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 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 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 “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 “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梁漱溟多年的席潮杰的遗孀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金钱，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终觉“感愧与并”。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三百元工资，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济助一些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40年代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梁漱溟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一百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二百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把自己一百元工资的一半贴给萨空了。 写梁漱溟的友人，政坛首当要提的是毛泽东，学界要写的是冯友兰，还有那个军阀韩复榘。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10 梁漱溟那场“要雅量”酿成“廷争面折”的悲哀往事，世人皆知，毋须复述。梁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龙附凤。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怀中留日，又同渡日本。而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时杨怀中到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绝非泛泛之交。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住在杨怀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拥北大教席，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点头相识，却不互通姓名。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当月薪八块大洋的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11 再以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 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 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生日寿礼。12九十四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地寂寞。” 13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当年说他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想，周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长冯友兰两岁。 他们本有“师生之谊”。据冯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时，梁曾授其印度哲学课。1921年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美留学的冯得知此书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读后致梁一通三千字的长函，谈感想（实际上是书评），并直率地提出“不能赞同之点”。梁漱溟将此信收藏了六十年，聊见他们的诤友情深。后冯也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两人交往不断。1971年岁末，梁回忆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学系故旧多已凋谢，致冯信云：“难得吾二人还在北京，相距尺咫，岂不可一谈耶？”冯请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见甚欢。饭后握别时冯还颂《论语》：“发奋忘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抒情怀。转至1973 年，冯发表“批孔”文章，梁不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一种诤友精神。1985年，冯九十华诞设家宴，冯女宗璞禀父之意电话请梁光临。梁断言拒绝。但即复信说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14磊落大方。冯接信并无愠色，倒觉这种直言，是很难得的。遂命女宗璞寄《三松堂自序》，并信云：“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并期冀“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15梁接到信后，随即阅读，不顾腰病卧床，仍用三四天时间，坚持将书读完。梁见老友在书中意识到“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果这样， “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了。冯的自我剖析，使梁改变了对冯的态度，谅解了，“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遂复函拟往冯寓。冯执意甚诚，由女宗璞陪同于1985年12月24日趋赴梁府相聚。这是梁、冯最后一次晤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又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会见时，梁宽容地听了晚辈宗璞一番“童言无忌”的插话。宗璞慨叹“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16梁最后以己著《人心与人生》相赠，亲题“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梁漱溟晚年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及冯友兰等旧雨，特别关心冯的眼疾，淡淡中透出怀旧的情结。冯友兰并不因梁当年的直言批评而心存芥蒂，而是以友情为重，在梁去世后，撰文悼念，颂扬梁“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 冯友兰送的挽联是：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从上述梁、冯二人的“不快”始，到“为玉帛”止，可知双方都是有理、有礼、有节、有度的，不像有些媒体的夸大其词。 最初《梁漱溟问答录》面世，影响甚大。或因这种问答的形式，让人误以为 “答”是一丝不苟的“实录”，也或因执笔者对问题的描述有失误、措辞不当，有意或无意地拉大了梁、冯两人间的距离。冯友兰之女宗璞立即写了《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以正视听。“问答录”的作者并没提出异议。十二年后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又写《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坦言“问答录” 确有“失误与缺陷”。17无法倾听三方声音的读者，不免产生困惑。鉴此笔者饶舌一番，力求客观地复述一下事情的始末。 梁漱溟与军阀韩复榘的交情不薄。 韩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当过冯的“司书生”。因韩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又善战，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冯治军甚严，韩某次不服军令，冯当众训斥，令其滚，并罚跪于会场外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给他一耳光，才说：“起来吧！”韩复榘一气之下带领部属开往山东。恰冯玉祥正与蒋介石混战，蒋介石乘机立即任命韩为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八年。 梁、韩相识早在1922年，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的官佐讲儒家哲学，当时韩复榘是营长官衔，由这次听讲学认识了梁漱溟。后韩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梁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试验重逢。韩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 韩复榘后来在抗战之初不战而逃。蒋介石为杀一儆百或剪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此外，梁漱溟对梁启超向为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的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的弊端。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四十年的交谊。 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的这种处友方式，他的迂阔与率直在同辈学人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