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哥业务熟练，不久又找到了职业。他到郭恒兴布店去了，但是家里的情况一时没有好转，衣服被帐逐件走进当铺。我家和附近的元庆典几乎成了老宾东。夏天的蚊虫来了，蚊帐还在当铺里，母亲总是抱着我睡，不时地把蚊虫驱去。有时她偶然入睡，还要惊醒，重新为我驱除蚊子。我呢，似乎从小练就了基本功，对于蚊虫的进攻，似乎不很在意。直到现在，由于住处褊窄的关系，夏天经常不挂蚊帐，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 在一些细软当出以后，父亲又开始注意到桌椅条台了。他自己搬不动，便央及邻居的蔡老常替他一件件地向元庆典转运。老常叔也是一个苦人，他自己的东西久已搬空，五个儿子被他一个一个地出卖，到现在除了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出卖的了，就帮父亲干这一行转运的工作。母亲房里的衣柜空了，堂屋里的家具也空了。写文章的人形容人家的贫苦时，经常说“一贫如洗”，怎么个“如洗”呢？说不清楚。我却是从小就有体验的。 朱东润之母家庭的情况太坏了，不说顾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顿也顾不上。母亲经常领我到舅舅家去。大舅舅家久已绝了，还有三位舅舅。母亲和二舅母最好，二舅总是说：“到我家来吧，兄弟三个，一家住十天，问题全解决了。”母亲在二舅家的十天是住满的，有时还要带些粮食回家，在三舅、四舅两家住上三两天就回来了。所以我和二舅家的表兄、表姊最亲，有昂然哥、仁溥哥，还有三位表姊。仁溥哥和我最熟，表姊不免远一些。 不到舅舅家去，在家的半个月就不简单了。有时从校里放午学回家，可是午饭的影子还不知在哪里。这时伯父家的本君哥早已吃饱了，打着饱嗝，把门拖得乒乒乓乓地喊一声：“妈妈，我去上学了。”母亲看到我这瘦怯怯的孩子，给我十文钱压低嗓子说：“孩子，你去搞一些吃的吧。” 我拿九文钱买三块斜角饼，一文钱买酱油，再向酱油店老板尹老伯讨几滴麻油，回到家中冲一碗麻酱油汤，蘸着斜角饼，总算吃个半饱，向母亲说一声：“妈妈，我也上学去。”这一天在蒙学里死保住乙班第二的位置，把本君哥丢得老远。 总要等到四点以后，放学的时候，才看到父亲正在那里等着我呢，我搀着他的大手回家。这一天他刚从元庆典回来，买了米，母亲做好饭，我们开始吃饭，在我是第三顿，在父亲和母亲，多分只是第二顿。 父亲的小房外边，隔着板便是灶间，灶间由于烧草锅的需要，不算太小，大约总有十平方米左右。靠板是一张小方桌，父亲朝外坐，母亲朝里，我坐着高凳打横。父亲座后是一缸天水，缸上老搁着一个笆斗，那里储藏着我们的粮食。从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起，到父亲去世止，笆斗里的白米经常只有三四斤，有时不到半斤，因此笆斗老是有大半截空着，甚至全部空着。我总想笆斗太大了，换一个小些的，不就可以装得满满的吗？ 母亲有时也做些针线活。我的小棉袄经常是在立夏后拆开来，洗洗干净，算是夹的，一到秋末重新装棉。不过她常做的是纳鞋底，纳一双可得二三十文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记得一次二姑母要她纳三双鞋底，她很辛苦地劳动，五六天后纳成了，趁我放学以后由我挎着篮子送到姑母家去。我迎着大北风，穿过龙盛桥广场，到达姑母家里，姑母反复看了几看，取出钱来，仔细数一数，给我二十文钱。我回去的路上，挎篮是空的，心里也是空的。 在二舅舅家里可不一样，他是县衙门的一个办事员，生活还过得去。他平时不大在家，可是二舅母非常好，看到母亲和我总是非常亲热。仁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五儿，还有三舅家的希之弟比我小一岁，小名七保，三个人经常在一处玩，旁人看见，有时喊一声“五、六、七”。我们一道玩的时候也很别致：有时把木板架起来，搭成房子；有时挎着满篮的断砖碎瓦，爬到树上将砖瓦扔到下面的茅坑里；还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杆大秤，由我和希之弟把一条黄狗扛起，仁溥哥掌秤，可是黄狗不干，跳下来跑得老远，向着我们汪汪地穷叫。 我们的顽皮好像并没有引起二舅舅的不满。相反，在春节后，衙门照例停止办公，称为封印，这时他会带我们到城隍庙去。那里有转糖的、卖花灯的、掷骰子的、赌碗的。二舅舅最爱的是在糖担子面前掷二十四孝。糖担子上有一架玻璃柜子，装满了糖娃娃、糖鱼、糖狮子等等。糖娃娃最讨人喜欢，有一尺多高，胖乎乎的。玩的人交钱后掷八粒骰子，一共掷十二次。按照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掷下去。“个么，两个么掷二，个二掷三，没得三掷四，个四、两个四、三个四掷五……”十二次以后如若掷满二十四，糖娃娃是你的；不满二十四，那么交的钱便算完了。二舅舅就是爱这一门，有时居然掷到那座大家心爱的糖娃娃，便由仁溥哥捧回供着，总要过了端午，天气暖了，娃娃快要融化的时候，才舍得分开吃掉。 还有一项打诗韵，这是成年人玩的。一张条子上写一句七言诗，中间空一个字。旁边列着五个字，一个原句有的，其余四个是搭配的，要配得好，和原句相称，甚至更好一些，那时由大家猜，把钱押上去。待到把条子全部揭开来，猜得对的一个赔三个，猜不对的就干没了。这个玩意儿也很吸引人，记得我在三十出外的时候，有一次同仁溥哥同去，拣着一个座位坐下。恰巧这一天的诗句全是用的《明诗别裁》，多分我背得出，因此赢了不少钱。摆诗韵摊子的有些急了，赶忙换诗条，还是一样。我们赢得太多了，最后把钱一推，都还了他，两人扬长而去，因此留下一些好印象。我还作过一首诗： “我已经答应了，能叫他撤出吗？”伯父说。 “为什么不能？能来就能去。” “地方是我的，我主张就是如此。” “既然两家共同的走道，那么我也有理由不同意。” 事实上主权是属于伯父的，但是为了维持叔侄关系，就由车工撤出，也未尝不可。可是他们顶牛了。一边要撤，一边定准不撤。大哥一想，自己住在郭恒兴布店，整天工作，没有时间和伯父顶牛，这就下定决心，不去工作了，坐在家中整天顶牛。郭恒兴布店的老板因为大哥是一位得力的店员，也来劝说过，希望他不要因为一件无足计较的小事，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大哥认为工作事小，顶牛事大，决定不去，不获胜利，决不中止。 大哥这样的干劲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家庭的生活是不能不考虑的。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和元庆当铺的关系久已疏远，可是现在的情形变了。母亲、大嫂、还有执拗不化的大哥。当时的物价很便宜，一升西乡米，便宜的时候，还不到三十钱，但是究竟要用钱买，顶牛的劲再大也无济于事。因此家里和元庆当铺的关系又接近起来。衣服，甚至家具依然是向元庆当铺输出。 暑假开始，我回家了。家中的生活实在是异常艰苦，天气又热。一天，在亲戚家帮工的农民贩卖西瓜，路过我家，担子里只剩得最后一个西瓜，他和大哥说： “大先生，把西瓜留下吧。” 大哥自己清楚，只说：“不必了，刚吃过。” “哪有这句话，天气这样热，多吃个西瓜算什么？大门大户的还计较这一点。” 瓜是留下了，门户虽大，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有为了西瓜又送一件衣服给元庆当铺。 大哥还在坚持，车工没有撤退，伯父懒洋洋的好像没有这回事。我继续求学的念头已经没有了，只在那里想怎样退学找一个工作，多少可以给家庭帮一点忙。 退学也不是那样简单。唐老师帮助我的学费，我能扔下就走吗？不扔下那么我能希望再多给一点贴我养家吗？事情总有一条界线，出了格是不行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个情况和唐老师说清楚，最后由于陈通伯的帮助，在上海文明书局当上了校对。 文明书局是一家出版商，出版些教科书、字帖、画册和小说书之类。发行所在河南路，当时称为棋盘街。总店和印刷所在海宁路甘肃路转角，地点也很宽敞。主持人是廉惠卿，这很可能是一条虚衔，因为他从来没有到场。总经理是俞仲还，副经理是丁云轩，总账房是通伯的父亲陈仲英，书局里称为“三大宪”。他们都是无锡人，态度诚恳，办事认真，由于他们是创业人，因此具有创业的精神。初办的时候，他们确实有一些雄心壮志，想把书局办好，可是经过了十年奋斗，到民国元二年间，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夏粹芳，中华书局的陆费伯鸿、陈协恭，那样地精明强干，已经把文明书局抛在后面了。 文明书局的校对工作，我是初校，二校姓胡，三校姓俞，年龄比我大得多，事情比我懂得多，他们对我都当一个年青人看，因此工作上没有什么挑剔，相安无事。饭食住宿都由书局供给，每月工资发出以后，我留一些零用，其余寄回泰兴。这年年底，那位车工感到没趣，自行退出，大哥到一家张明记布店去当店员，家中情况恢复正常，衣服家具又从元庆当铺逐渐追回。只有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不再是学生了，可是心境却也坦然。 这年年底，文明书局结账后，仲英世伯给我提升，从新年起我的工资经过调整，手头宽裕了一些。不久，老同学郑东启在他的表兄陈承泽面前提起，是不是可以让我调到商务印书馆。这一位陈先生大概和商务印书馆有来往，因此商妥由我担任《小说月报》的助理，事情又有所发展。 我那时还年青，因此敢于创新，在师范一年级授课时采用直接教学法。在最初三两个星期中，由于学生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法，所以不免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人公开喊出“我们不懂”的呼声，但是经过很短一段时期以后，他们懂了，而且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学了不到一两个月，居然能够进行问答，应对如流了。这才建立了师生共同的信念，用直接教学法学英文可以得到效果。 我之所以采取直接教学法，其目的在于缩短教学过程，从英文、中文，再是中文、英文的过程改为从英文到英文，就是说从四步走改到两步走。原来规定的四百八十学时可以起到九百六十学时的作用，那就和中学的一千二百八十小时，相差无几，只要加上一些主观努力，是不难并驾齐驱的。 这样的教法，我是不敢过分自信的，因此把学习直接教学法的过程和运用的结果，用英文写成十篇文章，在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杂志》上发表。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我自己不教英文也已经四十多年，有的朋友还能谈起当年的经过，真是出乎意外的。 我的婚期本来决定在这一年的寒假，所以考试完毕，看卷结算以后，我随即搭轮船回家。到天星桥的晚上，外边正下大雪，一片白皑皑的寒光，令人有些发愁。第二天出发，因为步行不易，到家已经中午了。那天邹家正在发嫁妆，扛的抬的，人数不少。待到打发停当，我在新造的堂屋扫地，一排三间，母亲住在上首，我就派在下首了。扫完以后，母亲把扫帚交给我说：“拿到兀丫房里去吧。” 兀丫是泰兴的方言，是你家的意思，尽管语调没有“你家”那样重，可是意思还是“你家”。那天后来我到浴室洗浴，一路咀嚼母亲的语言。我想出生以来二十四年，中间虽然也曾离开母亲，出外求学和工作，但是没有一天不在母亲的庇荫之下，如今父亲是去世了，唯有母亲是我最亲的人，怎么母亲会说到兀丫、兀丫呢？我噙住眼泪，声音有些嘶哑，但是客观形势终于走上了兀丫、兀丫的道路。 1920年初，朱东润、邹莲舫新婚照我在1919年旧历十二月二十日结婚，妻子是由母亲和大哥选择的，结婚前我从未见过，然而终于结婚了。今天，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在当时不这样做便会破坏大家庭的关系。为了自己的婚姻，使得母亲和大哥都不满意，这在我是不能想象的，但是我更不能想象即使我完全听从母亲和大哥的主张，最后还是不能使母亲和大哥满意。不过，在当时我已经做出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尽量地作出自我牺牲，以求得大家庭的和睦。在1919年是如此，1926年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1919年问题简单，1926年问题更复杂，那时所要求于我的已经不是自我牺牲所能满足的，因此我不得不拒绝了。 由于大哥的提议，我们夫妇另立门户，但是大哥一房五口的生活完全由我负担。实际上因为他不同意母亲和我们住在一处，同时他又添了一个女孩，因此这一份七口的负担，完全由我应付，这一切我都同意了，我请大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仍到布庄工作，这件事他拒绝了。这时他四十三岁，应当是还可以工作的，但是他既然拒绝，我也无法进言。母亲是以大哥的主张为主张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以内，我的情况很孤立。 但是这不是说我和外界隔绝了，因为在这新婚的一月之中，我是被监视的。白天大哥和他的孩子们在母亲房里，和我们夫妇只隔一间堂屋。夜晚堂屋的门关了，大哥就在后窗外监听，直到鸡啼，他才回去睡觉，天色初明，他又到后堂门外边敲门了，所以他是异常辛苦的，直到协议完成，他知道我切实放弃原有一切，而且明白接受全部要求以后，他才放心。现代人称结婚以后的一个月为蜜月，我和莲舫结婚以后的一个月完全不是如此。 1920年春天开学以后，我赶到南通开学。这时由事务主任王辛伯的介绍，在南通城内丁古角周宅赁房居住，当然这只是暂时出外，不是准备常住，因为母亲还在家乡，这个抛弃老母，在外居住的罪名，我是不敢负担的。但是在南通居住的时候，我确实享有蜜月的幸福。 那时我在南通师范、南通中学教课，每周虽有二十四学时，但是除了上课教书，和按时收改练习簿以外，其他工作并不多，和朋友们来往也很有限。因此我和莲舫常时相对无言，以消遣永昼。课外工作，经常也带回家中改订，这件事我自从担任教课以来，没有放松过。任何一本练习簿，我至少要看两遍，以防错误。所教的功课，那时介绍国际音标的字典刚刚到手，一般人还不够熟练，我对于每个生词，无论如何简单，都要查明注出，以免读错。这样的训练，也许不一定正确，因为这只能把我训成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没有什么大作用，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作用。 忙是忙一些，但是还有闲暇。我和莲舫到过狼山，山庙那副对联“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写得雄奇飞舞，不知还在吗？山后有座赵绘沈绣之楼，供的是赵子昂绘、余沈寿绣的观音像，当得起“栩栩如生”四字，也许是因为事关迷信，久已抛弃，不过我总希望作为艺术品保留下来。狼山回来的路上还经过曹公祠，供的是曹顶。十六世纪倭寇进犯中国的时候，南通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当时平潮市的一位切面工人曹顶手挥大刀，杀死不少敌人，最后由于马滑失足，壮烈牺牲了。这座曹公祠是为纪念这位爱国勇士而建立的。 平时我们常到的地方是五公园。工作之余，我们散步到北公园，凭着桥栏看那一轮皓月，照耀着潺潺的流水。后来我曾有诗一首：北公园去无多路，颇忆凭栏对语时，月色依然山仍旧，无人更与说相思。这首诗太肤浅，本来不值得留下，但是这件事还是值得回忆的。 前面说过余沈寿的绣像。沈寿是一位南方妇女，嫁给余恪，所以称余沈寿，是近代有名的刺绣专家。南方闺秀本来长于刺绣，到了沈寿更加精妙，曾经绣过一位外国统治者，在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因此声誉鹊起。张季直在自己住的濠阳小筑右侧办了一所刺绣传习所，由沈寿主持一切。濠阳小筑和刺绣传习所之间，开了小门以通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1929～1937）由于南通师范的不安定和家庭生活的压迫，我不得不应武汉大学之聘，可是我倘使事前知道武汉大学的实际情况，我就不会冒昧前往。 4月下旬，我搭长江轮船的上水船去了。一向我从泰兴到上海，或从上海回家，都是短程，一夜工夫还不过分辛苦；及至来往南通、泰兴之间，那时大达公司的轮船久已通行，一张房舱票，可以保证得到休息。可是从南通搭上水船到汉口去，一上大轮，就有统舱的茶房把你和行李送到统舱，你不去也不行。统舱大约总有二三百张铺位，一张铺位有时住一位旅客，但也有两三位旅客的，二三百张铺位，通共约四百旅客，喧嚣混乱，已经使人受不了了。这还不要紧，最苦的是旅客之中总有五分之一是抽鸦片的，抽水烟和纸烟的更不必说。空气的烦热、闷灼、焦臭，是不可想象的。后来蒋介石在武汉安排了九省禁烟督办，那就更加令人不可向迩，因为在他的字典里，禁烟就是卖烟，是一种筹款的办法。 我去武汉的时候，正值李宗仁失败，桂系军队向南撤退。蒋介石的部队乘着兵舰，鼓轮而上；冯玉祥的部队也乘着火车，鸣笛而下。这一次的车船竞赛中，倒是兵轮战胜的，因为兵轮可以多轮齐上，火车只是单轨运转，情况和那次李宝璋部队同第七军的竞赛完全不同了。从此也可以看出在军事行动中，后勤工作往往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蒋介石和冯玉祥所争的是湖北的地盘。蒋介石的大将刘峙，冯玉祥的大将刘骥，都指定要湖北的地盘。满街满巷，轮渡上、车厢上都塞满传单。这张说刘峙如何如何服膺中山先生遗教，爱护人民；那张说刘骥如何如何地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努力工作。人民看到传单，当然无法作出判断，表示意见。最后还是由车船竞赛决定胜负，刘峙占有湖北，刘骥向武胜关撤退。 那时的武汉大学在武昌城内、阅马厂东首，武昌高等师范的故址。武昌城被蛇山截断，分为南北二部。从轮渡码头前进，穿过蛇山，不远就到阅马厂，已经可以看到武汉大学了。我找到陈通伯，在他的寓处看到他的夫人凌叔华。当天在他家里作客，第二天回到学校，搬进教师宿舍。 教师宿舍住的都是单身汉，分为两处。一处是西园，我的老同学谭戒甫住在那里，还有中文系其他教师。我住东楼，这可是一处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东楼原来另有大门直通宾阳门大街，门柱上有“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字样，因为门已堵塞，字也有些磨灭了，但还是看得出的。回想1911年武汉宣布独立，这里曾经办过重要的交涉，可是后来这里面住着武汉大学教师，情况完全不同了。 武汉大学成立虽然不久，但是东楼已经经过几度沧桑。大学究竟是大学，和中等学校截然不同的。中等学校有如小小的家庭，总还有个小小的安排。办过大学的当然要说这是小家子气。大学就不是这样了。整天闹闹哄哄，好比是没有蜂王的蜂窝。就如东楼，本来指定作为单身教师宿舍，但是学生搬进去了，他们是东楼的主人，想要住进的教师，首先要征求他们的同意。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这个情况变了，东楼确定是教师宿舍了。一位中文系的老师进去看了一看，一个大房间，不足三十平方米，可以读书会客；里面还有一个套间，十五六平方米，可以住宿。这位老师喜不自胜，就冒昧地搬进了，没料到生物系教授兼总务主任的张老师久已看中了。这位张教授我也见过，温和谦虚，真是一位忠厚有道的君子；可是他的外甥，事务科的左科员并不温和，他带木工来了，乒乒乓乓一阵，把全部窗子卸去。这一晚中文系教师冻得好苦，但是不识相，还要坚持下去。又一夜的风雨，把铺盖书籍搞得个稀巴烂，差一点没让积水渗下去，使楼下的教师如鱼得水。眼看是不济了，天晴以后，他才仓皇退出。张教授搬进来了，不过不久他的家眷来到，他也搬走了。 我到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开办一年多了，一切逐步地走上轨道，东楼是没有学生了，可是房间还是很紧张，主要是由于有的人有了卧室还要会客室、读书室，这样一来，别人就连卧室也很紧张了。我住的地方是楼下，房间大大的，却是土洋结合，一半是地板，一半是水泥板。房间里还有一个过道，原来是通向前面的，现在截断，成为结构上的一条盲肠，既不通风，也不透光，白天蚊子成堆。我没有办法，捉了二三十个蜘蛛扔进去，让它们结网捕蚊，来一个以虫治虫。 我这间房的旁边还有一间，上半年空着，下半年住进了工学院的助教罗宣誉，也是泰兴人，所以我们经常往来。他那房间更特别，同样铺了地板，但是里面一半却高上去三尺，有阶梯升降，因此称为不平居，罗先生称为不平居士。 楼下住的有游国恩，江西临川人，北京大学毕业；周子，汉阳人，前清进士，这两位都是中文系教师。此外有任戆忱，湖南湘阴人，英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过湖南大?校长，现在是经济系教师。这一位很特别，因为学的是经济学，回国以后教的是经济史，那时还没有人写中国经济史，决心自己写一本，这原是很需要的。要写书首先得摘资料，好在他生活简单，家里也有田租收入，不但用不着寄钱回家，多少还可带出几文，因此大量买书。武昌有旧书可买，湖南更是古籍汇聚的地方，买了书就得甄别版本的好坏。任先生在数年之中就成为宋版书收藏家，整部收，零本也收，甚至三元一页的断简残篇也收。他的中国经济史大约是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却成了专门，后来我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课时，得了他不少的帮助，确实是一位益友。 楼上住的最特别的是徐志摩的外甥孙先生。徐志摩有他的商籁体，是有名的诗哲。外甥不离舅家门，孙先生也是诗人了，他有一篇《宝马歌》，咿哟呵啊的印了《武汉日报》整整一版，我因为事情多，没有读过。这位孙先生非常特别。那时武昌最有名的是三不：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我们平时都给电灯搞苦了，要开新课，不能不读书，遇到这样的电灯，实在也只能对付着搞下去。可是孙先生有办法，二百二十伏的电压，他去买了一百十瓦的灯泡。晚饭一吃，出去散步，回来把电灯一换，他的房间里照耀得和白昼一样，别人房里立刻乌漆墨炭，连鬼也几乎可以出现。有时索性格卜一声，保险丝炸断，这一晚就大家休息。孙先生这样的作风，也有好处。后来我到复旦大学时，他也在这里教书。 还有一位地理教师是浙江东阳人，东南大学毕业。 丁教授摇着头又“唔唔”的两声。这第二次的“唔唔”使我很犯疑了。不错，我也吃过面包，大约我吃的是粗制滥造的面包，远远不如丁教授吃的精致，所以对于面包的精致奥妙，完全不能理解，可是从事后看，丁教授的摇头唔唔，确实有先见之明。懵懂人是应当吃亏的，懵懂人不吃，那些亏有谁吃？岂不是暴殄天物？ 1939年四川的物价很便宜，因此学校的工资是按六折发的，即使如此，大家总感到生活很安定。重庆的官方报纸，把功劳挂在重庆政府的名下，甚至提出别的国家，在战争中，特别是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国家，一般都飞腾物价，惟有中国，不但不飞腾而且还在下跌，可见国民政府领导有方，财政措施基础巩固。 当时物价便宜是事实，但是和重庆政府、和财政部没有关系。抗战以前，纸币只流行在长江中下游，及至战事爆发，南京政府搬到重庆，纸币在大面积的西南地区全部摊开，广泛流行，所以一时的现象不是纸币价值低落而是坚挺，甚至有时因为便于携带的关系，不但不比硬通货跌价而是比硬通货吃香。表面的现象常常有深刻的原因，倘若我们把这一层忽略了，就不但会搞错因果关系，甚至还会为日后的大量膨胀铺好平坦的道路。既往的覆辙，正好为日后车辆的运行提出炯鉴。 物价低落，为当时的生活提出若干便利条件。1939年春初，在岷江和大渡河两岸，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万人在那里淘金。每人淘到的很有限，但是这有限的金沙，只要能够换到一两斤米，总是有人在那里淘、淘、淘。这个现象到1940年便没有了，因为每天淘到的金沙已经换不到这些米，米是有人囤积了。 战争在继续，国民党的大官们也在拼命地做囤积的生意，乐山是出白蜡的地方，尽管是在抗战，但是发国难财的军政大员并没有忘去发财的机会。山西的阎锡山就曾派人到乐山来调查，后来听说每年只有一两百万元的出入，因此没有进行收购。上海储蓄银行看上了木材囤积的生意，派人经营，从乐山的瞻峨门直到苏稽，一路都是上海银行的木材。一切都为日后的币值暴跌准备了条件。 人民的生活依然是苦的。无论物价怎样低落，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的人还是很多。我在饭店包饭，吃饭的时候，店门外面照例立着三五个乞丐，他们不是不想进来，由于服务员的吆喝，只在外边立着，饥火的煎熬使他们难于立待，但是除了立待，他们不能跨进店门一步。及至我碗筷放下，他们像箭一样地奔进来，把残羹剩肴一倾而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是什么社会制度使他们如此呢？ 你说他们是无业游民吧，但是有业的又如何呢？乐山是岷江沿途的一个码头，每天来往的船只是数不清的。下水船没有问题；上水船便全靠人力牵挽。看来每个码头都有千百人专门做这项牵挽工作。一只大船便得有五六十人或是更多人牵挽。中间一根大缆直径大约有两三寸，这是必须由彪形大汉负责的，此外每个人都带上丈二、八尺的小缆，只要向大缆上一扣，就可以向前牵拽，事后照样计算工资。他们不是直立着前进，而是把手放下，两手两脚同时在沙滩上爬行。脚上有草鞋或麻鞋，对于爬行是有训练的。手是比不上了，但是每只手中都带有三五寸长的小木棍，在沙滩上一节一节的插着，移动起来，并不弱于两脚；人的行进的姿势，就和四足动物差不多了。缆有缆头，他有时坐在大缆上面，手执一两丈长的长鞭，豁喇喇一声，宛然是北方赶大车的老把式，所不同的是他赶的是人，不是骡马。这群牵缆人之中，有壮年，也有老年，最惨痛的是还有五六岁的孩子。我看到这群孩子，在别的孩子还嘻嘻哈哈蝴蝶一样地在幼儿园跟着阿姨们唱歌跳舞的时候，已经来到天府之国的水边，过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我的眼泪是不多的，但是在乐山城外、岷江江边不断地流下来。人类的艰难是天给造成的，还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我不禁要提出质问。 在我们家乡，旧时代男女有分工，下田是男人的工作，女人照例是不下田的。乐山这地方的男女分工特别。在绣花厂工作的是男人，男人把一切轻活、干净活都做了，劳动妇女便做背柴火的粗活。抗战时期，乐山四围有的是山，山上都有杉木，有时直径五六寸的小树，也砍下来，锯断劈开，作为柴火。乐山城里就有十多家木行，每家都有长期使用的搬运工，供应住户的需要。这些搬运工都是妇女。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中，既要担负生男育女、烧茶煮饭的责任，还要赶早带晚，做这类劳累痛苦的工作，这就把妇女们折磨得骨瘦如柴，面色青绿。我还记得住在乐山嘉乐门外的时候，有一天放警报，敌机要来了，我看到邻居一位木工的妻子，抱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斜对着太阳，她和我说：“朱老师，警报来了。” 我说：“是警报，你为什么不赶快掩护起来？” “不用了，”这位妇女说，“你看我和孩子还有几天活的？上次送柴火给你们摔了一跤，真抱歉。” 劳动妇女由于营养不足而摔跤，这是社会问题，是我们应当为此感到社会问题的严重，那还有什么道歉的。不久以后，她死了，孩子也死了。这位木工为她钉了棺木，连孩子也埋进，不久木工也搬走了。 在乐山一般居民生活紧张的时候，武汉大学搬来了。当地居民称之为“中央人”。这批中央人的工资虽然打了六折，但是生活远远高过一般人民。中央人找房子，租金五十元。他们问：“怎么这样贵的？” “一年五十元，那还贵么？”本地人说。 “我还当是每月五十元呢？是太便宜了。” 这一下房租就开始涨了。 由于内部斗争的需要，武汉大学这批中央人不断地大规模请客，联络声势。他们到菜馆里要最豪华的酒席。 “每席什么价钱？” 菜馆掌柜口气放大一些：“是十二元。” “是十二元一席吗？太便宜了。好好的掌握一下，要十六元的。” 菜馆连忙涨价，物价又提高了。 乐山人对于这批中央人实在感到不顺眼，他们内部的消息是：这批中央人，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月薪一千元，女的月薪八百元。职员呢，工资多少没有提到，可是不问是哪一个部门的，到了外边，一概称为校长。校长一共有几十位。乐山人还说：“自从武汉大学到了乐山，上海银行也来了。本来么，大家的钱多了，没法使，这就由中央开了银行，为他们找方便。”至于上海银行只是资本家的营生，当地人是很少过问的。 这样的情形其实也难怪，既不是当地人无知，也不是外来人奢侈。事实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准则，一向是相安无事的，现在把外来人搞来了，生活准则不同了，大家都感到不习惯。还有，当地的生产和当地的消耗，经过长期的互相调协，久已适应了，现在突然来了不少外来人，生产和消耗，来不及适应，物价势必出现不可预测的波动，外地人有时还要责怪本地商人刁难，但是本地居户只感到外来人的压迫。中国历史上多次的主客之争，有不少可以从这里透出一些消息。从第二、第三世纪以来，四川多次提出了流民问题，很可能症结就在这里。 我到乐山的时候，武大的文学院还是由通伯作主，他和我谈起，新生的语文成绩太差，需要另开补习班，每班五十人，作为两班。这是一件苦差使，当然由我顶一班，还有一班由圣陶担负，这就为我和圣陶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不知道是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通伯要为中文系开六朝文这一课，时间是一年以后，工作派在我的名下。我这个人一向是笨干的，想起自己对于六朝文下的工夫不够，特别对骈文，知道得太少。我很清楚在这个内部不够团结的时候，要把工作推出去，白白添了文学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的纠纷，所以也就承担下来了，我有的是精力和时间，推诿也没意思，因此就承担下来了。 我想六朝文的重点在于赋，特别是大赋，把这一关打通了，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庾子山的《哀江南赋》是赋家的绝唱，必须有他的胸襟和他的处境，才能达到他的地步，这不是我所能希冀的。潘安仁的《西征赋》，叙述入关的经过，这一条路还平坦，因此决定把我这一次从家乡到乐山的经过，用赋的形式加以叙述，一则是给自己一种锻炼，同时也可以更亲切地理解作赋的方式。我的《后西征赋》就是这样写成的。 蔡鑫元的军队动摇了，薄烧饼、炒烧饼究竟比酸汤面好呢。他们下来了，不伪了，城门打开，大批大批的人民军进城了，蔡公馆的铁门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压力。蔡鑫元要逃也来不及了。人民把蔡鑫元的手脚捆住，一边把他拥上包车，一边有人在后面敲着大锣。锣声响处，蔡鑫元在包车上按着命令直嚷： “大家看呀，蔡鑫元今天现原身了。” 他这一次直嚷也真不简单，泰兴城的四条大街，从东门到西门，从南门到北门，都给他嚷遍了，在全城都认识了他的原形以后，他终于在一粒枪弹之下，结束了一生。 地方行政由张孝箴、敬夫两兄弟主持，财政由刘伯厚主持。在伯厚出来的时候，背后有一位驮着一张板凳，板凳上是一块木板，是抗战货币的版型，随地可印，称为抗币。数字太大的时候，由伯厚随时签名计数，称为抗条。抗币、抗条都作为通货而存在，但是币值却在不断的变化。 在伪军肃清以后，由伯厚嫂出面，主持群众联欢会，地点在公共体育场，正在分碗筛茶，分散花生的时候，有人和伯厚嫂耳语几句，伯厚嫂说：知道了。她一面张罗，一面收拾，终于结束了联欢，场上的人也纷纷退出。原来蒋介石的部下已经进城，泰兴城第一次的解放工作至此结束。在三天的当中，泰兴城换了三次的旗帜，但是除了歼灭了一些汉奸以外，没有流血。 第二次的解放在1946年的夏天，这一次确实经过狠狠的血战。流弹四射，我们家的檐沟到处洞穿，几乎和筛子一样。守城的是蒋介石部刘光宇的一团人，攻城的是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刘光宇是湖南人，后来在长沙起义中得到表扬，但是在1946年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忠。他的司令部在庆云寺，在新四军破城之后，他把军队集中到庆云寺，在新四军从四面八方逼过来以后，终于依着山门作最后决战。庆云寺是一座大寺，左边是一条支沟，前边是杂树丛生的开阔地带，右边是红袍街，后边是寺脚堰，深虽不深，却有六七丈开阔，因此主要是由前面进攻。 庆云寺的前边和右边是战壕，但是新四军的进攻不是战壕挡得住的。喇叭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刘光宇不是蔡鑫元，他是能和新四军打几个回合的。右边住户太多了，攻势展不开，因此火力集中在前面。山门口，鲜血溅满一地。革命的战士们和反革命军队的血流满了一地。但是刘光宇的部下还在死拼，还在一寸一寸地挣扎。刘光宇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杨旅长，杨旅长在宣家堡，也在死拼，派不出军队支援，要他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看看到中午了，伙房的军士，从寺脚堰的南岸下去取水，恰恰给对河架在周家屋上的机枪手看准，一梭子打过去，伙房的军士死了。再去一个，再死。直到第七个才算把水挑上来，洗菜，淘米，做饭。饭熟了，正在准备分发到战地上，但是军士已经不多了。新四军越打越猛，他们准备彻底扫荡刘光宇的部下。刘光宇看看自己的部下，剩不到一二百人，但是新四军从南面，从西面，从东面而来的越来越多，打是打不赢了。他准备集中残部，唱歌集体自杀，来一个轰轰烈烈地战死。 正在刘部开始集中的时候，乌都都，乌都都，新四军军中响起了集中退却的军号。蜂拥而前的军队突然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转过身，背着长枪，全部一个不遗地退却了。这完全出乎刘光宇的意料之外。 经过二十几小时的苦战，刘光宇眼睁睁地看到新四军的撤退。要追，他自己很明白，凭着他的百把个断胳臂、折大腿的兵士是办不到的了。这一松气，有的索性躺在地下，连吃饭的精力都不够了。刘光宇带过多年的队伍，这样的打法倒没见过。没奈何，他只有把躺着的兵士喊起来，大家吃饭，饭后再重新安排。 这一次是新四军军史中有名的北撤，为了追求更大的胜利，他们扔下了即将到手的泰兴城，北上了。刘光宇得到这个机会，重新整顿他的军队，准备下一次战争。我到家的那天，正是二次解放以后的第三天，城里的堡垒依然存在。由于刘部已经调出，庆云寺剩得一片荒凉，战壕里也有些残余的经卷，这倒是和尚们在清朝末年从北京请回的佛经大字本，每页六行，全部是蝴蝶装，是值得捡起作为纪念的，因为无人主持，也就无从申请，只有由它躺在战壕里饱受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了。 地方暂时安定了，我和大哥及亲友们见过面以后，接下来便准备孩子们的事了。君道、瑞允、君迈还小，留在泰兴读书。君遂要找工作，秀若、惠如要升学。此外还有霁澄的长孙承德、莲舫的远房兄弟应璜、达泉表兄的孩子恒业都要到南京去。我的任务是带他们到南京，特别对于升学的孩子要考虑一系列连带的问题，所以虽然经过了八九年的阔别，在家不到四五天，就带着一群人到南京去了。第十二章六?年?流?转 （1946～1952）从1946年秋直到1952年秋，六年之中，我一直在流转，换了六个学校，中央大学、无锡国?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古诗说：“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辛苦是辛苦了，但是大局不断流转，我自己的不断流转，反映了时代面貌，一点也不稀奇了。六年之中，大约也可分为两期，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是一个时期，那时全国正在大混乱之中；全国解放之初，是又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稳定下来。 1946年秋天回到南京以后，应璜、恒业都各自去了，我同君遂、秀若、惠如、承德都住到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清於在丁家桥，相去不远，有时也来看看我们。宿舍很大，有东、南、北三排大楼，西边是食堂。我们住的是楼下三间，还没有隔开，因此特别轩敞，就是朝西，有时不免有些西晒，那是管不得了。宿舍很大，各系的人都有，中文系有孙雨廷、杨晦、乔大壮，因为房子大，人杂，来往倒不多。 到了宿舍，住定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忙孩子们升学的事。经过不少周折，最后确定下来，惠如考上江宁师范，承德考上市立师范，这算是高中程度的学校。秀若考上市立师范的特科，这算是高中毕业戴上一顶帽子，学校老师们说是高等学校，其实和一般师范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君遂没有着落，他是到南京找工作的，那时我的老同学郑权伯、蔡荫甫都在南京，总想找一处托足。不幸的是正值蒋政权裁员时期，因此更难得到栖身之所。裁员本来是个骗局，大官照样可以添人，小官也不妨哀求，苦的是权伯、荫甫都是中官，既不能添人，也不便哀求，因此竟是无能为力。 1947年，朱东润在其子朱君道的泰兴中学毕业纪念册上题词南京方面，多少有些头绪，开学还早，因此我单身回到泰兴，度过一段时期。大哥没有问题了，孩子们有了工作，因此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转入正常。霁澄一向和我谈不来，主要是由于经济方面有距离，经过八年抗战，他的境况逐步萧条，因此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朋友们，?宽在南京有一份工作，也见过，渐逵、健东都看到，惟有澹若却病着，到了这年冬天就不起了。 离家八九年了，上次在家三五天，太局促了，所以这一次饱饱地看了家庭的情况。瑞允小学毕业以后，考上初中，在她考完回来的时候，我看她很自在，大约是考取有望了，但是我很担心，因为一切顺利对于十二三岁的孩子反而有害。家务工作结束后，我和莲舫多半是相对无言，沉浸在两人的相互关心里，但是没有语言的唆。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语言最能传达心灵的关切，但是在心灵互相关切的时候，语言反而是一种赘疣，没有语言更觉得关切的亲密无间。 回到南京，惠如已经住到学校去了，秀若、承德因为南京师范没有宿舍，还住在文昌桥，君遂还在打听工作。我有时去看?宽，大家谈谈家乡的情况。 这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来了，他和伍叔傥同学，托叔傥推荐一位中文系主任。伍叔傥照例把我推荐出去。我自己估计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非我所长，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还是事有可为的。复员的时候，谭戒甫从湖南大学来信，说是他调文学院长，希望我去接替他的中文系主任。当时我知道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七十以上的二人。湖南本来以革新、保守各走极端出名，人到六十、七十以上，大约是保守的居多，要我去担当系主任，看来我是干不了的，因此没有同意。现在情况不同了，何况是伍叔傥的推荐，看来只有准备出一次远门。 赵太侔和我说起，王先生也同去。不久以后，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我约李雁晴、徐中玉同去，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王先生是上次从乐山同船到重庆的，他说，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我想这样也好，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 事情都商量定了，我有一些安排，行期也定了，可是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眼看三两天内是走不得了。那时王先生住在丁家桥，我派孩子送信，说明我的健康情况，一时无法动身。过些时，王先生的回信来了，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感，不可辜负，希望我仍如期前往。 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确，而且做人的标准也很落后，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做官，因此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感。至于王先生，他既然是教务长，听到我发高烧，他应当来看我，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便条可以交账的。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系主任是无法搞的。因此我把聘书、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决定不去了。赵太侔倒还好，把系主任的聘书寄回来，作为纪念。以后山东大学还给我保留了这个名义，不过我始终没有去。1947年夏天，太侔和我在南京见过面，他说王先生并没有当什么教务长，原来这是自己封的，没有什么根据。大学之大，无所不有。我真是少见多怪了。 秀若考学校时，曾经投考无锡教育学院。那时冯振心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担任校务主任，我托他照料。虽然没有考取，但是振心的照料是异常周到的。事后他来了一封信，希望我去无锡兼课，又说这所学校是唐蔚芝老师办的，应当共同维持，不能让它中途停顿。道理是正确的，作为学生，我受老师知遇比振心更早，当然谈不到推却，但是能不能兼课，必须征求伍叔傥的同意。 伍叔傥很坦率地说：“大学?授按原则是不能兼课的，但是现在工资是固定的，物价却在不断上涨，要不兼课也办不到。我自己是在外地兼课的，只要不在南京，我一切不过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接受了振心的提议，每两星期去无锡一次，虽然忙一些，问题不大，好在这时的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都已经不像教授了。每星期除教课以外，没有研究任务，一般人也不搞，所考虑的只是在物价飞涨中维持自己一家一种艰苦的存在。 从南京到无锡，每天火车是准点的，票价也便宜，因为一般物价尽管不断飞腾，但是车、船、邮电要涨价必须由局到部，逐步申请，手续很不简单，因此显然远远落在一般物价之后。我从南京到无锡，一般都是坐二等车——现在称为软席——主要是借坐车的三小时，作为备课之用。 但是君遂在南京找职业的希望有如泡影。一天他和我说：“父亲，妹妹们上学的事已经就绪了，我的事情依然落空，是不是我也能到无锡国专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