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两位再从兄弟并不是什么经营能手,在倒闭的边缘上挣扎了几个反复以后,终于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中,父亲失业了,而且由于小小的县城里容不了几爿茶叶店,自己即使积累了些业务知识,竟然找不到第二个就业的机会。大的孩子总算在一家布庄当上艺徒,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一家大小五口,吃饭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办呢?父亲的心境正在煎熬之中。 就在这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深夜里,我出世了,那年父亲、母亲都是四十一岁,大哥二十岁,二哥十二岁,三哥十岁。父亲正为家境的艰苦而困惑,大哥在店里,二哥、三哥都熟睡了。一盏昏暗的油灯投下深沉的阴影,产婆把婴孩收拾干净以后,包扎停匀,扔在方砖上给他第一次锻炼。 泰兴县城苏利巷老宅时间慢吞吞地消失了,曙光反映到这所朝北的小屋里,母亲从分娩的昏沉中苏醒过来,一眼看到躺在方砖上的婴孩,她挣扎着和父亲说: “兴保爹,把孩子递给我,他在地下躺得太久了。” 兴保是大哥的小名,小地方的夫妇通常是带着孩子的小名相互称呼的。我在地上其实还只有半夜,由于母亲的慈悯,这才重新获得人间的温暖。当时的风俗是这样的,婴孩初生,要在方砖上躺这么一天一夜,据说为了孩子的健康起见,从小就得给他这样的锻炼。现在的办法完全不同了,不过我想这个办法不是没有道理,我能把我的健康情况作为一个具体的证明。 母亲是慈爱的,但是我的出生并没有在她的心坎上得到同情。她在有了三个男孩以后,总是希望有一个女孩,长大以后,能够在她脚前脚后,干一点零碎活儿,可是偏偏第四个还是男孩,实在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因此我只能凭我那天真无知的小动作博取母亲的慈悲。 父亲呢,他老是惦记着一家大小的生活。没有田,没有工作,只凭着典当,或是出卖一些还可让出的房屋,那怎样活下去呢?所以在伯父问起可曾给孩子起名的时候,他只是说: “大哥,你看一家五口,现在是一家六口了,凭什么活下去,这不是完了吗?孩子就叫做‘完了’罢。” “唉,”伯父说,“这怎行呢?哪能给孩子一世背上这个名字呢?我看我家两个男孩,你家四个,这个孩子就叫做‘六六’吧。” 由于伯父的规诫,我才不致背上“完了”的名称,而要在一生中挣扎向前,争取自己的前途。 但是问题一出现,随即也产生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办法叫做剪发不易服。我是1911年8月上旬剪辫子的,衣服还是一件蓝布长褂。当然在辫子剪除以后,也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服式。有剪发不易服的,必然也有剪发易服的,这叫做大同小异。有的人直截改了西装,这究竟是少数。有些人改了装,竟然是一位在家和尚,不过照样吃荤,猪鱼鸡鸭并不因此而得救。有些人穿的据说是明朝的服装,大领口,不过有小袖管的,有大袖管的。西风一吹,他们还戴上方巾,前方还嵌上一块羊脂玉。我没有做过考证,想来明朝人是这样吧。早年看过《聊斋志异》,上面也有插图,图中人物确是这样的。 形势是这样的,可是那一年的国文大会照旧举行。大约是8月中旬吧。唐老师出了两道题:第一道是《中兴名臣颂》,监场的老师们口头还说着:“大家可以带《诗韵合璧》入场。”据说是为了“触机”。我虽然十七岁了,可是不会做赋颂这些大文章,因此只好做些论说之类,想来那高材生如薛桂轮、廖世承、傅焕文,他们虽然在星期天和我同在那里朗诵韩欧的文章,究竟比我的班次高多了,读过的文章也多,因此我不能和他们相比。可是这一年的《中兴名臣颂》究竟不能搞得有声有色,无论他们做了些什么大事业,武昌起义的炮声爆发了,历史颠倒过来,中兴不是什么中兴,名臣也算不得什么名臣,那还颂个什么呢? 革命是一件不断锻炼的事业,经过一次失败,就是多一次锻炼,反复失败就是反复锻炼,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革命成功。辛亥革命以前,有惠州之役、镇南关之役、广州之役。尤其是广州之役,失败得最惨。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是资产阶级革命最优秀的成员,他们死了,埋了,但是他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终于酝酿成熟,爆发为武昌起义之花。湖广总督瑞贗逃了。新军是革命的动力,但是镇统张彪逃了,那怎么办?他们终于在协统的床下,找到了黎元洪,推他做军政府都督,同时由黄兴担任革命军总司令,宣告独立。不久以后,汉口各国领事馆宣告中立,革命形势初步得到稳定。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也动了。那时清王朝的力量,集中在制造局,革命党人、各校青年和社会中的活动分子包围了制造局,有的跳进去,树起白旗,夺获了制造局,革命又一次得到胜利。上海成立了都督府,由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接下来是苏州成立了都督府,由江苏巡抚程德全任都督;镇江成立了都督府,由新军标统林述庆任都督;扬州成立了都督分府,由徐宝山任分府。革命的声势大了,然而革命的成分也变了,老官僚和青帮都成了革命的领导。 三哥是在1907年应征入伍的,1909年以后继续服役,到1911年两次服役已经满期,他遵章退伍,在南京模范监狱担任卫士。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的思想久已变了。同盟会员赵声在第九镇担任标统的时候,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后来赵声虽然因病死了,但是革命的思想久已传播开来。武昌起义以后,两江总督张人骏把南京的防务交给巡防营统领张勋,同时把第九镇徐固卿调往江东门。这就转变了南京的革命形势,革命的种子搁到冷藏库里,一时发不了芽。 这就急坏了三哥,他想离开南京到武昌去投效,但是长江轮船已经断了,去是无法去的。他在给大哥的信上,也提到此事。虽然当时没有信件检查,但究竟是不稳当的。那时表兄李昂然正在南京模范监狱担任文书,大哥和仁溥哥从泰兴去探望他们。大哥是小城市的店员,仁溥是青年学生,对于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因此这次谈话产生不了什么结果。分别的时候,大哥拉了一下三哥的辫子,知道是真的,感到不至因为剪辫闯祸,三哥交给他一件呢子背心,一双新鞋。这两件东西后来大哥在家用需要的时候都变卖了。 武昌虽然没有去成,但是三哥要革清政府命的决心是没有动摇的。第九镇的下级军官和三哥是有联系的。他们约定在九月十八日的夜中,第九镇由江东门开回南京,将要到达的时候,鸣炮为号,炮声一响,由三哥领导模范监狱的罪犯,破狱暴动,作为内应。从三哥看来,这件事是考虑成熟的,他联络了一些同志,在那里静待。九月十八日到了,这是武昌起义一个月后的时间,只要暴动成功,内外联系,推翻巡防营的防御工事是不难的。 事情正在准备着,三哥联系着监狱里的部分在系人员。一切正在按分按秒地等待。九月十八日深夜,远远地听到一声深沉的炮声,三哥和几个卫士把牢门打开,在系人员一齐冲出,三哥把预备好的夜饭开出,每人发给一杆长枪。“冲呀!冲呀!一齐向外冲呀!”三哥嘶喊着,他们冲倒了门岗,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三哥看到了自己的失败。炮声是一种错觉,新军由于临时的调动并没有从江东门开出。即使如此,三哥和他的那一帮人,倘使是懂得政治,经过锻炼,至少还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从各个方面凑合在一起,没有接受政治教育,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群人。门岗是冲倒了,但是他们各自投奔自己的小小角落,追求那没有任何保障的安全。三哥终于为了推翻清王朝,在南京小营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这时候,我还在上海。为了防范反动力量反扑,在南洋公学的我们,组织巡逻队,每晚出动在学校的周围,准备予以有力的反击。 关于选择配偶,我始终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五四运动以前,甚至到五四运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家庭妇女的前途始终等同于丈夫的前途。共同生活,意味着共同利害,只要是有一般认识的妇女,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妇女主管的部门,主要是家庭和孩子,除此以外,经常是不大过问的。关心七斤的七斤嫂,《幸福的家庭》的主妇,《肥皂》里的主妇,乃至《伤逝》里的子君,这些人物在鲁迅的笔下,得到永生,但是她们所关心的只是家庭和孩子。这些是1920年至1925年间的人物。甚至那位以英勇斗争出名的景宋女士,鲁迅在1934年给萧军、萧红的信上也说:“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后期是完全不同了,但是二十世纪的前期,是和后期不同,何况这时还没有到二十年代。 婚后的生活,既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孩子,因此对于配偶的选择,只要对方不是精神失常的人,一切都可以将就,人生的生活,本来不能独行其是,总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所以对于我,问题不大,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家境穷,因此不能浪费;母亲衰老,因此必须懂得如何应付老人。这还不够,我还有个大哥和他的妻室儿女,大哥的年龄只有四十出外,健康情况正常,但是有工作不想干,现在自动处于没有退休工资的退休状况。怎样应付这样的特殊情况的家庭,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我对于选择配偶,始终不愿提出自己的主见,只希望母亲和大哥作主,选择满意的人物,日后不要把责任推给一个不作主张的我。 由于二舅母的建议,母亲主张和舅家院内的孙姓订婚。孙家的家境很萧条,可是这位姑娘孙霞是勤劳婉顺的,母亲很满意,事情已经逐步进行到订婚的边缘,但是因为是母亲作主的,大哥不同意,这件事母亲看得是有些违反“夫殁从长子”的信条了,只有商请舅母向对方说明情况,作为罢论。 大嫂看到这条路走不通,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她的亲妹妹宁五。母亲是没有意见的,眼看大嫂的主张可以实现了,可是大哥依然不同意,因为这位姑娘很能干,很有主张,坚强结实,不像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过门以后,这个畸形的家庭不易安定,所以即使是大嫂提出,依然没有通过。 朱东润(后排左一)与母亲、大哥世淦及两个侄儿最后由于远房兄弟野樵哥的建议,才考虑到和邹家结亲。邹家是从乡间搬到城里的,莲舫的父亲做过布庄店员,久已去世。她的大哥霁澄现任江苏教育厅省视学,三位姐姐,两位已经出嫁,一位死了:都是前母生的。她自己是后母生的,年十八岁,在泰兴县立女子高等小学三年级肄业。这样的家庭和我们的家庭相比,虽然目前略为好一些,但是距离不大。特别是她这一家完全由嫂嫂当家,她的母亲谈不上过问,她自己更谈不上了。在哥哥嫂嫂的手里,一个小姑娘不能多话,身体也不太好,因此更显得退让。从各方面考虑,大哥感到最合适,当然也和母亲说一声。1918年夏天我回家后,母亲和我谈起,并且说:“事情由哥哥和我作主了,你自己可以先看一下。” 在那个时代,婚姻的事情,虽然是由长辈作主,但是事前由本人看一面,征求同意,这种做法已经很普遍了。我因为家庭情况复杂,母亲是慈祥的,但是也有一定看法,不能轻易违反;大哥只是大哥,但是他当家作主的日子久了,不能接受不同意见;大嫂当面不作主张,可是她的主张,都能透过大哥提出。还有一点,家中除了五间老屋以外,没有任何产业,大哥虽然只有四十出外,一房五口都得由我供给,经济方面的倚赖不是使他们软弱,而是使他们僵硬了,因为惟有僵硬才能掩护软弱。这一切造成了复杂的家庭情况。 当时的我有什么意见可提呢? 现代的人当然可说这事情很简单,你在外边自己成家便解决了。 当然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能把六十余岁的老母亲完全抛弃不顾吗?她这一生,母家在巷子的西首,婆家在巷子的东首,除了送丧上坟以外,她没有走出直径十丈的圈子。她不可能外出,即使外出,也决不肯向一个外地的新妇屈服。还有大哥的一房五口呢,他的僵硬在地方上是有名的。为了掩护自己的软弱,他的僵硬可以搞得更离奇,更无法挽回。所以,为了应付这一个无法安排的局面,我只有说: “既然母亲和大哥决定了,我没有意见。” 母亲说:“话是如此,看一看是可以的。” “不必了,”我说,“事情是母亲和大哥决定,只要仔细考虑,日后有了问题,不责怪我就好了,用不到看的。” 坦白一点,我这样做完全是鸵鸟政策,日后的责任还是无从推卸。大哥以为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性格荏弱,在哥哥嫂嫂手里长大的,她自己的母亲只是继母,对于不是亲生的儿子起不了什么作用。经过这样的培养,弟妇进门,翻不出自己的掌心。 这一年夏天,婚约决定,秋后行礼定聘,我已经回到梧州,开学上课了。 “我看这件事主要在于回去以后,事情办得好就回去,办不好就不回去。既然受到委屈,那还回去干什么?”我说着,同时也看着增锴。 “好吧。那么增锴你先回去,说一声我是不回去了。”篑庵说。 篑庵的为人,我是清楚的。他能够认真办事,但是受不得委屈。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各式各样。有的人确实很差劲,这样的人我遇到不少,但是不甘心受委屈的人究竟也有,篑庵就是这样的。 同乡丁皓琰先生出身很苦。他父亲做过泥水工人,但是由于刻苦,多少积了一些钱,买了田,成为自耕农,可是也有少量的田,因为自己人力不够,出租给人家,还是勤勤恳恳地过了一生。皓琰本人,在学校里确实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除了自己的本分工作以外,什么事件也不过问。是不是因为他在乡间的生活给他的局限,那就很难说了。 除了这两位同乡以外,还有一位李书城,泰兴李家河人。从日本学医回国以后,在南通医科专门学校担任主任,也在师范兼任卫生课教师。他不常来,和教师们的关系不够密切。 那时国文教师徐九镛走了,这倒是一位放荡不羁的先生,现在回到江阴去当教育局长。代他的是一位方仲,和于敬之、张梅庵都来自骑岸镇。方先生已经靠五十了,很朴素诚恳,不失为旧时代的好人。 总的说来,南通师范的教师班子,还是不容易的。大家做好本分的工作,对于学校分配的任务,都能好好地完成。也许个人和个人之间,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能和衷共济,尽量争取把学校的工作做好。 由于时局不定,学校工作终于不容易做好。 五四运动以后,南通第七中学校长缪敏之认为学校无法搞好,走了。他走是对的,因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那套规行矩步的办法是无法带动学生共同前进的。他走了以后,七八年之内,换过三四位校长,但是学校依然没有办好。 五四运动以后,南通师范的负责人于敬之始终没有去。他的不去也不一定不对,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那套规行矩步的办法也无法带动学生共同前进。在这七八年间,他辛辛苦苦,也得到教师们的共同协助,应当是有一些办法了,然而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时代在不断地动荡,学生的反应比教师快,学生的前进比教师快得多,不能领导他们前进的,必然为他们所抛弃。是不是还有办法共同前进呢?有的,然而也没有。为什么说有的?学生的前进,不能说没有偏差,因为是青年人,经验少,有时不免过火一点。但是只要教师们能带同他们共同前进,他们还是能接受领导的。问题在于教师不敢带同他们共同前进。在孙传芳时代,南通镇守使李宝璋是得力干将,但是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在南通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克制,到了上海以后,只要遇到要求进步的青年人,他的大刀队是一些也不留情面的。公共租界不便由他杀人,他就在北火车站搞一个临时刑场,行刑令下,大刀扬起,喀嚓一声,血肉模糊,给上海市民一个鲜血淋漓的教训。 李宝璋失败了,孙传芳失败了,蒋介石上台。他是不是革命的?不一定,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他把浩然巾一翻,原来他是不革命的,也就是反革命的。既然是反革命的,他自有一套反革命作风:搜查,捉人,杀头。杀头当然是很可怕的。但是青年们没有经验,越是艰险越向前。这也影响了教师们。 一天下午,我和篑庵散步,从师范学校前面的三元桥直走到段家坝。篑庵谈到学生的思想情况,他说: “这些时学生们的思想动态,你看怎么样?” 我说:“看来一时不会安静下来。” “其实呢,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南京走的路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越来越远了。” “当然了,”篑庵说,“我看学生中间,一部分人的认识还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和他们相比,我们还有家,还有妻室子女,不能不考虑。” 原来这位张先生曾任泰兴公安局长,在那次泰兴县政府和公安局占据照壁墙的地势,进行作战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这一场特有的遭遇战。我不禁向他问起: “泰兴好在哪里呢?” “好就好在地方富庶。泰兴东门外一家姓朱的,老太婆是抽鸦片的,我去查烟的时候,从墙头上爬过去,昏暗中冲进房门,老太婆厥过去了。不要紧,急救的常识我是有的,赶忙进行人工呼吸,老太婆一口气透过来了,这一下我们就开始搜查。” “要是搜查不到烟土,那怎么办呢?”我问。 张局长把袖管一捋,说道:“那还怕什么?我这里现成就有。” 原来他们进行搜查的时候,自己带了鸦片进去,那就不愁查不到了。 抗战前夕,江苏省的民政厅长是缪斌,无锡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论理应当是很不错的了,可是他的老太爷是道士,所以有一次无锡县长秦毓鎏就曾问他:“现在老太爷的经忏生活想必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老太爷尽管念经拜忏,儿子依然不妨把民政厅长做好,不过那种请神弄鬼的本领难得在厅长衙门里使上。缪斌担任民政厅长的时候,最有名的是县长一、二、三,公安局长四、五、六,这位张局长既然是过来人,而且直言不讳地把他在公安局局长任上的政绩一提出,我就把这件事向他请教了。 “有的,”他说,“是这样一件事,不过每年四期,每个季度就得缴款,否则只有听候撤职的处分。” “那么为什么公安局长的数字比县长要大呢?” “一、二、三是四位数,四、五、六是三位数。了解到这一点就会知道县长的缺分,花钱比公安局要多得多。”他们都是分期缴款,一年要缴四次,将本求利,一切都摊到人民头上。回想到十年以前,张师竹和,沈叔逵老师出任县长的时候,真是如同隔世,国民党的堕落,直到这样的地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人民的生活也就可以想见了。 这位缪厅长后来还发展。汪精卫向日本投降,在南京搞伪组织的时候,缪斌扶摇直上,一直做到立法院长。官更大了,钱更多了,人民更痛苦了,终于在抗战胜利以后枪毙,以他的一死给这罪恶的一生做了总结。 船到上海以后,我在同乡那里打听,才知道江阴陷落,靖江陷落,六圩港也沦陷,水路久已不通了,但是还有一条路,从新生港上岸,可以直达泰兴,中间用不到穿过沦陷地区。长江大轮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野鸡公司的小轮,往来上海、新生港之间。关于我这一家,据说已经离开越街,搬到新宅了。 三个多月不通音信,这一次到家,真是出于意外。合家大小都搬来了,照例空着一间,留待母亲的来临,母亲未来以前,由孩子们住着。 新宅实际上还没有完工,在11月中,当地就有人准备硬行住进,这消息由我的朋友梅澹若透过来。莲舫看到事不宜迟,立即召集泥木工人,叫他们搬家,每人一元,连夜赶运,不到天明,全家大小已经住到新宅,待到准备硬来的人到了,他们看出情势已定,只有嗒然而去,另想办法了。 我这次到家以后,有这样的一首诗:乱山烽火照征途,岭海归来万里逋,忽喜重生对故剑,漫擎双泪数群雏。无人坐使悲横术,有子还须字破胡,多少伤心无限泪,敢云吾亦爱吾庐。这首诗是记实,我想第三句的“忽喜”,第四句的“数”,都是从实境中得来的,没有经过这样的生活,也许是不能体会的。第九章泰?兴?一?年 (1938)泰兴是一座不设防的小城,在战争时期应当是免于轰炸的。但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共同认识,在人和野兽之间是没有的。从野兽的逻辑看,愈是没有自卫能力的愈能引起它的馋涎。虎豹之间的搏斗不多,但是虎羊之间就不同了。羊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不设防的,但是这并没有引起虎的哀怜,相反,更加引起它的贪馋。在虎的猛扑下,羊连鸣冤叫屈都来不及就化为虎的食品了。 1937年冬初,莲舫和孩子们搬到新宅以后,泥木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工作,敌人的飞机来了,三架、五架在泰兴城上空盘旋。我们原有一个地下室,孩子们都去了,莲舫还在?望着,泥木工人下了河边,看清楚炸弹扔下来,就要掉到屋头上,大家出了一身冷汗,可是由于飞机向西飞去,炸弹直堕到西鞠家巷,把季鹰哥家的大门全部炸毁。越街北首,也中了一弹,一位磨豆腐的工人被炸死了。是谁把他炸死的?是疯狂的失去了人性的野兽。 经过这次事故,泥木工人都感到泰兴危险,他们一商议,决定全部撤退。算清工资以后,他们回泰州去了。新宅大体已经完成,工作就此结束了。我到家的时候,厢屋里住着一位严先生,南通人,泰兴县政府科员,因此我们对于外界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新宅敌人还在六十里以外,他们虽然已经占领靖江县,但是主要把它作为江阴炮台的桥头堡,是保障江阴的。偶然也有散兵走到靖江郊外,目的不一定是作战。除了偶然有飞机进袭泰兴县城以外,一般是相安无事的。 一位女生在卷子的后面画着一个俯伏在地上的女生形象,嘴巴里透着一口气,上面写着:“老师,你可怜可怜这个女孩子吧。”还有一份更露骨了,在卷子里附上一张面额不小的现钞。 这不是谣言而是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考生们是以怎样紧张的心情应付这些无情的考试的。 清於应付了三场考试。第一次是上海医学院,由于心理紧张,忽视了一道无关紧要的试题,考了一个备取。第二次是中大,因为还没有发榜,抽便先去考江苏医学院,这是第三次。她心情很安定。上午考过以后,吃过饭还伏在案上打盹,下午再考。这次是正取了,她回到柏溪等候中大揭晓。 中大的揭晓却很别致,考取了,但不是取的医学院而是取的牙科学校。是怎么回事呢?我很不理解,就向张士一老师请教。 张老师很气愤,他说:“哪有这样的事。要是成绩不行,不取是可以的,既然录取了,就得按考生的志愿分配。你老和顾毓校长面谈,他总得和我商量,会有办法的。” 事实正是如此,张老师这时候任教务长,顾毓的工作,主要依靠张老师支持,办法一定会找到的。 我去找顾毓,把事情说清楚。 “但是已经取在牙科学校,事情是挽回不了的。”顾毓说。 “取在那个学校是中大的事,可是清於填的志愿是中大医学院,既然录取,是不是应当照顾到投考志愿?”我说。 “这样吧,让我和教务长共同考虑,两天以后给你答覆。” 两天以后我去了,顾校长提出的办法是在医学院试读,第二学期开学以后补行入学考试,考试及格作为正式生,随班升级;不及格就取消试读资格。在这个条件之下,再经过一次入学考试,一切问题都解决。 那时大学教学法完全是填鸭式的,特别是医学院,第一年在柏溪,每周上课四十八小时,上课下课,整天没有分秒的间隙。学生在对付不了的时候,索性不上课,教师也没有办法。 一天,清於来和我说:“一年级的英文实在上不下去,教师整个钟头读着‘a red house’,还得用四川腔调翻成中文慢声慢气地说‘一——座——红——颜——色——的——房——子’。听课的只剩两人了。” 我说:“唔,只剩两人,可是你千万走不得。你是教师的子女,这位英文教师认识你的。你不给他留面子,他和学校一说,就没意思了。” “可是听不下去呀!” “听不下去不要紧,你每天八小时课,也实在累,趁这堂英文课,打个瞌睡,长长精神,多么好!” 学期将近结束时,我问清於英文书读到哪里。 她摇摇头,完全不知道。 显然她在执行我的计划,把这座红颜色的房子作为休息室。可是她还担心学期考试怎样办。 我说:“不要紧的。现在只剩你和另外一位同学给他绷场面,要是再给你不及格,他总不会一个人唱独脚戏吧?” 果然不错,学期考试结束后,清於的英文成绩居然也是优秀。 这样的事情多着呢。我的前任,一位国文系教师讲授《毛诗》,一篇《秦风·无衣》,全篇不过六十字,这位教师居然讲了一学期,他把书本高高地捧起,正在口角流沫,大声朗诵的时候,学生一个一个地跑了,最后只剩这位教师带着书本一齐走出教室。 我的房间虽然不到十平方米,但是也得安置一张床、一张书桌。清於到了,我用方凳把箱子垫高,又是一张简易桌。父女二人各得一张。 清於还是一个孩子呢,有时把我的书桌占了,我提出意见。 清於说:“书桌,一定是你的吗?只要你问它一声,它承认了,我就让给你。” 可是书桌没有学会说话,这一次清於胜利了。 冬天的时候天冷,我有时会把两脚盘起,打个坐。可是伸脚的时候,鞋子没有了。 我问清於:“鞋子哪里去了,你看见吗?” “看见的,我知道在哪里,可是你得拿钱来赎。” 那时我用的是怀表,表没有了,那是件大事。因为我和格立弗一样,怀表是我的神明,每做一件事都得和它商量一下。 我问清於:“怀表哪里去了,你看见吗?” “看见的,我知道在哪里,可是你也得拿钱来赎。” 赎表赎鞋的事,每星期总会有的,要赎花钱也不多,只是父女一同下山,在小店里买回一包花生米,这样消磨一些剩余时间。 医学院一年级的功课也实在重。一本昆虫学记下了三百多种昆虫,要交代汉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人体的若干骨骼,特别是每个脊椎骨,每根肋骨都得交代汉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孩子苦读到深夜,也记不了这许多,忽然灵机一动,要我陪她记忆。母亲不在身边了,一切要求都会向父亲提出。我只有也去啃这个昆虫和那个昆虫,这根骨节和那根骨节的三种雅号了,特别是拉丁文的大号实在难记。当时我曾想起,要是医学?教一些拉丁文,少谈红颜色的房子,也许有用得多。到今天清於对于昆虫和骨骼的雅号想来还记得。我只记得一位草履虫,至于它的另外两种雅号,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雅号都统统忘记了。这位昆虫学教师陈义教授,我记得很清楚,矮矮的个子,扁扁的脸,笃实、诚恳,确实是一位做学术工作的人。听说他因为老是讲蚯蚓,曾经有人要他吃过蚯蚓。事后他和人说:“蚯蚓的味道我尝过,是甜的。” 医学院的教师有些人实在不好讲。据说一年级学生住柏溪,每班一百人。二年级住成都华西坝,那里只有五十张床位,因此不管好坏,至少要削去五十名,这才是道道地地的削足适履。一位化学教授甚至说:“考试就得出偏题难题,不削去五十名,医学院长要说我不负责任。” 为了搞解剖,学生得自己买解剖刀、解剖剪刀和鲫鱼、兔子。为了刀和剪刀,我和清於跑过沙坪坝;为了鲫鱼,我们跑过李家场,远是不远,不过七八里,鲫鱼买到一条,连头带尾不足六寸。最麻烦的是兔子。买到一只,新鲜活跳的,清於寻来青草,就养在我房里,她的同学也有两只,为了让兔子有伴,三只兔子都圈在我床下。倘是有人愿意,不妨也在床下养三只,那时他就会知道做父亲的对于子女要负多大的责任。 正当我和清於在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内挣扎的时候,世界大局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