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父亲正在生存的狭路上,带着我们母子挣扎前进。但是在残酷的旧社会里,他又怎样前进呢?工作吗?没有就业机会。投亲靠友吗?他们也在深渊中挣扎;即使偶然有个别幸运的,也难免不因为剥削成风,带着剥削的利刃迎面而来。剩余的一条路只有靠典卖房产度日。我们的住处已经紧缩到三间四架梁的南屋和两间灶披了,他就把剩余的十多间屋子逐间典出,卖绝。这样总算维持了四五年。 在我四岁的那一年,性子温存的二哥由于营养不足,被肺病夺走了生命。祖父留下的医书,一半送给看病的温锦堂医生。这位老先生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是饱有医疗经验,对于治病的报酬从来没有计较过。旧社会的黑暗里毕竟还有一线的光明,这一点我们是应当看到的。 次年是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也是中国面临着瓜分的命运,帝国主义者不敢竞行瓜分中国的一年,中国人民终于觉醒了。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有所觉悟,1895年,进京会考的一千三百多人,以康有为为首,上书请求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1898年4月,开始变法,称为戊戌维新。一百天以后,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进行宫廷政变,重新回到原来的老路。帝国主义者——英、法、德、日、美、意、俄、奥——磨刀霍霍而来。这群豺狼们已经瓜分了非洲大陆,现在准备瓜分中国了。统治中国的清统治者虽然没有胆量对付这群豺狼,但是他们决心为虎作伥,把中国献给帝国主义者,舔着刀口上的余血,维持他们那不值一钱的生命。中国人就是这样地心甘情愿地由他们宰割吗?不能!北方的人民醒了,他们竖起“反清灭洋”的大旗,手无寸铁地和洋人搏斗。一个人倒下来,千万个人拥上去,终于把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狂潮顶住了。清政府的跪着求和的无耻行动能挡住他们吗?不能。野兽决不会因为长跪哀求而停止咆哮,唯一能打退他们的是刀枪、是拳头、是热血。庚子的结果是胜利,不是失败,是中国人的觉醒,不仅是四万万两的赔款。诚然,由于清王朝的无耻求和,中国人被残暴的帝国主义者讹诈去大量的赔款,但是赔款只能为帝国主义者准备一个粉身碎骨的泥坑。 经过庚子的大动荡,清王朝看到自己面临着灭亡的命运。他们还想作最后的挣扎,他们想逐步收回落到人民手里的政权,也想逐步消除地方分裂的形势,但是已经太晚了,没有用了。以后不到十年,清王朝彻底崩溃了。 这一年,三哥十四岁了,由于母亲的一位堂房弟弟的介绍,到姜堰的一家布店当学徒。从此家中只剩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了,但是生活还是很艰苦。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其余的房屋都保不住了。有三间店房本来出卖给张姓的,父亲因为生活艰苦,准备按照泰兴的风俗,再去张家找价的时候,张家甚至喊齐狗腿子,准备给父亲一顿殴打,总算父亲见机撤退,免去一场侮辱。 泰兴的风俗,一般的店家都愿意由顾客赊欠,来往多了,利息也厚了,可是到了端午、中秋,特别是到了年终结账的时候,这便成为一笔巨款。顾客怎样应付呢?当然加紧设法变卖典当,才能偿还这笔累积的债务。到实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只有设法躲避,但求躲到四更以后,便可大摇大摆地出来,即使遇到了凶狠不过的债主,尽可高举两袖,深深地一揖,口称“恭贺新禧”,债主也只能回答一声“彼此彼此”。父亲是不止一次这样地度过除夕的。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那时我号称六岁,实足四岁两个月,我开始入学了。其实这还不是学校,当时称为书房。塾师是本家叔叔保三。父亲带我去了,我朝着孔夫子的牌位叩了头,然后向保三叔叩头。父亲和保三叔谈了一会,我便留下朗诵“人之初、性本善”了。我的本性并不太恶,可是却也并不喜欢读这个“性本善”。有时还要写字,就是在红格上描写。对于五六岁的孩子,这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一些。所好在初学的时候,保三叔指定一位女同学捉着我的小手描写。这位女同学是杨明珠,家在我家对门,大约比我大六七岁,那时私塾里经常是男女同学,并没有什么分界的。 但是我毕竟不很喜欢上学。我想逃,可是只要被母亲看到,她总是拖着我的辫子,那时中国人不分男女,都是有辫子的。这样拖呀拉呀,要拖过半条巷子,待我看清实在没有机会逃学,这就和母亲说清楚,乖乖地到巷子西头上学了。 学校是光复了,个别的反动教师,离开了学校。记得有一个教自由画的姓李的,是由东洋车把他拖走的。还有一个倒是有名的学术权威,即校中的教务长辜鸿铭,是用鞭炮把他送出去的。辜鸿铭在外国文学方面有成就。据他说,他学英文不是从二十六个字母,而是由熟读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的。离开南洋以后,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可是他还是拖着一条辫子上课,有时还要赞美中国的旧式婚姻制度,赞美旧中国妇女的小脚,最后终于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 南京的张人骏是没用的。可是张勋的辫子兵在那里。虽然他们在城里烧杀抢掠,但是他们还有战斗力。徐固卿的军队开近城边,一时不易得手。人民群众反对清王朝的热情不断高涨,终于组成了围攻南京的五路联军。这五路是苏州的程德全、镇江的林述庆、上海的陈其美、扬州的徐宝山,还有杭州的朱瑞。倘使我们从事后观察,陈其美、林述庆不计外,朱瑞后来是向袁世凯靠拢的,徐宝山是青帮,程德全是摇身一变的旧官僚。究竟有几个革命党呢?不很多。九月以后,不少旧官僚都在向革命靠拢,已经公开的便公开靠拢,未经公开的就暗中勾搭。简单说,革命派中间已经潜伏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分子。五路联军向南京包围,他们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和徐固卿并力攻打南京,终于打破了这座江南名城,张人骏逃了,张勋和他的辫子兵向北撤退。 江南的革命军正逐步得手的时候,湖北的战事发生了突变。戊戌维新的失败虽然有其本身的缺点,但是造成那一次失败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告密。光绪帝实际上遭到幽禁,西太后掌握政权。在西太后逝世前夕,袁世凯已经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内调为外交大臣,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一部分。光绪帝、西太后相继逝世以后,宣统帝即位,载沣为摄政王,他是一位无能的统治者,但是他没有忘去他哥哥的死敌。袁世凯下台了,回到河南项城,还拍了一张照片,据说是准备在洹水上做渔翁了。当然,他对于历史,对于他后来的滔天罪行负有责任,哪能就此汩没呢?辛亥革命的炮声响了,武昌起义的军队成立了军政府,争取到租界当局的中立,拿下了武昌和汉阳,正准备进军北上。清王朝的主子们吓昏了。他们派冯国璋进攻武汉,由陆军大臣訤昌率领。清王朝的统治者对訤昌说:“你这一去,对于战事的看法怎样?”訤昌说:“没有打过仗,把握不大。”冯国璋到了前线,逗留不进。武汉革命军的士气极盛,各地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更使得北京城内的主子们恐慌。头脑清楚些的想起:冯国璋的第一镇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队伍,要是袁世凯能来,还怕冯国璋不卖力吗?有人在计算袁世凯久已下台,离开北京的时候,没有给他什么面子,现在能来吗?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最后只有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一下面子十足,袁世凯虽然还在推三阻四,冯国璋已经摩拳擦掌了。鄂军自动退出汉口,冯国璋的军队向南迫进,拿下汉阳,武汉三镇只剩下一个武昌。 汉阳陷落的消息,是《新闻报》第一个发出的。上海的群众沸腾了,他们立即进攻《新闻报》馆,把排字房和门市部打得落花流水。《新闻报》馆把电报的原文放大影印,表白自己不是造谣。群众的愤慨是不能遏制的,这更加速了南京的崩溃和各省的起义。长江一带和长江以南,清王朝已经失去了控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和东北的革命火焰都燃烧起来。 但是革命军内部也不是一贯积极的。黎元洪把汉阳失守的责任推给黄兴,通电全国缉拿逃将;南京既下以后,各省代表在那里推戴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矛盾发展到难于调和的地步。但是南京究竟是拿下了。这时候孙中山已经从国外赶到。各省代表群集在这个南方重镇,全体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用这个办法弥合南京和武汉的罅隙。 临时政府的成立象征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然而也同时暴露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可挽回的软弱性。 这一年,广东的问题又发生变化。广东比较富庶,因此南方各系的军队都被吸引到这里来。现在不讨袁、不护国、不革命了,主要是争地盘。粤系、桂系、滇系,系与系争,系之内又互相争。陆荣廷的军队虎视眈眈,驻在广西的边界上,伺候机会,终于一下抓住广东的地盘,以陈炳盤为广东督军,莫擎宇为潮汕镇守使,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这样地安排了手下的三员大将,自己却升任两广巡阅使。官是升了,可是实权却淘空了,因为地盘落到部下,自己不能直接指挥,反而受到部下的牵制。 这个学年里,桂系内部又发生了动乱。战争的原因说起来非常可笑,可能谁也不相信。陈炳盤回到广西,由谭浩明接风,开席饮酒以后,管家上来,恭恭敬敬地送上一盘主菜:一只大烤全狗。本来在当地吃狗肉是一件常事,难得的是全狗。尤其那当中的一部分,算是宝中之宝,是非常珍贵的奇品。全盘送上,异香喷鼻,在坐的每一位尊客都馋涎欲滴,爱不忍释,可是碍着两位督军在座,即使两手发热,都不敢妄动。谭浩明仗着自己是老行伍,而且究竟比陈炳盤大两岁,在自己的衙门里,量他也无可如何,说时迟,那时快,“喀擦”一声,两只牙筷像疾风暴雨一样,那块全狗精华,已经到了他嘴里。 陈炳盤拍案而起,“丢那妈”,一脚把桌子踢翻,大碗小盏、酒杯牙筷翻了个满地。左右的宾客幕僚、护兵衙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已经跳到衙门外,跨在石狮子上,“丢那妈”地大骂一通。谭浩明也醒了,自知理亏,上面还有老将巡阅使呢,又不好使气,只有在那里发呆,直骂副官们还不早去把陈督军劝一劝。副官们一边受着谭督军的训斥,一边又慑于陈督军的虎威,谁敢向前。挨着挨着,直待陈炳盤的一阵火炮已经稀稀落落地缓了下来,这才敢侧身向前,献茶献水,请督军平平气。 骂人骂够了,陈炳盤眼睛没有向这些副官们看一看,从石狮上跳下来,回头对着部下,手一挥,早已前呼后拥地回到自己的公馆。花厅上的残汤剩水也早收拾干净,谭浩明没有好气地回到自己的上房。 次日,天还没亮,陈炳盤乘着东下的兵轮回广州去了。谭浩明也是绿林出身,知道这一去没有文戏唱,是要动武的,也连忙调兵遣将,准备一场厮杀,这便是老桂系内部的一次战役,最后只有大家都缩回广西,仍由杂牌队伍雄占着广东这个财富之区。 近代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国际间的大战,归纳到客观的主要原因,这原是最正确的。德国和英、法、比的火并决不是因为斐迪南太子在塞尔维亚被刺。但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这批大官大府,其实只是一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为了一块狗肉而兴兵动武,炮火连天,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两方都有御用报纸,把一切过错推给对方,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已经成为稀淡平常的事。所苦的只是纸币价值连续下落,祸延平民。这一次,纸币又向下直跌,幸而战事迅速解决,桂币和小洋的比例,仅仅打了个九折。 这一年,梧州中学的教师,除原来人员不动外,又添了何孔褒和许某某。孔褒是我的同班同学,广东人。在上海惯了,广西的每天两顿要闹饥荒,因此常常和我出去吃点心。当地的马糕是我们常吃的。 许某某是浙江人,教国文,文笔相当流丽。后来出版的《民国演义》,有一部分是他作的,生动畅达,令人一见而知。他经常在上海,因此也有些不修边幅,常常要到上排下排走动。那时的梧州,和许多地方一样,总有一些出卖风月的地方,因为这些人经常住在船上,分称上排、中排、下排。柱尊也受过唐老师的教育,对于这类事当然有些不高兴,可是没有发作。当地人也开导他:“你这是为什么?你总应当知道你们梧州中学的经费的来源:一是花捐,二是烟税。要是人人都按照你的章程办事,梧州中学还办得成吗?”后来我到武汉大学,知道那座高等学府,靠的全是禁烟总局的接济——当然,在蒋介石的辞汇里,禁烟就等于卖烟。解放以前,有些学校是靠着在沉痛的苦海里呻吟的苦姊妹和在混浊的黑海里呼吸的苦兄弟支持的。多么令人伤感的事态! 孔褒是指导童子军的,同时也教一班英文。关于童子军的情况我不清楚,关于英文教学的事,他提出直接教学法,对我有很大启发。我从小学英文,是从翻译入手的,虽然到过英国,有切实的体会,还是不很自觉。上课时还是翻译来翻译去,其实从英文译中文,才能理解;从中文译英文,才能说话,这样做不太费力吗?因此对于直接教学法感到兴趣,不过在梧州买不到这样的书籍,孔褒自己也没有经验。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使我日后遵循这条道路进行钻研,对我总有用途,是值得感谢的。 这一年学校的事情不多,教学问题久已顺利地解决了。大哥来信为我考虑到住房的问题。原有的五间屋是大哥大嫂住着,我当然应得另行考虑了。伯父在我们住宅的东首,原有市房八间,共计店屋三间、客座两间、堂屋三间。店屋还好,客座和堂屋久已不成形了。伯父早经典出,现在有意出卖,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我想伯父原有房屋六间,特别是那三间堂屋是楠木的,质地极好,日后本君哥尽可够住,至于这几间市房呢,在伯父固然是可有可无,在我则只要经过改造,就可住下,日后母亲来往也比较方便,因此就回信同意。 房子既经成交,主要问题是改造。经过考虑,决定把客座和原有的空屋通统拆卸,紧靠我家和伯父的老屋,另造三间。所好房子虽属破旧,由五间改作三间,截长补短,材料将就也还够用。因此1918年初夏,房子基本完成。 这时的问题是结婚的日期。我们因为寒假短,泰兴到梧州的路程日期又长,提议安排在当年暑假。邹家认为日期太匆促了,筹办不及,主张改到寒假。具体问题,只有具体解决,经过野樵哥和邵可哉两位大媒的折冲,最后决定1919年的寒假。 那么寒假日期太短,怎样解决呢? 这一个“全躯保妻子”的念头在我们二人中间是共同的,也正由于这个念头把我们牢牢紧缚在现状之上,尽管对于现状不满,但是我们还是为这个现状服务。这个思想是普遍的,而统治者也就利用这一条无形的绳索把我们牢牢缚在他的战车上。 这时是1927年初冬,那时母亲住在大哥那里,除了这一大家子之外,还有我的小家庭,莲舫和她的四个孩子:君达、君遂、清於、秀若。清於是由乳母带大的,有了秀若之后,我们觉得负担有些重,只有由莲舫自己哺育。这孩子也有些特别,是第四个了,但是聪明伶俐,很小就讨人喜欢。 学校方面的发展是越发令人担心了。无论情况怎样紧张,要想把青年人关在学校里,每天的活动只限在教室、自修室、饭堂和宿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问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帮助和指导,他们决定要走出这个圈子。他们出去办夜校,这还离校不远,有的竟是离校很远,骑自行车去,三五十里不等。回来以后,他们在宿舍里睡一上午,第二天是不是再去,那要看情况。必要的时候,照样再是三五十里。他们不感觉疲劳,甚至即使感到疲劳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去。为了革命的需要,什么疲劳不疲劳,这是不能阻挡他们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校内都知道?知道是知道的,但是没有人愿意做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问题在于于敬之,他是斋务主任,也就是规章制度中的训育主任,同时是学校的负责人,总不能不问吧。但是他的处理方法也很特别,既不阻挡,也不领导,而是要这个学生把长头发剪去,留个光头。这可就滑稽了,光头还不是照样革命吗?有时他把一个学生喊去,向他指出:问题是有的,处分暂时谈不到,要他好好地考虑一番。这样办他称为沥血,血是慢慢地流,但是并不给予什么处分。 沥血这个名词是骇人的,其实没有什么,只不过是暂不执行。暂不执行也就等于不予执行。不予执行有什么可怕呢?至于剃光头是不那么舒服的,但是不到一个月,头发照旧会长出来,也就不成为一种处分。 敬之为什么这样干呢?他知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学生的行动是有指导的,而南京政府的行动,又恰恰给与这种指导力量以一种鼓舞,尽管他们的背景是不同的,很不一样的,其结果是完全一致的:造成社会的大动荡。时代要变了,新时代,要出现了。这时正是分娩以前的阵痛,无论什么势力是不能挽回的。 敬之认识到这一点,心斋却没有认识。一次为了处分学生的事件,事后心斋在寿松堂里说:“师范学校的饭就这样好吃,我们舍不得拿出一些办法来吗?”于敬之听到这句话,更促起他的内疚。 敬之是心斋的老师,在这个学校读书,也有一个前辈后辈的关系,可是从职务上看,一个是斋务主任,一个是教务主任,对他的话不能不给以一定的考虑。何况心斋主张要拿出办法来,这是不能否定的。 1928年的暑假到了,我回到家乡,仍住在隆盛巷蔡宅里。这所房子的建筑很特别。卧室、堂屋是和一般房屋的结构相同的。堂屋的前面是一口井,有短墙挡住;左边一间,分成两半,前半作为书房,后半作为女仆的卧室。书房的前面是厨房,山墙离书房不到一尺,光线就全被挡住了。好在一则我只有寒暑假在家,二则即使我在家里,我并不要求窗明几净,因此也就勉强住下了。家乡的朋友们常来,特别是耿?宽,他住得很近,又有闲工夫,所以来的次数很多,经常要我写些条幅、尺页之类,给我一些锻炼。 一个下午,心斋同篑庵来了,这实在是出我意外。 大家经过一些寒暄之后,我问起是怎么一回事。 篑庵说:“心斋是先到黄桥,在我那里住了一天,这才同来的。” “我到黄桥,约何先生一同来看朱先生的。” 谈话落到正题上,原来暑假之初,师范学校——就是张謇中学——开了一次校董会,于敬之提出辞职,校董会同意,改由马心斋担任校长,敬之担任校董会秘书。 “校长的工作,看来是推辞不了的,我提出要请何先生担任训育主任,所以先到黄桥商量一下。” “学校的情况在那里,”篑庵说,“大家都明白,困难是有的,而且是相当艰巨。推辞是谈不到推辞,但是不能不由大家来共同担负。训育的工作我不推辞,但是不能不请东润兄给我支持,所以我约心斋兄到城来一同商量。” 这一天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晚饭以后。在星光照耀之下,我送他们到旅馆去。第二天又谈了一些,约定秋初提前到校。 在这一段间歇里,我们在宅前宅后种了二三百棵树。堂前是香橼、丁香;厅前是紫薇、桂花、紫藤、芭蕉、寿星桃;花台上是牡丹、芍药。宅前是一排悬铃木,宅后是一排梧桐,宅西是大路,宅东是合欢、桂花、梅花、石榴。沿河二十多丈是三排杨柳,一方竹园,东北角还有三两棵榉树,这是早先有的,现在更显得孤拔挺秀。 厅前的天井特别宽大,西厢屋南首三间是书斋,和厅屋隔了一道花墙,中间一座圆门,门上题“师友琅笽”四字,是我自己写的,用的杜牧诗句“师友琅笽邴曼容”,因此这座书斋称为师友琅笽馆,指出我平生向往的意义。我已多年不回泰兴,听说这道花墙已经拆了。一切事物都必须经过生成毁灭的程序,我长期在外,子女也都不在泰兴,毁灭由它毁灭吧,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 厅前铺有不足两丈的砌石,前面还有东西三丈、南北不足二丈的空地。按照旧式建筑,这是建筑对厅的地方,可是必须朝北,建筑完成以后,也很不适宜于居住,我们把这里空出准备栽一方草地。栽草地困难很多,泰兴没有现成的草皮可买,必须自己栽培。栽草皮不困难,难在杂草太多。好在儿女多,我自己带头,一呼成群,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方草地居然完成,给旧式的厅屋带来一些别致。 “师友琅笽”额宅后梧桐树以外是一方菜圃,种了韭菜、苋菜、青菜。种韭菜是失败了,青菜可是一年要种几个季度的。苋菜长势很好。泰兴人和上海人不同,上海人爱吃嫩的,苋菜长高以后就不吃,泰兴人是随苋菜长上去,只要没有开花,就摘嫩头吃。 菜圃后边还有一块低地,大约三分左右吧。我们在这里种芋。芋需要不断灌水,因为靠近河边,条件特别有利。潮水是每天要来的。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把田埂上的缺口打开,待到落潮的时候,再把缺口堵塞,所以圩田里的水是常常灌满的,芋的收成也不坏。 种植离不开田地,但是田地的情况各处不同。倘使不承认情况不同,一定要生搬硬套,问题就多了,有时竟是无法解决。 我在四川的时候,遇到一位四川朋友,他说:“你们种田,最好和四川人一样,装起水车,在激流冲过的时候,戽斗把水灌进,待到升高以后,自动灌到田里,不很好吗?” “好是好的,”我说,“但是首先的条件,必须水流按照同一的方向,才能好好运转。” “不错,”他说,“你们那里水流的方向是怎样的?” 我说:“这要看潮水。潮来的时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南而北,去的时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北而南。你看水车应该怎样装呢?” 这位四川朋友始终不相信有什么朝暮方向不同的水流。 还有一次我和西南联合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学生朱正闲谈。那是1938年岁暮经过香港的时候,那时我们正在香港太平山上游览。 “你们那里有什么山?”他问。 “我们家乡没有山。”我说。 这位温州人勃然大怒,他说:“你真在那里骗小孩了,哪有没有山的地方呢?” 我是年长一些,但是并没有骗他,只是说:“真是没有啊。” 他忽然灵机一动,说道:“我们那里一天三餐全是靠山上打柴烧锅的。要是没有山,你们怎样生火烧锅?” “没有山上的柴火,我们还是有麦萁、豆萁、稻萁的。” 这一来我想问题是可以解决了,但是不然,他总认为一定有山。我说:“就拿上海说吧,你我都看到的,哪有什么山?”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他说:“不是有宝山吗?没有山,哪里有石子铺路?” 看样子我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了,只有不再做声。以后听到有人要读法律系,我总劝他把眼界放开阔些。 从春天到夏天,武汉大学没有消息来,我不是准备不去,而是要看一下道路的情况怎样。 夏天到了,泰兴城内的一家南货店恒泰和要派店员到上海进货。从南京政府决定实行不换纸币政策以来,我在这家南货店投资一千元,作为缓急的准备,因此有了一些联系,现在听说他们要派人去上海,我约定同走一趟。这次在轮船上却出了一件奇事。 从新港到上海,票价四角,花钱并不多,可是上船以后,各人找定铺位,把行李安排妥当,这时,船上的服务员来了,他说:“有人出四元钱一张铺位,请大家让一让。” 这是野鸡班的轮船,挂的不知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旗号,其实都是上海的流氓搞的,乘客都清楚,正准备挪移,新来的旅客到了,它们掂动着大肚皮,哞呀哞呀地摇摇摆摆搬动着四只脚,原来是一群猪。 这些猪倒是有涵养的,它们慢条斯理地一个一个地登上铺位,我们只有在一旁的舱角里瞪眼。这时我认真地受到一次教训:人和畜生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两只脚的动物,有时确实要给四只脚的让位。 抗战已经将近一年了,到内地求学的尽有,但是不能去的更多。青年们总感觉到失学的痛苦。泰兴已经办了县立初中,但是容纳不了许多失学青年。那时武大工学院助教罗宣誉这位不平居士也在家。他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本人能力强,同学多,声气也通畅。他和上海的沪光中学接洽以后,就在城内办起了沪光中学分校,条件是学生一人,另缴沪校学费一元,作为正式学生,照样可以升学。 宣誉把人事安排以后,和我接洽,要我教高一英文。 我说:“可以的,待遇不必考虑,但是我是武大的,一旦武大通知返校,我是不能不去的。” 这个条件说清楚了,我在沪光分校开课,宣誉按月送来工资二十元。这个消息给大哥知道以后,他随即提出条件,要我给他六百元。这样一来,我在泰兴教书,便同捐官一样,除了工资全部报销以外,还得送出一份厚礼,事情便有些困难了。 靖江陷落,泰兴被炸以后,泰兴四乡的游击队都起来了。其中最有名的是蔡鑫元领导的一个小队,他们的根据地在蔡家巷,离城不远。一天进驻江阴的敌军一个班蹬着自行车来了,看他们已经进入火线圈以后,蔡鑫元一声令下,叭叭几声,敌军立即转向逃走,可是班长和两个小兵没走得了。蔡鑫元和他们进行肉搏,敌兵被捕获了,敌班长还在挣扎,此人身长力大,和蔡鑫元肉搏时,把蔡按在地下,情况危急,亏得游击队员从旁开枪,敌军三人全部报销。消息传到城里,全城欣喜若狂。可是不久以后,传来敌人决定进袭的消息。 抗战初期居泰兴时全家合影。左起:三女惠如,幼女瑞允,长女清於,次子君遂,朱东润,邹莲舫,三子君道,次女秀若怎么办呢?泰兴城里没有军队,乡间游击队是有的,究竟多少,谁也没有数,他们之间没有联系,谁也管不了谁,其结果是住户暂行疏散。我们先把孩子送到三里庙金家,莲舫和我在家守着。 惊惶统治着全城,敌人并没有来。问题是敌人就在六十里外,随时可以进攻,城内全无防守计划。敌人随时可来,因此随时是一种威胁。敌人不来,又不能不担心会失业。我们有自己的小家庭,还有母亲,还有大哥和他那随时随地可以提出的要求。 9月间我们又添了一个孩子,这是君迈。这时我们共有七个孩子,三个男的,四个女的。在敌人威胁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孩子们,尤其是女孩们,都是高高兴兴的。房子大,园子更大,孩子们的自由世界特别宽广。第二个女孩秀若更是出出进进,一脸的喜悦,使人在烦闷的空气中感到一种安慰,一种生气。 君迈出世将近两月以后,一个下午,我正在书房里读书,窗外的菊花发出一种新鲜的气息,莲舫抱着婴儿在那里逗他的时候,一封电报来了,是由上海郑东启兄转来的。那时内地的电线久已断了,电报是用无线电传到上海的。大意是说武汉大学已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希望我在1939年1月15日赶到。 沪光分校的问题不大,我本来说清楚随时可以离去的。可是我怎样去四川呢?从上海到香港,经过海防进入云南,然后由滇渝公路入川,路是有一条的,走也不难,问题在于怎样离开泰兴。一位家庭妇女,带着七个子女,敌人就在邻县,随时可来,随时可以造成极大的恐怖。我怎样去得? 但是不去又怎么样?不去就是失业,失业以后又到哪里就业?沪光分校的工资是一个负号,每月二十元能养活几个人,何况大哥还有庞大的要求?不仅如此,还有那“为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呢?我对于国家没有责任吗?这一切问题都在那里啮啃我的心。 莲舫很坚定。虽然她这次生产以后还不到两个月,但是健康恢复得很快,态度很坚决。她肯定地说:“去四川,家庭的一切有我呢。” 十年以来,反动的日本军阀夺取了我国的东北四省,建立了伪满洲政权、以后建立了华北的伪政权、南京伪政权,攫夺了南洋群岛、中南半岛,最后炸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一切都是它的赫赫战果。日本吞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不够,还要吞第二、第三、第七、八、九个。现在终于爆裂了。东北的鸠山死了,华北的龟田死了,萨摩亚的日本妇女被迫着顶着自己的婴儿投海了,大批大批的队伍在太行山集体自杀了,神风队的飞行武士一去不复返了。一亿人民,在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威胁下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本政府向中国投降的消息。四位校警手持火枪在草坪上对着天空拍、拍、拍开了三排枪。报纸的号外正从重庆散到这里。东北沦亡十多年了,从长江上来也八九年了,总算熬到底了,熬出了头,中国胜利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胜利呢?当时的中国报纸称为“惨胜”。胜利是胜利了,但是毕竟只是惨胜。 历史上有不少惨胜的教训。殷纣王百战百胜,但是最后落得一个头悬太白之旗。项羽胜利了,分封十八王,自号霸王,是王中之王,最后落得个身败乌江,五侯分尸。拿破仑打了一世胜仗,最后从莫斯科撤退,经过两次流放,死于圣赫勒那岛。近代的大不列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胜利了,最后成为西欧联盟的第三个国家。胜利是可喜的,但是胜利的现实多半是惨胜,仅次于彻底失败而已。 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一次痛苦的胜利。中国从一个衰弱的国家沦为帝国主义者的一条无关痛痒的尾巴。蒋大总统、大元帅无论多大,只是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的应声虫。军队是有的,还有犀利的武器,这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主要是留着杀中国人的,不是用来对外的。蒋大元帅据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但是最高指挥官还得随时接受上级赫尔利、马歇尔的指示。 不谈世界大事,就谈复员这件事也就够重庆政府苦思焦虑的。抗战八九年了,从轮船来的,火车来的,木船来的,骑马来的,跨滑竿来的,走来的,这一切都集中在重庆及其周围地区,少说也有上百万人。这些人都要回去,回武汉,回南京,回上海,回苏、杭、闽、广,交通工具在哪里?不说工厂和机关,单是这一百万人要运输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就是这个起码的问题,也就够当时的重庆政府苦思焦虑了。 但是当时重庆政府苦思焦虑的还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怎样发财,让谁发财?因为从重庆回上海,早一天早发财,迟一天迟发财,再迟不发财。于是个人和个人争,机关和机关争,机关里的个人又和机关里的个人争。这便成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事实如此,这是从人生经验中得到的教训。 汪精卫在南京的时候,他定的兑换率是重庆法币二元合南京伪币一元。在汉奸区域里,汉奸的身价是高一倍的,这也并不稀奇。现在日本投降了,汉奸完蛋了,南京伪币当然要跟汉奸一齐倒台。怎样倒法?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加上一百倍。这是说,重庆法币一元合南京伪币二百元。乍一看,确实是大快人心。例如说我在重庆危急时,手中有储蓄六千元,可买面粉一袋又十分之二。现在可换南京伪币一百二十万元。如若南京的面粉也是五千元一袋,那就可买二百四十袋,可以吃好多年了。 不过汪精卫是聪明的,他死了以后,周佛海也聪明,他们早已把南京政府的伪币搞得一塌糊涂了。泰兴蔡鑫元部下的汉奸部队称为十九师,十九师的发饷,南京是不管的,他们发下法币铜模正反各一套,蔡鑫元爱印多少就印多少。这是说伪币的发行权已经下放到每个汉奸小头目,因此南京伪币的价值逐日暴跌。二百四十袋的面粉只是一场恶梦。不过,从重庆到下江,早一天好一天,这是铁的事实。 重庆各机关都派人坐飞机先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这张飞机票就是发财票,接收大员又称劫收大员。解放以后,在某大学的贪污展览会上,我曾看到一位劫收大员的金条豁朗朗的一大堆,不知道有多少,金黄灿烂,真是大半世眼睛里从未看过的。谢谢这位大员的努力,我的眼界开了许许多多。倘使金条不是为了掠夺人民财富而仅是为了开人眼界而存在,金条是值得歌颂的,劫收大员也是值得歌颂的。 在重庆各机关各学校为了争取劫收大员而斗争的时候,学校总还是要办的。清於的医学院一年级读完了,9月后去成都华西坝读二年级,我在嘉陵江边目送她的木船上驶,老远老远,不过我很清楚,最多不过一年以后,我们是会见面的。 在柏溪的人大家都很焦急。虽然时间已经迟了,劫收大员的工作早已结束,没有什么人在怀念这项优异的差使,可是焦急还是焦急的。 最有意思的是中文系的孙副教授。他眼光远,手脚快。他想能得早日回去,好多东西是带不回的,因此,把暂时用不到的破棉袄、烂被絮一道卖了,一身以外无长物,只待顺风下水船。10月了,11月了,船票还是没有轮上。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他还有老婆,有老丈母,只有省吃俭用,再把棉袄被絮逐一买回来,但是更破了,更烂了,而且价值更高了。 我是没有办法早回去的,只在那里坐等,中央大学不会留在重庆,中文系教师更不会单独留下,所以我并不着急。但是我的家乡亲友们,特别是那些平时往来不多的亲友们着急了。他们好心好意地对莲舫说:“东润哪天回来?还没有回来吗?听说在四川娶了人,孩子都不止一个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是有的,谭先生一到乐山就娶了人,中大分校的教务主任蔡先生也娶了人。不过莲舫对我的信任,正和我对莲舫的信任一样。要是我在四川生了病,她得了信就会来;倘使娶了人,那她来的时候,日本造的机关枪也拦不住的。听到这些亲友的忠告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不要紧的,前不久清於还在重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等了十个月,到1946年6月里终于接到通知。这次是部分中文系和其他系的学生复员,带队的是我,还配备两位助手,一位是文书杨先生,一位是庶务方先生,都是中文系教师。 船期决定以后,我们先搬到沙坪坝准备上船。中央大学是有不少当权的精明朋友的,他们看定了南京地方经过几次兵燹,家具是一定非常缺乏的,好在重庆的木料多,家具也不贵,因此准备携带大宗家具上船。船的吨位有限,规定每人只准带行李二十公斤,超重的一概不得上船。经过八年抗战,不说破棉袄烂被絮,书总有一些吧,除了个别人以外,谁能没有百八十本书呢?怎样抛弃呢?幸亏系办公室出来解围,二十公斤以外的物件,一律作为系有财产交运。在这个赤膊上阵的环境里,就有一些事出意外的办法。 上船以后分配舱位的责任,完全落在带队的身上。说干就得干,没有推却的权利。方先生虽然和我不熟,也是顶着困难上。学生不分系别,一概都住大舱。教师便不同了,有家眷的给与房舱两个铺位,其余都住统舱;没有家眷的一概住统舱。统舱铺位也有分别,上层的要爬上爬下,是麻烦一些,下层的方便多了。我是单身,手脚也还便捷,因此住上层,看来应当没有问题了。 中文系的徐教授已经在房舱里有了两个铺位,统舱里有一个上铺。他总觉得孩子们爬上爬下麻烦,要求我调一个铺位。 我说:“爬上爬下是麻烦,可我也是住上铺,调也调不出什么好铺位来。” 杨先生也帮着说,我提到工作中的困难。 “是呀,”杨先生说,“要是没有办好,我们就提意见,总得帮助你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