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接受什么教育,无论我在小学里怎样努力,以致学校给我一些微薄的荣誉,1910年的夏天,我毕业了,我受学校教育的时期也行将中断了。我凭什么能够上学呢?用费的一大部分是由季鹰哥们支出的。他们不时提醒我:这笔钱是要一个一个地偿还的,他们也指出最初只说是上完小学就行,现在不是已经上完小学了吗?他们还提到,那位在山西做官的伯雄哥说:“老六为什么不给我来信啊!老六不会做吴人达吗?犯不着花钱了。”吴人达也是泰兴人,据说初到山西得到伯雄哥一些帮助,后来为了宦海升沉,和伯雄哥闹翻了。四十年后我也见过吴人达,可算是言大而夸。那时泰兴的一位刘家请客,刘家谈起他们的祖父刘统勋也是一位孝廉公,可是一生不得志,后来郁郁而终,吴人达手挥卫生棒,肯定地说:“没关系。待我做篇文章,刻在集子里,刘大先生就可以不朽了。”这话说完,刘家的后人深深地一揖:“一切都烦吴老伯的清神。”事有不幸,半年之后,吴人达就死了,文章没有做,集子没有刻成,那位刘举人难免终于朽掉。吴人达确实是言大而夸,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很清楚,伯雄、季鹰这两位把我送到上海,主要是为遗生做枪手的。位次排得不巧,枪手没有做成,说不给我上学吧,他们没有借口。如今等了又等,经过三年的漫长岁月,银元花去一百出外。还呢,他们看清楚,一个十五岁,其实不足十四岁的孩子,即使割皮剐肉,也熬不出一百多元的油水。算了吧,总算做了折本生意,趁着小学毕业的机会,大家洗手了事。银元是真的,谁能要求人把成十成百的银元泼撒么?话是说清楚了,他们撒手不管。大哥这一点微薄工资,当然无法管,谁管呢?是不是我可以找一个铺子去当学徒呢?完全应当,但是也不成,因为一则没有做好准备,无处可去;二则我年已十五,去也嫌大,加之当时对于到过上海,在高等小学毕业的人,店铺也不欢迎。因此我的退路是截断了。怎么办呢?一个孩子本来拿不定主意,现在更拿不定主意了。 秋天开学了,我在家里闲着。 但是毕竟来了一条路。 唐老师的儿子庆诒给我一封信,要我去上海,他说,办法一定有的。庆诒比我小两岁,本来不认识,这封信当然是老师示意的。 在得到母亲和大哥的同意之后,我到上海了。第一步是到小学部去看沈叔达老师。沈老师当然了解一切情况,他领我越过小桥门,直到专科部唐老师的办公室。那是在当时称为上院的那座建筑物的底层,靠门的一间办公室,设备很简单,一张长长的大餐台,上面蒙着一条白桌布,两旁一式的十张靠背椅子,唐老师经常是整天毕恭毕敬地挺直着身躯坐在那里。沈老师先行一步,打过招呼,这才把我引进,要我长长地作了一个揖。 “唔,”唐老师用那特有的太仓口音说,“唔,你老弟就在中学好好读书吧,学费在我这里。”说完,他把学杂费交给沈老师。经过沈老师的帮助,手续一切完备,我在南洋公学的中学部开始读书。谢谢老师们的关心,我在求学的阶段中又迈进了一步。唐老师居处的朴素,态度的严肃,对于学生的关心,我这一生是学不完的。 那时的南洋公学,中学部和专科部是连在一处的,因此在管理上没有多大区别。从小学进入中学,正同河鱼从江河里进入大海一样,情况完全变了。我们好像是一群没人管理的孩子,一切都由自己负责。学校方面对于学生的供应,好像也没有任何限制。大约那时学校里从官僚机构和殖民地机构承袭来的东西,一时还无法清理。前面所说的用中文、英文两种不同的功课表就是一个显见的例子。 进入中学部,我们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得重行学习算术,这是用英文教的,此外还得学习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我们还要学爱提摩逻辑和爱摄克斯这种稀奇古怪的学问。 但是在唐老师的手里,毕竟把这座中国人办的但是殖民地化的专门学校逐步地转变过来。时间是漫长的,但是毕竟转变过来了。这件伟大的工作,不仅影响了这个学校,而且影响了其他不少学校。在编纂《新辞海》的过程中,鲍正鹄和我曾联名去信,请求把唐老师这一条收进,可惜没有得到同意。 敦的中国留学生闹翻了,好多人都准备回国,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驻英公使施肇基派来了一位随员到西南学院调查,准备给我补上官费,我也顾不得了。四月后搭着日本船回国。这时地中海的航线,因为德国潜水艇不时要袭击航轮,因此绕道好望角东行。从伦敦到好望角,航行二十几天,除了天空和水面以外,什么都看不到。有时夜间还要把两脚绑在床上,以免在风涛中颠落舱板。这一次航程是辛苦的,但是经过好望角,看到卓子山、德班这些许多人没有到过的地方,也算是一件幸事。 德班那里的种族歧视是很明显的。白人开的店铺专为白人服务,黑人是轻易不被接待的;偶然出入,也只能通过旁门。当地的人力车特别宽大,有时三个白人水兵坐在上面,趾高气扬,拖着人力车的黑人头上还得装上两只牛角。对于人类的尊严,进行这样严重的嘲弄,这不是黑人的羞耻,而是白人对于自己的侮辱。六十年了,我看到南非还在白人的统治下面,实在不能不为之耽心。 由德班向东开航,经过一二十天,到达新加坡。这时看到报纸,才知道袁世凯死了,中国的形势可以暂时安定下来,心里也稍为舒展。从新加坡、香港,再到上海,仅仅不到十天,总算天涯游子,回到故乡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袁世凯称帝,我抛弃了一切,从伦敦赶回中国。可是到达中国的时候,袁世凯已经死了,那我还做些什么呢?再回英国,那当然谈不上;到达中国,我又无从着脚。一切姑且不管,我还有一个家。第一步,我回泰兴看到母亲,看到大哥和他的妻室子女。母亲显得衰老得多了,六十多岁,生活又很艰苦,衰老是必然的。她看到万里回家的儿子当然是高兴的,对于三年前我的不别而行,她顾不得埋怨,只是为我考虑怎样能在家多住几天。 我一时也想不到怎样去找一个职业,想来还是译书好。那时庆云寺禅堂前有一座要雪堂,东西三间,倒也窗明几净。我和庙里商量借住。在工作中,我越发感觉到辞不达意。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能力不够,但是中国文言文的句子结构和外文的距离实在相去太远,在没能创造流畅通达的语体文以前,要想把外文译好,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916年,时机是迫近了,但是还没有成熟。 三年以前,章士钊在日本创办了《甲寅杂志》,这是所谓《前老虎报》,以别于他在1919年的《甲寅月刊》,那是《后老虎报》。前者主要攻击袁世凯,确实有些朝气,后者则吹捧段祺瑞,不能不算是暮气了。《甲寅杂志》在一般政论以外,提倡钻研逻辑,很有些启发性。在要雪堂读书时,我很想攻读逻辑,除一般中英文著作以外,还在寺中借抄《因明入正理门论》这一类的书籍。写作时,多少感到有些帮助,但是所得还是很有限。 大哥从张明记布庄出来以后,这时在林仁和布庄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和林家的关系还好,家中正在逐步安定下来,这时,他又出了问题。他从橱里发现祖父的遗嘱,内容指定大门东首两间给长孙兴保。大门东首原先是有两间屋的,祖父去世以后,伯父和父亲分家的时候,因为没有发现遗嘱,这两间屋是分给伯父了。是不是这两间屋还存在呢?久已由原主买回去了,这样的事,在家乡是平常的,不是什么意外。遗嘱是真的,但是房产久已分过,而且原物也不再存在了,还有什么说的。但是大哥不肯放手,伯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我的年龄已经二十开外了,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所幸一本作品已经译好,《申报》馆的陈景韩正在主编一份杂志,经过接洽,他同意接受,因此我便托辞携带稿本赴沪,脱离了这场意外的纠纷。 在上海的时候,我暂住在李剑农那里。剑农是湖南人,我回国时是和他同船的,这时他正在《中华新报》主持社论,因此约我帮忙。我有意找一份工作,因此也就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担任地方新闻的编辑,有时对于国际新闻也插一手。那时的《中华新报》只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流行,经常是两大张,第一、第四、第五、第八页都是广告,第二页是社论和专电,第三页是长篇通讯和国际新闻,第六页是地方新闻,第七页是本市新闻。这是对于当地人最有吸引力的,因此在报社比较得到重视。第八页有时也登载文艺创作,如小说、笔记等,在当时称为报屁股,是应付青年读者的。 我曾问为什么要把版面分得这样固定呢?不能把关于某一事件的专电、长篇通讯以及各地和本市有关的新闻合并在一处吗?可是大家都认为那样办会打乱版面,不好搞,因此也就各据一面,互不干扰。国际新闻那就更简单了,主要靠路透社,根本谈不上什么驻外记者以及国际电讯等,因为那样太费钱,报社收入基本上只能应付工资、伙食,不能应付那些意外开支。排印路透社消息时,还得看长篇通讯的分量,在一定的地位中,酌量发表。我在《中华新报》那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国际方面的资料,就我那些浅薄的知识,按照需要加以补充说明,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了。 6月的天气非常燥热,报馆的工作已经够忙了,可是这时大局突然紧张起来。原来在徐州的张勋和他的辫子兵到北京了。为什么?早几天,代理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闹翻了,这件事一般报纸早有报导,称为“府院之争”。看来这个责任内阁制是否行得通,很成问题。在欧洲是行得通的,因为有强大的国会,国务总理是由国会推举的,有了国会的支持,总理当然有权主持一切,总统也得让他三分;失去国会的支持,总理立刻下台,用不到总统给他什么面子。在当时的中国,国会有什么权力呢?北京的请愿团一出场,国会议员就得来个卷堂大散,他们连自身还保不住,哪有力量去左右政局呢?既然国会不能表示应有的力量,那时什么总统、什么总理,都得看军队的脸色行事。所以1917年夏天,政权动荡不定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张勋北上,据说是为了调停府院之争,那是报上说的。为什么要他去?他能干出什么?大家不是没有一些估计的。他是清政府的支持者,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他对于黎、段两位,无所偏爱,到京以后,随即宣布清王朝复辟。宣统皇帝又坐龙廷了,立刻任命张勋为议政大臣。黎元洪如何呢?他久已没有了兵权,下台是早有准备的。段祺瑞呢?还有一大群督军支持他,总不至于在张勋的手下讨生活。他到马厂宣布起义,辫子兵是能打几个回合的,但是在北京的不到一万人,不是段祺瑞的敌手。宣统皇帝再从龙廷倒下来,张勋也退到荷兰公使馆请求政治避难。段祺瑞还想再进一着,要求引渡。可是张勋也有一手,他说:“得罢手就罢手,逼急了,我就把以前北洋军阀在徐州开会的情况公布出来,大家都有份,不要怪我姓张的不讲交情。”这一着果然灵。大家撒手不管,段祺瑞大权独揽,他的官衔称为执政,这就是狄格推多了(英语译音,意即独裁者)。但是狄格推多也不容易,因为这些督军们不一定都听话。不久,张勋到天津租界去做寓公。这一次的活剧,虽然靴帽翎顶闹了一阵,但是不到十天,全部烟消火灭。 在《中华新报》馆还遇到一件事。一天我刚走到饭厅,迎面来了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矮墩墩的,衣履不一定整齐。我正在凝神,早有人在那里介绍:“这是双木先生。” “失敬失敬。”我在招呼着。 “不是二十三次,差得远呢,记得是在第十七次会议讨论的,那一次不是你出席记录的吗?怎么会忘了?” 不要慌,大家且把二十三次和十七次会议的档案检查一下。夏天的天气又热,检卷的人员已经汗流浃背了,没办法,大家多回忆,重行检查,也许靠着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这次居然查到了,然而查不到的情况更多。抓头皮搓手心的机会愈来愈多。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碰到。积累了无数次的烦恼以后终于有人提出了,是不是可以把多次会议的若干案卷分类编排,开明索引,以便检查。但是也有人主张慎重,不能轻易变动。日子愈久,困难愈大,终于在征求楚伧的同意以后,仍走上分类编排的道路。 每次开会的议案分为三项:报告事项,讨论事项,处理事项。所谓处理事项,指一些有原则可以遵守,由秘书处直接处理的事项,这样的情形不多,但是也可以证明秘书处还是有权处理事务的。一次由国民政府转来一件案子,无锡县长秦毓鎏请求将各典典息月利二分酌量减轻。这是按照政府为人民办事的原则,有权可以处理的案子,但是经过秘书处部分工作人员的考虑,觉得还是安排讨论的为是。其结果是缓议,这就是说无限期延长,也就是说不予处理。从我这个曾经受过典当无数次损害的人看来,作为南京政治会议如此处理,立场是完全站到高利贷者的一面去了,心里的波动是无法遏制的。这就为我日后的自动退出,埋下一粒种子。 政治会议开会经常由狄君武出席记录。我参加记录的只有一次,那次不是正式开会而是一次调解会,有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参加,主要的争端是九?洲沙田。江苏省政府认为沙田原属江苏省政府,有历代案卷可稽。南京市政府承认这一点,但是认为这是属于江苏上元县的公产,现在上元县已经划归南京市,南京是独立单位,不属江苏省,因此九?洲的沙田应当属南京市。江苏省政府并不否认,但是坚持这一原则,南京市是市区,九?洲不是市区,这就应当归江苏省政府管辖了。双方各执一词,这一次调解会以无结果而结束。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南京政府是怎样的政权了。 政治会议的主持人胡汉民我是经常看到的。广东人,中等身材,不到五十岁,态度很和缓,处理工作很勤恳。可能由于当时大权已经落到蒋介石手里,政治会议只是一个影子会议,所以他很少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国民党内,他本来是个保守派,但是这时他只是一个影子,无论怎样保守,他仿佛是一盏黎明以后的油灯,没有什么光彩,更没有什么气焰。 钮永建是以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身分出席的,但他不是政治会议成员,所以很少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和吴稚晖在南菁书院读书的时候,是以一将一相自命的。如今的相才实际上是供养在双兰并蕙之馆作为一尊优异的古董,而将才却捧着厚厚的文书箧往来于南京政府和政治会议之间。他还有两条官衔,一是江苏省政府主席,一是新编第七军军长。作为省主席,当时的实权在兼民政厅厅长叶楚伧手里;作为新七军军长那就更滑稽了,他指挥之下没有师旅团营的干部,只有一匹马,每天清晨他总得乘马来往于南京城和中山陵之间,锻炼身体。 政治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四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有些发胖了,但并不太胖,因为是秘书长,更带上一层谨慎小心的色彩。他的政治理论并不多,却偏好一些古典诗词。倘使给他机会,大约他可以发展成为中晚唐的诗人,爱喝酒,爱读些清脆圆润的诗句。工作中总是想摆平,想搞得妥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方面。坦率地说,在和平时期,他不失为一个无害的循吏;在革命时期,从他身上找不到什么灿烂的火花。作为江苏民政厅长,他还找些知名之士充当县长,如松江县长张师竹,吴江县长沈叔达之流。沈先生是我读南洋附属小学时期的学校负责人,在旧社会是一位自爱的人物,到了南京政府时期担任吴江县长,他感到不胜其苦。后来在武汉,有一次他和我说:“那时吴江县国民党部的小青年经常要来找我,找得我不胜其烦。最后的一次已经很晚了,从睡梦中披着睡衣接见,小青年还是刺刺不休,这时我实在按捺不住,只有大声吆喝:‘奈阿是寻我老头子格开心?现在啥辰光啦,还搞七念三搞勿清!’”第二天他向民政厅辞职,回上海办学。 这样的人并不多。泰兴的孙星盘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县知事,这时也到南京找县长干。他有的是钱,有钱也就有帮他活动的人。钱花了,他等着任命。有时上午并不出去,那就和他的伙伴说一声:“时候到了,我们工作吧。”所谓工作,就是抽鸦片烟。“工作”以后,找上两个人凑数,拉开桌子豁啦啦地打起牌来。这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居然也被任命为县长,不过这很可能是走的一条歪门邪道,叶楚伧未必清楚。 秘书处的三位秘书中,最出色的是法国留学生狄某人,江苏太仓人,吴稚晖和我谈起的时候,就曾说:“这个人听说有些腐化。”腐化是不假的,就是说,他一边在铁汤池闹“革命”,一边在秦淮河搞腐化。但是这个人却有本领,上面推戴着叶楚伧,下面却在秘书处全面摊开,不得罪一个人,不放松一件事。我所看到的人,这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男性王熙凤。后来我在四川、武汉大学教书的时候,还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那时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了。 另一位秘书是胡立吴,湖南人,日本留学生,老老实实的,他和我是并肩上下的,也同样地让狄某人三分。老胡学过法律,曾经担任过什么法庭庭长,以后的情况不清楚了。 干事陆云章是老同学,太仓人,他家祖传州县班子,所以对于公文程式很熟悉,有时觉得要把秘书工作做好,最好是从北京的司长、科长中物色人才,把他们调到南方工作。所以按照他的理论,革命不但不能打碎原来的政治机器,最好连原来的垃圾螺钉一齐都搬过来。这位一直在秘书处工作,重庆政府时期还担任秘书,可算得是名副其实地与国民党政权相终始了。 在铁汤池,由于蒋介石深居简出,没有看到。看到的重要军事人物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是第七军军长和参谋长。李宗仁矮矮的,黑短脸庞,十足的南方型。白崇禧却是上中身材,白净脸,两条腿很长,跌跌地直摔。我见到的是龙潭战役以后的白崇禧,那时正是南京政府要人已经作鸟兽散,财政部长没有人干的时候。他们两位打了一个大胜仗,气焰正高,因此眼睛都瞟着半天,一边走,一边由白崇禧朗朗地说:“财政部没人干,好!谁能找到钱由谁干!”这正是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口吻。他们两人是那样地亲昵,想不到六十年代李宗仁由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声称愿为人民政府尽力的时候,白崇禧在台湾却加以驳斥。这也意味着白崇禧在台湾说话时,有些不由自主了。 蔡元培和李石曾有时也到秘书处来。我和蔡元培本来认识,这时他的职务是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是当时特有的一种机构,其下有几座中山大学,广州是第一中山大学,第二不知在什么地方,武汉是第三中山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称为第四中山大学。这样的名称没有维持多久,以后又取消了。蔡元培总是那样安详,但是眉宇之间隐隐有一股英气。李石曾和蔡元培一样,也有五十上下了,是高阳李鸿藻的后人,可算是世家子弟,但是早年在法国,接触了巴黎的气氛,因此在沉静中有些桀骜不驯的意味。这两人和吴稚晖同在法国多年,关系很密切。 除了这些政局要人以外,我在铁汤池还看到罗家伦、陈通伯、徐志摩和杨杏佛。 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以后,由教务长王星拱继任校长,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武大的空架子,因此受到深刻的打击。王世杰担任校长的时候,是以湖南来的教授作为班底的。王世杰是湖北人,但是他的目光是对外的,个人的发展以武大为基础,并不以武大为目标,因此和这批湖南出生的教授们没有矛盾,他们无形之中,成为所谓湘军的领导成员。王星拱担任校长以后,由皮宗石继任教务长,满认为可以相安无事了。但是事情的演变常常不是可以预见的。王星拱出任校长以后,安排查谦担任理学院长。连同石瑛离校以后,新任的工学院长,他已经掌握了四个院中的两个,这是所谓淮军。湘军、淮军的对立,使武汉大学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 不过,即使是在王世杰领导之下,武汉大学是不是可以不断发展,还是成问题的。第一,理学院和工学院的进取形势不够;第二,法学院是湘军的大本营,大部分“中执委”是法学院的,但是他们保守心理太重,进取力量相对受到削弱。第三,文学院的陈通伯虽然是江苏人,和湖南人的关系极深,实际上正成为湘军的一员,但是湖南出身的教授,在文学院不占势力,李剑农是湖南人,一则本身是一位好好先生,对于通伯的支持不够有力;二则李剑农是搞经济史的,在历史系不是一门主课,有力也无从发挥。加之通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认识不足,关心不够,自己又爱好玩弄权术,而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系主任“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因此文学院的形势已经十分不安,但是这位文学院长,自己并不清楚。 湘军、淮军的不能相安,一般教师是有些了解的,但是在没有爆发以前,湘军内部的分裂,突出地表现出来。1935年年底,这些湖南教授内部摊牌了。教务长皮宗石坚决主张和王星拱把问题搞清楚,周鲠生认为最好以大局为重。在这内部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皮宗石辞职,任戆忱、李剑农同时离校。王星拱任命周鲠生为教务长、杨端六为法学院长。通伯和鲠生站在一边,在李剑农离职后,改由方欣安担任历史系主任。事实上湘军、淮军的矛盾没有解决,湘军的力量进一步削弱,文学院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的系主任和方欣安对立。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中日双方的情势仍按照“九一八”以来的道路发展。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图谋由冀东独立发展为并吞冀察绥。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策划压迫江西共产党,而共产党内的“左”倾分子,执行了错误路线,其结果是放弃江西的共产党基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起因是在江西境内的失败,而长征的结果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一切的因果起伏,在当时固然不易看到,但由事后而看事前,则成败得失,没有一处不是有脉络可寻的。 长征期间,甚至在共产党到达陕北地区以后,蒋介石是心安理得的,但是他还有顾忌,顾忌到人民要求对日抗战。由黄埔军校校长而总司令,而委员长,而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的太上皇,官是愈做愈大,地位是愈来愈高了,但是反动的日本军阀却要做太上皇的太上皇。同意吧,实在有些不甘;反对吧,又有些不敢。还有要求抗战的人民呢!杀是杀不尽的,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出兵抗日,又实在有些不敢。最可恨的是桂系,这是在蒋介石手中杀退的败将,但是李宗仁、白崇禧并没有打垮,他们挂着抗日的旗号向湖南进军了。蒋介石当然决不示弱,派陈诚带领大军向湖南进发。可是,大将之下还有小将,小将之下还有士兵,士兵们不愿意在这个大敌当前、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岌岌不保的时候,再发动内战。陈诚、白崇禧双方约定停战,这一次的战祸幸免了。陈诚退兵的时候,路过珞珈山,看到巍峨的建筑,捐出五千元,武汉大学在前山的阳坡上添建了一座半山亭,作为这次和平停战的纪念。 蒋介石还是拿不定主意。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不能不保存实力,但是他也不敢再提出不抵抗的主张。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骗。《武汉日报》是官方的刊物。他用《武汉日报》的名义,请一些当地作家吃饭。武大的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吴其昌,还有我都在汉口得到很好的款待。 “诸位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承蒙不弃,大家叙叙,感谢得很。”《武汉日报》的主编说。 他继续说:“人民要求抗战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的。中央也完全接受人民的要求,完全接受。可是诸位当然也知道,要抗战必须有所准备,有所准备。”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必须有所准备。” 这位主编看到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他欣然了。还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现在的首都,就是说,现在的南京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家答不上来,?则没有听说过迁都的消息,二则即使经过八级以上的大地震,南京总还是南京,不会搬家。因此大眼瞪小眼,大家对主编表示了请教的愿望。 主编一边让大家用菜,一边眨巴着眼睛,朝天花板眨了几眼,然后压低嗓门,对大家说:“听到过吗?不过事情要保密,绝对保密。中央机构在南京以南三十里的群山之中。战争一发动,这里是作战的心脏,从这里指挥全国各地:东方、北方和南方。日本是有长期作战的准备的,我们也必须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要从南京的群山里指挥全国各个地区的作战。还有……”说到这里,主编眨着眼,声音更沉实了。 大家听到这个“还有”,也就沉着地问了一声:“还有?” 主编说:“还有……”他把筷子在碗边轻轻地敲了一下。 大家很严肃地倾听着这“还有……”。 主编说:“还有苏嘉线呢,从苏州以北,福山、常熟,经过苏州郊外,通过吴江、嘉兴,直到海宁,是一条线,这是中国的兴登堡战线、马其诺防线,全部都是战壕挖通了,战壕的上边是水泥钢板,两边是水泥钢板,日本人要想打进来,休想。” 有人在问:“为什么不守上海呢?” “这都是上次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难题,上次何部长和日本人梅津搞下的协定是淞沪地区双方不得驻兵。兵都不驻,那能搞什么对外防线呢?可是有了这条水泥钢板的防线,日本人还能打进来吗?不相信?让他们试试看。” 说到这里,主编感到很有保障:苏嘉线就是铜墙铁壁,不相信?让他们试试看。 主编的神色很沉着,也很肃然。大家也都感动,觉得抗战前途有了保证。 最后主编吩咐说:“今天请诸位来叙叙,主要是让大家了解情况,不过这都是军事绝密的事件,千万不可外传。” 大家也说:“是绝密事件,不可外传。” “但是,”主编说,“也希望诸位名流写文章,把政府决心抗日、准备抗日的情况,就这么……”他把两手画了一个大圆圈,“写文章让群众了解政府的决心。文章一到,我们一定尽先发表,尽先发表。” 问题讲清楚了,大家谢谢主人的招待,告别出门,有的要在汉口办些什么,有的赶到轮渡码头,匆匆回校。 蒋介石的工作多呢,干不干校长,他是不会失业的,朱经农倒需要重新安排,一边调教育次长顾毓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的这些干部又有一番调动。 这是蒋介石出任大学校长的经过。他对于蔡元培始终有些不平,蔡元培也始终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没有和蒋介石合作。 以前我没有到过中大,但在中大还是有个别熟人的。健人和我是一家,不必多提。沙坪坝注册组的史价人,是南通中学的校长,这时也在中大,有些老迈了,不过还在坚持工作。柏溪分校的注册组还有一位刘斌,是武汉大学的老同事,别后重逢,有时也谈谈珞珈山情况。 最难得的是张士一先生。我在南洋公学附中读书时,张先生以助教的身分教过我,到柏溪以后,听说他住在附近,连忙去拜访。张老师头发已经雪白了,但是精神非常充沛,看到这三十多年以前的学生,也还记得,高兴得很。那时张老师在沙坪坝任课,因为图安静,所以住到柏溪。有时也谈到沙坪坝外文系同事,大半是他的学生,不过不够亲近,不免也有一些牢骚。这也难怪,各校有各校的风气,并不稀奇。 此外还见到宗白华和顾颉刚,他们都是五四运动以后出名的,现在也在中大开课。宗白华勤学得很,他住的地方离柏溪很远,来的时候,背着一麻袋书交还图书馆,去的时候,又背着一麻袋书回去。确实是一个勤学而又遵守图书馆规定,自己读书而又不妨碍别人读书的好榜样。 顾颉刚本来也是能读书的,但是现在却有些热心政治了,特别是热心在重庆政府做官。这就无形地给自己抹黑。那时重庆正闹着献九鼎,教育部的官儿们想起顾颉刚以前做过大禹是一条虫的考证,尽管后来曾经自己纠正这个假定,但是官儿们不肯放过玩弄他的机会,指名要他做一篇《九鼎颂》,顾颉刚没法,只有照做,还得努力恭维大禹一番,这才满足了官儿们的偏好。 那时成都的一位商人囤积了一大批白报纸,做了囤积又怕损名,于是就开了一爿中西书店,要出一套中国古代作品小丛书。他们要顾颉刚主持,这位先生要出名,可是又没工夫搞,这就邀我和他合作。他的人头熟,由他出面组稿,我的杂务少,由我在家审稿。事情拖了一年多,最后还是商人的眼光敏锐,他们看清楚出版的利息,远远不如囤积,因此这批小丛书没有出到几本就结束了。 到了中大以后,我开始发现中大的风气究竟和武大完全不同。当然这只是指两校的一些头面人物,和群众的关系不大。不但这个大学和那个大学的群众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甚至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群众基本上也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头面人物。武大的头面人物是一批自命的金德孟,中大的头面人物好像是不一样。打架、拍桌子,这是武的,造谣言、盯梢,这是文的,总之是赤膊上阵。中大甚至有人顶着“四凶”的头衔出门,这样的坦率,有时就坦率得特别可爱。 历史系的缪教授就当真了不起,到过陕西一次,回来就到处卖弄怎样在西安讲学。有人问他是不是给胡宗南的军官们讲,他眼睛一瞪,挥着蒲扇一样的大手,说:“我是给高级将官讲,至于一般军官们那是够不上听讲的。”缪教授也爱读书,把图书馆的书借出,堆满了三间屋,由他慢慢地读,这一世读不完还有来世。文学院中文系胡教授名声更大,他是赫赫有名的学衡派领袖,虽然鲁迅给他加上了“学且不知,衡于何有”的碑铭,但是他毕竟是“东南”的人望。国文系的丁山教授来了,要开龟甲文的课,这个消息给胡教授知道了,他立刻用文学研究室的名义把图书馆全部有关龟甲文的书借个精光;丁山只有对着图书馆的空书架白瞪眼。 社会学系主任孙教授调任师范学院院长,院长是比系主任升了一级,可是没有实权,实权都在系主任的手里,他带着一肚皮牢骚去当院长了。可是数理系的一位主任调任理学院长的时候,坦然地再三叮咛新任的系主任说:“记清了,在我不当院长的时候,这个主任,我还是要当的。”大家把浩然巾扯开,这样的生活也有特别的风趣。 这都是些头面人物的行径,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等闲了。体育系的一位蔡先生,名字没有人提起,一般都称为老英雄。老英雄的课不多,又用不着看什么书,一天到晚牵着一头山羊东逛到西,西逛到东。他正在计算着这头山羊长大以后,体重如何,能为他挣多少钱,可是一个不注意,老山羊没有了。老英雄这一惊大大的出乎意外,一笔即将到手的巨款,凭空伸出一只手抢走了。这个时候,他所想到的不是单杠双杠、长跑短跑,而是即将到手却被攫去的巨款。怎么得了,老英雄汗如雨下,没有办法。且慢,他坐下来,慢慢地回想一下。最后,他想到总务组的老吴,匆匆地跨进办公室,一把拖住了老吴: “老吴,山羊没有了,怎么办?” “啊哟,老英雄的办法多着呢!找我有什么用?”老吴嬉皮笑脸地说。 “不是这样,人家急都急死了,你还要开心。凭着你老吴还愁没办法?我们老弟兄总得帮个大忙。” 这位事务员是肯帮忙的。他的眼睛眨了几眨,最后说:“老英雄,不要着急,急坏了白白丢去英雄的声名,有什么用?一切且看今晚。” 这一晚老吴派工友找到附近的一位老韩。就在电灯的阴影下,他拍着桌子问道:“是你把山羊偷去了,现在给我交出来。” “啥子山羊,”老韩说,“我不知道。” “管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要把山羊交出来。不交出来,你自己想想看。” “想有啥用处?就是不知道山羊哪里去了。”老韩说。 “也好,你不肯说,是吧?不交山羊,我得在你身上找出来。” 老吴的眼睛珠一霎,三三两两的打手出来了,木棍竹片都有,穷汉身上吃了三五十下。 但是他委实没有偷老英雄的山羊,打是打不出山羊来的。他没偷也就无从赔起,要赔也不知道怎样的赔法。饭都没有吃,净是吃地瓜,拿什么赔?他有老婆孩子,可是怕拖累,也没有人敢来。事务组在冷僻的角落里,人打坏了,谁也没听见。这一晚老吴确实是个活阎王,竟把老韩活活打死了。 老吴不是没有担心,第二天他跑了。沙坪坝和柏溪是一家,调沙坪坝同样是工作,老韩死了,老英雄重新买了一只小羊,我到柏溪的时候,他依然拖着山羊东逛西逛,只不过山羊小了一些。 老韩死了,但是地方上并没发生大问题,因为柏溪是黄九老爷的天下,只要黄九老爷不做声,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位黄九老爷倒不是本地人,是从北方来的,可是他的来头大,是袍哥当中的老辈分了。那时还是四十年代初期,人们口头上一般都说到三位一体,一次一位当地人谈到黄九老爷,这位先生大拇指一举,说:“啊哟,人家是袍、土、革,三位一体。”原来这黄九老爷是袍哥、土匪,再沾上国民党,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中央大学到四川以后,正想在柏溪建立分校,黄九就把自己的一个山头连同庄房让出,这就是分校的办公室。你想在办公室打死人,黄九老爷说什么呢? 黄九从北方来的时候,一条光棍汉,现在田有了,地有了,还有果园。他有老婆、小老婆,有账房、勤务、打手。从柏溪到磁器口,他有木船,来来往往的人都得坐这条船,就是说,他给你便利,你也得给他交通税。在这十里之内,他的话就是法律,现在勾结上中央大学,这就无形之中,给了他一种法律的保障。在这附近,打死人不偿命的事,还不只一次。那时的法律,不是保障被打的,而是保证打人的权利。 中央大学是一种点缀,是点缀这个腐朽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正在为这个即将埋葬的社会做一些美容工作。由于中大比武大更接近这个没落的中央,因此它的反映也就更具实感,更穷形尽致。本质上是一样,表现手法是有差别的。 老吴是一个范例,但不是唯一的范例。后来在柏溪还看到一位事务员因为侵吞燃料费而夤夜逃跑;又看到一位事务主任和事务员因为分赃不匀,互相扯皮,其结果是双方撤退,搞得分校主任连带辞职。这位主任倒是江苏的一位有名的师范学校校长,在江苏的时候,这些校长在南京争经费,号称督军团,没想到最后到柏溪却栽了一个筋斗。 国文系在柏溪还是有些成绩的。罗雨亭的努力是有名的,吴组缃写作能力特别强,他曾经做过冯玉祥的秘书,故事也多,冯玉祥的那本《我的生活》,其实是组缃写的。王仲荦年青,但是对于唐六礼很花了一些工夫。魏建猷是搞历史的,做过顾颉刚的私人秘书。管雄是黄季刚的再传弟子,和伍叔傥同乡。 伍叔傥极端自信,同时又相信自己的耳目。他了解到柏溪国文系的教师们对他不构成威胁时,因此也就放手,大家工作就更自在一些。我在教书中,没有什么困难,教本系一年级国文时尤其感到很自在。发作文卷子的时候,经常注明时间,约学生到宿舍里和他们畅谈,把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和他们谈了,这样好的可以写得更好,差的也可以写得好起来。有许多话可以面谈,但是以不批出为妥,因为一经批出,同学们都看到,好的不免心满意足,差的就要垂头丧气,对于各方都没有好处。 大约是1943年,那时盛传王世杰要担任中大校长了,伍叔傥一见我就说:“朱先生来得正好,听说王世杰要来了,我想还是你担任系主任的好。” “你不是搞得很好吗?大家都处得很好,为什么谈到这事呢?”我说。 齐鲁大学校址在济南,本来是一座教会大学。解放以前,我是不会去的,现在已经中国人民政府接管,所以就去了。学校共分三院:医学院、理学院、文学院。这个学校以医学院为主,理学院的工作一大半是医预科,文学院只是不甚重要的一部分。我接的是文学院的聘书,院长张先生是以历史系主任兼任的,因此把我留在历史系,无论中文系主任田同济怎样要我在中文系开课,张先生概不同意,因此我在工作中总感觉到左支右绌。 济南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这时解放仅仅一年多,到处留着旧时代的残痕。城墙还留着,但是因为曾经战事,弹痕累累,正在拆卸中。大明湖到处是残枝落叶,三春天气给人一副萧瑟的印象。千佛山不太高,上下也很方便,可是房屋太破烂了,断砖零瓦,完全是战后风光。只有趵突泉还是那么活跃,那么清澈。城里大街小巷,到处泉声淙淙,使人感到清新明快。 齐鲁大学是以医学院为主的,文史书籍,实在少得可怜。不但中文书少,外文书也不多。不但齐鲁大学如此,后来我到沪江大学,所见亦复如此。我的结论是“洋人不读洋书”。这些教会大学的教授们,到中国来,一口外国话是不错的,比中国人熟练得多,这是他们的特长,除此以外,优点就不多了。齐鲁大学原来是由各国捐建的,因此每个国家都要保留一定的教授名额,每所外国教授宿舍都反映着各国的风格,外国教授宿舍区,成了各国建筑的样品展览馆。至于中国教授的宿舍,那就不同了,完全是上海式的弄堂。在这样的学校里,要培养一个健全的中国人才,是不易想象的。解放以后,一切都在改造中,齐鲁大学也正在经历着一定的转变。 这个大学的校长,我只见过一面。据说是学物理的,他的专业成就我不曾领教过,但是对于掌握这座大学确有专长。校长对于各系教师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某人和某人的关系如何,某人某日拜访某人,谈些什么,到过什么地方,有些什么联络,无一不在校长的掌握之中。校长无疑是一个专门人才,不过以这样的人才,不去为国家担当更重要的工作,而把他的岁月消磨于文网之中,实在是一种委屈。 张院长也是人才,可惜的是在院内闹斗争,一院只有历史和中文两个系,他就和中文系的田主任不团结,因此文学院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中文系从上海请去了三位教授,教授们的见解和主张也很有意味。一次学生们交的作文卷中用了一个“韭”字,教授们总觉得非加一个草头不可,菜字蔬字都有草头,“韭”字不加草头,怎见得是菜蔬的一种呢?诸如此类问题也还不少。 在和圣陶的通信中,圣陶问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说有是有的,是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不妨。我这就把文章寄去,不料他和当年马文珍的办法一样,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交给北京《光明日报》,在3月、4月、5月连续发表了。这一次的结果和当年发表《后西征赋》不同,责任当然是我的。《后西征赋》虽然对于抗战初期的情况有所指摘,但是文章比较隐晦,蒋介石和他的那一帮人,不很理解,因此没有受到贬斥。这一次是大大不同。 从5月到6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了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先生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一次形势很危急,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闪开一着,让这三位扑一个空。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郭院长可以号召大批人马出阵,我始终是一个人。 第二,郭院长和他的战友们可以全力作战;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要备课,要应付学生,不能专心应战。 第三,郭院长有科学院作为后方,必要时还有北京图书馆的大宗资料,可组织支援;我除了这个残缺不全的齐鲁大学图书馆以外,找不到后勤的力量。 考虑到这三点以后,我只有闪开,不予应战。在科学院长和寻常教授的论争之中,教授的不予应战,是一件平凡的事,而在万一应战之后,失败不是我的耻辱,倘使胜利了,看到对方理屈辞穷,反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1962年,郭院长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很推崇杜甫,他说:“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但是1971年在他发表《李白与杜甫》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李白比杜甫高明得多:“李白不拿身分,能以平等态度待人”;“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双子星座看来毕竟不是双子星座。从1962年到1971年,短短的九年之中,郭院长的认识有了特大的进步,真不简单,而被他骂倒的如傅庚生、萧涤非、冯至教授等也和我一样,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证明我在1951年的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 不过我还写了两篇文章: 一、《“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 二、《〈史记·贾谊传〉疏证》 《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论者以为是《离骚》出于屈原之铁证,与《史记·楚世家》首句“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之语相合。但是假如认为这是《离骚》不出于淮南王安之反证,那么我们便得认清刘氏是不是一定不出于颛顼。《史记·高祖本纪》首句“高朱东润在何天行著《楚辞作于汉代考》上批注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是一句最朴素的记载,司马迁没有说明刘氏出于某帝某王,这是最合理的处理史料的方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这是说的刘氏得氏,远在夏代孔甲的时候。《左传》文公十三年“士会自秦还晋,秦人归其帑,其存者为刘氏”,这是说的刘氏得氏,一直迟到春秋的后期。刘氏得氏先后的矛盾,即从《左传》作者而论,其实是一个无从统一的课题,但是都上溯到颛顼,因此从“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史记·贾生传》的作者不一定是司马迁。最主要的问题是贾谊曾否为长沙王太傅。假如他没有做过,那么他曾否作《吊屈原赋》便成为问题。文帝三年长沙靖王吴著即位,这是第五世长沙王,是一位异姓王。从高祖六年齐悼惠王就位至七国之乱为止,这时期中,异姓王朝的丞相及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同姓王朝的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惟有丞相由中央王朝任命。《史记·贾生传》所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事,恰恰在这阶段中,从原则讲,当时的中央王朝对于异姓王朝的任何官员,是没有任命权的,所以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经过1951年的一次论争,我的这两篇文章不准备发表,但是这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楚辞探故》先后六篇,和郭沫若院长等的五篇都保存着,可能对于后人有一些用处,即使这十一篇文章都被忘却了,后人也会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1951年6月初,徐中玉从上海来信,约我担任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在齐鲁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实在不是我的本愿,因此接受了沪江大学的聘书。临行的时候,校长一再挽留,其实齐鲁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已成定局,他的挽留与否,已经不成问题。 我在山东的时候,清於参加抗美援朝。我们的家庭,三哥为了辛亥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值得纪念的。我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现在看到子女参加抗美援朝,实在是值得庆幸的。她这一次在济南换车,约好在车站见面。我到车站去了,不意为车站人员所误,因此没有见到。 秋天以后,我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感到有不少便利。第一,这是南方,生活习惯,没有什么不便。第二,这是中文系,和齐鲁大学很不相同。第三,徐中玉是熟人,系主任朱维之,人也平和,可以共事。不过这所大学和齐鲁大学一样,原来也是教会大学。新近接管的学校不免还有些残余的教会作风,不像一所正式的中国大学。图书馆的中国书实在少得可怜,在我向他们借阅的时候,图书馆员甚至说出沪江大学的中文书籍向不出借的话来,我听了实在感到非常意外,我想即使在外国,图书馆的中文书,也还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歧视。 这时是在解放之初,因此学校里还受到派系的统治。主要的当然是教会派了,以理学院长和总务长这两位为首,校务主任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他们都是教徒,过去当然是接受洋人统治的。 中文系主任朱维之是一个老好人,但似乎太老好了,拿不出多大主张。不过他对于同系的人没有任何猜忌,任何排挤,在我所遇到的中文系主任中,应当说是最好共事的。但是在他手里,中文系很难有所发展,这不仅是他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也是他的天性所决定了的。 徐中玉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他是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李雁晴曾经给他介绍过,我在重庆时,他和我通过几次信,后来赵太侔约我到山东大学主持中文系的时候,我曾约雁晴和他同去。我虽没有去成,雁晴和中玉都去了,现在中玉约我到沪江,还是由于那时的关系。在沪江大学,中玉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但是正如一切宗教史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新生力量一旦出现,保守力量立即团结成为坚强的集体,新生力量则往往四分五裂,不能取代保守力量,却以各个新生力量的互相戛击而存在。中玉就是这样存在的。在学校里他是图书馆长,在系里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他的决定朱东润写给施蛰存的篆联都通过维之而得到实现。 中文系的施蛰存,年龄虽然只有四十开外,但是在文坛久已有名,他因提倡《庄子》、《文选》而受到鲁迅的痛击。他在拥蒋反蒋之间以提倡第三种人为努力方向。 还有一位是余上沅,他是学戏剧的,对于戏剧演出舞台导演有比较成熟的认识,担任过戏剧学校的校长。他的整个生活都是戏剧化的。 沪江大学中文系一共有六位教授,除上述诸位和我以外,还有一位是章靳以。这是一位小说作家,原在复旦大学,解放以后调任沪江大学教务长兼中文系教授,他在系内,地位更加突出,但是因为业务上的成就,和地位不能适应,反而有些束手束脚。沪江大学的旧人,对于外来的新人是不够融洽的;而外来诸人中?最突出的如章靳以、徐中玉和副主任委员蔡尚思三人,相互之间又不能融洽相处,因此这个学校正在面临转变的命运。 我到沪江大学两三个月以后,莲舫带同惠如从泰兴来看我了,我们在上海盘桓几天,没有什么可记的。可记的是那年她办的缝纫组。莲舫是一位干才,但是处于家庭妇女的地位,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1951年春天,口岸的陈道谨、张达泉来了,她们也是家庭妇女,计划在泰兴城里办一个缝纫组,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打不开局面。她们找李煦春,李是我在靖江小学的领班生,和我关系很好,这时担任副县长,正管着教育事业。煦春提出莲舫,认为她是本城人,有办法。恰巧莲舫自己也想做事,为社会贡献一些力量,三方凑合,因此办成了缝纫组,招收一些没有工作的青年妇女。除语文、算术这些基本知识以外,分为两班,一班授裁剪,一班授缝纫。没有地址,她们租了房子,兼供食宿;没有缝纫机,由莲舫给她们垫钱代购,学生每人一架,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即以工作所得,自行购领。当然这三位主导思想不同,陈、张两位是想借此作为自己的职业,莲舫是想以缝纫组为基础,日后发展为女子职业学校。从今天看,莲舫的想法是太天真了,但是在解放初期国家还没有办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班之类,那么办理这个缝纫组,以待日后国家的接管,这样的想法是可取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缝纫组第一班毕业的时候,照样举行毕业典礼,发给证书,仪式还很隆重,毕业生有些在城内服装公司,有些回乡,每人都找到适当的工作,一切都在正常发展。 开始举办第二期教学,并筹备第三期招生的时候,出现了阻力。阻力来自本城成衣工人,他们认为缝纫组成立以后,势必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找到陈、张两位女教师,陈、张把责任推给莲舫,成衣工人认定莲舫参加缝纫班的工作,完全是由于陈、张的鼓动,因此把责任搁在她们身上。莲舫认为经过解放,每人做一套人民装,泰兴人口一百万,即使不算妇女,男子便得做五十万套人民装。不要说一个缝纫组的成立不会影响成衣工人的生活,即使十个缝纫组成立,也影响不了。何况缝纫组的发展前途,做衣服只是一件事,还有其他各项工作,以及外地的定制工作。日子长了,工作多了,决不会影响成衣工人。但是这些长远的看法,莲舫和我都明白,陈道谨、张达泉还不明白。 成衣工人把问题提到李副县长面前,煦春因为事关工人生计,主张立即停办。他和陈道谨、张达泉说通了,又和莲舫说,并且说明缝纫组停办以后,由他负责给莲舫在泰兴中学安排一个职员的位置。莲舫看清楚问题所在,她对煦春说:“当初在李副县长吩咐以后,主办缝纫组,本来不是为个人的生活。现在既然李副县长主张停办,个人的生活不劳副县长费心了。” 缝纫组停办了,莲舫得了空,因此能到上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