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的治学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之上。因此，在治史实践中他追求这种“超越”。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文的研究卓尔不群。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此话未必妥帖，但不失为一家之说。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再生缘》和《元白诗笺证稿》都将传之于后。 在政治上，“在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对峙时，他似乎更不喜欢国民党”，对“八一九”清华大搜捕深为反感，在教授的某些反蒋宣言上，他也签名。有学生被捕，他立即表示愿意保释。1947年国民党以防共为名，在北平搞大搜捕，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联名宣言强烈谴责这一行为，他是列名者之一。1946年他身体不好，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两年再上课。他不肯：“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反映了他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 陈寅恪是诗人，他往往用诗抒发自己的情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念与热爱。1957年元旦，他撰新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当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拥护。肃反期间，中山大学的副校长龙潜当众污蔑陈寅恪的一首诗是怀念台湾日月潭的，并公开在大会上声言：“你不坦白，就枪毙你！”陈寅恪在1956年六十六岁生日寿诗中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以示愤慨。龙潜因极左，高教部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后，陈寅恪的气大概也消了些，数年后在另一诗抄稿中改为：“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显然是心情舒缓多了。但他慨叹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 “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怎能说他对祖国不热爱、对政治不关心呢？ 大概真的“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他的礼遇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且不复述1953年科学院礼聘他北上，他以“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谢却；也不说中大副校长陈序经沿袭岭南大学为陈保留的传统做法：陈可以不参加除上课以外的任何活动；就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门领导相继叩访、嘘寒问暖，已足令人动容。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是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陈序经再三劝说见了。 1961年与郭沫若会见。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慨允并践诺。 1962年胡乔木过访，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 （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 3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还有章士钊和竺可桢等社会名流的造访。 相映成趣的是康生步胡乔木后尘探访，来得突然，“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5 应特别值得写入史册的是陶铸。他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 “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在门前修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一次或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无论“文革”中陈寅恪受了多少委屈、折磨，但他毕竟是幸福的，有谁能享此殊荣？ 且看八方人物对陈寅恪的评头论足： “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吴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极少数人外，鲜有人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陈衡哲） “日本学者白乌库吉曾以中亚史问题向德、澳学者请教，未得解决，柏林大学乃建议请教陈寅恪教授。白乌库吉终于在寅恪的信中得到满意的答案，敬服得五体投地。”（汪祖荣） “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季羡林） “他可能是见过列宁的惟一（最早）的中国人了。”（金克木）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6 注释： 1 读“戏”，意“四十”。 2 指50年代毛泽东访苏，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其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 3 4 5 6 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359—473页及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