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0月下旬，小小的泰兴县又看到一次大动乱。学校陆续办了一些，但是在群众中没有必要的思想基础。有些农民还很看不惯。捐税多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庙宇毁了，动摇了一些人的信仰；尤其是部分土豪劣绅，干脆把庙宇吞没，作为自家的财产，更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襟江小学堂长金先生的私宅，就是这样从南草巷扩大到苏家巷的。人民的怨恨累积、扩大、炽热，终于爆发了。四乡的农民掮着钉耙、锄头、扁担，从各乡各保，蜂拥进城。他们的目标，是襟江小学。抵抗是没有用的，弹压更加谈不到，他们乒乒乓乓，把这个学校打了一个稀巴烂。教师学生跑了一空，没有受到打击，像我这个十岁的孩子更加不是他们的目标，迅即走到家里。因为不久就是我的生日，母亲拿着一个篾丝小篮和我上街，幸亏烧饼店没有关门，买了半斤面条，在人群汹涌中回家。 三哥听到这件事后，迅即到学堂里把我那小小的铺盖卷起，掮着书箱回家。学堂是捣毁了，一时谈不到复学，我蹲在家里，有时也看看书。除了手抄的课本以外，还有《史论启蒙》和家中原有的孙月峰批点的《柳宗元文选》。五十年以后，我在大学教古典文学的时候，选授他的《封建论》。 在那个小小的书箱里还发现了《四书义》。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家里没有这两本书。是不是在捣毁学堂当中，搞得书籍满地，有人把书塞进我的箱子呢？不管它，好在早一年我已在作文的时候把《四书备旨》抄烂了，现在多两本这样的书，没有什么稀奇。在《三国演义》、《史论启蒙》、《柳宗元文选》以外，再有这部《四书义》也还别致。冬天没有事做，看看也没有什么问题。 父亲的死亡，使家庭成员的思想意识起了一定的变化。母亲从古老的社会过来，是讲究三从四德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殁从子”，当然是指的长子，因此大哥的地位突然提高，远远高过三哥和我，也高过母亲。他有时很专横，他的主张是没有人驳回的。三哥呢，本来有些孩子气，现在变了，他有肩膀，有决心，总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呢，还只有十岁，但已经不是幼子而是幼弟了；幼子是抚爱的对象，幼弟却是教育的对象了。我虽然还不明确，但是具体的情况，不能不给我以进一步的了解。不过我主要还是读书，有时也和仁溥哥、希之弟一同玩。我同本君哥的关系是疏远的。 1906年来到，又是一年了。襟江小学恢复，但是预备班没有了。这时长三伯的儿子步二哥回家，他是考进将备学校的，大约长三伯母不很乐意这条道路，因此把步二哥找回来。他办起一座初等小学，起初在他家里，后来改到茅公祠，称为幼幼小学。 步二哥教过我们，他为我们讲《邹忌讽齐王纳谏》，到今天我的《古文观止》上还留着他的朱笔圈点。及至到茅公祠以后，分为三班，我是甲班，同班的有张汉章、蔡荫溥、杨挹光、杨涣墀、朱元锋等，大约二十多人。张汉章是步二嫂的弟弟，因此这个班的第一名是由他包定的，谁也没有想到和他争执。他比我们大得多，大约十七八岁，有时不高兴上课，还可以到鸦片馆去抽鸦片，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没有人和他理论。蔡荫溥十四岁，很能干，也很用功，他和我争夺第二名达到白热化程度，可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他后来学水利，成为水利专家，在北京工作，可惜我到北京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杨挹光中年后，在上海光中染织厂担任人事工作，为资本家服务。元锋是步二哥的儿子，和我同年。 茅公祠是纪念明代的一位御史的。在没有办起幼幼小学以前，一度只是地方上的废庙，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小学停办以后，用作电报局，镇公所，解放以后改为电影院。 甲班的教师汪民甫老师是一位廪生。在科举时代，县学生分为三级：一廪生，近代称为公费生；二增生，近代称为自费生；三附生，近代称为备取生。增生、附生都是秀才。廪生也是秀才，称为廪生，是一种突出的意思。廪生有一定限额，在有人考取举人或出贡以后，照例由增生调补。汪老师本来应当调补了，一位增生通过人事关系争取超前补上，这一下汪老师嚎啕大哭，才能补廪。这件事不知怎么由蔡荫溥传开了，可我是很同情汪老师的。 汪老师有才具，那时上卫生课，连教本也没有，汪老师上课的时候，对着黑板沉思了一下，在黑板上写道：晨钟初动，苍苍凉凉，披衣甫毕，日上三竿。起问可中？中已久矣！……现在看来，字句不一定很合小学生的要求，但是确实经过锻炼，是一种优美的词藻。汪老师还有一首五言诗，是咏校中的木瓜树的。这一类果木很难成长，能到两丈内外，显然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了。汪老师的诗是：茅公古祠宇，老树何苍郁，饱经三秋霜，凛然昭劲节。天寒气未衰，心空血犹热，禁中多少树，纷纷落黄叶。茅御史名大芳，是明代建文皇帝的属官，1402年燕王朱棣夺取南京以后殉难。从现代的历史观点看，在封建王朝内部斗争中，无论怎样地杀身成仁，其实只是为封建王朝尽忠，对于人民没有多大的关系，并不值得歌颂。不过汪老师这首诗却是声调铿锵，令人起敬的。 老师的主要精力，贯注在他为我们讲的《左传》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给我们讲晋侯之弟扬干一篇，在他谈起魏绛有罪不逃刑那一段，真是有声有色，把尊重法治的精神全部传达出来，给我很大的教育，后来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精神起了鼓励作用。 到了1907年，清政府也看清自身危在旦夕了，大臣中有头脑的都知道满洲八旗没用了，绿营没用了，湘军、淮军没用了，但是他们还迷信武力，认为有了武力就有保障。武力在哪里呢？他们想起日本、德国、法国都实行征兵制，征了兵，就有武力，就不怕外国人，更不怕革命党。征哪些人呢？他们认定撇开兵油子，从一般人民中征用，就能起保证作用。他们提出要在全国征编三十六镇。现代是师、旅、团，那时称为镇、协、标。江苏省成立第九镇，由徐固卿任镇统。同盟会认识到这一点，指定会员赵声加入，后来做到标统。要练兵，先得征兵，由步二哥的一位同班同学到泰兴来主持。三哥的思想早已起了变化，和步二哥一商议，再和征兵委员一谈，就应征入伍了。临走的前夕，三哥和我谈起他有了办法，首先要肃清口岸的青帮。那时我还小，不知道青帮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必得肃清他们。 宋教仁一死，上海大哗，全部警捕出动，武士英被捕，当即转交上海检察厅，进行羁押。武士英由杨千里律师进行辩护。在调查案卷的过程中，上海新闻界大骂，认定杨千里是混蛋律师。其实为凶手辩护，在国外并不是什么怪事，但是在群情激动之中，杨千里竟是无可置辩。不过，事实上他也无须辩护了，因为武士英在押以后，随即身死。数年以后，应桂馨由京津铁路进京，坐的是头等车厢，在举杯自庆，意满心得之余，死在车厢里。赵秉钧已经是内务总长，后来进为内阁总理，在他总以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不久突然身死，当时的两位总长去吊唁的时候，周自齐失声道：“怎么耳朵边……”朱启钤老练得很，在后踢了一脚，因此“有血”两字没有说出。袁世凯是怀恨而死的。惟有洪述祖却腰缠累累，在青岛逍遥作客。也是事有凑巧，恰当他经过上海，踏下汽车的时候，宋教仁的儿子路过看到，立即扭进法院，判处绞刑。这座绞架是由外国进口的，初次执行，行刑的法警没有经验，“格答”一声，人头落地。从袁世凯、赵秉钧，到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连串的人物没有一个幸逃法网，这是后话。 宋教仁死时，南方久已分裂。黎元洪在武汉，本来不同情国民党，四川正在进行内战，浙江早和袁世凯联系了，广西的龙济光准备为出价最高的人卖命；还有一些省份在进步党手里，虽然号称进步，却是进一步和袁世凯联系。对于国外，袁世凯正在接洽借款。这批外国人是一批高利贷集团，称为四国财团。有时债主更多些，称为六国财团，这批高利贷者在本国购买公债，通常不过年利百分之三、四。到了中国，有时高至百分之九、十，而且还有个九折付现或八五付现的苛例，就是说，债主只付出八五折的现款，债户除支出百分之九或百分之十的利息以外，还得不折不扣地分期摊还本金，这就是说，利息远远超过百分之十了。不过也有一条：债主总得贴出一些，称为九五回扣，就是说，要给经手人总额百分之五的回扣，使他有利可图。这条毒辣的条件，不但袁世凯，甚至当时的总理、总长，即使是稍负时望的，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现钱难舍。袁世凯的银弹充足了，因此更是跃跃欲试，一定要把反对他的人扫除干净。 对于人民呢，他有两个得力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是统一。当时有谁反对统一呢？袁世凯是统一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对统一。第二个口号是乱党。凡是反对统一就是乱党。这就是说凡是反对袁世凯的就是乱党，乱党就应该杀。上海还有一大片租界，在清政府的时候，因为反动政府力所不及，不少革命党就在租界里藏身。现在怎样呢？袁世凯的本领比清政府强多了，他和青帮取得联系，有人偶然出外，就此不见了；也有时并不出外，只要有人叩户，应声开门，也就从此不见了。因此住在租界的人经常不开正门，只从灶间出入。 即使是做了青帮，也得当心些，千万不能大言不惭。扬州的徐宝山就吃了一个真不二价的大亏。他应召进京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长江八百里，他能拍胸口担保。事实也差不多，从安庆、大通以下，这一带全有他的爪牙，他是无冕之王。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正犯了袁世凯的大忌。他回到扬州，照例玩弄他的古玩。一天清晨，传达室送进了一件邮递的木箱，是上海一家古玩商店寄来的。他等待好久了，照例要自己拆封，钉锤把箱子撬开，才得一半，“碰”的一声，木箱连同徐师长带着他那一心向往的什么古董，一齐化为齑粉。徐宝山死后，他的弟弟徐宝珍悲痛异常，好得袁大总统不忘宝珍一心向往的热忱，依然由他作江苏第二师长，继承宝山的旧任。1913年夏间，袁世凯调兵进攻南京，此时除了冯国璋、张勋两路大军外，就是徐宝珍的第二师。冯、张两人对于宝珍都是特别推重，一路让先。宝珍所部，也不得不十分卖力，奋勇异常，在南京城攻破之时，徐宝山旧部，几乎全部追随宝山保卫长江去了，留下冯国璋、张勋两部分尝胜利的果实了。 宋教仁死后，上海沸腾起来，报纸上隐隐约约，有所指斥。孙、黄两位严电要求缉凶。袁世凯更是责成上海司法当局，不令凶手漏网，这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同时他对于南方也在着着布置，周密异常。广西有龙济光，随时可沿西江东下，广东问题不大。湖南是有些要警戒的，但是谭延是翰林出身，成不了大事。安徽吧，没问题，张勋、倪嗣冲两支军队，随时可以拿下。麻烦的是上海租界，这是“乱党”出没之处；还有江西，李烈钧这个毛头小伙子，总不能不警戒一下，以免发生意外。他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李纯为九江镇守使，这两支得力的军队，卡住上海和江西的脖子。 上海南京路国民党的总部，那时称为交通部，和同孚路黄兴的寓所，都是座上客常满的。孙中山主张发动革命，也有人认为暂时不能发动。主张发动的理由很充分，因为袁世凯着着逼人，再不发动，国民党还有什么地盘可言。主张不发动的人也有理由，他们认为革命全凭的是一股革命的气氛，辛亥革命本来尺寸地盘也没有，由于革命的火焰照遍全国，才造成当日的声势；现在革命的气氛正处于低潮，除了牺牲人民以外，凭什么取得胜利。后面这一派甚至说这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在黄浦滩登上外轮出国的时候，他们只有奉上纸钱两串，哀悼革命的失败。 袁世凯这时是着着逼人，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三位都督罢免以后，国民党的地盘几乎全面崩溃了。李烈钧到上海，在他和孙、黄两位见面以后，第一句话是：江西动不起来。他是党内的霹雳火秦明，他说动不起来，那还有什么办法？但是孙中山是轻易不认输的，他问：“难道林虎也动不起来吗？”林虎是李烈钧的一位团长，是以能征惯战出名的。李烈钧只得答应试试看。 革命派在上海有机关报，反动派在上海的机关报更多。轻薄文人趁此舞文弄墨，嘲笑一番。 拟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 孙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演说开，三点会员皆北上，两艘兵舰自西来。蓟门令尹谁能识，海上仙翁去不回，得意且同宋女士，陶然共醉白兰杯。这首诗是嘲弄，但是也隐隐透露出对于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蔑视，在1913年上半年，这种思想并不是个别的。 6月间，情势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江西的密电到了，李烈钧、林虎的军队夺取了主动。上海也来了个突然急变，南京路上的交通部来往频数，制造局和龙华的驻军加了双岗，讨袁军的呼啸从《民立报》、《民权报》挟着风狂雨骤的声势来了。 传说纷纷，充满了上海的街道。 南通号称地方自治，其实是由于张氏兄弟据着经济实力，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可是遇到枪杆子，这块地方自治的招牌，是经不起几个回合的。1926年的一天，孙传芳到南通拜访张氏兄弟了。地方上的招待，固然是竭诚尽力，张氏兄弟也是长袍马褂，隆重致敬。孙传芳光临，首先要在半个小时以前肃清街道，路灯一霎一霎的发亮，没有一个人敢在街上走动。然后一辆一辆的汽车，比射箭要快好多倍，飞也似地穿过南门外的长桥，直趋张叔俨的城南别业，张氏兄弟早已在那里鞠躬敬待了。 1926年前后，张氏兄弟早已志得意满了，地方上的工厂、学校和一切文化事业、公益事业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早已如愿以偿了，这时要培养的只有张季直的儿子张孝若。孝若可也是聪明伶俐，只因为从小娇生惯养，欠质重一些。张氏兄弟在前清末年久已大名鼎鼎，那时的齐燮元、孙传芳可能还挂着指挥刀、当着不能引人重视的营、连长呢。此时军阀当道，他们只能和这些将爷们联系，为张孝若安排一个出身之路。好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久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傀儡，枪杆子最有发言权，张孝若争取江苏省议会议长失败以后，不久即由北京政府特派他为智利公使。不知道这位公子哥儿怎样鬼混的，去了年把回来，已经自命为外交人才了。 大约是这年的冬至前夕吧，篑庵和我以及南通的一位马心斋决心到狼山去看日出。心斋是平潮市人，通师校友，后来在东南大学工科毕业，现在母校继任教务主任工作，为人是谦虚笃实的。我们那天晚上在更俗剧场看戏以后，步行到长桥，已经是半夜了，到一家汤团铺吃点心。这一家打烊了，我们就到另一家，经过三家以后，长桥南大街全部收市，我们这才向南步行，大约是一二点钟的光景。市区离狼山不过十二里，趁着下弦的月色，我们一路谈着走着，进入山门，再沿磴道上去，时间才不过三点多一点。狼山并不太高，到山顶用不了半个钟点，天还早得很呢？要等天明，那还得多久。没办法，折转向下，僧人们已经灯烛辉煌地在那里做早课，正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呢。我们说：“没法再等，还是回去吧。”虽然是说为了看日出而来，现在没有看到日出，拔脚回去，倒也并不感到扫兴。那时我才满三十岁，篑庵大五六岁，心斋还不到三十。看来三十左右的人，是不容易失望的。 这一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了。孙中山在决定三大政策以后，实行联俄联共，广东的面目完全不同了。从1913年失败以后，中山依仗的人除了胡汉民、汪精卫以外，最得力的是陈其美。黄兴去美国的时候，其美就曾给他去信，谈到中山的远见决不是别人所能及，更谈不上别树一帜。中华革命党——那时孙中山在癸丑革命后改组的名称——所以没有分裂，主要还得力于其美。可是现在其美死了，孙中山这才想起他部下的一名干将，日本士官学校学生蒋介石。当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已经是联共政策实行的时期，他要蒋介石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把革命前途完全寄托给这位四十左右的将领。他并且写了一幅对联送他，说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孙中山是对他寄托着革命的期望。他是不是能够坚持革命道路，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呢？历史已经作出有力的回答。 中山死后，广东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准备北伐。黄埔军校是一支革命力量，扩编为第一军，此外一直编到第六军为止。既然决定出兵，总得有一位总司令。由谁担任呢？在这支队伍之中，声望最高的当然是第二军军长谭延了，他是前清翰林，民国初年的湖南都督。他担任都督的时候，蒋介石还只是沪军都督府的一名副官呢。可是革命不是论资排辈的事，蒋介石尽管资望不及他，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的时代，黄埔军校校长的身分正体现了国共合作的精神。其结果是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他计划着如何派遣军队的事。最后决定留下第五军李福林。那时广西内部也正在闹革命，陆荣廷的部下垮了，代之而起的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接受了北伐军总部的番号，称为第七军，连同广东的队伍，共是六个军，全部出动北伐。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的一部分老党员因为对于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够理解，尤其是对于联共这一点，他们存有极大的戒心。那时共产党的人数和实力远远不如国民党，但是他们是新生力量，一切新生力量，人数不多，能量却都是很大的，一个可以当百个千个，这些老国民党员是知道这一点的。和他们合作，是不是他们会坐大，以致日后大局落到他们的手里，这也是国民党员所担心的。但是究竟是否和他们合作，决定权不在国民党员手里而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派人到广东去和蒋介石接洽，但是蒋介石不表态，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北伐上。这部分国民党老党员因为是在北京西山开会的，后来称为西山会议派。 北洋军阀本来分为直系、皖系，皖系久已失败了，这时出现的是奉系，直系又分裂为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集团。除此以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两支军队。阎锡山是老资格了，但是困守在山西，一时还来不及打开局面；冯玉祥在奉直战争时露了一手，把直系的吴佩孚拖垮了，可是在吴佩孚重振旗鼓的时候，他退到长城以外。所以广东北伐军进军，首当其冲的是吴佩孚在湖北的军队。孙传芳把军队调到江西，主要取守势，正和他在浙江的办法一样，准备实行卞庄子刺虎的策略，待到吴佩孚和北伐军两败俱伤的时候，他来收拾长江以南的大局。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湖南的军队，再进入湖北。在汀泗桥打得很凶，吴佩孚的一些老底丧失殆尽，这时湖北、湖南的败军和广东、广西的一些残渣余孽共同推孙传芳为九省联军总司令。他的地盘面临着再度扩大的命运。可是孙传芳清楚地看到湖南、湖北是个烂摊子，自己没有力量去收拾，至于广东广西，那里剩余的残兵败将，没有任何实力可言，因此他暂时敛手，只想把实力调到江西前线，保住自己的地盘。 1926年年底，我还是回到泰兴。那时我们久已住到东门蔡家了。房东蔡佐卿，是当铺的营业员，对于当铺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的人生观是几十年的当铺生活培养成的，因此他经常伸起右手大拇指，称一声“东家”。有时他也会谈一些当铺生活，那当然更离不开“东家”了。我那位堂兄本君哥也是这样的人，不过他的话少一些，可是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年冬天并不寂寞。李仁溥、常健东、梅澹若这些朋友经常来往。耿?宽原来也是当铺学徒，但是他对于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终于挣脱这付铜元银币造成的镣铐，回到泰兴，正在设法找个小职员的位置，因此经常到我这里来闲谈。朋友不多，交谈的话题也有限，但是隐隐约约也听到一些有关时局的消息。 就在这年冬天，福建的形势变了，孙传芳的部下周荫人，在福建吃了一个败仗，从福建退到苏北休养。这是1927年开学以后我在南通听到的。孙传芳本人呢，也在江西吃了败仗，部队陆续向后撤退。广东的大军正在胜利前进。一路直迫武汉，一路则分从江西、福建向南京推进。待到蒋介石进入南昌以后，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以虞洽卿为首，也到达江西。经过他的联系，蒋介石的态度完全明朗化了。从此以后，武汉方面和江西方面分道而驰，但都打着革命的旗号。 我们在南通，只知道长江轮船停航了，南京吃紧，其余什么都不知道。那时由于交通阻塞，没有报，没有消息，更没有广播。孙传芳部下的败兵，正不断北撤。家信也没有来。我很焦急，但是焦急有什么用呢？所以只有横下一条心，还是好好教书。 到3月16日左右，泰兴的消息毕竟来了。是这样的：泰兴县商会打电报到南通县商会说，大兵麇集三万余人，县中粮食银钱搜括一空，坐以待毙，请求救济。这时南通也正自顾不暇，得了电报，自然是爱莫能助。军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孙部白宝山、郑俊彦、宋福田三五万人，在宜兴吃了败仗以后，被革命军撵过常州，眼看回不得南京、镇江了，退到小河、阴沙，正是敌军在前，大江在后，造成了背水阵的局势。据说白宝山出了气力，小胜以后，方行封船，三万余人就是这样一船一船地渡江，这就是泰兴的败兵了。到泰兴后不久，白宝山、郑俊彦又走了，就剩下孙部第十五师师长宋福田，本来是江西的部队。从此孙部和革命军划江而守，支持了两个月。 得到这种消息以后，我只有回去了。但是怎样走呢？江已封了，坐船是谈不到。雇车吧，车子怕被拉夫，也不一定雇得到。不过总得想办法回去。最后决定步行。算来南通到泰兴一百六十多里，分两天走，总可走到。17日清早，我就出校，因为还有六个学生，也要回乡，所以结了伴走，各人把应用衣服打了包袱，背着包袱，提着伞，一同出了校门。 人是在环境中培养成功的，没想到莲舫竟然那么果断。事情也不奇怪，结婚十年，她已经从一个少女成为家庭主妇，孩子已经有了三四个，哪能没有一些见识。看到和一位见钱眼开的人无理可讲，因此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议。我是不会驳回她的主张的，因此这一年的秋冬，我们照数交钱，我不知道莲舫内心有什么打算。 1929年秋天，我去武汉，直到年底方始回来。原来莲舫早已安排好了，我们典了城南越街附近何家两进一厢的房子。厅屋三大间，堂屋也是三大间，外加一个套间。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套间留给孩子，还有一间留给母亲。厢屋六间，南三间作为书房和北边隔断，中间作为走道，北边两间作为厨房。这房子可是宽畅，比我们以前所住的要宽多了。不是蔡佐卿的敦促，也许我们还想不到要搬。可惜的是母亲还是不能来，我们只有把那一间空着，暂时由孩子住。 我到家以后，不久就搬家了。从隆盛巷到越街，路并不远，所以一下午就完全搬讫。清於才四岁呢，玩了一回有些倦了，拉着我的手说：“爹，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家吧。” “傻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家，用不到回去了。”我说。 泰兴人的规矩，房客搬出以后，房屋要空出三天，房东才能进去。但是蔡先生等不及了，我们一走，他就带同蔡婆立刻住进去，以防冷落了这个房间的喜气。井水照样流，滔滔汩汩地没有一刻空着，蔡先生由于是当铺的店员，财气是有一些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大的喜讯。 1930年春天，武汉大学正在寻觅新校址，以备发展壮大。最后确定在宾阳门外洪山以东的一大片山地。山名罗家山，有前山后山，中间相距大约二三百丈。由山湾向东是郭郑湖，中间最狭的处所不到三十丈，来往行人可以乘船渡湖，最阔的处所大约三四里，这是说的东西的距离，南北之间那就要十里八里不等。那天我们在山坳里走了大半天，最后直到正南方向，卓刀泉古寺，在山僧那里饮茶休息。进得山门，迎面一块匾额，“卓刀古迹”四个字，写得非常挺秀，大约是出于名家手笔。本来书法家对于横匾最难安排，入手三字笔划简单，最后一字非常复杂，要写得那么停匀，使人少者不觉其枯，多者不厌其繁，实在非大手笔莫办。可惜没有署名，不知是哪一位的作品。安庆城的“枞阳门”三字，包世1986年，朱东润于复旦大学一舍六号书房臣曾经叹其卓绝，我对“卓刀古迹”四字抱有同样感想。四十余年了，时代变了，卓刀泉的古庙早该没有了，但是我很怀念这四个字的书法成就。 武汉大学的新址决定以后，地名也改过了。郭郑湖称为东湖，因为是在校址以东，这还可以说出理由。罗家山的称为珞珈山，大约和商籁体的雅号，出于同一个思想体系。为什么称珞珈呢？称“落伽”不是还有些依傍吗？但是改定名称的先生们一心忘不了金呀，玉呀，所以搅出这个不明不白的称呼。看来珞珈这两个字还得继续下去。 我在南通的时候，虽然和莲舫分居两地，但两个月总得回去一次，现在更远了，思想上的牵挂更深刻、更痛苦，作诗一首： 同?游?珞?珈?山 江关萧瑟思如麻，游屐相携愧珞珈，若使无情能对酒，但教有梦不还家。重湖恰涨鱼儿水，一树新封桐子花，滞客未归春欲老，云山满目锁烟霞。这首诗也许太坦率了，还有更坦率的： 古?意?二?十?首 一别隔邱山，万里阻门楣，行装未及卸，便自数归期。天边长作客，家亦在天边，两边相怅望，中心剧可怜。乘兴忽看山，湖光满山阿，一水盈盈语，谁人流眼波。出亦不欣欣，入亦不欣欣，谁能别离此，对案忽念君。出门路万千，寂寞无俦侣，夜灯解近人，知我愁情绪。愁思无聊赖，强自和人住，春江日夜流，不解将愁去。殷忧割人肠，腹中寸寸裂，常恐不见君，未忍便决绝。忧来如回环，宛转时相见，归去便解忧，系汝作手钏。迢迢隔清晖，常恐成鄙贱，不是恋酒卮，卮中见人面。深心蕴素面，颊晕两唇丹，莫谓不相信，剖取与君看。明月出东海，悬知先见君，大宇隔素魄，迢递见清芬。新栽五竿竹，夜夜萦魂梦，念我翠袖人，牢愁讵能送。宿雾滞不飞，暮作千阶雨，却恐梦魂归，不知处。忆昔在南州，仓卒步视汝，今来隔江汉，魂梦路如许。江波万白马，长鬣高腾骧，一夜三千里，送我置汝旁。夜中促我起，道是小儿啼，被衣出门视，月白乌夜栖。西风送我行，长逝入深闺，闺中何所见，但见锁双眉。相望不相见，泪湿寒衾透，常恐更负汝，莫系双红豆。积惨铄肌骨，忧患日夜生，丈夫值乱世，所志非功名。期我一丘壑，相与忘名姓，不饥亦不寒，晤对成啸咏。痛苦是相期而来的。4月2日从家信里得到消息，我的表兄李仁溥去世了。仁溥哥和我是自小在一处的。我在英国的时候，他在无锡师范读书；我在广西的时候，他在涟水教学，是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各在一方，但是那时大家都不在泰兴。及至我到南通，他已回到故乡，因此我回家的时候，朋友们是经常见面的，尤其是仁溥哥，我们谈得更多，共同点也特别多。最经常的话题是书法。在这方面，仁溥哥比我聪明多了，学颜就像颜，学柳就像柳。我可不同了，我在临摹方面能力差，常常仁溥哥三五月学成的事情，我学了一年半载还没有找到门路。家乡近代的书法家可以特别提出的是陈潮（字东之），和我的族伯父朱铭盘（字曼君）。东之先生长于篆书，大力纵横；曼君伯父长于行楷，才华四溢。对此我们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但是求学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仁溥哥是由行楷入手的，因此他的成就也早。我自己认定是笨，我一定要从篆书入手。到了三十五岁前后，仁溥哥已经由行楷进入分书，我也由秦篆而入汉隶，这就是说我们已找到一条共同道路了。后来我在仁溥哥的祭文中说：“惟子于书，真行挺秀，我拙不能，竭蹶篆籀，溯之沿之，乃会于中，握手相视，两汉西东。”这是切实的叙述。我们那时都作诗，不过同样有很大的差别。仁溥的诗，偏重才华，一望而知；我的诗就沾滞得多了，所以祭文中说：“惟子于诗，兴会飘逸，方车异轨，子文我质；我书满笥，期子共读，子则往矣，搔首仰屋。” 三个月以前，那时还在寒假中，因为我的房子比较宽大，朋友们常来，春节那一天，健东、澹若、?宽都来了，仁溥哥那时的腹水病已经不轻，也高高兴兴地来了。 我和他说：“看来情况不太轻，是不是找周雪渔商量一下？” 仁溥说：“没关系，不看也会好的。” 就这样一迁延，到灯节更严重了，这才决定到江阴去就医，由澹若护送。城中小学教师田匪石备酒饯行，那次我也预会，心情很沉重。仁溥哥还是高高兴兴地过了这一晚。第二天澹若和他同去江阴，不久开学了，我回武汉大学。平生最亲的表兄弟从此永诀。回想1927年4月初，泰兴成为空城，宋福田正在准备进攻，我还在城内东西乱逛的时候，仁溥哥带着一脸的忧色和我说：“你怎么到今天还没走！”祭文中又说：“惟子于我，谊笃交亲，辅仁规过，绝常异伦。围城视余，气噤色墨，朋友赤心，惟吾仲默。”现在赤心朋友真不多了，在四十余年以后的今天，想到这一位早年的表兄，三十六年的朋友，实在不禁黯然。是不是我还会回到泰兴，我不知道，即使我回去，外祖母的，舅父舅母的，表兄表嫂的住宅一定还在那里，但是宅中的居人，一个也不相识。我这个虽未化鹤，居然来归的丁令威，只有更加悲怆而已。 仁溥哥的死亡，使我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在等我。仁溥哥之死，我没有回泰兴，只吩咐君达去祭奠。君达这一年十一岁，但是在城中小学是有名的高才生。这孩子平时很安详，但是安详之中也很倔强。他不欺负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欺负；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大孩子，他能奋不顾身地和他拼，拼到他承认不再欺负为止。我在南通师范教书时，曾和莲舫计算过，凭我的工资，除了各方面的负担和自己的用途，最多只能供给一个大学生的用度，当然也只能由君达去了。城中小学校长邵渐逵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的。仁溥哥去世以后，不久君达传染上了脑膜炎。接连几天高热不退，人不断地向后弯弓。这可惊坏了莲舫。她总是抱着孩子不放，但是没有办法。请西医，西医说是要进行脊椎注射，可是他没有针，借来的又是锈的，孩子受到很大的痛苦，却没有一些疗效。眼看这条路走不通了，再请常来看病的中医孙霞仙。霞仙是一位负责的医士，但是这时尽管着急，还是没有办法。 三十年代前期的邹莲舫脑膜炎正在广泛流行，《申报》上载有恽铁樵的医方。铁樵是商务印书馆的旧人，这时正在开办中医函授学校，享有盛名。他认定脑膜炎是热症，必须用大剂凉药，才能把病势压下去。耿?宽把医方抄好，送到莲舫手里。 他说：“只有这一条路了，四嫂，你看是不是试一下。” 莲舫自己拿不定主意，吩咐请孙先生商量。 孙先生捧着这张药方，手里直哆嗦。病情是大热，高热到四十度，孩子面赤、腰向后弯，确实是很危急，但是服了凉药，会不会病情恶化，以致不可收拾呢？他拿不定主意，只是说：“大凉药怕不能用。”他极力主张慎重，只能开一些退热的中药。 那时泰州塘湾有一位纪大夫，是有名的小儿科中医，莲舫连忙派车子去接，并且说清不问纪大夫在什么地方，务必要接得来。 莲舫把储蓄的一千元拿出来，她说：“谁把孩子的病治好，这钱就是他的。” 情况实在危急了，孙先生不敢开方子，?宽兄送来的医方还搁着，西医的锈针又不管事，纪大夫还不知从塘湾又到哪里去了。莲舫的眼泪、岳母的眼泪淌得眼睛睁不开了。最后有人介绍一位张先生来看病。张先生一搭脉，他很镇静地说：“有办法，不用着急。” 张先生的方子开好，孩子已经非常疲顿了，服下这剂药以后，孩子死了。待到纪大夫从姜堰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在孩子危急的时候，莲舫打电报到武昌。从武昌到家是下水船，比上水船要快，但是到高港后，再赶到家，也得要三天。我到家门口，看到五岁的秀若，问道：“大哥的病怎么样？” 秀若说：“大哥死了。” 进门以后才知道君达死后，棺柩寄顿在庆云寺，莲舫正在那里呢。 从成都回乐山，我们包了一条大船，饱览岷江山色。一路下行，在眉州的地界息宿，我们上岸饱看了中岩的胜迹，三苏祠供的是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两位，地方却是荒僻得很，再下就是青溪县，李白的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青溪就是这个青溪，三峡指这里犁头、背峨、平羌，三峡和夔州以下的巫峡、西陵峡、瞿塘峡无关，否则过了三峡，那时回看重庆，还在半空，只能向上，哪能向下呢？ 回到乐山，我们仍到半壁街住着。 在这里等待我的是不断的噩耗。 莲舫和大哥都来信，说母亲去世了。我从泰兴出发的时候，母亲的健康是不够好的，但是总以为老年人经过各式各样的煎熬，衰年有病，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想不到我出门以后，母亲就去世了，这是不可挽回的痛苦。在大哥对我的压迫中，母亲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给我回护，全面回护是不可能的。我每次回到苏家巷老宅时，我和母亲见面有人监视，因此母子见面，有时竟是相对无言，这是何等痛苦，但是我相信母亲对于最小的孩子，总是偏爱的，何况我的二哥、三哥久已去世呢。 大哥的心境很难理解。他是兄弟四人中最长的一位，父亲去世后，他首先自动地取得家长的身分，这是他和三哥矛盾的根源，及至我自国外回家，他那年四十岁，立即自动离职，不再工作了，把母亲和他这一房的生活，完全作为我的负担。他的责任，他的儿子的就业，他向本君哥买屋，这一切都自动地安排在我的头上。不仅如此，他总是指出我对于他的亏待，及至我托常健东或其他朋友向他探问，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头绪。因此从我回国以后到这时的二十余年中，生活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但是我不能专门追求痛苦，我只能以加倍的工作，求得痛苦的忘却。 母亲去世，大哥对我提出的要求是立即回泰，料理丧事。这样的要求，在平时是对的，但是这时是战时，从泰兴来四川已经千辛万苦，可是经过中间一段时期，交通更阻塞了，怎样回去？回去以后又怎样再来？何况这时的泰兴已经起了非常的变化。 敌人的桥头堡原在靖江，他们不时也派小队到泰兴，这主要是窥测情况，问题不大。自从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组织以后，情况不同了，敌人要把势力向北深入，第一步必须进入泰兴。泰兴的游击队蔡鑫元这时起了最大的作用。游击队和伪军是对立的，但是个别的游击队和伪军之间是没有一道万里长城的。胡传魁和蔡鑫元是一对孪生弟兄。蔡鑫元投敌以后，敌人来了。莲舫听到消息，首先把孩子们送到乡间，厢屋里的严先生一家也去了。莲舫把大门堵塞，独自守在家里，她从灶屋的窗子里看到敌人从城墙上爬进来了。城里没有抵抗，但是敌人的进攻还是慎重的，他们从东南涉水直逼到大门口。 大门敲打不开，他们便捶打灶屋朝南的偏门。正在偏门岌岌欲倒的时候，莲舫把门开了，自己躲在门后。她数了一数，一共五十七名。敌人进入正屋以后，她逃到大路西边的杨家，杨家的人已经散了，她贴在墙上，看见敌人正从屋后出来，就重新数一下，“一、二、……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名敌人退出以后，她飞快跑回来，把门窗重新关好，度过了一重艰险。女人女人！女人不是荏弱的，不是哭哭啼啼，而是身心坚定，能应付艰危，安定局势的。我总感觉我对于妇女的估计是始终不够的。一年以前坚定地劝我入川的是莲舫，一年以后，坚定地应付险恶环境的还是莲舫。 泰兴已经沦陷，莲舫和我不是没有作过最坏的打算，因此不问时局和家庭的变化，我是坚定不回泰兴的。 由于母亲去世，大哥向莲舫提出，要在三年之内，每月贴出上供费二十元。给母亲上供，这是家乡的风俗，但是并没有必须在大哥家上供的规定。莲舫看到不如数给钱，问题不会解决，因此二话不说，如数承担。大哥看到在泰兴没有油水可榨，好在地区虽然沦陷，邮件还是辗转可通，因此向我提出一篇账目，要我立即答覆。 这篇账目确实是煞费苦心的，大哥不是说要我贴他若干的费用，而是用长长的三十二行的信纸，提出我欠他的数字，某项某项，欠钱若干，总共是三千余元。事实上我虽然恭任大学教师，月薪六折支付，还要应付自己的生活，无法考虑从来没有欠下的账目，因此只能不作答覆。七年以后，抗战结束，次年还家的时候，兄弟见面，大哥没有提到这件账目的问题。大约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工作，生活可以应付，无须再行处理这些没有根据的账目了。 武汉大学的内部斗争也逐步明朗了。法学院方面，由于这里是湘军的老营，一时还没有动。学生方面对于“中执委”的分裂，都了然了，但是校长王星拱还要辟谣，他说他和教务长周鲠生是团结的，没有意见的，并且当着学生代表的面演了一出亲爱团结的喜剧，两人一再拉手，表示不可分裂的友谊。学生们经过这几年的锻炼，看了这一出喜剧，很明白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抗战期间，朱东润(左一)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与同事合影文学院的垮台，已经是肯定了。陈通伯最多只能保住一个历史系，其余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由于系主任和校长王星拱直接联系，院长的职权便完全搁起来。我是中文系教师，刘主任、刘先生、徐先生是系主任的一帮，叶圣陶、高晋生是通伯的一帮，苏雪林这位女教师，从她的师友关系看，应当说是通伯的一帮，但是她是安徽人，所以刘主任看在淮军的分上，没有给她难堪。问题在于我，我和淮军、湘军本来都相熟，和通伯是同学，但是在珞珈山的时候，由于淮军炙手可热，我和通伯远了一些，反而和无所属的陈祖源、许熙生等比较接近，那时刘主任也故意拉拢我，免得和通伯生疏了。所以初到乐山，我总以为双方都是熟人，有意进行调停，但是由于王星拱准备搞清一色的淮军，刘、方这两位系主任都坚定起来，更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我只有按照形势要求，退出这场无意识的争吵。 但是刘主任已经把我安排在通伯一边，中文系的形势，除了苏雪林以外成为三对三的情况。然而力量是不均衡的，有王星拱撑腰，刘主任又拉进来两位教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都算是刘主任的支柱。还有一位从中大来的助教李某某，作为讲师请来。人手全了，开始进行排挤。对叶圣陶是给他排了三班大学一年级国文。 圣陶是和平的，但是也感到三班国文有些吃不消，他向刘主任提出了。他说：“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三班国文呢？” 刘主任在珞珈山的时候谦虚、谨慎，现在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他把眼睛睁大，高声说：“这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 这一场气恼，圣陶只有憋在肚皮里。 对付高晋生，是在学生那里散布说晋生“都是在那里考证什么古字和什么相通，世上那有这样的通法！” 对我的办法又有所不同。我在珞珈山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五年多了，现在他主张把这门课改为选修，这样就可以鼓励学生不选，造成空白。在武汉，学生没有必要完全服从系主任的吩咐；到了乐山便不同了，毕业生的工作，完全依靠系主任的推荐，所以系主任无形中主宰着一切。 我的答覆是要么不开，要开就得依旧是必修。最后由于徐教授的建议，改开《史记》。虽然有必要好好学习起来，刘主任的策略除了督促我更好地准备新课以外，没有达到排挤的目的。 但是这一年秋天却出了一件事，终于扯破了表面的和平共处。 那时大一学生入学半个学期以后要经过一次甄别考试。刘主任出了下面一个题目： 试将下列作品译为恒言：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乱曰：韦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这位主任先生总算是博学的，不知怎样给他找到柳宗元这篇《佩韦赋》，这已经不简单了，特别是他那个“恒言”，可真使我们莫名其妙。 中文系教师都去监场的，可是在学生问我们什么是“恒言”，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都回答不上来。坦白讲，这一次出了我们的洋相。 不久以后，学校通知我们到校看卷。我到文庙后，正在那里琢磨横匾上的“贤关”二字，尽管每笔都写得很好，但是整个看来，非常的不相称。我想到前人所说的计白当黑这一句，大约因为“关”字写得散开一些，没有把四围的一圈地位留下来，结果是觉得“关”字太大，和“贤”字拉不平，这就造成姿态的不平衡。 正在这时候，圣陶、晋生都来了，三个人一道走，才进得正门，警报响了，我们随即退出。那时圣陶新搬到竹公溪对河，我们都去了。刚好筛过茶，圣陶怫然道：“什么恒言！这个卷子我们不看了。” 不看就不看，总得给学校去个信，大意是说“恒言二字，不解所指，未便参加阅卷”。这封信是由圣陶大嫂誊清的。圣陶随即署名，接下来是晋生，最后由我签名。 圣陶笑着对我说：“你客气，把名字签得最后，王星拱接信的时候，会和刘先生估计，认为是你发动的。” 这样的估计是入情入理的，但是三个人共同签字，每人都准备负全责，说是我发动也不妨事的。 大壮和我慢慢走到二楼，单开间一个小房，壁上挂有三五十支大大小小的笔，一看便知道是一位书画家的住所，陈设简单朴素，但是井井有条。 他取来两只玻璃杯，注满葡萄酒。待到倾过一杯以后，乔大壮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同事了两三年，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总还在八九次以上。倘使把我们以前的交谈加在一处，再乘三倍，大约只抵这一晚谈话的一半。 我们谈到中文系应当怎样办，谈到中大的中文系，也谈到伍叔傥的为人。好在我不久就离校，他是知道的，因此说话间用不到什么顾忌。那一晚我们一直谈到十一点钟以后。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深深地一鞠躬。第三天他送来一副对联，我到现在还珍藏着。 胡教授解聘了十二位教师，但是还留着伍叔傥，叔傥对人说：“为了有人可以留在系中，我带头留着。”话虽如此，他这样地带头，也只留了一年，1948年还是被解聘了。乔大壮在南京政界朋友不少，胡教授留了他，乔大壮退还聘书，胡教授还到文昌桥宿舍来挽留，不过这只是客套，双方都明白的。1948年4月后，我在无锡接到乔大壮从台北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应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寿裳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许寿裳被蒋介石派去的特务刺死以后，他代理系主任，但是对于事务工作很不熟习，希望我去台湾接替他的工作。我的覆信指出愿意在他主持下担任一份教学工作，至于系主任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持为是。这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一次通讯。那年暑假，他从台北回到苏州的寓所，不久以后，因为思想纠纷，在苏州郊外投水而死。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这样成就的人，最终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去无锡的时候，留在南京的是清於、秀若、惠如三个女孩和君道。临行之前，我和君道同到四所村小学，看了一下秀若上课的情况。秀若读书的成绩是一般性的，但是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却是态度安详，有条不紊，课堂秩序也很好。那年国庆，她到无锡来了，我很高兴。我问她为什么这时到无锡来，她说： “四所村小学的校长岳德昭要在国庆期间在学校开什么国民党员大会，我不耐烦，所以到无锡来看看。” 那时的国民党是连小学也不放过的，岳德昭大约是趁这个时候做一些宣传鼓动的工作。秀若趁这几天到无锡，恰是时候，因此我同君遂、秀若在惠山、锡山那一带欣赏灿烂的秋容。对于秀若，莲舫有些偏爱，我也有一些，我总觉得对女孩子应当多疼惜一些，特别是秀若，读书方面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头脑清楚，懂得怎样做好工作。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好工作，只要能够做好工作，即使书本知识少一点，问题是不大的。 我的计划是让秀若在外边工作三两年，取得一些经验，然后回到泰兴。新宅虽然不太宽敞，但是把大厅和厢房连在一处，尽可以办起一所女子初级中学。最初的时候，也许要由我担负办学的名义，以后就可以逐步转移，由秀若主持学校，我在中文、外文方面教课，这一来我们就可以在私立学校的名义下，争取一条生活道路，究竟比在公立学校怄气强多了。这个计划我和莲舫谈过，取得她的同意，我们确定了我们的航向。 但是我自1929年以来，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在搞学术工作的。为了学术工作，我可以千辛万苦，走到四川；我可以和亲人隔离，动辄十年八年，现在可以不管了吧，当然不可以。一个人认定自己工作的大方向以后，正如前人所说的应当“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现在当然不能把这个终身事业放弃了，但是留在中央大学或是无锡国专，就能把学术工作搞好吗？当然办不到。武汉大学还是有一些书的，即使内迁以后，到了乐山，还有书可读，那时已经有人开始把持公用书籍，但是由于武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把持书籍的风气终于及时中断，没有发展到大家无书可读的地步。中央大学的这个风气已经很严重了，沙坪坝的图书馆几于无人问津，柏溪还好一些，不过也还不够。至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那就很可怜了，小小的一间屋，能有几架书呢？何况其中一大半是些宋元理学、桐城文集，派不出多大用场。唐老师办学的时候，失明已经有年了，柱尊、振心等在这方面未及做出什么成绩。所以留在学校里，无论是中大或国专，实际上已经谈不到学术工作。 在莲舫的支持下，我在武昌买了一些必要的书籍。抗战以前每年暑假和寒假，我至少要到上海一次，买一些必要的书籍，一大半留在泰兴，一小半带在身边。这是抗战初期我留在武汉的三大箱书籍的由来。恰巧戴凝之在复员以后，托人把书带到无锡，加上家中原有的书籍，看来不会比在中央大学能接触到的书差多少，所以只要存心读书，还不至于无书可读。在学术工作方面，我还是有些把握的。当然，要在泰兴搞这项工作，可谈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在外边我能找谁呢？中大是有?些人才的，胡教授也不能不算一个，但是中大在重庆的时候，沙坪坝只是一个水陆码头，回到南京中大是一座演武厅，教师、学生时不时要耍一出全武行。无锡国专呢？除了振心以外，教书的人尽有，读书的人就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说泰兴没有搞学术工作的机会吗？ 生活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依靠莲舫的掌握，我们总是够吃的，而且每年多少有一些赢余能应付意外的需要。莲舫是辛苦的，她照料一切。宅前宅后的树枝，河坎下的芦苇，是我们的燃料。河边下着鱼焐子，天冷以后，鱼都躲到那里，因此一冬我们有新鲜鱼可吃。沿岸是虾笼，晚间放下，清早有虾可吃。特别是菜圃里的菜，一年到头，我们用不到向外间购买，偶尔还可以接济亲友，让大家尝到刚出土的芋艿，成筐的蚕豆。菜圃向北，是我们的高田，种的是高粱、小麦，有时还可以种荞麦，因为肥料多，豆饼切碎了下去，每年都获得高产，到收获的时候，大家都高高兴兴，庆祝这个季节的胜利。 1947年的寒假，是一个愉快的寒假，但是不是没有阴影的。春节以后，孩子们去南京的时候，我发现秀若有些气喘，因此劝她暂时休息几天，一边请医生诊断。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伤寒，主张多休息，一边进行治疗。几天以后，我得去无锡了，秀若要我们在房里晚餐，她欣然地说：“大家在一处多热闹。” 第二天我去无锡了，我在不断地担心，但是由于自己缺乏医学常识，无从提出主张，只是每天每天地挂念。莲舫常来信，总是说孩子瘦了，瘦是必然的事，哪有生病的人会胖起来的呢？最后得到的来信，说是医生的诊断是肠穿孔。恰好清於在南京也得到信息，她把药物和进行注射的血浆从南京送到无锡。第二天清晨我乘船过江，待我赶到家中的时候，秀若已经在胡言谵语，气息奄奄了。医生在那里，邻居储珀生、我的朋友耿?宽也在，但是孩子的情况显然令人束手无策。 夜深了，莲舫在天井里焚香默祷。那一晚月亮很暗淡，微微有一些风。 “人事已尽，只有靠天保佑了。”我想。 风吹过来，香棒棒一齐燃起，看来这是一个吉兆，然而病榻上的孩子依然没有好转。 第二天天明以后，我们最爱的孩子终于停止了呼吸。 这和君达的死同样是沉重的打击，但是君达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是一个好孩子，可是还在萌芽时期。秀若二十二岁了，懂事，而且前途无限，现在死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堂屋前面的两株大树，东边是香橼，西边是丁香，这时都盛开着，一串一串的雪白茂密的花，更增加了惨淡的气氛。 莲舫的伤心是无可慰藉的，但是我们只能在痛苦之中互相慰藉，一天一天地过去。 秀若埋在蔡家巷君达的墓地的旁边，葬事完毕以后，我还得赶回无锡，因为那里我还有工作。我不但担任了国专的教课，同时也在无锡市第二中学兼任了一班高中二年级的语文。 这次兼课是国专的一位同事介绍的，可能是因为二中缺人，也可能因为看到我的经济太困难了，所以调剂一下。不过我心里有把握，在中学兼课是不妨的，我本来没有看轻中学教师的工作，但是工作以一学期为限，因为我还要为自己保留一些时间，进行一些必要的学习。 多年没有教中学了，这样的经验很不易得，同时因为即使我曾教过十二年的中等学校，那是教外文，和中国语文是不同的。 我到那里，好像是一个难得见到的稀有动物，学生们特别感兴趣。尽管我在教课中，尽量地言归正传，可是我不能禁止他们发问啊。中国的古诗的来源是怎样的？汉魏诗和唐诗有什么不同？怎样是古诗？怎样是律诗？有哪些作家？为什么唐诗和宋诗又不同？我们应当怎样学？要怎样努力？是不是也要读外国诗？外国诗有些什么成就？要怎样学？怎样学好？诸如此类的问题，每次课后都要问，问就问吧，我的学识水平很有限，我只能就我知道的答覆一些，但是我很清楚谁要是来接这一门课，一定不会感到是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 那时我在南京的孩子，还有清於、惠如、君道。 清於来了一封信，说是惠如又病了，情况和秀若一样。据中大医学院的医生说，要注射十瓶链霉素，当时这样的药物，还得从国外进口，每两黄金可购十瓶。 说实话，我对于链霉素的作用是不那么相信的，一两黄金的来路也真不容易，但是我很明白，要是吝惜这两黄金，不但惠如的生命要冒一次危险，同时也会挫折清於的感情。已经损失了一个孩子，我不能再损失一个孩子。 虽然物价是以黄金计算的，但是市场买卖不能以黄金进行交换，因此我在无锡把一两黄金换成当时蒋管区的法币。无锡那时还只有万元面额的纸币，一两黄金究竟要换多少万，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装满了整整一个大皮包。我抱着大皮包，乘火车，一到南京，立即赶到西药铺。 西药铺的生意很清淡，三位店员都没事干，正在闲聊，看到我来了，分头点票子，果然一点不错，恰恰是十瓶链霉素的代价。店员一边把药交给我，一边却说：“你先生这次来，倘是带的五万一张的票子，要轻松多了，我们也省好多手续。” “是呀，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就是无锡这地方太小了，不比南京，那里只有成束的小面额票子，五万的还没见过呢。” 事情交代清楚，我赶到中大医学院，把链霉素交给清於，说清即回无锡，抽便去看了伍叔傥。 虽然旧日同事多被拆散了，伍叔傥还在中大中文系，做一天是一天。那时他已盖好一所小洋房，很精致也很舒适。伍叔傥在沙坪坝是出名的工资到手，转眼就空的人物，哪里来钱盖洋房呢？原来他是向银行借的，那时的物价早晚不同，一个月起码要翻三个筋斗。所以向银行借款，无论利息多高，到期如数归还的时候，就和白送给你差不多。问题在于向银行借款，必须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极灵活的政治手腕。 伍叔傥的这座楼也题了一个别号，称为暮远楼。本来替房子题别号，这是古今中外常有的。陆放翁的书斋叫做龟巢，邵二云的书斋号称面水层轩，我自己的书斋称为师友琅邪馆，各有各的思想基础。伍叔傥的这座暮远楼，运用“日暮途远”的字句，形容他们这些人的没落意识，是再确切没有了。 我到时，伍叔傥恰恰在家。他热情招待，问我为什么到南京。 “为孩子买药的，想不到链霉素是这样的贵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