交困的政治参与者伸出手来,与挑战者形成策略性同盟,这种做法一而再、再而三地促进了政府运作的变动,减少了与政治相关的不平等的形式,将信任网络纳入公共政治。将信任网络纳入公共政治,在17世纪只在地方规模上发生,当时法国的地区权贵 (regional magnates)培养了他们自己的扈从,甚至支持民众反叛,以此来回应王室的集权化。19世纪它在民族规模上发生,当时英国的已经被赋予公民权的激进的改革者,在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中间录用追随者。受保护协商这些渐进(常常是暂时的)的增长,频繁地发生于重大斗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之中。 这里指的是哪种斗争?在欧洲1650年以来的经验中,四个重复发生的条件有时激活了多种多样的促进民主的机制:革命(revolution)、征服(conquest)、对抗(confrontation)和殖民化(colonization)。这一切,对于现存的社会安排都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冲击。 革命?正如1688—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905年俄国革命所表明的那样,革命并不普遍都促使走向广泛的、平等的公民身份及有约束力的协商和保护。让我们把革命当作:政府权力实质性易手之后,对政府手段的控制出现的大裂缝。与之前的政体相比,上几个世纪大多数革命的净后果至少都包含少许这里所定义的民主化的因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相对于征服、殖民化和对抗,它们典型地激活了一个甚至更大范围的促进民主的机制。 例如,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成员与受排斥的法定政治行动者之间没有形成联盟的情况下,革命很少甚至从来不曾发生。但是,它们也通常瓦解或吸纳非政府的领主—附庸网络,遏制以前自主的军事力量,使广大人口的资产和/或福利平等化,并且攻击现存的信任网络。革命有时将阻碍民主化的旧网络一扫而光,促使形成比以往更为普及的统治联盟。 征服是外部权力对公共政治、不平等和信任的现存体系的强迫性的再组织。在欧洲民主化的历史中,最著名的例子无疑就是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军队在法国之外的征服,拿破仑失败之后,它在西欧大部分国家都就地留下了以半民主法国为模型的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不同程度地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这可以匹敌法国在这方面的革命性开拓。征服之所以能够促进民主化,是因为它激活了一系列促进民主的机制,最显著的包括摧毁旧的信任网络,用外力保障新政府兑现它的承诺。 对抗为民主化提供了教科书般的例子。对于被排斥政治行动者的挑战,现存的寡头集团应战的办法就是扩大公民身份,使之平等化,增加有约束力的协商,和/或扩大对公民的保护。19世纪的英国统治者回应不服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商人和技术工人大规模动员的做法,几乎很适合于大不列颠的模式,但不总是适合的,也当然不适合于爱尔兰(爱尔兰人的斗争在第五章扮演重头戏)。对抗促进民主化于对抗之中,因为对抗产生了新的以信任为支柱的联盟,弱化了强制控制对现行不平等体系的支持。 殖民化伴随着人口大规模从祖国向殖民地的迁徙,这经常促进民主化,尽管通常是以破坏、驱逐或者奴役殖民地本土人口为代价。除了俄国与相邻地区之外,欧洲由于内部殖民化而形成的“伟大”经验,早在1650年—2000年这一时期之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发生了(Bartlett, 1993)。但是,欧洲人对世界其余地方进行殖民,有时候在其他地方移植民主制度。因此,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人的拓居都始于强制、寡头政体、大肆灭绝拦路的土著人口,然后迅速走上了扩大公民身份、使之民主化、有约束力的协商以及移民人口范围内的保护这样一条康庄大道。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所有真正现存的民主制,一直以来在这四个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最大化;在国家层次上,根据这些标准,从不存在一个接近民主的政体。在后来被称为美国的那些地区,北方的大部分,通过对美洲人的屠杀和驱逐来殖民,而南方的大部分则借助种植园奴隶制来殖民。这种殖民化却结出不同的果实,不仅因为它输出了包含某些民主雏形的政治制度,而且因为它弱化了排斥性的领主—附庸网络,促进了殖民者之间物质条件的相对平等。 民主之路在欧洲也是异彩纷呈。1800年之后,英国主要是通过对抗走向民主化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是这样。法国提供了一个通过革命来实现民主化的典型例子,然而欧洲的大部分,在1848年都经历了相似的循环,如果只是暂时的话。征服也在欧洲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无论是法国革命军在18世纪90年代到处散播的新政体,还是胜利的盟军在二战后对被征服政治体的重组。在法国本土,盟军的胜利也有助于在长达四年的威权统治之后重新创造一个民主制度——通过1944年到1947年之间声势浩大的,常常是暴力的斗争。英国成了北美、加勒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区的民主殖民者,尽管它将非民主统治强加于绝大多数其他殖民地。 虽然革命和征服在短期内,一般都比殖民化或对抗更加血腥,但是所有四个过程都包含旷日持久的政治抗争。有时候统治者趁群众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之前,就已经先发制人,但更常见的是,公然斗争在民主制度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而直接的角色。不是说群众常理上创始或报之以清晰的民主改革规划;很多时候,民主的第一步,都是以非民主的特权和社会安排的名义来反抗中央集权:瞧,1867年英国选举权的扩大,最初是狄士累利和他的保守党人为了在政治上战胜自由党的利益而策划出来的。或者不妨想一想,下文中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平常——要求绕开或取替世袭的政治经纪人,这源源不断地传递出一个规划,目标直指代议制和大众主权。 并不是说,所有的对抗、征服、殖民化或者革命,无论如何都将促进民主;它依赖于这一过程所激活的特定机制。在考察民主化的时候,我们目睹了一个飘忽不定的、即兴而发的、充斥着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所具有的延续性和积累,更多来自于糊里糊涂随大流的认识和现存社会关系造成的鼠目寸光,而非出于任何对未来的远见卓识。 图1.1标明了我们要面对的解释性问题,它省略了反馈,只标出下文探讨的主要因果联系。我们看革命、征服、对抗和殖民化,首先是通过它们激活和转化抗争性诉求的方式,而不是,比如:追溯它们的意识形态渊源或者它们的社会组织转型。我们跟踪抗争性诉求对信任网络、类属不平等和公共政治的冲击,同时我们也不时地指出,抗争性政治(矛头对外)之外的其他影响,也塑造了信任网络和类属不平等。我们进一步看信任网络、类属不平等和公共政治的变迁对公民—代理人关系的共同影响。在公民—代理人关系的范围内,我们观察到构建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那些政治变迁。在每一种联系中,我们都力求去指明和检验那些经常结合在一起生产关键性变迁的机制和过程。我们阅尽1650年以来的欧洲民族史以完成这些任务。 图1.1民主化和去民主化解释中的因素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使之得到落实和保障的机制
书名: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作者: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译者: 陈周旺 | 熊易寒 | 李辉
出版年: 2008年7月
页数: 273页
定价: 32.00元
装帧: 平装 32开
丛书: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ISBN: 9787543214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