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尽管他俩所行的“道”有所不同，在五四 运动来临前夕，保皇党的辜却坚持与蔡同进同退。他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罗家伦对他的形象的描绘当最具代表性：“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学生们对他的辫子当然觉得有趣，发笑。他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真正出语不凡。同学们戏言，谁要想一夜出名很容易，把辜先生的辫子剪掉，中外报纸准会刊登。 上课前，他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说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背诵，同学们倒不怕，最怕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他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冯友兰说：“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如此。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辜鸿铭的辫子，永远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 辜鸿铭与胡适是思想上的论敌。辜常揭胡外语功力不够的老底：“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是瞎胡闹！”“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胡适曾拍马上阵，在《每周评论》上撰《记辜鸿铭》，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剖析辜氏留辫子的原因：“当初是‘立意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了。”指出他并不是真的留恋前清，而是标新立异罢了。不日，酒会上两人正好相逢。胡将那张报纸给辜看。辜阅后厉声斥责：“胡先生，你公然毁谤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道歉。否则，我将到法院控告你！”胡适也不示弱：“辜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半年后，两人再度相逢。胡戏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啊？”辜正色答：“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谁愿意跟你计较？” 对辜鸿铭的这种清高、自大、傲慢和怪癖，蔡元培能容。陈独秀看了曾大发牢骚：“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蔡元培能容忍他摆架子，玩臭格，居然一点也不生气！”更刺激的是，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对于辜鸿铭的种种复辟论调，陈独秀、胡适以及蔡元培都曾把他作为东西方文化论战的靶子，在报刊上唇枪舌剑交锋过。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一时赋闲在家。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月薪五百元。这倒真应了他的老话： “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惟王为尊”一生的辜鸿铭，于1924年初终于见到溥仪一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辜鸿铭赴台湾游历讲学，1927年秋返北京。 1928年4月30日终老于北京。 论名士，说风流，辜鸿铭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是一位矛盾、复杂的人物。温源宁说得中肯：“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他自身的矛盾。 辜鸿铭服赝、推崇我国的固有文化。他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关于愚忠清室，辜氏有一段夫子自道：“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 ——乃忠于中国之政权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氏之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 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的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行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 ——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氏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 他反对乱用洋人。他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那么为什么你们白种人轻视黄种人呢？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并预言：“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说得何等畅快、深刻。 上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没有文化的美国》，调侃美国只有爱伦·坡的一行诗。 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 对于辜氏“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氏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1921年，德国哲学教授奈尔逊对中国留学生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指《哀诉之音》、《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当奈尔逊教授从《泰晤士报》获知辜鸿铭于北大辞职生活穷困时，准备汇款济助。德国人曾将辜氏作品译刊为《怒吼之声》（Vox Clamantis），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读书会，以示尊崇。 上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 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泰戈尔获奖）。 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