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一位也是南洋的同学,比我高几级,那时我们曾在唐老师的班上同时受课,因此并不陌生。他指挥着工友把演生和我安排在校长室对面厅屋里。对房住的是俞少白,北高师毕业,英文教师,也是新来的。 那时学校里的教师班子,经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校长一换,几乎全部教师都要解聘,留下的寥寥无几。陈柱尊是广西人,南洋公学学生,他的班底是广西北流、容县这个地区的,如冯振、梁玄、陶中、苏容等人,其他便是程演生、张荫熙、俞少白和我。不久,演生因为北京大学的一位同乡约他去预科,辞职赴京,所以留下的外省人并不多。张荫熙是无锡人,也是唐老师班上的同学,在这里教中文,两三个月以后,因为精神失常,辞职还乡。外省人很少了,所好柱尊、冯振,相处还好。 初到的时候,由于宁楚禅的介绍,校长知道我到过英国,固然客气,但是究竟不很放心。一个星期天,振心到我屋里,说:“同学们都欢迎你去谈谈治学情况,已经坐在大教室里等着了,就请去吧。”我想就是要讲,也得给我一个准备的时间,想推迟几天,冯振不容分辩,拉着我就跑,边走边说:“大家希望你用英语讲呢。” 我看清楚这是给我一个突然袭击,推辞不了,只好硬着头皮笑着和他同走。 果然不错,那里坐着一屋子的人,虽然只有三班,学生共是一百出外,加上柱尊那些亲戚同乡,黑压压地坐满了每个角落。我和大家打个招呼,便信口开河地讲了一个半小时,自己也不明白究竟说了什么,当然柱尊、振心——即冯振,那时他们是单名加字为记的,如陈柱字柱尊,冯振字振心,梁玄字又玄,陶中字守中,苏容字容焉之类,振心是柱尊的同乡兼同学,所以最贴心——这几位也半懂不懂地随着大家劈里拍落地鼓了一阵掌,大伙退堂,我总算闯过一个关,饭碗是捧牢了。 我每月的工资是桂币毫洋一百元,所谓桂币是广西的纸币,在1917年和硬货相差无几,所谓毫洋即是上海的所谓小角子。这样的一百元,大约抵上海通行的硬币不足九十元光景;虽然不多,比译书的工资好多了。发放工资还有一个规定,叫做“月中一半,月终一半”。大约这是柱尊的一个法门,好在我是穷惯的,早迟几天,不成问题。 整个时局处于停顿状态。袁世凯称帝时,反对派来一个大团结,称为护国军,重心搁在云南。蔡锷的军队北向袭取四川,这是进步党的武力。东向的军队由李烈钧领导,通过广西直向广东。李烈钧是国民党,但是他的这一支武力,比较庞杂,有李根源的进步党武力,也有他自己的武力;这两支武力是合作的,但是合作之中也有斗争。除了这两支以外,还有广东陈炯明的武力,这是国民党的。陈炯明出生的那一晚,他妈梦见神人投胎,左手握日,右手握月。这个怪梦在陈炯明的一生作怪,陈总是隐隐有手握乾坤的思想,所以尽管他是国民党人,口称拥护孙中山,其实真正盘算手握乾坤的大业。龙济光在袁世凯的时候封过王,有人称他龙王,可是被打垮了,逃到海南岛,不久也就被消灭。整个中国,这时竟是四分五裂,大约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这些省份和这些省份以北的地区属北洋军阀和它的同盟军。四川、湖南、广东这三省内部不断发生斗争。云南、贵州属唐继尧,广西属陆荣廷。这是中国当时的一个概况,正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大同小异,国家已经滑到四分五裂的边缘。广西总还算是安定的,但是陆荣廷久已看到广东的内部斗争,自己坐山观虎斗,准备最后把这个富饶的省份拿到手里。 在梧州中学我只是一个教师,也就安于教师的地位,中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我向哪里去呢?《诗经》说:“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我向四方看看,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在哪里。这才迫使我走向教师的道路。 我是中学英文教师。学英文的艰苦,主要在于句子构造复杂。这时英语图解法已经有人谈起,但是还比较粗糙,不够缜密。我遇到困难的句子,首先用比较缜密的方法,进行图解:主语是主语,谓语是谓语,先行分开。谓语之后,除了不再补充的以外,有时加补足语,有时加宾语,这里也要有区别,以上是第一线。主语、谓语、补足语、宾语四项之下都可能有形容语,这是第二线。形容语本身可能还有形容语,这是第三、第四线。句子经过这样的分析,那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我用这个方法教育自己,也教育了学生。 为什么要学外语?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为外国人服务,而是为中国人服务。所以要通外语,首先便要通本国语。这里的第一个拦路虎便是汉字。清代人常用的《康熙字典》,共有四万多字,我能认识几个呢?说来惭愧,我认识的很有限。我记得以前听到这句话,“先下死工夫”。我认定我是笨,但是我也认定我能下死工夫,肯下死工夫的。在南洋附属小学沈老师对我进行教育以后,我?定自己不是聪明,而是笨,是能下死工夫的。《康熙字典》所收的字太多了,有许多用不到,当时常用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那里常用字共收一两万,我每天挑出二十个,写在纸上,粘在墙壁,务求认识、记熟。不过这里还有冷僻字,有个“”字,注引《山海经》“山多堪之鱼”。从那时到今天,六十年了,除了这部《山海经》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地方用过“”字,所以记虽记了,并没有用处。 我初到梧州的那一年,我的中学老师朱叔子先生死了,这件事使我非常伤感。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郑东启兄约我同去看朱老师,请教古诗作法。朱老师很诧异,但是也很热情,教了我们一些古诗,并且要我们做诗,记得诗题一首是《荷珠》,一首是《吊熊成基》。《荷珠》只是一首咏物诗,《吊熊成基》可不简单,在清王朝当权的时候出这样的诗题,悼念一个明文正法的革命党人,叔子先生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他死了以后挽联并不难做,可是我自己写不来,只有请求柱尊代写,这是促使我下定决心好好写字的主要原因。 要搞书法从哪里开始呢?我读过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认定必须由篆书入手。我知道篆书是不简单的,要写好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把隶书带起来,又要十年。如此等等,学成一个书法家,总得要六十年。好在我年龄还轻,只要活到八十岁,总有成功的一天。万一活不到八十岁,那只能怪自己没有活够,不能说书法不能成家。 “怎么表示呢?”有人就问。 “那还有什么问的?”耀东说,“用同乡会的名义给法庭去信,从重处分。” 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说:“问题在于同乡会是什么性质。总不能不算是联络乡谊吧!既然是联络乡谊,那么只要问他是不是家乡人。共产党来也有乡谊,非共产党人来也有乡谊,联络总得联络。要说给法庭去信,有人去信的尽管去信,是不是要用同乡会的名义,我看还是多考虑一下好一些。昂然哥,你看怎么样?” 在同乡中间,昂然哥在南京的时间最长,四十出外,人很正派,说话也有一定威信。他说:“表弟,你这句话是敲鼓敲到点子上了。” 这一次的同乡会,就此结束。陈耀东的满腹经纶,没有得到舒展的余地。这五位被捕者,因为证据不足,一律释放。事后我在泰兴遇到刘伯厚,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是什么共产党,把我捉起,还要送南京,真是胡闹。”实际上他和沈毅都是的。沈毅后来在黄桥一带起义,终于献出自己的生命。刘伯厚是张家桥高等小学教师,和我也有一面之交,后来做到地委委员,在革命奔波中,积劳病死。惟有生宝俭可能是误会了,他在南通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做过小学教师,其他就不清楚了。 家乡经过一番波动,南京方面虽然因为失去徐州,内部有些紧张,但是消息还没有扩散,大局也还安定,因此我请了短假,回家去看一下。 母亲安好,大哥一房安好。我那个赁居蔡宅的小家庭也还安好,莲舫不是生病而是怀孕,现在很清楚了。 我的朋友何篑庵不在南通师范教书而回到了家乡,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了。为了教育经费的事,他要和新县长丁则人商讨。那时旧县长还在县衙门,因此丁则人住在五洲旅馆,篑庵要我同去看他,把事情理出一些头绪以后,篑庵准备向江苏教育厅请示。他问我哪天走,我说没有多事,随时可走,因此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先到天星桥准备过江。 这一天是阴历七月上旬,晚饭以后,我们叫好小船趁着月色渡江,准备拐过阴沙,直开小河,上岸后到奔牛搭火车。趁着月光皎洁,我们横过万顷波涛的大江,听风水相击的波声,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啊。想来唐宋时代,采石捞月的李白、赤壁横江的苏轼也不过如此。计算得很不错,可惜篑庵和我都不是诗人,船到中流以后,竟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从这一年上去,三四年以前,篑庵和我,还有平潮市的马心斋,那时正担任南通师范教务主任,三人约好在冬至前夕,到狼山顶上去看日出,可是一路上山,到得山顶,只有三四点钟,由于寒气逼人,不能枯守,只得怅然回校。大约要做一位欣赏大自然之美的人,还得有一定的特别修养,我们是够不上的。 在奔牛搭上了三等车,虽然挤些,倒也热闹。篑庵和我谈起,前任教育局长,为了私事来往靖江一趟,竟报销了六十元,短短的数十里,前后不过两天,竟是这样的虚报,不胜叹息。到了南京,先到老虎桥公寓休息一下,我和篑庵说:“我们同去看一看你的旅馆吧。” 篑庵眼光扫了一下我的房间,小床一张,地板还算完整,高兴地说:“不用了,就借这里打个地铺也行。” “那未免太简渎了吧。”我说。 “谈不到,回到泰兴也可以少报销一些。” 这样篑庵在南京耽搁了三两天就回泰兴。 我每天照样到铁汤池上班。天热了要洗浴,好在昂然哥住在附近,就到他那里借个浴盆回来,洗过澡再送去。这件事后来在朋友中传为笑谈。桂仙樵和我开玩笑道:“要是你掮着浴盆在马路上走过,被吴稚晖看见,那才笑话呢。” “也不一定,”我说,“那次从铁汤池搬到寓所,还不是他提着皮箱送到门口的。”事实上那时还是草创时期,有一些人竟是那样行所无事的。 大局确是紧张得很。孙传芳的军队夺得徐州以后竟从淮阴、蚌埠全面铺开,向南推进。他手下的李宝璋是有名的独臂将军,本来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孙传芳把南通镇守使张仁奎撤换了,要李宝璋把这支队伍带到上海,不到两个月的工夫,竟把那支拖鞋搭袜、松松垮垮的军队搞得壁垒一新,精神焕发。他带兵是有一套门路的。孙传芳北撤,他随同退出江苏。现在他又南下了,自告奋勇,包打扬州,进攻镇江,截断沪宁铁路。这一仗打得很得手,攻下扬州以后,他撇开镇江,直取龙潭,隆隆的炮声,在南京的东边轰通通、轰通通地震天响。天空发出回声,竟似四方八面的炮声一齐轰通通、轰通通地长鸣不息。同时城里的喇叭声也在哇打打、哇打打地尖叫。炮声、喇叭声、人声、鸡犬声把南京城搅得天翻地覆。 第一军开出去了,但是挡不住李宝璋的攻势,败下阵来。眼看沪宁线要中断,恰好李宗仁从上海来,看到情况危急,来不及和总部联系,立刻把第七军开出去。李宝璋接着厮杀,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正在不辨胜负、难解难分的时候,交通线起了决定的作用。李宗仁的军队是由铁路运来的,来了一列车又是一列车,李宝璋的军队是由过江小轮运来的,来了一船,要等老大一段时期才能从江潮澎湃中运来第二船。在优势兵力压迫下,李宝璋的阵脚动了。这一动不打紧,大批大批的军队从后边压下来,士官们扬起指挥刀,指挥刀不起作用;拔出手枪,手枪也不起作用。广西军队杀得性起,在炮弹掩护下,一直撵向江边。李宝璋部被撵到江边,要转身还击已经拉不成阵线;要向前逃命,前面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没奈何,大家横着一条心,朝长江里哗啦啦地直撺,可能也有水性好的,居然随波冲到瓜洲,但是大多数,绝大多数葬身江心,为军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有名的龙潭战役。经过这次战役,第一军的威风顿时下降,一切战报都异口同声,称七、一两军大捷。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总还沾到胜利的边缘,但是牢牢地压在第七军的下边。在政治会议秘书处发出这样的通告以后,狄君武长叹一声说:“政治会议是什么?是军官们的小老婆。” 有人还准备提出自己的意见,蒋介石沉着地摇手说:“不讲了,现在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从此,真的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举国一心,全面抗战”。 这一切是王世杰以教育部长的资格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以后传达给武大的“中执委”们的。 是不是当真举国一心,全面抗战呢?不一定。还有胡适博士呢!他看清楚必须由他来效犬马之劳,他恰好正在庐山避暑,因此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他认为主张抗战是唱高调,高调是用不得的,他主张低调,对日妥协。蒋介石怕这样干,会暴露他存心屈服的一面,便派人吩咐胡适暂时休息,因此全面抗战成为举国一致的主张。 8月13日,上海的战争发动了,同时由财政部下令,全国银行停止提款,必要时每月提款不得超过二十分之一。 全面抗战一经决定,这消息很快传到泰兴。 问题提到莲舫和我的面前,是继续建筑还是立即停工。 要是立即停工,这问题很简单。由于国家形势急变,停工必然获得泥木工人的同意。但是木料、砖瓦、石块都已经准备了,钱已经花费了一大半,倘使停工,已经进行的工作必然是全部作废,材料也必然全部散失。 我们的决定是继续进行,问题的症结正是在停止提款的情况下如何应付工地的需要。 父亲在典出住宅西首的五间房屋时,曾经决定建筑三架梁的灶披间两间,和泥木工一商量,泥木工说只要三十元就绰绰有余了。父亲估计一下,三十元还可以应付,于是动工了,其结果只应付了一半,其余的就得把衣服和母亲的首饰送到元庆典,靠高利贷解决问题。泰兴人经常称泥木工为半料匠,其故在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半料匠,大半由于在估计的时候,有许多没有看到的问题,但是也不免存在由当家人上台以后,不愁他不设法结工的思想。 父亲这次痛苦的经验,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由于母亲不断的提起,我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对于1937年的建筑,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8月13日以后,提款虽然受到限制,但是物资的开支已经付出,工资的应付,即使有些困难,在和莲舫共同考虑以后,我们决心挺过去。 战争是在上海西郊进行的。罗店、大场、南翔、黄渡,两军在这些地区胶着了。蒋介石把他经过整编的军队开上前线。中国军队的士气是高昂的,他们准备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大排大排的军队,气势轩昂地开向前敌。敌人的机枪大炮在掩体后面鬼鬼祟祟地窥伺着。一阵排炮和机枪扫射以后,英雄们血肉狼藉地躺下了,为祖国献出最后的一滴血,而鬼魅们还在那里窥伺着,准备吮吞第二次的血祭。这是一场英雄和豺狼的斗争,豺狼胜利了。经过数十日的浴血抗战,一船一船新到的豺狼,在金山卫登陆,抄了英雄们的后路,苏嘉前线崩溃,中国军队向西撤退。 工地上的屋架已经树立,木工中的好手全部上架,正梁吊上的那天,正是敌人袭击江阴炮台的时候。那时莲舫和我的心理矛盾达到了极点。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为自己的小窝衔泥衔草,而凶恶的豺狼正在咀嚼小窝寄托的大树。 战争在进行,前线在撑持,我们这个小窝在添砖添瓦。莲舫和孩子们都在千辛万苦中挣扎。武汉大学开学的日期已经逼近了。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工作的。敌人还没有逼近,我没有徘徊的余地。我告辞了母亲,别了莲舫,仍回到武大。 这一年秋天,武大是开课的,但是大家经常讨论的是前线的战争。蒋介石的一些老底,整编后的陆军在南翔、大场这一带牺牲了一大批,苏州、镇江都出现了动摇的情况。还能支持吗?能支持多久?北京放弃了,派到北方去的那位大将刘峙,是蒋介石部下的一名福将,但是福将是享惯了福的,并不能为人民造福,他的溃退是有名的:“一夜六百里”,连豺狼们都感到茫然,他们也用人的语言喊道:“不要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呀。”山东是冯玉祥旧部韩复榘的地盘。在蒋介石和冯玉祥火并的那时,韩复榘倒戈,蒋介石由他占领山东的地盘,冯玉祥打又打不成,跑又跑不了,只有登上泰山读书写字,他倚仗着和蒋介石是拜过把的,老把弟总不能枪毙我吧,在泰山上倒也心绪泰然。蒋介石看到他在韩复榘的监视之下,也不再使他过分难堪。对日宣战需要精诚团结,于是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战区并不远,就在山东河北的边界,过了黄河就是。冯玉祥兴匆匆地下了泰山,准备指挥韩复榘的部下作战。虽然在内战当中,不妨各行其是,但现在是对敌作战了,总得按照指令办事吧。韩复榘在济南接待司令长官下山,安排行辕,然后进见,接风,饯行,款送,就是不肯发兵。冯玉祥过了黄河,无兵、无械、无钱、无粮,连一架电话机也没有。眼见得司令长官是一根光杆,冯玉祥跑了。 还有那四川的刘湘呢,自从袁世凯称帝以后,四川省始终没有安?过。最初是蔡锷入川,蔡锷因病出国了,留下了一位云南大将罗佩金,四川的刘存厚和他火并,从此四川便由四川的军阀掌握。但是四川的大小军阀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火并,不断地嬗代。蒋介石在南京树立国民政府的时候,也无法对付他们。曾经有人想起,索性把四川分为四省,安排四位大将,各霸一方,好在四川省地方大,人口也多,分了以后,还是养得起这些军阀的,不过由于大头目不肯分,南京政府也在南征北讨,不遑顾及,只有由这些土生土长的军阀宰割他们的乡亲。民国二十年以后,四川军阀预征钱粮已经到民国七十几年。四川人没办法,只有苦笑一下道:“民国万年,现在还早呢!”预征不够,便勒令老百姓种鸦片,在黑道人口中,“川土”是一种大路货的代称。可是抗战了,不容在抗战的后方,存在一个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事实上,蒋介石还有他的长远打算,趁着对日抗战,把四川的大头目陆续调出。杨森已经调出了,现在把最大的头目刘湘也调出。刘湘也是有名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四川打四川人,他是权威,可是出省作战,尤其是和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作战,他没有把握,所以一到汉口,尽管有些部下开出了,他自己却病了,躺在汉口一家医院的病床上。 武汉大学是开学上课了,但是学生的心不在教室里,教师的心也不在教室里。战争,惟有战争占据了人们的心。三三两两的青年在步行中唱出:“我们的家乡在松花江上。”也有人唱:“我们是勇敢的少先队。”他们并没有到前线,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后方。 这时,下江来的人不断地涌进。 唐老师从无锡来了。老师久已离开上海南洋公学,他在无锡办了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我的同学冯振心就在那里教课,现在陪着老师来了,他的目的是把老师接到广西北流,且避兵火之难。 李昂然表兄原调汉口担任一些工作,现在计划把表嫂也接到汉口。他派一位叔伯兄弟文藻去接。文藻到南京时,南京已经混乱了。可是这位表嫂是当代的宋伯姬,她说,是昂然来接,她随时可走;要不是昂然,她是决不离开南京的。文藻劝说了两天,毫无办法,只得自己走路,可是从镇江回泰兴的小轮已经封船了,因此只得到汉口来。据他说,那时奔牛、镇江到南京的铁路轨道上真是人山人海,失散的孩子也是无数。人们到了绝境的时候,有时是先顾到子女,但是也有连小儿小女也顾不了的。南京失陷以后,野兽们在城内进行杀人比赛,从左肩劈下,掠过心脏,由右胁砍出,总共屠戮了中国人三十万。表嫂幸免于难,但是人已经半痴了,抗战胜利以后不久就死了。 苏州、常州、镇江都陷落了。抗战的大局没有变化,但是南京的形势已经危急,林森带着大小官员乘兵轮先到武汉,在武汉稍作逗留,直开重庆。政府到了四川,但是蒋介石还在南京。 蒋介石召集重要将领在南京开会。会场上蒋介石慷慨发言,他声称抗战大计始终不变,但是南京形势危急,自己有责任,决定坚决抗战,死守南京,只要自己存在一天,决不容许敌人占领南京。 将领们都感到形势的严重,空气非常紧张,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 唐生智将军喀嗒一声,双脚立正,挺直腰杆,昂着头,眼光向左右两边扫射,神色凛然地说:“报告,委员长身系国家之重,要为全国的安全、民族的前途着想,似乎不必以万钧之身担当一城的得失。” 这一番言论完全出于蒋介石的意外。自从1927年在南京建立政府以来,蒋介石的耳朵里没有听到这样的言论,他的眼光掠过对面的这位将军,神色肃然,他沉着地问道:“那怎样办呢?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唐生智义形于色,断然道:“不能,决不把首都放弃给敌人。倘使委员长不以生智为不才,生智愿意坚守南京,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更长的时间不敢保证,至少……”说到这里,他捶了一下会议桌:“可以保证六个月。” 这一切都出于蒋介石的意料,他说:“孟潇兄你的身体不太好,六个月的长期坚持,是不是太劳累了?” 这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在泰兴读完高级中学以后,恰好邵渐逵的女儿瑞珠要到重庆猫儿石探望她的丈夫,顺便在那里找一个工作。和她们结伴同行的还有冯鸿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小狗子,此外还有带路的人。从泰兴出来的时候,路费不多,卖去了一些家具,才能上路。那时渐逵在马甸办小学,因此就在马甸停了一晚,莲舫一直送到这里,第二天才回城。这所学校也不简单,白天是小学,受伪政权领导;夜晚是师范学校,受新四军领导。因此马甸这个地区,虽然离城不到二十里,情形很复杂。好在渐逵人头熟,各方面都吃得开,泰兴城里的伪政权,在蔡鑫元的指使下,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势力,尽量抓钱抓兵,但是也抱定过得去的宗旨,只要能过得去,他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过分深究。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1941年新四军在安徽遭到伏击,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从阴沙、小河过江的余部,一经登上了长江的北岸,立即得到很大的发展。泰兴是一个人平均不足一亩地的穷地区,地主和高利贷主的剥削特别严重,蔓延的柴草遍地皆是,只等待火种的播散,因此新四军到达后,立即取得了有利的形势,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在皖南的时候。 地方的政权掌握在伪军手里,但是伪军的武力,仅仅足以把自己封锁在县城和附近的几个据点,确实一些说,伪军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日本兵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城东北的佘将军庙,这是据点中的据点,孤立中的孤立。他们有武器,有给养,但是他们实际上怕群众,也怕伪军。他们知道,只要伪军把枪口掉转,他们就没有存身的余地。 泰兴城外广大地区,接受蒋介石命令的队伍中有姚绪东县长,也有张公任旅长,姚绪东是接受韩德勤省长命令的,张公任就不那么听话了。新四军从江边向姜堰、海安开拔的时候,张公任让开一条路,因此对于革命有一些贡献。地方武装之中的朱骥,比张公任更进步,是接受革命指挥的,他和张公任有联系,同时也有斗争。经过抗战的艰苦,泰兴人得到锻炼,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邵渐逵的办学,日夜不同,正是这个特殊环境之中的特殊表现。 马甸分别以后,莲舫回城,清於和冯鸿翔、邵瑞珠五六人由南京到达蚌埠,这一路还不难。以后由蚌埠经过十字河再向商丘,虽然也有汽车,但是每晚息宿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安定了。一路有伪军、有敌人,所好有熟人带路,他是沿途都有联系的,在敌人和伪军盘查时都有暗号。宿店不供应伙食,一切都得到街头去买,所好清於还是一个孩子,有时带小狗子出去,倒也没有太多的盘问。 进入商丘,这里已经脱离伪区了。火车是拥挤一些,也不太整齐,总算是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虽然车行不太顺利,居然到达西安。从西安开往重庆,有直达汽车,买到车票以后,路上即使有一些煎熬,总算是到达重庆了。我是在接到清於来信以后,从柏溪进城接她的,其时瑞珠已经去猫儿石,冯鸿翔不久也到水利工程处去报到了。水利工程处的负责人是郑权伯,我在泰兴的同班同学,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少。 清於到来,使我对于家乡的情况理解更多了。特别是对于家庭。家庭的很多情况是信上没有提到的,因此更感到亲切。莲舫知道我在重庆也不宽裕,而由重庆托人兑汇到泰兴,按照当时伪政权的规定,是两元算一元,兑率方面,已经打了对折,而且由于邮路不便,有时经过耽误,更要受到不必要的煎熬。好在恒泰和已经倒了,分到一些脚货,零星出售,也可以贴补家用。 苏家巷东首的六间屋已经抵出了,可以维持一些时候,新宅西首的十间厢屋出租给一位常先生,原来说明每间房租一元,在出租的时候,可以买到二十斤米,但是物价正在飞腾上涨,最后一元钱只能买到一盒火柴。莲舫和常先生商议是否可以改约,常先生坚持不同意,结果只能由他出宅,另行招租,按每间每月米租一斗。租房用米价折算,这倒是由莲舫开始的。这位常先生解放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人也不错,就是太精明了一些。 厅屋也出租了,房客郭明复,如皋人,这时是蔡鑫元的参谋长。当然他的住进是由于蔡鑫元的指定,我们并没有主张,这位郭参谋长也特别,虽然也是动刀动枪,有时还和老婆耍脾气,可是他和重庆政府有联系,这一点谁也不清楚,直到蔡鑫元垮台前夕,他才离开泰兴,到南京去工作。及至蒋介石失败了,他又跟踪到台湾,经历过十多年,担任过炮兵师长。 在这七八年之中,莲舫生过一次严重的瘟病,她准备万一不起的时候,把灶屋偏门改作棺材,就近埋葬。这事她在信中没有提过,主要是为了不要扰乱在外人的心境。由此可见,相去数千里,相隔七八年,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清於来的时候,还带着一罐蟹油,大约五百克光景。这是莲舫对我的一份深情?意;孩子从泰兴到重庆,一路捧在手里。以后我们在柏溪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经常熬了又熬,直吃了一两个月。 孩子来了,安排也并不难,我的房间小,不足十平方米光景,因此决定白天在我房里补习功课,晚间借住在女生管理员傅教官那里。她在泰兴读的高中,是戴为办的。为是地主家庭出身,大少爷作风是严重的,但是正如他在上海拒绝担任光明染织厂的人事科长所表现的那样,他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所以回到泰兴不久,就办起了一所高级中学,那时沪光中学已经搬到乡间去了,城里不少初中毕业生升学无门,这所高级中学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为自己开课,也请了一些城里优秀的中学教师,所以这所高中虽然只挂着泰兴高中补习班的招牌,也得到江苏教育厅的承认。我和为虽然是先后同学,关系并不密切,在上海共处七八天,才有深切的了解。我到四川以后,许多事,都承他的照应。 冯鸿翔本来也是那所补习班的教师,对于清於的功课比较了解,在重庆见面时和我谈了,不过我对于她的升学并不担心,因为我一向认为人的天资和成绩关系不大,只要有刻苦钻研的决心,什么拦路的障碍都可以克服。所以我们虽然住在那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倒也悠闲自得。 但是我们确也穷得紧张万分。1938年来四川的时候,路经上海,花了大洋五角,买了一只热水瓶。这水瓶倒也经用,从乐山到柏溪,一路还是用它,可是一天不知怎样瓶胆炸破了,这可是一件天大的灾难。买一只吧,重庆市上尽有,每只大洋五千元;我看过多次,总是下不了决心去买。但是每晚读书、做工作、写作,总不能不喝一口热水吧?怎么办? 从乐山来的时候,我的工资是每月三百二十五元,落地升一级,是三百五十元,以后每年晋级,现是四百元了,但是币值很有限,我们的生活,主要依靠米贴。不久以后,重庆政府对于米贴也有了限制,不问一家人口多少,一概以六口为限。这个规定我们也拥护,不是这样,要是像杨森将军,子女可以编成一个排,人民要有多大的负担。凭了我的工资和最高限制的米贴,尽管我用钱谨慎,我的银行存款不超过六千元,总不能全部支出购置一个热水瓶吧。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凭着我的一双笨手,居然找到开水。那时柏溪分校有一部发电机,自己负责每晚的照明,可是电灯也实在暗淡。青年教师的脑子特别灵,有一位助教,索性房里装上三盏,读书有灯,躺在木制沙发里有灯,睡在床上也有灯,一律换上低电压电灯泡,照得如同白昼。这原是他的自由,学校不管,旁人只有呆着。我买了一只小油灯,这一来是电灯与油灯共照,老法与新法媲美,倒也别有风致。 热水瓶没有了,我用竹枝搭了一个小竹架,搁在油灯上面,竹架上安一把小茶壶。不要说油灯的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这才认识到老法与新法,有时确实是可以共荣共存、并行不悖的。 清於到来以后不久,抗战情况发生突变。河南的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得意人物,在河南支持了好几年,虽然给河南的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水、旱、蝗、汤,是并传不朽的四大害,到了这时突然垮了。反动的日本军阀打通了从北京到广西这一条路。套着抓脑壳小帽,留着仁丹胡子,戴着黑框眼镜的两脚狼从北京,从武汉,从广州开向广西。这事在重庆引起了一阵特大震动。我根据我所有的一点粗浅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总觉得贵州的地形比广西要高得多,中国历史上从贵州打进广西的例子尽有,但是从广西打进贵州的例子没有读过。因此感到日本军队不可能从广西打进来,心里比较踏实。 然而这是妄想。反动的日本军阀从广西扑过来了,他们打过柳州,打过金城江,打过独山,情势非常险恶。谭戒甫本来在城固西北大学的,后来调到贵阳师范学院,现在也到重庆了,总算设法安插下来了,仍在一所高等学校教书,但是贵阳确实很紧张。本来国民党动辄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我脑子笨,大约属于不知不觉的一类,最多只能算是后知后觉,重庆的那些先知先觉的女士们、先生们早已在那里打算了。大人物准备把机关搬到兰州,到那里去苦撑待变。小人物也有一条路,叫做参加青年军,一参加青年军就可以乘大型运输机飞到国外,打不打仗是另一回事,且把自己的那个七斤半保稳了。 中央大学这个庞大的机构,不考虑是否搬往兰州,当然教师们也谈不上参加青年军。怎么办? 1952年8月间,君遂添了两个女孩,是孪生,大家都很高兴,取名邦蔚、邦薇。莲舫从泰兴送去了乳母,免得允明过于辛苦。这时在家的子女是惠如、君迈,瑞允在南京读幼儿师范,君道在哈尔滨读工业大学。君道考取之初读化工科,中间攻读矿冶,不久又由矿冶转入建筑,都是响应学校的号召。清於在朝鲜前线。 时代在激变,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在沪江大学,这时大家都很清楚这所大学就要停办了,但是沪江停办以后,我们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第十三章复?旦?大?学(一) (1952~1957)1952年10月下旬,沪江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分配方案发表了:章靳以调上海作家协会,维之调北京,后改天津南开大学,中玉、蛰存调华东师范大学。余上沅和我调复旦大学。两位助教:盛某某调科学院,刘某某调复旦大学。在分配方案发表之初,维之因为工作没有确定,不免有些懊丧,中玉、蛰存是如心所愿;上沅和我因为复旦已经形成华东重点大学,有些担心,但是事情既经确定,当然也就随遇而安了。 复旦大学的成立是二十世纪的初年,那时复旦大学的部分师生,对于该校领导中的法国传教士有所不满,因此脱离出来,所以这座大学的前身,是有一段反对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政策的光荣历史的,但是这事久已过去了。民国成立以后直至抗战初期,复旦只是上海若干私立大学之一,不特别落后,但也不特别先进,在反对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中曾经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抗战开始,复旦大学内迁。从这时期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和其他私立大学的托庇公共租界,有所不同。复旦大学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一经入川,不久就受到国民党CC派的控制,在四川只能维持生存而已,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是在国立大学之中,并没有做出特殊成绩。 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在政治方面,北京是全国的中心;在经济方面,上海依然是重点。人民政府的措施,使得复旦大学逐步取得重点学校的地位。上海的各大学有所分工,而每个领域,都突飞猛进,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都是。复旦大学是作为综合性大学的重点而存在的。 所谓综合性大学,相当于以前文学院、理学院的复合体。复旦大学有文科七系、理科四系;从学生人数看,理科的人数远过于文科。文科七系之中,在顺序上,一般都自中文系开始,所以中文系无形之中占据了文科的首要地位。当然,在学术上,中文系的成就,在文科方面,并不突出。 1952年的院系调整,无疑加强了各重点大学,使他们取得领导地位。当时考虑的重点,无疑是从师资力量方面入手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师资在抗战以前人数不多。入川以后,一边培养本系的高材生,一边吸收校外的力量。复员以后,又连续吸收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的师资,人数已经扩大了,但是还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经过院系调整,中文系吸收了大同大学、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和沪江大学的师资。从政治要求看,当时的教授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从学术成就看,尽管一般教师没有特殊成就,但是华东方面,已经很少有能和复旦中文系比拟的。当然这很不够,还有许多空白,还有许多缺点,但是这是进步中的缺点,不够的可以提高,实在不行的甚至可以调做别项工作。 但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大家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从旧社会来的人必然会带来旧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病态,不经过改造便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1952年的十个月,大家都经过了思想改造,复旦大学原来的教师,思想改造也许要早些,但是早得也很有限。五六十岁的人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假使我们认为在十个月中可以改造过来,那就太天真了。 谁来改造我们?有的人是准备就绪,跃跃欲试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多少人认为青年人可以担负改造的工作,但是青年不是永远年青的,二十开外的人转瞬就是三十四十了,青年的精力衰退了,依然是问题重重,那时不是还要改造吗?许多担负改造工作的人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吗?这是后来发现的,在未发现以前,他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人能改造好别人吗?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派系观点特别严重。旧社会的中文系是派系斗争的场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经进入新社会,即使社会制度完全变了,在大学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张工作证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需要聘书了,不需要每年每学期为聘书而担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书没有了,不等于为聘书而产生的担心就没有了。我在武汉大学后期,聘书是照发的,但是系主任的挤压、刁难,使我时时感到非及时离职不可。所以尽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证,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工作。还有核心小组,还有这派那派。你不属于核心小组么?不属于这派那派吗?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时代的难关。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应当在系内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做人民所需要的人。工作证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一个奋斗目标,不是给我们开的吃饭门票。 就是这样还不够。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的探讨,说句老实话,还没有闯出一条科学的道路。旧时代的文人,做和韵诗,甚至做对联,做诗钟,有些大学教授认为这是他们的绝技,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谈。在语言探讨方面,只知道方块字,有的还有不少错误,不理解汉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更不理解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关系。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方面能做出什么成绩呢? 新中国的中国文学系就负有这样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成就之间,有多大距离?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怎样的领导、系主任,领导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洗刷自己身上原有的污泥浊水,认清自己的努力方向,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在中国文学、中国语言学方面做出一定努力,在华东带一个头;在全国,和兄弟学校的中文系共同前进,以期不辜负我们的时代和使命。 我是带着这样的愿望来到复旦大学的。 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一定距离的。理想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实不能不受到这种限制。要打破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不凭主观努力,但是主观努力谈何容易。一个人或极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带动大家共同努力。可是这更不容易,何况还有不少势力、惰性势力引导大家走回头路呢? 复旦大学中文系最初是有派别的,有所谓公馆派和文摘派。公馆派是指一些常在校长公馆走动的,文摘派是指在《文摘》这家刊物活动的,这是抗战前后的事了,但是这个传统不能不传下来。公馆是永远存在的,学校总有一定的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周围经常活动的人,不能不带有公馆派的嫌疑。《文摘》久已停刊了,然而文摘派的人还在。不过1952年我到复旦的时候,这种两派对立的形式是没有了。除了极少数以外,新来复旦的教授都想独善其身,不参与任何派系活动。 我到复旦以后,主要是站在不介入的立场。是不是有小圈子,有核心组织,我不清楚,我也不打听,我只想做好工作,不参加任何斗争。有时不免有些人要来,谈上大半天,我最初也还唯唯诺诺,时间长了,我感觉唯诺也是一种负担,于是只有洗耳恭听。 解放以后,每人都有一定的工作岗位,永远不愁失业,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经常发生一种工作不工作都一样的思想,同样地领工资,那就索性不工作。社会主义的制度反而保障了部分人的怠工,游手好闲,故作高论,说长道短。这实在是不幸。 在1952年以后的数年中主要问题在于学习苏联。 那时斯大林还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没有当权。当时人谈到苏联,经常跷起大拇指,尊称一声“老大哥”。现在的工业展览馆,当时正在开始建筑,落成以后,称为“中苏友好大厦”,正门是中国人和苏联人热烈拥抱的铜像,铜像上边的题字是“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时代变了,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邪道,因此两国的关系也就变了。 1952年10月以后,到了复旦,我们首先就要讨论课程设置的问题。虽然那时的中文系只有一、二年级,但是要讨论整个布局。第一道难关是设置几个专业、几个专门化的问题。什么叫专业,什么叫专门化,我们不懂,以前没有接触过,怎么能懂?经过多方解释,勉强懂了,那么就算是一个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两个专门化,中国文学专门化和中国语言专门化。至于课程呢,大家讨论总数多少学时,每星期多少学时,方案定了。但是还得讨论,这确是筑室道谋了,但是不能怪,一切都在变革之中,谁也拿不出一定的主张来。只有讨论,经过讨论然后试行,试行以后再总结经验,重行讨论,重行规定,变革之中,这个过程是不能免的。 为了学习苏联,推进新的计划,这时就要学习俄语。学习俄语几乎成了风气,学英语久已不时髦了。当时我们的大敌是美帝国主义,虽然朝鲜战事不久就结束了,但是中美关系很紧张,学英语当然不好,只有学俄语。学校为教师开办俄语学习班,我也参加,但是没有学好。俄语的学习资料,供应不上,系里的工作也重,实在应付不了,挤不出时间,其结果是把俄语挤掉了。系里学好的人也不多。 当时为了学习苏联,还搞出一套六节一贯制。原来学校安排课程,一般是上午四节,下午四节,下午四节经常是一、二两节上课,三、四两节安排政治学习和体育活动。从上午到下午第二节总共六节,当中可能也有空白,这样的情况本来是在所难免的。现在的办法是把六节全部排到上午,把下午空出来作为政治学习和体育活动的时间,主要是为了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的时间得到保证了,问题在于上午的六节课怎样排法。原先从八时上课,五十分钟以后,休息十分钟再上第二课。现在变了,上午七时上课,每节上课四十五分钟,休息五分钟,再上第二课。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全面推广,第一年就完全实行了。教务处还有说明:旧时上课要点名,点名有什么用处?取消了,抓抓紧,四十五分钟,完全可以抵过原来的五十分钟。点名的用处是不大,同时也可以免去点名时可能发生的麻烦。这个办法推广开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大学不比中学,学生可以永远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上一课,几乎就要换一个教室,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有时相去三二百公尺,而且人总是人,从七时到十二时不能没有喘息的时间。因此在这课间五分钟宝贵的时间里,只看到学生列着长队拼命奔跑。跑呀跑呀,刚刚跑到教室,书包还没有打开,教师已经在开讲了。怎么办,只有拼命赶,抄笔记,耳朵听了,有时手又不听使唤,记不下来。 还有呢。七时上课,六时多一些就得吃早饭,两碗稀汤薄粥,不到十时,久已化作乌有。买点心,不但要花钱,而且没地方,也没时间去买,头脑昏昏地,只听得教师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讲。讲什么?不知道,肚皮里一阵阵痉挛,头昏眼花,怎么办?看看教师,倒是挺精神的。没什么稀奇,谁知道他什么时间起身?而且他最多只讲两小时,吃得又好,不比大食堂。 但是苏联是推行六时一贯制的。 学生实在受不了,也想问问教务处,教务处的先生们,早晨喝的牛奶,吃的干点,他们根本不知道大食堂的两碗薄粥。他们只知道苏联的经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你说什么? 我的孩子君道是哈工大的学生,暑假回家路过上海。 我问:“哈工大是执行六时一贯制的吗?” “是的。”君道说。 我对哈工大的教学情况不理解,也没有问,只问:“你们早晨吃什么?” 君道多少有些感到问题太平凡了,但是既然父亲问了,只好老实说:“吃干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