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年底,周博士离开了TRW回到台湾再次创业,我失去了和他的联系。2000年,TRW的原亚太负责人方先生(也是台湾人),在北京看到了我在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尽管我用了笔名,文中也没有透露周博士的全名,他还是一眼就看出文章是我写的。他把文章复印后发给了在台湾的周博士。一年后,我在北京见到周博士的同事,得知周博士把那篇文章在公司内部张贴了出来。有我这样一个真诚的崇拜者,周博士可能也颇感自豪吧? 负面情绪放大效应 秉性的转变之二平等与尊重 初战告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设计真正产品的挑战了。原理样机和产品还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最后的产品,图像处理需要设计一个专用芯片,而不能再用价格昂贵的FPGA。这首先涉及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离开国内之前,这个项目并没有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合同条款需要补充谈判。总工程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我不好意思让他太费心,自己便硬着头皮冲到了前面。 其实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谈判经历,更别说与国外企业的谈判了。对方有公司的法律专业人士作支撑,而我们总共只有六个人,还全是搞技术的,并且主要在做产品的开发工作。英文的法律语言,常常一句话长得可以有十几行,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已经让我有些头痛,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还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风格。人在压力之下或许会有超常的发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次对方看到我提出的修改文字后,有些好奇地问我是否学过法律。好在合同大的方面已经没有问题,谈判没有拖太长的时间。不过这段谈判,我却首次体验到了律师做事的风格:提出的建议一定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至今也做不到,不知道是否因为我太过书生气,可是律师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吧。 产品开发开始以后,我便把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交给了吴志聪。我主要做一些管理工作,中间也帮助解决一些我搞得懂的技术问题。由于是产品样机,需要实现的功能远远超过了1月份开发的原理样机,软件控制功能也复杂很多。吴志聪的经验不足,工作进展有些拖延,我对他也逐步表现出了不满情绪。大家的工作氛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 有一天,李平找到我,"谢耘,大家感到和你一起工作比较有压力,这种状况好像不太对吧?"他客气地提醒我。话很短,语气也不激烈,可是却让我愣住了。是呀,我们这个担负着整个公司希望的队伍,只有六个人,而公司远在国内,很多事情一时都帮不上忙。我们把吃奶的劲使出来,还未必能够完成任务,我有什么理由用一种消极负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工作?没有谭自强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在2月初完成原理样机?没有李平他们前期产品开发的基础,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解决产品外观等问题?即使吴志聪缺少经验,但是他任劳任怨,谁给了我权力可以蔑视他的辛勤劳动?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更何况至少当时在经验上,我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别人。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的职责是完成公司的任务,而要完成任务,我必须想方设法让大家把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应该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氛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依靠的只有眼前这几个人,我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和抱怨,而是要建设性地帮助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和做学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学生,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学好,但是在工作中,没有大家的配合,你通常只能一事无成。 其实,当你向别人宣泄自己负面情绪的时候,尽管当时你可能得到一种轻松甚至是满足,可你负面的情绪一定会在别人那里引起一定的反应,而且通常会是同样负面的反应。如果你是组织里的一员,这种负面的反应将会在你所处的组织中扩散,最终通常还会以某种形式反馈给你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反馈回来的可能比你当初释放的要强烈许多倍。这种循环,对于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何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去对待你周围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不只是心理的成熟,更需要对这个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世界,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 李平的提醒加上当时在国外特定的环境,引发了我最重要的一次秉性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回国后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开玩笑:"我女朋友的性格要像你这样该多好。"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秉性的改变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到其必要性,也并非不可能。当然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对于成年人。 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的狂妄和傲气已经烟消云散,但是至少我在不停地提醒和反省自己,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平等地与人相处,能够给别人带来的是尊重、支持和帮助,而不是阴霾、抱怨或指责。只有播撒阳光,才能收获果实。 李平的这次批评,尽管并不严厉,但是对我的成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经历了不同的工作环境,逐渐感到真正时时做到平等与尊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