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元人后裔，宦游北方。自曾祖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居北京。 父梁济（巨川，1858—1918），二十七岁中举，四十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至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较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6 《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于六十岁生日前夕，家里人准备为他祝寿大扫除，他借故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7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着手写遗书，稽延六年。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此为一说。据培恕告诉笔者，其祖父写遗书时，连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记，将准备好的贺仪留在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将其父自杀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济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不斥责，让他去看。梁漱溟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到该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其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考虑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梁漱溟一生前后相隔约十年娶过两位夫人。“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俩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其元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型，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梁漱溟“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本不拟续娶，将两个儿子先后寄养于多位亲戚家。十年后因缘际会，与小他六岁的陈树结婚。陈北师大毕业，但个性强烈，脾气暴躁，甚而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丈夫尴尬。两人一直在龃龉中过日子。陈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逝世。比较起来，梁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回顾以往，倍增愧然。 对先父梁济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并将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复施予儿子们。他十分尊重、理解、宽容儿子的个性发展。对长子培宽梁漱溟手迹。 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次子培恕“患病”（意指思想、情绪、意向多变、浮躁），他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为社会大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培宽、培恕先后寄于多位亲戚家，十三岁的培宽便为弟弟买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从现留存的父子数十通函札资料看，梁漱溟还是不时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的，不乏儿女情长——大到注意身体健康，用钱不要太苛刻自己以致冻馁，小到纠正信中的错别字。“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 月28日）培宽告诉笔者，有一年他的地理考了五十九分，要补考。父亲看到补考通知单随手退还给了他，一句话也没有批评。因为他相信儿子会知道怎么做的。培宽记忆中一生父亲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他十岁时，在邹平父亲的办公室里乱翻东西玩。父亲打了他一下手心，也只是象征性的。梁漱溟谆谆告诫、提醒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 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素不喜出头露面，不喜张扬，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到更多的磨难。培宽于1953年初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们父子之间也是有分歧的。 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梁漱溟看过后，认为其中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些似当年不曾在会上听到过，推想这可能是在别的场合讲的，现在将它们编写在一篇文字里了。但梁漱溟还是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谅”，“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对此，梁培宽、梁培恕很不以为然。培恕试图劝阻，无效。培宽时在北大，不知；知道后信已寄出。儿子们认为：根本无须表态，故信无须写。“如果一定要表态，应该承认有冒犯之处的同时，应将过去一再表明并无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申述清楚，不可忽略不提。”培宽对笔者说：“父亲只是一味地检讨自己，而对对方却一字不提。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不计前嫌’是大可斟酌的。人家看成政治斗争，而父亲却一心讲道德修养，而只讲自己的修养不足，一味的‘反求诸已’这种以德报怨，有点亏待了自己。” 他们兄弟二人知道敬重父亲的最佳选择是对他精神的传承。梁漱溟去世后， 梁漱溟在“孔研会”讲话。 兄弟两人已先后退休，全身心投入整理父亲的遗著，为其父编辑出版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出版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国内外梁漱溟的研究者。目的是通过整理编辑先父的著作，加深对他的了解，把父亲的思想完整地交给社会，供世人研究。他们只继承父亲的遗志，不继承家产。他们将整理出版父亲著作的数万元稿费，只留下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的几千元钱，其余以梁漱溟的名义全部捐给当年梁氏在桂林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笔者曾代为转赠过一笔稿费。我曾问培恕先生为什么，是不是承老先生不谋衣食、不谋家室的遗训，他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梁氏家风：还斯文于先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