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内助者,唐也。 陈寅恪、唐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伴侣。他们的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结缡于沪上。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嘴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么,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一见钟情,他们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主政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琐碎事务。家中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她的字写得好,把方块字写在纸上,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唐诗。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自1937年日寇入侵,覆卵下岂有安巢,陷入苦难深渊。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在济南车站上车,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惨不忍睹。到香港之后,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获救。因经济窘迫,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怨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社会混乱不堪,食品奇缺,没有饭吃。唐除自己节食外,还忍泪控制孩子们进食,吃红薯根和皮的“神仙饭”。日军烧杀掳掠,遍街建卡设哨,唐怕逃难时孩子们会散失,含泪用毛笔在布上写上小女儿的名字、出生年月及亲友们的住址,缝在四岁小女儿的衣襟里。两个大一点的女儿,怕碰上日本鬼子万一被糟蹋,强行给她们剪男孩头式,穿男孩衣服,惶惶不可终日。1943年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日子,钞币贬值,柴米飞涨。唐常发病,还得照料家中生活。为了能给陈寅恪增加一点营养,喝一口羊奶,家里养了一只跛足母羊,她和未上学的小女儿共同饲养。陈寅恪不顾病目和疟疾之灾,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除完成上课任务外,坚持写完了《论元白诗之分类》、《长恨歌笺证》。学期终了,填写学生成绩单,格子小,纸张劣,陈寅恪看不清楚,唐和女儿帮忙完成。1945年陈寅恪双眼失去光明,手术仍不见效。为了能给病弱的陈寅恪补身体,唐把两件像样的出客衣服送进当铺……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倾心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底留在广州,坚拒不去台湾。1949年“土改运动”冲击了唐的亲属,她害怕,暂避香港月余。后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劝返广州。 唐,本是一家庭主妇。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唐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之手,她甘为丈 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的护士和清洁工全部取消,重任全落在唐一人身上。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干杂活,因他们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被冻结,嗣以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每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教人不忍卒读。 墨池飞出北溟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喻陈寅恪为史学界“北溟鱼”的话,那么唐就是那方广瀚融和的“墨池”。没有她,他是“飞”不出来的。绝对。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 涕泣对牛衣,1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人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陈寅恪又是幸福的。他的人生之旅除了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贤内助外,还有两位好帮手。 远在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有一位女性托人给以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这份情谊,却由此在岭南大学得到延续。她叫冼玉清。 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号“碧琅馆主”,是广东著名女诗人、女学者,也是一位“怪”女性,终身不曾婚嫁。上世纪20年代她便出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她走入陈寅恪的视窗。两家亲人般地相互关怀和照顾。陈家的外到与学校的对话,内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 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碧换新。 也就是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后将祖传遗产四十四万港元捐给国家,将广州房产、书籍、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 另一位女性叫黄萱,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为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不可设想,倘若没有遇到黄萱,陈寅恪晚年的著述将又是一番什么样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萱在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资七十六元一分也没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