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４年５月，上海中华书局准备出一套古典文学参考用书，由郭绍虞、刘大杰主持。５月８日在上海吃饭，到场者十多人。那天就席之前，大杰要我担任《史记选》，并且说明作为研究任务。作为任务也好，不作任务也好，我并不想推辞。饭后开单列名，顾颉刚说：“我担任《史记选》。” 颉刚一向是搞历史的，他自告奋勇也好，我乐得退后一步。 大杰对我说：“那么请朱先生担任《左传选》，好不好?” 大杰是一个八面玲珑，长于应付的人，说得很轻松，很自然，使人感到不能推辞，因此我同意了。在三四个月以后交稿。至于颉刚的那本《史记选》，到今天二十二年了，“物换星移几度秋”，大概他在承担任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做。苏州山清水秀，培养了风度蕴藉的姿态，不像长江北岸的那样地局促褊侧，小廉曲谨。 关于《左传》我提出两个问题： 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这本书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鲁春秋》并行的历史记载。但是却没有肯定这只是《鲁春秋》的解释。 清姚鼐《左传补注序》指出“余考其书于魏氏事迹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特多，有夸张，有歌颂。 （二）《左传》所引对于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一不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都是从后傅合，这是正确的。哀公九年作者称“赵氏其世有乱乎”。赵氏大乱七次，至前３４７年始定。 （三）《左传》所记秦事，自前６２７年崤之战以后，即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穆公遂霸西戎的如何获得霸权，也没有应备的记录。因此《左传》成书在魏开始强大，赵内乱未定，和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我们可以假定为公元前四世纪初期。 《左传》成书的年代确定了，我们可以从此认清《左传》的思想价值。《左传》作者显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本身也是儒家，因此在《左传》里看到不少孔子的主张。当然，作者只是初期的儒家，他的见地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和后来孟子是有所不同的。……综合《左传》作者在记载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里有进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后的思想，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进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最后我提出《左传》在由《左氏春秋》转手为《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插入了解经的语句，这是不是刘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时因为插入经解，以致上下语气不连贯，这是明显的事实，有的选本索性把经解删去，文义更觉流畅。《左传选》这本书对于解经的语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来的面目，同时也表示有所区别。 《左传选》只花费了我三四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却是一本畅销书，《光明日报》有一篇很好的介绍。但是后来也有人指出这个选本的叙言还是一家之说，很不全面。这个批评很正确，我接受。问题在于我这个人就很不全面。怎样才能全面呢?《镜花缘》的君子国里的人是很全面的，可惜又有浩然巾遮住了半个脸。 这本书的前言虽然无法确切指出这是吴起的作品，但是从作者所处的魏国、所生的时期和所有的思想看，很可能是吴起，这和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青铜器时代》这本书所作的宏论是符合的，尽管由于我没有掌握应有的资料，不能那样地指名道姓，因此《左传选》没有得到谴责。 我初到复旦中文系的时候，只是一位寻常的教师。不久以后，中文系的教师分组了。郭绍虞主任提出由刘大杰、余上沅、张世禄三位分任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中国语言三组的组长。刘大杰没有问题，可是外间对于余上沅、张世禄两位意见很大。上沅是一个机灵的人，立即申请卸职，郭绍虞指定古代和现代合并为文学组，由刘大杰任组长。这件工作由大杰担任是胜任愉快的。 但是不久以后，大杰发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部分工作特别重，自己又是忙人，他提出文学组分为两个小组，由我和贾植芳分任小组长，这是我参加教学行政工作的初步。古典文学组刘大杰、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赵宋庆这几位虽然对于小组工作的帮助不多，但是问题不大，工作可以说是正常地进行。 １９５４年后，大学也办工会，各系都要成立部门工会。一天正在开会筹备部门工会的时候，大杰一眼看见我到了，连忙和我说：“现在各系要成立部门工会，我想推荐你当工会主席。” 我说：“我对工会工作是个外行，还是另请高明吧。” 大杰说：?不是这样说的，说外行大家都是外行，谁是内行呢?系里对你都很好，要是你不干，麻烦就多了。” 大杰确实是都点检，事情说清了，开会的时候，由他代绍虞发言，大家一致通过。成立部门工会，由我担任部门工会主席，另推秘书和干事各一人。 部门工会的事不多，主要是由于教授们对工会认识不足，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承上启下的工作，打不开什么局面。但是在调解人事纠纷方面，却做了不少工作，如语言组的人事纠纷，某教授的家庭纠纷之类，消耗了不少精力。 刘大杰和我在人事问题上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在教学问题上，思想距离却很大。他主教中国文学史，他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得到一般教师的称许，但不是没有问题。例如论及唐代文学，他分出唐代的诗歌、唐代的散文等项，在叙述李白、杜甫时，问题还不大，叙到韩愈，问题就来了，诗歌里有他，散文里也有他。这还是唐代，一到宋代，问题更复杂。一个苏轼，诗歌里有，散文里还有，词里继续有，一个人要分三次出场，每次都得交代他的时代、出身和特色。这样的文学史编写方法，我称为分类合编。分类合编的缺点是重叠反复，费时费力。我主张按时推进，在每一段时代里叙述某个作家，把他的诗、词、散文、骈文一齐交代清楚。这样的做法可以省事省力，避免重复。但是这样的教法，以前没有，这样的写法，以前也没有。我在教宋元文学史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办法做的，也得到一些合理的反应。 文学教研组开会的时候，我把这个办法提出来，因为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所以没有通过。当然我和刘大杰是有争论的，但是这是为的教学，不是为的意气，所以并没有影响私人的关系。一次失败，第二年再提出，再失败。文学史的写定，其实只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但是已经取得了公众的认可，一时不能打破，我有些灰心了。偶然和中文系党支部副书记蔡传廉谈起，传廉是我教过的学生，他支持我并且鼓励我：“二次失败没关系，还可以再提。” 很好，我决心再提。这次准备更充分了。我把中国文学史的段落割清，并且每章列出标题，提出按时推进的要求，避免重复，避免烦冗。在讨论中，经过一定的修改，竟然通过了，作为以后进行教学时的纲领。这一次刘大杰也在座，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大家没有伤了和气。 古典文学组的成员还有王欣夫、蒋天枢两位，这两位是主张乾嘉学派的。王先生是苏州人，在目录学方面有特长。所见的版本书比较多，也能指出其中的长短。天枢对于古书的研读虽然不免有些固执，但是他所固执的往往有独到之处，这样的固执有时也的确可取。所以这两位在系里是不可没有的力量。倘使得到很好的配合，对于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是有贡献的。 古典组的赵景深先生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他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年，这时仅仅五十出外，已经有过很多的经历，曾经翻译过外国诗歌，遭到鲁迅的指责，不过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受到鲁迅指责的人很多，经过指责而改进，依然不失为学者。赵先生的特长是古典戏剧，手中掌握的这类的旧籍，大小不等，大约在一万册左右，所以在这方面是有特长的。 还有一位赵宋庆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期毕业生，现在是副教授。这位赵先生的博学是全系所没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医卜星相，中外古今，无所不知，然而是一屋的古钱，散漫满地，没有找到一根串索，因此不能成为行列。这位先生的生活作风也是够特别的。剪发是每年一次。一件夹袍，从８月上身，直到第二年的５月，又没有罩衫，因此油光水滑，几于可以照人，不过是灰黑色的，照来也不十分清楚。他的床铺也特别，把床架扔了，一副床板，用四块砖垫着，这样他便于抽书阅读，随读随扔，书籍夹满了烟灰，读起来也是一片茫然。不过这位赵先生胸中是泾渭分明的，处人处事，一些也不苟且，对人厚道，轻易不下褒贬，也轻易不和人接近。赵先生上课可特别了，声音很低很轻，在第三四排的学生已经很难听到一些脉络，坐在后面的学生，只能睁大眼睛看看他那向不浣濯的道袍了。一般人有时称他为茅山道士。 除了以上几位以外，还有二刘，彦青和季高。一位是泰州人，一位和赵宋庆一样是镇江人。二刘是从大同大学调来的，不久以后，彦青调复旦附中，现在退休了。季高调交大附中，再调复旦，以后又调安徽大学，再回复旦大学。 现代组的鲍正鹄是真正精明强干的。他读过无锡国专、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是在陈子展当系主任的时候毕业的。奇怪的是鲍正鹄衣冠楚楚，偏偏能和不修边幅的赵宋庆接近。 语言组教授有吴文祺、张世禄、乐嗣炳、郑权中。吴、张两位是浙派，都是十分精明的人，在古代音韵方面，都有一定成就。郑权中是老资格了，他的工力偏在训诂方面，对于《尔雅》、《方言》比较熟悉。 中文系还有两位女教授，一位是方令孺，桐城人，一位是胡文淑，安庆人。方家是桐城大族，方令孺是安庆陈翰林的媳妇，本人又出过国，喝过洋水，气魄也就大一些。方教授是五四运动时期成长的，那时成名的女作家文字流畅、意境清远是共同的，方教授也属于这一派。在复旦的资格是老的。胡文淑家是安庆著名的大酱园庄，产品推销到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有国际声望。胡副教授的为人处事，气魄是阔大的，写作的能力也不弱。 在讲师、助教之中，不少的人正在培养之中，他们也逐步地显出自己的才能。我在以后还会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